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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言云：“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君而事。”祖先的生存智慧总结出至理名言。因为遇人不淑，或者明珠暗投，以至“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受牵连跟着倒霉的事屡见不鲜。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做不完的检查划不清的线，认不清的形势站不完的队”，表达着对选择的困惑。时至今日，官场上仍然有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不怕思想观念上犯糊涂，就怕跟人站队上栽跟头。”
历史的转折关口，往往是风云人物命运的拐点。荀子说：“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衢涂为十字路口，在改朝换代“城头变换大王旗”之际，走错“跬步”，差之丝毫，失之千里，一失足成千古恨，到时候就哭也来不及了。你投靠哪个政治营垒？往往决定着政治家的人生命运，当面临历史的十字路口之际，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行？是踩油门“开弓没有回头箭”勇往直前，还是踩刹车悬崖勒马“浪子回头金不换”？此刻的选择决定着你的人生命运。
秦朝的开国功臣李斯，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在改朝换代的关键时刻，因为站错队而招致杀身之祸的高官。 李斯面临“杨朱哭衢涂” 苏东坡有名篇《隐公论》：描述了周桓王八年（公元前712年），当继位的宫廷斗争愈演愈烈面临生死抉择关头，懦弱的鲁隐公麻木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终至惹来杀身之祸。 苏东坡由鲁隐公事件，引申出秦朝丞相李斯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的错误选择。苏东坡这样写道：“二世欲杀扶苏，而难李斯，则赵高来之”。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46年），秦始皇第五次巡行。巡行的路线是：从咸阳出发，出武关，沿丹水、汉水流域到云梦，沿长江东下直至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南），登会稽山，祭大禹，并刻石留念。再沿海边走，向北抵达琅邪郡。丞相李斯，中车府令兼管符玺令事务的赵高，都随驾巡游。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长子扶苏思想倾向于儒家，“以数直谏上”，不同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劝父皇施行仁政，惹得秦始皇不快，“上使监兵上郡”，派他到戌边的蒙恬处监兵。小儿子胡亥最受宠爱，请求跟从出游，“上许之。余子莫从”。 七月北归之时，秦始皇到沙丘（今河北钜鹿县东南），“病甚”，命令赵高撰写诏书给公子扶苏说：把军队交给蒙恬，赶回咸阳与灵柩会合安排葬事。“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诏书和玉玺都在赵高处，只有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和最亲近的五六个宦官知道秦始皇已死，“群臣皆莫知也”。丞相李斯认为皇帝是在巡视途中驾崩，还没有正式确立太子，所以不公布秦始皇死的事，把尸体安放在一辆既能保温又通风凉爽的车子里，“百官奏事上食如故”，百官奏事及进献饮食还像往常一样，宦官就假托皇帝从车中批准百官上奏的事。 封建王朝的血缘世袭制，决定了每逢皇帝驾崩，“一朝天子一朝臣”，总面临着重新洗牌，权力再分配的一个关键时刻。 那个历史上有名的奸臣赵高，认为机会千载难逢，就开始动了邪门歪道：他扣留下秦始皇给扶苏的印玺和诏书，怂恿公子胡亥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皇帝去世了，没有诏书封诸子为王而只赐给长子扶苏一封诏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皇帝只赐诏书给长子扶苏，圣意已经很明显，扶苏一到就立为皇帝，还有你什么事？ 胡亥还算本份，说：“明君知臣，明父知子”，贤明的君主了解臣子，贤明的父亲了解儿子。父亲临终既未下命令分封诸子，我还能有什么话可说？赵高着急地启发说：“话可不能这样说。当今天下的大权，无论谁的生死存亡，都在你、我和丞相李斯三人手里掌握着！希望你好好思前想后：驾驭群臣和向人称臣，统治别人和被人统治，在人屋檐下看人脸色讨生活和君临天下金口玉言，可是冰炭两重天！” 赵高感悟到形势的严峻，秦始皇之后，究竟是由长子扶苏继位，还是由自己任师的胡亥登基，对自己的命运将有着天渊之别。 胡亥说：“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废黜兄长而立幼弟，这是不义；不执行父皇的遗嘱而另行一套，这是不孝；自己才能浅薄，依靠别人的帮助而勉强登位，这是无能。这三件事都是大逆不道的做法，天下人也不服从，我自身遭受祸殃，国家还会有血光之灾。 赵高说：“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商汤、周武杀死他们的君主，天下人都称赞他们行为符合道义，不能算是不忠。卫君杀死他的父亲，而卫国人民称颂他的功德，孔子还记载了这件事，不能算是不孝。成大事者不能拘于小节，行大德的人也不是谦谦君子。十里乡间各有其俗，文武百官各有各的行事方式。顾忌小节而忘了大事，日后必生祸害；关键时刻犹豫不决，将来一定要后悔。果断而大胆地去做，连鬼神都会回避。你按我说的去做，将来一定会成功。 历史上那个著名的“指鹿为马”典故，就出于赵高之身。据《史记》载：“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史称赵高生就三寸不烂之舌，是有名的能言善辩之人。口若悬河舌如利刃，一张嘴两层皮，信口雌黄能东能西，能把鹿说成是马，也不愁把死人说活。 胡亥为赵高的利害分析所打动，只是还心存顾忌地说：“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现在父皇尸骨未寒，丧礼也未结束，我怎能把这件事提出来呢？赵高说：“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赢粮跃马，唯恐后时”，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机遇短暂得像是夏日里的闪电稍纵即逝，就像携带干粮赶着快马赶路一样，唯恐耽误了时机！你再犹豫不决，黄花菜也凉了。 承继大统君临天下，这是挡不住的诱惑。胡亥终于认同了赵高的主张。但胡亥仍然心存顾忌：“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如此篡改圣旨，丞相李斯能否同意配合呢？ 赵高自信地大包大揽说：“只要你拿定主意，其它的事尽管放心，说动丞相的事包在我的身上。”功臣罪臣，一念之差 要想矫旨篡位，丞相李斯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在秦王政灭六国的统一大业中，李斯作为廷尉，立下汗马功劳。秦统一天下后，李斯率群臣尊秦王政为皇帝，创建了华夏的第一个大帝国。此后，在制定国体国策时，王绾等功臣提出，地域广阔难以管理，应该仿效周朝分封诸王子与功臣为诸侯，因而引发了那场决定历史走向的“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李斯力排众议，指出周文王、周武王分封的王子功臣太多，原本有着血缘关系的众诸侯为了争权掠地，后来都反脸为仇，形成春秋战国数百年之乱局。今天好容易一统天下，怎么能开历史的倒车，重新退回周文王时代？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以下为县。郡县制比之分封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这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所以，“祖龙魂死秦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这一制度在秦以后的封建帝制社会里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
李斯任丞相期间，还帮助秦始皇统一了华夏的文字。中国的文字从新石器时代彩陶刻画文字的萌芽，经过商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战国时代由于群雄割据，“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因而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使这一时期的汉字形体产生了地域性的差异。原本表达同一意思的字，写法上却往往齐秦有异，燕赵不同。因此，国家的统一必须确立一种统一的官方文字。许慎的《说文解字·叙》记载：“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李斯擅长书法，奉秦始皇之命，将大篆字体删繁就简，整理出一套笔划简单，形体整齐的文字，叫做秦篆，这就是秦统一文字小篆的由来。秦始皇看了这些新书体后，很满意，于是就把它定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当时，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不太熟悉，很难写得称心如意。李斯就和赵高、胡毋等人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范本，供大家临摹。李斯又推广一个叫程邈的小官吏创造的一种书体，进一步简化了篆书曲屈回环的形体结构，形成新的书体———隶书。从此，隶书便作为官方正式书体，始于秦，盛于汉，直到魏晋楷书流行才渐被取而代之。 但作为书法艺术，篆书、隶书因其独具一格，深受后人喜爱。中国书法四大书体真、草、隶、篆，隶、篆占其半壁江山。鲁迅先生称赞李斯的统一文字：“然子文字，则有殊勋。”他的书法“小篆入神，大篆入妙”，被称为书法笔祖。
李斯任丞相期间，还统一度量衡。秦统一之前，中国的度量衡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国诸侯按照自己的喜好，制定了不同的计算单位和不同的计算进制。这种原始状态复杂多变的度量衡，是政治割据社会的产物，大一统的秦王朝建立后，成为影响秦王朝经济交流和发展的严重阻碍。在李斯的组织实施下，把度制以寸、尺、丈引为单位，采用十进制计数；量制以合、升、斗、桶为单位，也采用十进制计算；衡制则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固定下来。为了有效地统一制式、划一器具，李斯又从制度上和法律上采取措施，以保证度量衡的精确实施。几千年来，李斯丞相期间制定的度量衡，在此后的朝代更迭中大同小异，一直延用至今。
李斯任丞相期间，在交通方面也有“修驰道、车同轨”这样的大手笔。庞大的中央集权要想在辽阔的疆域上政令畅通，物资交流便利，就必须改变以往的交通条件。李斯建议让全国的车轨统一，并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李斯以京师咸阳为中心，陆续修建了两条驰道，一条向东通到过去的燕、齐地区（今河北、山东一带），一条向南，直达吴楚旧地（今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这种驰道路基坚固，宽50步，道旁每隔三丈种青松一株。后又修筑“直道”，由九原郡直达咸阳，全长1800余里。又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筑“五尺道”，以便利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在湖南、江西一带，修筑攀越五岭的“新道”，便利通向两个地区的交通。就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为与道路配套，李斯还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六尺，以此保证车辆的畅行无阻。现代经济学认为，要致富先修路，交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先行官，而早在二千多年之前，李斯已经高瞻远瞩地具有了这样超越时代的先进观念。
在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也就是命丧沙丘之前，李斯向秦始皇上了最后一道重要的奏折：废除秦以外沿用的六国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秦统一中国后，流通结算的货币，依然沿袭过去的形式。市面上布币、刀币、贝钱、圆钱等六国货币混合使用，市面十分混乱。因此，统一货币及结算制度、把货币铸造收归国有，便成了当务之急。在李斯的主持下，货币规定了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每镒重二十四两，以铜半两钱为下币，一万铜钱折合一镒黄金。并严令珠玉、龟、贝、银、锡之类，退出流通仅可作为装饰品收藏。把货币的铸造权收归国有，私人不得铸币，违者定重罪。李斯此举被后世认为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秦灭六国后，统一币制，李斯主持铸造的半两钱（俗称秦半两），成为法定货币。从此方孔圆钱作为中国古货币形态固定下来，一直沿用到清末，成为我国钱币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机制币才取代了方孔圆钱。
……纵观李斯这些作为，可以这样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名相重臣比比皆是，累世之功不乏其主，但大多不过功在当朝，时过境迁烟消云散。而李斯几乎所干每件大事，都能产生影响延及千年，荫及后代。以至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评价李斯：“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司马迁认为，如果李斯不是因为一念之差误上贼船，其功绩直可以与周公、召公相媲美了。 命运选择的“误区” 面临如此性命攸关的选择，我想，李斯的内心一定有过翻江倒海的激烈斗争。 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赵高与李斯两人意味深长的对话，从中颇能窥视到李斯当时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 赵高对李斯说：“始皇帝逝世，赐给长子诏书，立为继承人。诏书还没送出去，现在皇帝逝世了，赐给长子的那份诏书和皇帝符玺都在胡亥那里。现在，确立由谁继承大统，取决于你我了。” 李斯闻言诚惶诚恐：“你我二人，深受皇帝恩宠，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不是人臣该说的话？” 赵高不急不慌胸有成竹，缓缓问道：“您自己估计，您的能力和蒙恬相比怎样？功劳大小和蒙恬相比怎样？谋虑远大而没有失算和蒙恬相比怎样？跟天下没有仇怨跟蒙恬相比又怎样？” 李斯说：“何须相比，我在这几方面都不如蒙恬。但这与你的话题又有什么关系呢？” 赵高说：“我本不过是宫内一个奴仆，幸而凭着公文书写能力进入秦宫，管事二十多年了，没曾见秦朝任免的丞相功臣有持续受封两代的，最后都是被杀身亡。一朝天子一朝臣，如若长子扶苏继位，则必用蒙恬为丞相，你别指望还能带着通侯印绶荣归故里。我接受命令教育胡亥，数十年下来，我最了解他的为人处世。他慈祥仁爱忠实厚道，没有‘伴君如伴虎’之忧患。秦各位公子没有比他更适合的继承人了。我希望你慎思之拿定主意吧。” 李斯说：“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诏，听天之命，何虑之可定也？”李斯还是试图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 赵高进一步晓以利害说：“平安可能转为危险，危险可能转为平安，不能控制安危，要超人智慧有什么用？” 李斯说：“我李斯不过上蔡民间一个平民，皇帝加恩把我提拔为丞相，封为通侯，荫及子孙，皇帝把国家安危存亡的重任托付予我，我怎能辜负皇恩呢？人臣要恪守各自本份，希望你不要再说了，再说就是让我犯罪了。” 不敢再让说下去，本身已经流露出内心的动摇。耳不闻心仍静。 赵高继续着劝解“催化”工作：“圣人者能审时度势，顺应变化。月晕而风础润而雨，透过现象就知道本质，观察动机就知道最终目的。事物本来就是这样迁徙转移，哪有一成不变的道理呢？现在天下的命运操在胡亥手里，我们要察颜观色体会胡亥的心意。秋霜下降，草木花叶就要 坠落；冰解水流，万物就要生长。这是必然的效应呀。你怎么对形势的判断，这样的迟钝麻木呀？！” 李斯说：“我听说晋国更换太子，三世不安定，齐桓公时儿子兄弟们争立，桓公死后，陈尸六十七天才得安葬。纣杀亲属，不听劝谏，都城变成废墟，国家终于灭亡。这三件事违背天意，搞得宗庙都无人祭祀。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怎么能搞这种叛逆阴谋呢！” 赵高说：“上下一条心，才可以长保富贵，而你我一致，事情就不会败露。你听从我的计谋，就能长保通侯的爵位，代代相传。如若现在还想缩手回头放弃不干，已经来不及了，灾祸可就要连累子孙。你可要好生掂量：‘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赵高既然敞开了阴谋，就已然 是如箭在弦开弓没有回头箭了。于是，“图穷匕见”露出了不容违逆的凶相。 李斯毕竟是“识时务的俊杰”，他权衡利害仰面长叹：“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讬命哉！”于是，李斯听从了赵高。 苏东坡在《隐公论》一文中说：“李斯听赵高之谋，非其本意，独畏蒙氏之夺其位，故勉而听高”。李斯听从赵高的主意并非出于本意，但在对自己利益的斟酌权衡中，还是“勉而听高”上了贼船，最终落得“具五刑于市”，整个家族跟着受牵涉而祸及三族。 苏东坡在文章的结尾处写下这样的感概：“使斯闻高之言，即召百官陈六师而斩之，其德于扶苏，岂有既乎？何蒙氏之足忧？”苏东坡对李斯的命运做出这样的假设：如果李斯得知赵高的阴谋，立即召集“六师”，诛杀赵高而迎回扶苏，则功莫大焉，岂不相位更加巩固？苏东坡想不明白：以李斯辅佐秦始皇之才，怎么竟会如此“下愚”？岂不哀哉！ 司马迁大手笔，这段精彩的对话，把赵高的晓以利害步步紧逼和李斯的首鼠两端退无可退，两人的各自心态描绘得活灵活现。 萨特有一名言：“选择即自由。这是一个明朗得有点让人伤感的命题。因为我们看到：在选择背后，‘个人’支配的意识是如此稀薄。”存在主义的鼻祖克尔恺郭尔写过一篇著名的哲学论文：《非此即彼》。“非此即彼就是不能亦此亦彼”，这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最早提出的人类选择中的两难困境。存在主义哲学认为：“我们是在比较中选择比较好的。”这就有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意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天地，人人都受制约于自己生存环境的种种矛盾纠葛之中，无法超脱，无法回避。
一枚钱币抛到天空，落下来时已然决定了命运。有时看似选择，其实是“自古华山一条路”。 “老鼠哲学”中寄寓的心理潜台词 后世广为流传李斯的“老鼠哲学”，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李斯面临选择时的心理依据。 李斯的“老鼠哲学”典出司马迁的《史记·李斯列传》： 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李斯还在青春年少之时，有一天上厕所，古时的厕所不是我们现代生活中的抽水马桶，而是那种农村的粪坑。坑挖得又深又大，坑上放一块木板，人就蹲在木板上大便，叫做“蹲坑”。由于坑深，大便拉出来要好长一段时间才会落坑，所以声音很大，每每把茅厕里偷屎吃的老鼠吓得四下逃散。看着那惊魂失魄又瘦又小的老鼠，李斯联想到官仓里的老鼠：那些在官仓里偷米吃的老鼠，一只只长得肥硕且毛色光鲜，见了人不仅一点不怕，还会瞪起它的“贼眉鼠眼”，倒好像是你冒犯了它的领地。当李斯把这两种老鼠对比着思索时，心里顿悟出一个哲理：“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同样的鼠类，为什么待遇如此天壤之别呢？一切都是“在所自处耳”，人的命运由所处环境决定。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就不能身居茅厕，而一定要奋斗到官仓里去。 李斯认识到，为了飞黄腾达，成为“官仓中的老鼠”，李斯辞去楚国上蔡郡的小吏，到齐国求学，“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集大成者，他的思想更接近于法家的主张，是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即所谓的“帝王之术”。 李斯在学成辞别师尊荀子时说了这样一番话：天机一瞬，稍纵即失。现在，群雄逐鹿大国争霸，正是有志之士鲲鹏展翅之际。今秦王雄心勃勃欲实现一统帝业，这正是平民鱼跃龙门的机会。身处卑贱地位而不思积极进取，就像禽兽看着肉而吃不到口。这种人空长了人面而如同行尸走肉白活在世上。所以，“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耻辱没有比身处卑贱地位更为耻辱；悲哀没有比身陷穷困潦倒更为悲哀。长久处于卑贱穷困地位，却抨击世上的荣华富贵，标榜自己清高无为，这不是士人的真实感情。所以我要到秦国去寻求我的事业了。 李斯到秦国，恰逢庄襄王去世，“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先是想方设法傍上了当时权势炙手的秦相国文信侯吕不韦。在吕不韦的手下当“舍人”。吕不韦很是欣赏李斯的才能，就转而推荐他为皇帝的侍从。使李斯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经过几番不失时机的进言，秦王认为言之有理，于是任命李斯为“长史”，秘密派遣他带着金银财宝去离间各国诸侯。再次获得成功后，秦王升任李斯为“客卿”。仕途在李斯面前展开一条五彩缤纷之路。 李斯在劝说秦王兼并六国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胥人者，去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平庸的人往往失去时机，而成就大功业者，往往在于他能捕捉到千载难逢的机遇，并下得了决心利用之。这句话成为李斯人生奋斗的座右铭。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对于一个热血青年而言，从政议政，“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是挡不住的诱惑。
萨特在《理性时代》一文中说：自由选择，说到底是为自我存在而选择。“我要的是：自己只像自己”。 人是通过选择而实现了自我。“懦夫使自己懦弱，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 萨特还说过这样的话：选择固然是自由的，但必须是“慎重”的，每个人要对自己选择的后果“承担责任”。
李斯急于用世，急于崭露头角出人头地，只要达到目的，手段可无所不用其极的性格，在其一开始迈向人生之路，就已经潜伏下他悲剧的祸根。 “有你无我”的残酷竞争 封建体制的金字塔式结构，决定了权位只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占住茅坑不拉屎，别人再急厕屙在裤子里也没辙。这也就决定了官场的竞争必然是你死我活，弱肉强食。任何强势的政治人物必然有强劲的竞争对手。 赵高所以信心满满，一定是吃透了李斯的“人性劣根性”，他拿蒙括与李斯对比来说事，隐射了当年李斯与韩非子之事，正刺中了李斯的命穴 软肋。 当年，正当李斯在秦国平步青云志得意满之际，出现了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司马迁在《史记·韩非列传》中有这样记述：“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与李斯同是拜荀子为师的同窗好友。韩非子继承发扬了荀子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韩非因说话口吃，不善辩说，但善于著述。韩非忧虑韩国太弱，多次上书献策，但都未能被采纳。于是，韩非子发愤著书，先后写出《孤愤》《五蠹》《说难》等。李斯是一个自视很高的人，但自认为学问比不上韩非子。 司马迁在《史记·韩非列传》中，讲述了韩非子入秦后的遭遇：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韩非子的书《孤愤》《五蠹》等传入秦国，秦王十分欣赏韩非子的才华，相见恨晚地感叹说：“我要是能见到此人，与他交往，则死而无憾矣。”不久，因秦国攻韩，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子，并派他出使秦国。这等于是送货上门，瞌睡给了个枕头。秦王决心留下韩非子为己所用，正在犹豫不决之中。李斯知道韩非子的本事比自己大，有了危机感，深怕秦王如若重用韩非子，对自己的前途极为不利，于是就向秦王吹起了耳边风：“韩非是韩王的同族，大王要消灭各国，韩非终归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用他则难免投鼠忌器，但如果大王不用韩非，把他放走，以韩非之雄才大略，就给秦国留下后患无穷。用不得放不得，不如干脆把他杀掉一了百了。”秦王听信了李斯的话，把韩非子抓起来。李斯生怕夜长梦多，很快派人给韩非子送去了毒药，叫他自杀。韩非子想要当面向秦王陈述是非，根据秦国法令的规定，狱中的囚犯无权上书申辩又不得见秦王。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韩非子已经死了。 《尚书·大禹谟》中，记载了舜对禹说过这样一番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大概可以这样理解此话的含义：人都是凡夫俗胎，胸臆中总有两颗心，一个叫人心，一个叫道心。人心最危险，道心最微妙。两者之间，时时刻刻在那里作着生死搏杀。人心战胜道心，就堕落为小人；道心战胜人心，就上达成君子。是放纵人心还是固守道心，往往就在人的一念之间。每个人都有着本能欲望与理性束律之间的激烈斗争，一定要把持住心中的这架天平。李斯为了自己仕途的飞黄腾达，留下过不光彩的劣迹。
赵高正是抓住了李斯人性中的弱点，“乘虚而入”把他逼上了贼船。 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 在秦始皇执政的第十个年头，秦国发生了一件事：韩国有个名叫郑国的人来到秦国，貌似为秦国出主意，怂恿秦国大兴土木，超越现有国力开掘贯通全境的灌溉系统，以牵制消耗秦国的国力。不久，计谋败露，于是秦国宗室大臣纷纷进谏说：“诸侯各国人士来秦服务，大都是心怀叵测居心不良，实质是为自己国家着想。应该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秦始皇大怒之下接受了宗室大臣们的意见，下令驱逐所有客卿，李斯当然也在被逐之列。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李斯写出了他传诸后世的锦绣名篇：《谏逐客书》。 早在中学的语言课本上，我们已经读到李斯的这一名篇。李斯字通古，名副其实博古通今，他在上秦始皇的这本奏议中，列举了秦朝历代选用外来人材的事例：从前秦穆公寻求贤士，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又从宋国迎来蹇叔，还从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位贤人，不生在秦国，而秦穆公重用他们，吞并国家二十多个，于是称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人民因此殷实，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意为国效力，诸侯亲附归服，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土地上千里，至今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策，攻下三川地区，西进兼并巴、蜀两国，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汉中，席卷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东面占据成皋天险，割取肥田沃土，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使他们朝西事奉秦国，功烈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和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蚕食诸侯领土，使秦国成就帝王大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而不予接纳，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力，而让秦国没有强大的名声了…… 秦始皇不愧是开国明君，闻过而喜从善如流，李斯的雄辩说服秦始皇收回成命，“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 果断地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仍然受到重用，并被加封为廷尉。 这时，面临杀身之祸的郑国也向秦始皇进言：“韩国让秦国大兴水利建设工程，当初的目的是消耗秦国实力，但水渠修成之后，对秦国也是有利的。尽管兴修水利，减轻了秦国对东方各国的压力，让韩国多存在几年，但修好渠却‘为秦建万代之功’”。秦始皇并未因人废言，他觉得郑国的话不无道理，决定不杀郑国，让他继续领导修完水渠，这就是后来闻名于史的郑国渠，它对发展繁荣秦国积蓄吞并六国的经济实力，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 李斯的文章写得文采飞扬思虑深邃逻辑严密，以至被鲁迅称之为：“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孔子有言：“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谏逐客书》成为李斯的《春秋》。这一突发的“间谍事件”成为一个预兆，警示着李斯仕途上的凶险。也许此时李斯见好就收，还可以“平安着陆”全身而退。然而，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辉煌时嘎然止步。李斯开始一步步走向他“锦绣前程”的“物极必反”。 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还记载了李斯春风得意时的一件事： 由于秦始皇的宠信，不仅李斯官运亨通，他的子女也都跟着沾光。李斯的长子李由做三川郡守，掌握了一定的军政大权；其他儿子们都娶了秦皇室公主，女儿们都嫁给了秦皇室公子。有一次，李由从任上回到咸阳，李斯摆设家宴，百官都来赴宴祝酒。门里门外车辆数以千计。李斯不禁感概道：“唉，我听师尊荀卿说过，‘物忌太盛’，事物要防止发展过头，我李斯只是街巷一平民百姓，皇上不了解我才能的低下，将我提拔到如今的高位，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富贵到了极点。事物达到顶点就要转为衰败了，真不知我日后会是个怎样的结局？” 也许在那一刻，李斯曾有大彻大悟的一瞬。但他终究没能抵御住人性中贪欲的弱点。 上了“贼船”只能“随波逐流” 赵高在劝说李斯时曾这样介绍胡亥：“慈祥仁爱忠实厚道，没有‘伴君如伴虎’之忧患。”然而，这只是对君王未继位前的判断。“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胡亥一朝君权在握，马上露出顽劣的本性。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实施苛政暴法，杀死了大臣蒙毅等人，十个公子在咸阳街头斩首示众，十二个公主也在杜县被分裂肢体处死，财物没收归皇帝所有，连带一同治罪的不计其数。胡亥的法令刑罚一天比一天残酷，群臣上下人人自危，胡亥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此起彼伏的反叛浪潮。 “李斯数欲请间谏，二世不许”，李斯好几次想进谏劝说胡亥改邪归正，谁料胡亥是个好歹不分油盐不进的昏君，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质问李斯：我听韩非子说，尧统治天下，殿堂只不过三尺高，柞木椽子直接使用而不加砍削，茅草做屋顶而不加修剪，即使是旅店中住宿的条件也不会比这更艰苦的了。冬天穿鹿皮袄，夏天穿麻布衣，粗米作饭，野菜作汤，用土罐吃饭，用土钵喝水，即使是看门人的生活也不会比这更清寒的了。夏禹凿开龙门，开通大夏水道，又疏通多条河流，曲折地筑起多道堤防，决积水引导入海，大腿上没了肌肉，小腿上没了汗毛，手掌脚底都结满了厚茧，面孔漆黑，最终还累死在外，埋葬在会稽山上，即使是奴隶的劳苦也不会比这更厉害了。难道担惊受怕当皇帝就是为了享受这样的生活？一个安定天下治理万民的君王，倘若连给自己捞好处都不会，又怎么能治理天下呢？你既然是我的第一高参，请你帮我出出主意，怎么才能为所欲为而又永享天下没有祸害？ 面对这样一个黑白不分拿了无耻当享受的君王，再足智多谋的李斯也只能一筹莫展。上了“贼船”，只能由着惯性而“随波逐流”。这时，李斯的儿子李由镇压农民起义进军不利，大将章邯要追查李由的责任，并讥讽李斯的无能。胡亥不是对现状反省自己，反而屡次叽诮责备李斯说：“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你官居人臣高位，却不能为君王分忧解愁，要你何用？李斯因此心中恐惧，于是只得迎合秦二世胡亥，提出一套“督责之术”。 李斯的所谓“督责之术”，实际上就是用严刑酷法维护君王的独断专制。李斯在《论督责书》中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李斯认为，君主对臣下和百姓实行“轻罪重罚”，使得人人自危，不敢轻举妄动唯君王马头是瞻。只有实行“督责之术”，君主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群臣百姓则只能逆来顺受不敢造反，君王的专制地位也就得到了巩固。可以说，李斯的《论督责书》就是为秦朝的专制暴政提供了“法律依据”。此时的李斯，为了自己的爵禄，“乃阿（阿谀）二世意，欲求容”，已经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李斯向秦二世所上《论督责书》发表了这样一番感慨：“畏死患失之心迫而有所不避耳。”一个人怕死怎么能到这种地步呢？竟然能对胡亥讲出如此之“昏话”。 一步错则步步错，棋失一招满盘皆输。 牵黄犬出上蔡东门而不可得 无情的现实粉碎了李斯的一切幻想，“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并祸夷三族。死到临头，李斯蓦然反悔人生，悲怆地对儿子说：此刻就是想像平民百姓牵着黄犬出东门也不可得了。桓宽这样评价李斯之命运：“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势，志小万乘；及其囚于囹圄，车裂于云阳之市，亦愿负薪入东门，行上蔡曲街径，不可得也。”《论语》有言：“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孔子引用的四句诗是意味深长的。有些事情所以一时看不清楚，是你离利害太近，“一叶障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所谓“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人生的欲望成为陷阱。或者如《红楼梦》中所言：“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人生是单程车票，走错了就无法再走回头路了。 唐朝诗人胡曾专为李斯墓题了诗：“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咸阳血染衣。” 宋朝大诗人刘敞也为李斯墓题了诗：“二事三公何足论，忆牵黄犬出东门。天人忌满由来事，枉持沙丘有旧恩。” 苏东坡在《隐公论》中说：“吾独表而出之，以为世戒。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当一个人面临选择之际，不能让个人急功近利的私欲遮蔽了对公道正义的追求。任何投机心理和侥幸心理，都足以祸国殃己。究竟是什么把那个年轻时心怀抱负满腹经纶雄姿英发指点山河的李斯，变成为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助纣为虐恬不知耻的败类？这真是一个值得好好探讨的问题。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一个人当位高权重之际，维护既得利益的本能往往战胜固守崇高使命的理性。然而这种短视行为，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大浪淘沙”。李斯面临命运十字路口的自我选择，成为我们鉴古知今的一部绝好教材。 (此文作为“官场众生相”的第一篇，发表于《名作欣赏》2016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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