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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 有那么一档节目，一本书，讲的是一些做人交友、待人接物的道理，而栏目名、书名，却叫做《论语心得》。 问题是：《论语》是一本什么书？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傻到说《论语》是一本专讲如何做人交友、待人接物的书。但是一面要讲做人交友、待人接物，一面又要打着《论语》的旗号来说事儿，就不能不对《论语》是本什么书有个说法。于是我们看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易中天教授说的，说《论语》的精神就是“让世界充满爱”；一种是于丹教授说的，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渴望的那种快乐生活”。 这两种说法，听上去都挺好，大概也会得到一些人的认同。但是肯定也有人不同意。今天的张三或李四同意不同意，没法挨个儿去问，我比较有把握的，是我们的老祖宗显然不同意。老祖宗已经把话明明白白地撂在了那儿，叫做：“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够不够用暂且置而不论，有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论语》是一本讲如何“治天下”的书。 一本讲“治天下”的书里，会不会涉及做人交友、待人接物之道？我的回答是：不仅会涉及，而且必定要涉及。我以前讲过，中国的古代圣贤，是有严格标准的，那就是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劝皇帝当明君，二是教百姓做良民。不仅要把这两件事做好，还得除了这两样其他的事一律不做。有弟子请孔子教他怎样种庄稼、种菜，孔子就断然拒绝，说那不是我干的活儿。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劝皇帝当明君，是个特难侍候的活儿。圣贤们都是极聪明的人，这么简单的事理怎会不明白？所以在各种讲“治天下”的书里，讲到这一节时，一律都是只务虚不务实，无非是“仁政”、“德政”一类的空话，对于皇帝们为什么几乎个个都不喜欢实行仁德之政，则一概避而不谈。这方面不好多说，功夫自然就用在了另外一面，那就是教百姓做良民上。所以，讲治天下讲得好的书，在劝皇帝做明君上未必有什么突出之处，但在教百姓做良民上必有出类拔萃的地方。谁好谁差，就在这上头见出了高低。 那么，这个高或低又是由谁来“见出”的呢？圣贤们都是些言论家，既没有加以实行的能力，更没有这个权力。劝皇帝做明君，皇帝听不听他的，他左右不了。教百姓做良民，百姓听不听他的，他同样左右不了。孔子在自己家乡讲学的时候（《论语》就是这类讲学的结果），本来有不少人听，不料忽然出了个叫少正卯的，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也开课讲学，孔子的听众中忽喇喇便有一批人跑去听少正卯的课，不听他的课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直到后来当了官，有了权，上任后所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少正卯杀了。也有人不认账，说没有这回事，那么这只是几种说法当中的一种吧。同样作为几种说法中的一种，还讲到人们为什么更愿意听少正卯的课，皆因为少正卯的课比较讲道理，而孔丘的课往往只讲道不讲理，即只讲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不讲或很少讲为什么应该，为什么不应该。所以我说他们只是些言论家，连理论家都不够。从历史上看，在有那么几百年的时间里，很出了几个圣贤，也写了好几本讲治天下的书，且主张各不相同，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谁也不比谁更高一头或更低一等。惟一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在世时都混得不怎么样。孔丘死的时候，葬于泗水之上，“墓而不坟”，连个坟头都没起。现在的孔林占地3000亩，那是后来的事。这当中，真正的拐点，真正让孔丘从众多圣贤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的，是汉武帝。 经过300多年时间的检验，孔丘的价值终于被汉武帝发现。汉武帝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史学家从不同角度出发，自会有不同的看法。说他大有作为也好，说他穷兵黩武也好，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位认真的历史学家，说他是一个实行“仁政”、“德政”的皇帝。那么，他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决不是因为他看上了孔丘主张当中关于劝皇帝做明君的那一部分。他这个皇帝怎么当，那是需要由他、也只能由他自己来决定的事，即便是做错了，也只能由他自己来下“罪已诏”，倘若某个臣子自以为高明，硬要出头来历数他的种种罪状，他是绝不会对这种臣子讲仁政的。他对司马迁的态度，代表了一个皇帝容忍度的底线。当然，公平地说，一个古代的皇帝，能有他这样的容忍度，能在认识到自己有错时下个罪已诏，已经很不容易了，称得上是凤毛麟角了。这也表明他确实是一位有头脑、有眼光的皇帝，而这种头脑和眼光，也突出表现在他对孔丘价值的发现上。具体讲，就是他最先看出，在所有圣贤当中，把教百姓做良民这个活儿干得最好、讲得最透的，孔丘排第一。他这个看法，不仅在后来的两千年的时间里被证明是正确的，也得到了这两千年里绝大多数的皇帝的认同。如果说这两千年里偶有例外，也就是元朝初期。蒙古人入主中原，一开始不明白孔丘的价值，他们把汉人分为十等，其中“儒”被排在第九等，只比排第十等的“丐”高一等，是名副其实的臭老九。但也就是在那些年里，中国出了个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郭守敬。 即使今天，我仍然佩服汉武帝的眼光。孔丘把教百姓做良民这个活儿，真正干成了一个系统工程，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把为人处世之道，也就是做良民之道，讲得非常全面非常具体，但是这些具体的道，并不是一盘散沙，而是各有所属，处在不同的层次，有的是小道理，有的是大道理，最后是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着小道理。这里面有的是“目”，有的是纲，要做良民，先得举纲，纲举而后，才有目张。什么是孔丘心目中做良民的纲？那就是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来人们把这个加以归纳并略做发展，就是那明明白白标明为纲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之外，还有两个核心：一个叫“存天理灭人欲”，一个叫“克己复礼”。两个核心，归根到底说的还是一件事，克己就是灭人欲，复礼就是存天理。翻开《论语》，开宗明义第二条，就是：“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句话，条理清晰，逻辑严谨，目的明确：讲孝弟，讲仁，归根到底一个目标，就是让老百姓从“务本”上解决“不犯上”、“不作乱”的问题。 前不久，有一张报纸干了一件刁事，以12年一个轮回为藉口，翻出了一桩旧案，即1994年12月8日发生在克拉玛依的大火。大火夺去了323个鲜活的生命，其中有284个中小学生。旧案当中又有旧案，就是当大火初起时，有没有人喊过“让领导先走”。12年后，真相并未变得清晰，仍是有人坚称听到过这一声喊，有人则说没有听到过。这篇报道的刁钻之处，就在于它避开了这个说不清的听见过或没听见过，而是直接引用多个目击者对当时现场的描述，给出了这样一个场景：学生们出于本能站起来以后，又被要求“不要乱，坐下”。而与此同时，坐在中间前几排的领导们“慢慢地往两边散开，从过道慢慢往后走”，“等学生陆续坐下的时候，领导席已经空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那意思就是“让领导先走”这个话有没有人喊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 在那个情形下，应不应该“让领导先走”？很明显，人们抓住这个不放，就是因为它不仅是错误的，简直就是荒唐的。然而这又的的确确是现在人们的道德判断标准。如果证之以《论语》，无论是它的“精神”，还是它的“真谛”，“让领导先走”都是天经地义的！无论是从“尊卑有别”的角度，还是从“长幼有序”的角度，学生们的确都应该“不要乱，坐下来”！ 我承认，拿这个事儿来说《论语》，也含着一点刁钻的故意。要求2500年前的孔丘具有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该有的良知，其实是不公道的。 实际上，我们原可以更简便地把这个道理说清楚。有一些我们今天已被普遍认同的待人接物之道，一些常识性的礼貌，一些最起码的教养，都是《论语》里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的。比如，如果你要求《论语》里给你提供“女士优先”的观念，或者官员应该是公民的公仆的观念，或者“人欲”其实原是“天理”的一部分的观念，更或者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那可能吗？ 面对今天的现实，讲一讲、学一学做人交友、待人接物之道，确实很有必要。然而，既然是讲给今天的活人听的，自然就得按今天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来讲。今天的问题，需要的是今天的答案。如果这里面还有什么说不清、吃不准的地方，那就更应该到现实生活中去找答案，而不是看看2500年前孔丘是怎么说的。“我们心灵所渴望的那种快乐生活”，前提应该是做一个21世纪的合格公民，而不是封建皇权下的良民。从这个意义上讲，拿《论语》说事儿，是舍近求远。而《论语》原是一本讲治天下的书，是教百姓做良民的书，它的“纲”，今天已是完全要不得的糟粕。今天我们听到的那些在《论语心得》大标题下的待人接物之道，其实并不是《论语》所主张的道，它们不仅完全避开了《论语》的“纲”，也不是全部的“目”，只是“目”及其以下的比较具体又比较抽象，因而今天还能用，或者还能变通着用的那一小部分。这种东西，从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文字中都可以找到，不仅可以从《论语》中找到，极而言之，也能从“新生活运动”中找到。从这个意义上讲，拿《论语》说事儿，是舍本逐末。那么，看上去挺聪明的人，为何偏要干这种既舍近求远、又舍本逐末的事儿呢？这就不是外人可以乱猜的了。不过，若是不考虑主观动机，只论客观效果，那么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混淆《论语》的根本性质，以实现封建主义世界观价值观的暗度陈仓，借尸还魂。 最近有一个话题：中国需要一次文艺复兴运动。我对那个文艺复兴运动没有研究，惟一能说得出来的疑惑，就是有多少中国人，真能弄明白五、六百年以前那场发生在欧洲的运动。若要简便、直捷，倒不如把我们自己已经搞了快90年的“五四”运动接着搞下去，直至“进行到底”。也不用提什么新口号，原来的就好：要德先生，要赛先生，打倒孔家店！ 《论语》是本有趣的书 杨绛 我很羡慕上过私塾的人，“四书五经”读得烂熟。我生在旧时代的末端，虽然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里都有国文课，国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数学、理科和英文。我自知欠读的经典太多了，只能在课余自己补读些。 “四书”我最喜欢《论语》，因为最有趣。读《论语》，读的是一句一句话，看见的却是一个一个人，书里的一个个弟子，都是活生生的，一个一个样儿，各不相同。孔子最爱重颜渊，却偏宠子路。钱钟书曾问过我：“你觉得呢?孔子最喜欢子路。”我也有同感。子路很聪明，很有才能，在孔子的许多弟子里，他最真率，对孔子最忠诚，经常跟在夫子身边。孔子一声声称赞“贤哉回也”，可是和他讲话，他从不违拗(“不违如愚”)。他的行为，不但表明他对夫子的教诲全都领悟，而且深有修养。孔子不由得说，“回也非助我者也”，因为他没有反应。孔子只叹恨“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路呢，夫子也常常不由自主地称赞，例如“由也兼人”“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欤?”“子路无宿诺”等。子路听到夫子的称赞就喜形于色，于是立即讨得一顿训斥。例如孔子说：“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子路闻之喜”。孔子接下就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曾称赞他假如穿了破棉袍儿，和穿狐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能没有自卑感，引用《诗经·邶风》的“不忮不求，何用不藏”，子路终身诵之。孔子就说，这是做人的道理，有什么自以为美的。又如孔子和颜回说心里话：“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就想挨上去讨夫子的称赞，卖弄说：“子行三年，则谁与?”夫子对子路最不客气，马上给几句训斥：“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孔子对其他弟子总很有礼，对子路却毫不客气地提着名儿训他：“由，诲汝知之乎?……”子路对夫子毫无礼貌。孔子说：“必也正名乎?”他会说：“甚矣子之迂也。……”孔子不禁说：“野哉!由也。”接着训了他几句。颜回最好学，子路却是最不好学，他会对夫子强辩饰非，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对这话都不答理了，只说他厌恶胡说的人。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夫子会对他讲切中要害的大道理，叫他好生听着：“居，我话汝。”(坐下，听我说。) 夫子的话是专为他不好学、不好读书而说的。一次，几个亲近的弟子陪侍夫子：闵子是一副刚直的样子，子路狠巴巴地护着夫子，好像要跟人拼命似的。冉有、子贡，和颜悦色。孔子心上喜欢，说了一句笑话：“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子如果知道子路果然是“不得其死”，必定不忍说这话了。孔子爱音乐，子路却是音乐走调的。子路鼓瑟，孔子受不了了，叫苦说：“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孔子就护他说：“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以上只是我的见解。据《孔子家语》：子路鼓瑟，有北鄙杀伐之声，因为他气质刚勇而不足于中和。我认为刚勇的人，作乐可以中和，子由只是走调。) 子游、子夏，孔子也喜欢。“吾觉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指的可能就是以文学见长的子游、子夏。子游很认真要好，子夏很虚心自谦。夫子和子游爱开开玩笑，对子夏多鼓励。 子贡最自负。夫子和他谈话很有礼，但是很看透他。孔子明明说“君子不器”。子贡听夫子称赞旁人，就问“赐也如何?”孔子说：“汝器也”，不过不是一般的“器”，是很珍贵的“器”，“瑚琏也”。子贡自负说：“我不欲人之加之我也，我亦欲无加之人。”夫子断然说：“赐也，非尔所能也。”孔子曾故意问他：“子与回也孰愈?”子贡却知道分寸，说他怎敢和颜回比呢，回也问一知十，他问一知二。孔子老实说：“不如也”，还客气地陪上一句：“我与尔，勿如也。”子贡爱批评别人的短处。孔子训他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子贡会打算盘，有算计，能做买卖，总是赚钱的。孔子称他“善货殖，亿则屡中”。 孔子最不喜欢的弟子是宰予。宰予不懂装懂，大胆胡说。孔子听他说错了话，因为他已经说了，不再责怪。宰予言行不符，说得好听，并不力行。而且很懒，吃完饭就睡午觉。孔子说他“朽木不可雕也”，又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说他是看到宰予言行不一而改变的。宰予嫌三年之丧太长，认为该减短些。夫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父母死了没满三年，你吃得好，穿得好，心上安吗?宰予说“安”。孔子说：你心安，就不守三年之丧吧。宰予出，夫子慨叹说：“予之不仁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宰予有口才，他和子贡一样，都会一套一套发议论，所以孔子推许他们两个擅长“语言”。 《论语》里只有一个人从未向夫子问过一句话，他就是陈亢，字子禽，他只是背后打听孔子。他曾问子贡：孔子每到一个国，“必闻其政”，是他求的，还是人家请教他呀？又一次私下问孔子的儿子伯鱼，“子亦有异闻乎?”伯鱼很乖觉，说没有异闻，只叫他学《诗》学《礼》。陈亢得意说，“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远其子也。”孔子只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伯鱼在家里听到什么，不会告诉陈亢。孔子会远其子吗？君子易子而教，是该打该骂的小孩，伯鱼已不是小孩子了。也就是这个陈亢，对子贡说：你是太谦虚吧?“仲尼岂贤于子乎?”他以为孔子不如子贡。真有好些人说子贡贤于孔子。子贡虽然自负，却是有分寸的。他一再说：“仲尼不可毁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陈亢可说是最无聊的弟子了。 最傲的是子张。一门弟子间唯他最难相处。子游说：“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于并为仁矣。” 我们看到孔门弟子一个人一个样儿，而孔子对待他们也各各不同，我们对孔子也增多几分认识。孔子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他从来没有一句教条，也全无道学气。他爱音乐，也喜欢唱歌，听人家唱得好，一定要请他再唱一遍，大概是要学唱吧！他如果哪天吊丧伤心哭了，就不唱歌了。孔子是一位可敬可爱的人。 去妖魔化，去神圣化，还原《论语》 王学泰 1、从内容上看：《论语》是本纪念册 《论语》在过去是《十三经》之一，被视为是记载圣人行迹的经典。其实就《论语》的原始意义而言，它应该是本纪念册，是孔子去世后弟子（包括再传弟子）为追念恩师所编纂的恩师言行录。 孔子不仅是历史上第一位名师，他也把教育学生视为头等大事。他的一生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学生，与学生情同父子。试想，他的离去在弟子心底会形成何等的波澜？一些弟子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让外貌像孔子的弟子有若扮演老师。可见弟子对老师思慕之深。后来他们找到了追念老师的最好办法，就是编一本纪念册，把孔子与他们的谈话、对他们的教导记录下来。这就是《论语》的雏形。我们读《论语》突出感受到的是书中感情的力量。即使记录批评孔子的话（如“四体不勤”之类），我们仍然能够从中感受孔子人格的力量。这是因为记录者的感情在左右着读者。由于“纪念册”中所记的多是孔子感人的一面，或说是“菩萨心肠”的一面，其为政时“霹雳手段”的一面则付诸“阙如”（如孔子为司寇时“诛少正卯”，齐鲁两国会盟诛“侏儒”等，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之类）。因此，《论语》中的孔子不能说是全面的孔子，只是弟子们心目中的孔子。 视《论语》为纪念册不仅仅是我的推测，自古以来也这样看待。《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子弟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论语》。 从这段话可知《论语》内容包括：①孔子回答弟子之问。②孔子回答当时人之问。③弟子们互相传的孔夫子语言。④弟子之间的语言。当时弟子们各有所记。《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子张问孔子出远门应该怎样做，孔子告诉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子张马上“书诸绅”，写在自己的衣带上，免得忘了。这就是一例。孔子去世了，当时孔子是公认的哲人，鲁国的大老，鲁哀公的“诔文”都表现出过度的哀痛。其弟子们悲恸更可以想见，每个弟子都把自己的记录拿出来，经过筛选，编辑在一起，寄托哀思。 汉代把这类有关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记录的书都称《论语》。《汉书·艺文志》中著录《论语》流行本和《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记》（孔子朝见鲁哀公）《孔子徒人图法》（孔子弟子图像）之后说“凡《论语》十二家”云云。可见凡与孔子及弟子言行生平有关，对于孔子有纪念意义的当时都称为《论语》。 我们现在所读的《论语》不是孔子弟子编纂的原始本，孔子弟子众多，“纪念册”不一定就是一种。后来经过多次筛选和编纂，其中留下孔子再传弟子的痕迹。另外，这种形式的“纪念册”不止《论语》一种，“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中一些“语丛”也近似《论语》。 认识到《论语》是众弟子、再传弟子为怀念师尊而编纂的，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其中一些浅白的话（如《乡党》篇中关于饮食和君子行为的话）、自相矛盾的话（如既说《诗三百》的特点是“思无邪”，又说“郑声淫”“放郑声”之类）、不太高明的话（如“勿友不如己者”）也都会记载、流传下来的缘故。弟子各出自己记录下的言行，更多是要从中温习老师和自己相处日子的温馨，并非要造神、造圣，把孔子搞得一贯正确。又由于记载工具的限制不可能动辄千百言，可以把话语的环境背景说得一清二楚，只是把老师所言记下来，弟子们就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就可以回到当时的氛围。对于后世的读者来说，由于不清楚背景，读《论语》则不免如盲人摸象一样地胡猜。我们读《论语》更多的是要体验，注释者责任在于尽量详尽提供当时的背景资料，而不是依靠荒诞的想象，以补经文的不足。 2、从装帧形式上看：《论语》是袖珍本 汉代书籍大多是写在木简和竹简上，高级一点的写在绢帛上。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中引汉代经师郑玄《论语序》云： 《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此则专之简策，当复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 这里所说是指汉代儒家经典的“开本”情况。《春秋》属于“经”，简长二尺四寸（汉尺，合48公分），《孝经》为汉人所著。 文中所说的“专”即“传”，这是解经文字，用六寸的简来书写。而《论语》则用八寸的简书写。凡是官家所发布的典籍都写在二尺四寸的竹简上，“经”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就连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简策，其规格也是48公分和24公分两种。即使是书写在绢帛上也分为48公分和24公分两种，用整幅或半幅的帛，横放直写。可见，当时书籍虽非印刷出版，但即使抄写也要遵从社会上共同遵守的格式。 与社会流行的长达二尺四寸的大书比较起来，《论语》只是个“袖珍本”。当时这类记录孔子言行的小书当有多种流行，上面提到的“语丛”也用近汉尺八寸的短简书写，包括不少孔子或其传人的语录。它们与《论语》不仅在形式上相同，语句上也有相近之处。 为什么这里强调《论语》是袖珍本？作为官方发表的文书和“经”长达48公分，与现代书桌宽度差不多。南北朝以前没有桌子，看书或放在案子上，或拿在手上，长达半米的书只能放在案子上正襟危坐（当时的“坐”接近现代的跪）地看。而“袖珍本”则不同了，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仅16.2公分，比现在的小32开的书还短一些，拿在手中或坐或卧、甚至箕踞（伸直两腿成八字坐着）都可以看。虽然其庄重性大大降低了，但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它更“人性化”了，接近消遣一类的读物了。 3、从作用上看：《论语》是小学教科书 楚简研究者认为“语丛”是语录的形式教科书，是“东宫之师”（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楚宫太子的老师）对学生讲课的话题集，言简意赅，都是三言两语述说一个问题。 汉代《论语》确实也是小学的德育课本和学习经学的入门书。崔寔在《四民月令》讲十一月“砚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农闲时小学生上冬学，《孝经》和《论语》是小学生的入门书。从《论语》的内容也可见这个判断是不错的。顾颉刚先生说：“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的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因为涉及政治就不免有阴谋阳谋、攻占杀伐，不利于儿童健康心理的形成和发展。《论语》中不仅充满怀念的温馨，就是在传播儒家思想观念时也多挟有感情色彩，正适合儿童阅读学习。不仅汉代用它做儿童教科书，古代社会一直如此。唐初李恕的《戒子拾遗》中就说“男子六岁，教之放名（辨别东西）；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傅”。 宋代朱熹把《论语》定为“四书”之一，此后儿童入学先是三本小书“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是《神童诗》《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一类通俗读物。如果上学正规，儿童聪明，这些不用两年就能读完，跟着就读“四书”，从《大学》《中庸》开始，接着就是《论语》。这时学童一般还没有到十岁，《论语》对他们还是很艰深的。那时学童就有：“上论下论难死人”（《论语》分上下卷）的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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