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们只关心要不要判凶手死刑

2016-03-29  唯二之选

台北市内湖区昨天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随机杀人事件,令人心痛的是当街被砍断头的女童只有四岁,而她母亲就在她身边一米开外,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看到女儿在被一个男人拿菜刀狂砍。路人迅速制服了凶嫌,警察随即介入,但四岁小女孩的惨死,看着女儿死在眼前的痛苦母亲,女童家人崩溃的眼泪和质问,以及凶嫌的毫无悔意,这些加起来,迅速激发了社会众怒。在嫌犯被带到警察局和其后移送地检署时,都被大批愤怒的民众层层包围、劈头盖脸围殴。

而“这样凶残没人性的人渣,必须直接判死刑!”的声音,也第一时间发酵成了对于在台湾“推动废除死刑”团体的讨伐。持“反废死”立场的民众(目前来看在六七成以上)认为“废死”根本是乡愿,大批网友也在脸书上要求“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出来回应——面对这样极度恶性的凶手,是不是还不该判死刑?

路旁围观的民众。(杨兆元摄)图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路旁围观的民众。(杨兆元摄)图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

于是事件焦点很快转移到了“死刑存废”的争议上。“废死”是台湾的长期议题,其中的复杂和困难涉及诸多面向,长期无解(其实不独台湾,欧美社会也经历过很多对死刑的争议),但往往会透过单一事件,特别是像随机杀童案这种状况残忍到让人很难保持理性,感情会迅速被愤怒主宰的凶案重新点燃,成为风口浪尖的激辩。事实上,这已是台湾四年里发生的第三起随机杀童案,前面有一起案件里,嫌犯还说自己犯案前上网查过,“在台湾杀一两个人也不会判死刑,我就被关在牢里一辈子就好。”也难怪“反废死”的人气到快吐血。

今次,“反废死”团体号召民众上凯道游行,敦促台湾当局该判死刑就判死刑,不要对死刑“存而不用”。更有蓝营“立委”提出应该修法,恶意杀害幼童应处以“唯一死刑”,而从网民的反应来看,支持者众多。为人父母者将心比心,对于这种杀童事件,从情感上大多不会支持废除死刑。

不管怎么说,这起女童断头案对台湾人内心的冲击都是空前的,因为台湾此前从来没有哪起杀童案是就在妈妈眼皮底下发生的。女童的母亲事后面对媒体所讲的话,情绪虽然克制,却把人推入了更沉重的思考。她说:“这个社会一直在谈家庭、教育以及工作间的平衡,我辞职之后回家带小孩,我没想到这个社会是如此的不安全,我真的很希望政府、各级单位能做些事情,让妈妈安心带小孩,或是让妈妈安心工作。”她不是没有好好去带小孩,她女儿当时距离她只有一米远,只差没有手牵手,但就是这样,就在她眼前,女儿被人拿菜刀把头砍断——光天化日之下,我明明就在旁边,却保护不了我自己的小孩,只能亲眼看着她被砍死——这太难想象,可却实实在在发生了。所以让人冰冷彻骨。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竟已不安全到这种程度?为什么能允许这个社会如此不安全?嫌犯一个人无法承担的沉痛诘问,其实是整个台湾社会要共同分享的痛苦思考,也因而会成为一道集体创伤。

这样的创伤需要多久平复是后话,而眼下我们可以做什么?所有台媒全天滚动播放女童被杀事件,但基本事实就只有那么多。妈妈的绝望、奶奶的痛哭、凶手毫无愧色的脸都循环过无数遍之后,人们发现,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发生的悲剧无可逆转,如何杜绝以后再出现这么丧心病狂的人?也没人知道,连女童妈妈都说“不是靠立法、做什么处置就能解决的”。于是,人们此刻唯一有能力关心的,只有该怎么对待那个令人发指的凶手——他能不能被判死刑?

把“死刑存废”由来已久的争议投射在单一事件上掀起轩然大波,对事件本身当然于事无补。但民众的惊骇、愤怒与压抑,找不到出口,也就只好找支持“废死”的团体出气(或是直接跑去地检署门口追打嫌犯)。人们没办法去准确解释“为什么今天的台湾会发生这样的事?”可又想在“该不该让这个凶手去死”的问题上找到标准答案。于是,焦点被转移、问题被简化,只因为大家都找不到回答背后复杂问题的路径——你又怎么能保证未来不再出现这样的人?一个正在转型的社会结构里,总有人会感到被遗弃。而极端事件发生的几率,就类似于恐怖攻击,台湾人可以不太关心外部的比利时恐攻,却无法对随机杀人案这种来自社会内部的“恐攻”熟视无睹。关心然而无解,既无法预测,又难以面对,整个社会的病症让人无能为力。

“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执行长林欣怡在脸书上写“我真的好希望有个简单的答案。如果有个简单的答案就好了。”其实支持与反对“废死”的双方,恰恰都太想要个“简单的答案”。她的文章一po出来,马上有网友留言攻击:“你就是帮凶”、“都是倡导人权的废死联盟害的”——支持“废死”就是跟杀人犯站在同一阵线,也就等于是在伤害社会。言辞再激愤些的,干脆直呼“让废死联盟去死”、“废死联盟应该站出来承担责任”,感觉好像根本是“废死联盟”杀了人、或是教唆嫌犯去杀的人。

尽管我认为一起社会效应如此沉重的恶性案件发生后,只讨论“要不要判那个凶手死刑”是过于简化而且失焦的逻辑,但却能够理解针对“死刑”这种惩罚机制的两种迥异立场。事实上,支持“废除死刑”的人,也并不比“反对废除死刑”的人更理性超然高尚文明,这不是理性与感性的问题,而只是不同的价值、教育与信仰所构筑成的不同逻辑链,因而没有高下之分,也不是对与错的判断,只是选择之别。如果我们觉得说“废死”更为文明理性的话,那其实福柯在《疯癫与文明》里就讲过,人类文明史只是一场所谓的“理性对非理性的胜利”,所有我们现在认为“理性”的东西,都只是被历史所建构出的话语——而之所以目前无法走到“废死”的“更文明阶段”,只因为我们的历史还没建构到那一步。

我昨晚和一位对“废死”有所保留的朋友讨论,他的态度就是:“如果把废除死刑当成台湾未来文明社会的指标,我是赞同的。”但如果在迈向文明社会的前进过程中,急推“废死”议题,就显得有些本末倒置——他说:“‘废死’团体试图透过废除死刑,提高台湾社会的文明程度。可我觉得步骤不对呀,应该是在人民的文明提升之后、在社会八九成以上的人都有赞成‘废死’的共识之后,再去转变。”

而另一位对“废死”看法保守的朋友是五年级生,他坦言说:“我们那代人从小到大,媒体也好、普罗大众也好,给我们的教育,就是杀人有王法管。那现在你跟我说,杀人不用偿命。以我的价值观来讲,当然我会质疑啊。也许新的世代会有更多元的包容,毕竟他们接受的教育和我们不一样。”

价值观之外,误将司法问题和人权问题混在一起谈,也是“反废死”人士对“废死”的challenge之一。每次“废死”团体出来谈人权时,总要面对这样的质问“杀人者难道没有先去剥夺别人的人权吗?”那如果有,为什么不能用公权力给他惩罚?

马英九,马英九,

而站在支持“废除死刑”的立场上,蔡英文过去曾批评过马政府没有与台湾社会沟通“废死”议题的愿景,她认为“废死”需要政府机制和程序的配套,需要进行必要的社会说服,而马政府完全没有做行政上的准备,让大众觉得政府在该议题上摇摆不定,没有一个明确立场。不过如今,一向走不出“废死”迷思的民进党,要如何因应女童断头惨案的强烈社会回响,去跟民意沟通,也是对新政府行政策略的考验。

那位五年级生,末了跟我说:“不是说我多反对‘废死’,只是在现阶段,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杀人不偿命。”

这种似乎也挺合逻辑的“一命抵一命”,触动我想起了汉娜·阿伦特所讲的“宽恕”。在我看来,她对“宽恕”的阐释,可能是她笔下最为光芒万丈的哲学文字。阿伦特认为,唯有宽恕,能够透过行动去解决“行动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宽恕是一个终点,它打破了冤冤相报的循环,它是世间最为不可预测的行动,它也终止了一切行动的不可预测性。不过后来这种观点总被误读,有太多人认为阿伦特是在讲“因为大爱,所以宽恕。”完全大错特错,的确在阿伦特那里,有give,才能forgive,而爱则是能超越自身界限的give——但有爱,却不一定会有宽恕。因为阿伦特说过,宽恕是个例外,它的极度珍贵就在于,宽恕别人,是对自己的救赎。但没人知道它何时到来,连宽恕者自己都不知道;正因为此,加害者并不能主动去要求宽恕。

让仇恨的循环结束在“宽恕”里,可遇不可求,人性毕竟没那么伟大。而对于大多数台湾人来说,社会上有“废死”的讨论当然很好,但在讨论不出一个共识之前,也唯有相信现行法律。的确,呼吁将斩首女童的凶嫌处以死刑,既不解决问题也不能弥合伤害,然而民众始终需要一种方式,安放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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