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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象科学的代表
——访全国著名中医哲学研究专家刘长林研究员
刘长林，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2年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哲学，在中国传统科学观、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医方法论等学术领域造诣颇深，对中医学的学科特点、前途与发展方向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主要著作有《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中国系统思维》、《中国象科学观—易、道与兵、医》。
笔者：近百年来，关于中医科学性与发展走向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医界。从中医存废之争到中医科学化的努力，从中西医“结而未合”的困惑到“中医现代化悖论”的提出，中医学至今尚未完全走出困境。您长期从事中医哲学研究，在您看来，中医学走出困境的关键在哪？
刘长林：我一直认为，当前中医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医学术本身的问题，而是哲学问题，是我们的科学观有问题，须要调正，须要突破。自1840年至今，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文化的失败，是中国传统科学落后的结果，甚至根本否认中国有自己的科学，因而力主全盘西化。只承认西医是科学，不知道中医学是与西医和西方科学本质不同而有自己特殊的发展道路的另一类科学。因此，中医学要走出困境，关键要破除对西方科学的迷信，打破科学一元论的束缚，树立科学多元论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划清中医与西医的界限，才能正确理解中医学的科学价值，中医也才能真正走出困境。
笔者：在许多人看来，文化是多元的，而科学是一元的。因为科学是为了求得真理，而任何领域，任何问题，真理只有一个。所以，科学无国界。您为什么说科学是多元的？
刘长林：科学一元论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就是把科学与科学研究方法，科学与科学形态混为一谈，并只承认一种或一类科学方法，一种或一类科学形态，然后用他们所承认的科学方法和科学形态来定义“科学”。
什么是科学？科学是对世界的认识，是获得正确知识和规律性知识的认识活动，以及经过这样的认识活动形成的知识体系。科学以及一切文化门类都应当用“做什么？”，而不可用“怎么做？”来加以界定。
长时期以来，科学概念被一些西方的科学哲学家弄得极端复杂，甚至玄而又玄。他们按照西方科学走过的道路和现代科学的模式，为怎样做才算科学提出了很多规定，如必须采用封闭式的实验方法、推演的逻辑方法并能以数学的方式表述，等等。他们将某种具体的科学方法和路径作为是不是科学的必要条件，其结果是以崇尚科学的名义给科学套上枷锁。因为，任何科学方法，无论它们多么有效，多么精美，它们永远是具体的，相对的，有限的。而世界是无限的，认识应当不断超越。
现实世界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层面性和可能性。人究竟能从认识对象那里获取何种信息，与认识主体所应用的工具——概念体系、参照系统和观察手段密切相关，由此也就规定了所产生的科学—文化体系会有何种形态。由于世界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我们自己是有限的，所以不是它提供什么，我们就反映什么，而是我们选择什么，它就向我们提供什么。
世界上不存在万能的认识方法，一切科学方法都有条件性和局限性，一切认识手段只与世界存在的某个层面、某个特殊领域发生对应关系。用具体的有限的方法只能进入与其对应的世界的某一具体层面或具体领域，而不能进入其他层面或领域。因此，用西方方法把握的世界（知识、艺术、宗教）不可能是全部世界，只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一个层面，而世界有无数的部分，无数的层面。这就决定了西方的方法不可能是唯一的方法，西方的科学与文化不可能是唯一的科学与文化。
认识客体的运动形式的不同，即认识领域（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科学学科的分类，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科学，等等。同时还要看到，同一认识领域（学科）具有不同的层面，如同一事物的物质实体构成和自然整体关系，就属于不同的层面。因此，即使在同一学科内，也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方法和不同的知识体系。中医、西医都是以人的生命为研究和调控对象，却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医学模式，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对同一领域（学科）不同层面的认识，决定了科学的多元。
科学一元论者认为对同一领域（学科）只能产生一种形态的科学知识体系，实际上是否认了事物存在层面的多样性和认识取向的多种可能性，这与世界具有无限性和复杂性的观点相悖，也与认识主体对于信息具有选择性相悖。世界层面的无限性与认识主体选择的多样性决定了科学与文化的多元性。
笔者：在您看来，科学和文化与主体的选择有密切关系，所以是多元的。中西方文化与科学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从主体选择的角度，您认为二者的根本分野在哪里？
刘长林：就我的观察，主体对客体的选择最重要的是时空选择。时空选择是决定科学和文化形态的原始出发点，中西科学和文化的根本分野正在于时空选择的不同。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具有明显的以空间为本位的特征；诞生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化，则具有突出的以时间为本位的特征。这是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两类文化。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空间体现事物存在的广延性、并立性，时间体现事物存在的过程性、变易性。一方面时空统一不可分割，另一方面时间和空间又是两个相互分别、各有自己的独立意义的方面，对于事物的存在起着不同的作用。当人们面对世界的时候，不可能时空并重，同等顾及这两个方面，而必定有所选择：或以空间为本位，从空间的角度看待时间和万物的存在；或以时间为本位，从时间的角度看待空间和万物的存在。这两种态度和做法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人类都是必要的，有益的，不可避免的。之所以有这两种选择，是因为人的思维和感知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注意中心。因此，在对待外界事物时，或以空间为主，时间为辅，或以时间为主，空间为辅，这两种作法只能分别进行，而不可能体现在同一认识过程之中。
正是这两类时空选择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主体与客体的耦合关系，因而决定认识和实践朝两个不同方向发展。于是人类文化分成了两大源流：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偏向于以时间为本位，秉持天人合一；西方文化的主流则偏向于以空间为本位，实行主客对立。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与发展，就产生了中西两种性质不同却优美对称的文化形态。
笔者：中国传统科学关注时间，以象为本；西方科学关注空间，以体为本。在您看来，关注空间是否必然导致对现象的忽视？
刘长林：是。西方传统以空间为本位认识世界。空间可以分割、并立，而且只有分割、并立，才能显示空间的特性。因此，他们采取主客对立的方式，把对象首先看作是一个空间的存在。作为空间存在，事物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事物的部分决定事物的整体。所以认识事物就会以分解、还原为基本方法，也就必然会主张透过现象，到现象背后去寻找本质。因为现象属于事物的整体层面，而且是自然的整体层面。所谓透过现象，就是排除和避开现象中纷繁复杂和随机偶然的联系，将瞬时变化的联系加以拨离或固定，从中提取出某些稳定和人们关注的要素，在加以控制（非自然状态）的条件下研究它们之间的因果必然性。对于一般自然科学，所谓现象背后的本质，主要表现为一定性质的物质实体和实体关系，也就是事物的物质构成，事物的物质基础。
透过现象寻找“本质”，尽管也需要研究现象，但现象只是把握本质的中介。在认识过程中，现象要根据主体的需要接受一定的处置，而寻找现象后面的本质才是目的。因此，现象在认识过程中会遭到破坏，现象本身不被认为有独立意义。依照这种观点和做法，现象是不重要的，不过是事物本质的外部呈现，对事物没有决定作用。
其结果，找到本质却丢失了现象，也就是丢失了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由于自然整体层面的联系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瞬时变动性，所以自然整体一旦被切割、被还原，就永远也不可能再通过综合而复原。这就是说，以空间为本位看世界，用主客对立的方式，用还原论的方法，现象就会被忽视，被丢失。
笔者：从西方认识观念看：现象是表面的、变动的、不确定的，而本质是内在的、必然的、确定的。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透过现象来认识本质。本质决定现象，现象只是本质的表现，是实体被动的附属的存在。在您看来，现象与实体是怎样的关系？现象本身有没有独立的研究价值？
刘长林：其实，现象不是消极被动的存在，不是实体的附属物，远不完全由实体所决定。现象是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是事物自然整体关系的直接呈现，是自然整体的组成部分，对事物的存在和变化有积极能动的作用。整体大于局部的总和。所以，任何整体关系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意义，都会对其局部，对事物本身，发挥某种积极能动的独立作用。
过去，人们习惯于将现象视为实体的外在表现，实际是很片面的。得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只盯住了实体，只局限在实体的范围之内。从根本上说，任何事物存在于宇宙之中，都与整个宇宙发生联系。因此，事物如何运动，如何呈现，并不完全取决于支撑事物的实体，同时还取决于事物与外部广大领域的联系，与其他事物的相互作用。例如人身十二经脉和周身气血的运行，就不仅由人的形体本身决定，它们同时还受制于日月星辰，昼夜四时。另一方面，支撑事物的实体，尤其是复杂事物的实体，本身也是一个整体，远远不能完全由构成整体的部分说明。
事物自身整体关系的表现和事物外部整体关系的表现，这两个方面整合起来，才构成事物的现象层面，即自然整体层面。可见，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不仅仅是事物自身的整体，它同时还是宇宙整体在事物身上的“折射”。
所以，在现象与支撑现象的实体之间，现象与现象背后的本质之间，原来隔着悠远的距离。而这也就是现象具有独立意义的根源。
笔者：科学是研究与揭示规律的。既然现象本身具有独立意义，是世界和万物的自然整体层面，那么，现象本身是不是也存在着规律性？
刘长林：现象作为世界和万物的自然整体层面，当然也存在着规律性。
以空间为本位，到现象背后去寻找本质，这一扇科学的大门已被西方科学打开。但是这不是科学的唯一的大门，至少还有另外一扇大门，那就是以时间为本位，研究世界的自然整体层面，探索现象本身的规律。
现象既然是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是事物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么就应当也存在规律，也受规律支配。否则，世界将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半，一半有规律，一半无规律。于是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有规律的一半与没有规律的一半如何发生联系？如何衔接？那是不可思议的。应当肯定，世界是统一的，一切运动形式和存在层面皆有规律。
《内经》和中医学所揭示的众多规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世界各民族的早期阶段，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自然事物的观察，都或多或少总结了一些现象层面的规律。在现代科学中，如气象科学、地震预测、灾害学、地质学、生物进化论、金融及其他风险对策等许多领域，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包含着一些现象层面规律的研究，因为在这些领域，不能对认识对象进行完全有效控制。
需要说明的是，要将规律和规律的具体形态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不可混淆，这个问题与如何理解科学的本质直接相关。那些坚持把科学方法、科学形态与科学概念捆绑在一起的学者，往往也把规律和规律的具体形态铸为一体，只承认一种形态的规律是规律，不承认其他形态的规律也是规律。
将规律与规律形态分离开来的依据，是世界有无穷多的领域和层面，不同的领域和层面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和不同的特质，因而其规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万不可将某一领域、某一层面的规律形态作为一切规律的标准，去衡量和规范世界，以判定其他领域和层面有没有规律，应当有什么样的规律。如果只承认一种规律形态而否认其他，势必要把认识限制在某一特定的范围，实际是束缚了人类自己。
但是，无论是哪一领域、哪一种运动形式的规律，也无论是现象背后还是现象本身的规律，所有的规律，都必须具备一切规律的基本特质，这就是联系的重复性、普遍性和必然性。不过仅此而已，不可再附加其他。因为只要是这样的联系，一旦被人们掌握，就可以用来指导实践，获得相应的预期效果。
笔者：现象与实体层面的确均存在规律，那么这两种规律在形态上有哪些不同的表现呢？
刘长林：现象背后的规律，即实体层面的规律是在严格控制或单一条件下，即排除了原始复杂性和随机、偶然性之后，事物所呈现的规律。故不仅其内涵的规定性严格精准，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也是唯一的。只要满足它所需要的一定条件，它就会以唯一的形式精准地显示出来。而要想让它发生效能，也必须严格满足它所需要的条件。
现象本身的规律，是事物在彻底开放的原始整体状态下的规律，其内涵的规定性同样严格而毫不模糊，但是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能够容纳一定范围内的无限多种的随机变动，以至可以统摄个体的差异性，故其具体的表现形式无穷多样。然而，其具体显示无论怎样多变，却决不会越出规律所规定的范围。此种情形系由现象层面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变易性所决定，也正是现象规律形态特殊性之所在。可见，现象层面的规律仍然具备重复性、普遍性和必然性这些作为规律的基本特征。
除此之外，现象规律与实体规律还明显具有如下不同特点：
首先，现象规律不能以控制边界条件的实验方法获得。即使对象能够被控制，也不得那样做，因为那样就失去了自然状态，不再是象科学所研究的对象。
其次，许多现象规律不能或难于用精确的数学公式表达，因为现象规律要对随机偶然因素和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个体性作出相应容纳和描述，这是数学所不能或暂时不能做到的。
再次，现象规律无疑具有可重复性，但它的重复性多是性质上的重复，而不一定是量的重复。
还有，现象层面的规律既严格又灵活，具有“知易行难”的特点，因为每一次应用都面临着无限多种的可能，都必须创造，需要智慧和悟性。如中医的八纲辨证：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八种证候的规定是十分明确的，但每一种证候的具体表现却千差万别。可见，实体层面的规律是一定领域中有严格条件限定的规律，现象层面的规律是一定领域中无任何条件限定的规律。这两种规律对于人类的实践都有用，不应只承认一种而否定另一种。中国传统认识主要是寻找现象层面的规律，我们姑且称之为“象”科学。
笔者：既然中国传统主要是寻找现象层面的规律，那么，中医学是如何通过象来认识生命与疾病，从而构建中医理论体系的呢？
刘长林：中医学是依“以时为正”、“道法自然”和“立象尽意”的原则来构建理论体系的。中医学无论在生理病理还是在临床治疗上，着重把人身看作一个自然之象的流程，这也就决定了中医学必定以自然生活着的人为认识对象。
气是中医学本原，中医学以气为基础建立藏象经络学说，其主要途径就是通过“象”。中医之象主要是指人作为自然生命的整体显露于外和所感受到的功能动态过程，是人身上下表里内外相互作用关系的整体表现。象的实质是气，是气妙化万物的呈现。北宋张载：“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可见，象是介乎气和形体之间的存在，是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自然整体显现。
阴阳五行作为中医学的理论框架，规定与制导着中医学的走向。《内经》以阴阳为天地之道，万物之本。其《素问》第五篇名为“阴阳应象大论”，此篇之篇名及其论述告诉我们，阴阳直接与现象相对应，是对现象本身的概括。就是说，阴阳表达的是象，它作为最高的概括，不是抽象的概括，而是不离开象的概括。《尚书·洪范》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可见，五行也是象而不是体。中医学所探索的是关于人身生命之“象”的规律。阴阳五行应用于中医学，其内容正是关于人身自然整体功能关系的规律，即象的规律。中医所谓“治病必求于本，本于阴阳”，就是说必须在人身自然整体功能关系上找到根据，而这些关系又都是通过“象”表现出来。医家正是要根据人身所呈现的“象”，来作阴阳状态即人身自然整体关系的判断。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主要特征。中医之“证”属于“象”的范畴，作为整体机能反应，主要指的是人之生命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时的自然整体关系状态。它是人身病理变化不同阶段的整体表现，而不具有或仅局部具有空间定位（解剖学）的性质。它所要把握的主要不在于机体的器官实体，而在于人身作为活的自然整体的功能结构关系。另外，它还强调精神对生命的特殊意义和关键作用。
笔者：作为象科学，中医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与西医的根本区别在哪里？有哪些优越性？
刘长林：西医学作为西方科学的一个分支，同样以空间为本位，主要采用抽象方法和分析还原方法，注重对人体物质构成的研究。因此，在认识过程中,不得不把生命的丰富性、生动性、整体性舍弃，将复杂奇妙、充满个性的生命整体简化为实体单元和枯固的一般。西医学像整个西方科学一样，长于把握静态的类别，难于把握动态的个别。它可能精确诊断某一类病，指明其有形的病原体和病灶，但不能确切了解患者个体的特殊性，不能说明其生命整体运化的不适和损伤。
作为象科学，中医以时间为本位，重视对“象”的研究，主要采用意象思维方法。何为意象思维？简要地说，在彻底开放而不破坏事物之自然整体的前提下，对事物进行不离开现象的概括，探索其现象层面，即自然整体层面规律的思维，即为意象思维。意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对现象做定格、分割和抽取，而是要尽量保持现象的本始性、丰富性和流动性。它不是要到现象的背后去寻找稳定性和规律，而是要在现象本身之中找到稳定性和规律。它也对事物进行概括，发现事物的普遍性，但始终不离开现象层面。概括的结果，仍以“象”的形式出现。
意象思维的方法,不做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的对切，在认识过程中能够以简驭繁，保存现象的丰富性、完整性，不做任何破坏，使经过辨析而被确认之“象”，囊括关乎患者疾病的全部要素、变量和参数。“象”的这种能够反映全部相关要素的功能，是由人的生命机体自己作出的。因此,中医辨证（“象”）论治能够把类别和个别、共性和个性、常时和瞬时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全面把握，有可能将原本的复杂性当作原本的复杂性来处理。这就是中医的整体性治疗，就是辨证论治能够因人制宜并使副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的重要原因。
这一点具有哲学认识论和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巨大意义。其优点在于：
首先，“象”要比“体”敏感。疾病的形成一般具有一个过程。病邪刚客于身，尚未成病即可见于象。故辨证论治可提前发现不适，做到早期诊断和治疗，能够体现中医治未病的巨大优势。而形体性的诊断治疗，一般只看重物质构成方面的变化，可是物质构成发生异常时，则病已成，患已深。
其次，“象”要比“体”丰富。人是生物机体、心灵道德和审美求真的统一,是形和神的融会。以形体为本位的医学，既放弃了生命的起着统摄作用的整体关系，更难于包容人的社会道德和心理精神层面。而辨证论治，察看人的气象，自然地把形与神，把人之生命的整体关系以及精神心理世界纳入其中。所以，中医学有利于实现从治病到治人的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本质上，象是气，是行为过程，是生命自然整体的功能，是时间的自然突现，是活生生的，直接与生命本身相通。因此，通过“象”所把握的人身规律，更接近生命的本质。而人之形体，是生命的载体。载体固然是生命的必要条件，不可或缺，不可损伤，但相比而言，整体的生命功能永远是主导的，统摄的，原动的，形体则是从属的，被动的，后生的，是生命过程的结果。事实上，对形体的解析越是精细，距离生命的本质也就越远。那种认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的说法，是还原论的观点。不否认还原论对科学，包括医学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但还原论无疑与生命相悖。
笔者：许多年来，我们一直把整体观看成是中医理论的特色与优势。现在有人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现代医学也强调整体观。您认为这两种整体观有区别吗？
刘长林：说整体观是中医学的一大特点没错，但仅说到这里并不够。西医也有其整体观，要区别开来就要对整体观、对不同的整体概念做分析。
经典西医曾把人看作器官的组合，看作细胞的联合体，其人体模型是简单和机械的整体。现代西医提出神经体液调节，并从分子水平观察遗传基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甚至注意到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意义。尽管西医整体观的水平不断上升，但至今基本上仍是以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为基础来理解人的整体，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的影响。因此，西医学的人体模型本质上是物理(广义)的整体、实体的整体，是以空间为本位、经过分解后的合成整体。
中医理论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生活着的整体的人为对象，主张形神合一，神主形从，因而它所把握的是人之生命的自然整体层面上的规律。就藏象经络和辨证论治的内容看，中医学的人身模型是生命的整体、气的整体，是以时间为本位、本始的自然整体。
可见，中医的整体观与西医的整体观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们所把握的是两种性质的整体，各有自己的特殊视角和高低长短，不可混淆。
笔者：中西医研究的是同一领域不同层面的规律，那么中西医学理论能否走向统一呢？您是如何看待中西医结合的？
刘长林：中医学主要研究的是现象层面的规律，在认识过程中，严格保持认识对象的自然整体状态，偏重整体决定和产生部分，部分受整体统摄，因而要从整体看部分，而不是从部分看整体。西医学主要研究的是现象背后的实体层面，把对象看作是合成的整体，偏重部分决定整体，整体可以用部分来说明，故主要采用还原的方法。在现实的存在过程中，部分决定整体和整体决定部分，这两个反向的关系和过程同时存在。但是，观测前者时就看不清后者，观测后者时又看不清前者。
中医和西医各自遵循的认识取向，方向相反，相互排斥，都以阻挡（破坏）对方的实现为自己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人之生命的“象”与“体”这两个层面，“整体决定部分”和“部分决定整体”这两种关系，客观上必定相互衔接，畅然联通，但作为认识主体的我们，却永远不能弄清其如何衔接，怎样联通。这是认识的盲区，是认识不可逾越的局限。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中国传统科学以时间为本位看事物，突出自然的、气化的、流荡的、个性的；西方科学以空间为本位看事物，强调合成的、实体的、稳定的、共性的。从本质上说，中医是时间医学，西医属于空间医学。因此，中西医的关系在深层意义上是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而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是共存关系，不是因果关系。无论依靠何种手段都不可能将时空两个方面同时准确测定，也不可能从其中的一个方面过渡到（推导出）另一个方面。所以“建立统一的新医学”，目前只能是一种浪漫的幻想。
笔者：既然中西医学在理论上无法沟通与结合，这是否意味着，现代中医可以不用学习西医呢？
刘长林：尽管中医与西医从理论上难以结合，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不能相互学习、启发与借鉴。因为，人的生命，其形体层面和现象层面存在着一定的匹配性。研究表明，人的自然的整体与合成的整体，这两个层面之间尽管不是因果关系，却有着某种程度的概率性的对应关系。寻找这种对应关系，有利于临床。
从临床角度，我赞成中西医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有条件地互用。一切以有利于病人的康复为目的。但我反对没有受过西医专门训练的中医给病人开西药，同样也反对没有受过中医专门训练的西医给病人开中药。
我认为，西医的某些学术成果可以、也应当拿来为中医学发展研究所用。我们知道，古代先进的人体解剖学是藏象经络理论不可缺少的支撑。奥妙在于中医学充分利用了古代先进的解剖学成果，却没有走西医人体解剖生理学之路，升华出来的是藏象经络和辨证论治理论，深入走进的是人之生命的现象-自然整体层面。历史行进到今天，如果解开这个奥妙，为什么我们不能借助现代人体解剖学、分子基因学等，建立起更为高级的藏象经络和辨证论治理论呢？依我看，未来更为高级的人之生命现象-自然整体层面的理论，同样需要更为高级的人体物质科学做相应支撑。
笔者：中西医结合之路难以走通，那么，中医现代研究是完全遵循传统研究思路还是需要借助现代科技手段？
刘长林：我完全赞成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做中医研究，或者说，适当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医学术。但要有个前提，就是保持人之生命的自然整体状态。在此前提下，可以充分利用和创造各种现代化手段，对人的生命现象进行观察、测量和辨析，发现新现象，总结新规律。这样获得的成果，都属于中医学的范畴。不破坏人之生命作为自然的整体，这是坚守中医学的底线。综观中医现代化研究，许多成果已经不属于中医学的范畴了。前面提到要利用现代人体生命物质科学的知识，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那些知识必须接受自然整体的统摄，经过自然整体的消化转型，才能为中医学所吸收，最终成为中医学的组成部分。
人作为认识主体是亿万年进化的产物，是任何人造仪器不能替代的。因此，现代中医要像传统中医那样，注意研究和开发人自身的感知能力和认识潜能，充分发挥意象思维的认识作用，不断努力发现现象之间的规律性联系。
笔者：前面您对意象思维的特点已经谈得比较清楚了，您是否能够再谈一谈什么是现象之间的感应关系，感应关系是否有规律可寻呢？
刘长林：感应关系是现象层面存在的一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联系方式，因而形成感应式的规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物“各从其类”，是意象思维揭示的一条天地万象的普遍法则。由于天地万象“各从其类”，即现象层面的同类事物会发生相应、相动、相招的关系，因而在宇宙间，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此即感应式规律。
中国古人发现，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它们之间，无论有识无识，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存在着普遍性联系。其中有一类联系，具有相互招引、相互发动的特征，联系双方无论那一方先“动”，都会引发对方回“报”，此种联系称“感应”。
感应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有一定时空距离的，相对独立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发生感应关系的各方，存在着某种共同性、相关性，前感而后应，其行为方向、功能性质相一致，因而按照一定的规范、规律发生作用。这种感应关系具有确定性、重复性，只要条件具备，就一定会出现。感应关系有时表现为相关性或共时性，孰前孰后，孰感孰应，很难区分。
《周易》和中国古代学术认为，在天地万物中，感应关系是普遍存在的。说感应关系具有普遍性，当然不是指任何事物之间都会发生感应关系，而是说，每一种事物都有同类，同类之间则会发生感应关系。正是由于感应是特异的，有选择的，因而才有事事物物的“类聚”和“群分”，于是形成宇宙万象的一定秩序。也就是说，宇宙中有一类秩序，其根源在于感应，系感应性秩序。一当发现了事物间的这种感应关系，人们就可相应地利用它们预测事物的变化，支配事物的运动。阴阳五行关系及其大系统的建立，就以感应关系为基础。中医藏象经络和辨证论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与感应关系有关。
笔者：寻找关系的实体根据与发现事物之间的感应（类从）关系，是中西医学认识生命的两种方式。那么，中医学发现的感应关系能否找到实体根据呢？
刘长林：众所周知，某些感应联系可以用现代的物质科学作出解释，如可用声波共振解释所谓“弹宫而宫应，弹角而角动”，等等。但是，也有很多感应联系并不能，至少暂时不能用物质科学解释。然而问题并不在于能不能用物质实体科学解释，问题在于要分清并承认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各有自己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体”科学是要找出产生联系的有形物质原因；“象”科学则要在现象层面确认联系的方式、特征和状态性规律。须要明确的是，找到产生联系的有形物质原因，并不能完全说明和把握现象层面该种联系的种种变化、作用和特征，更不能由此推出该种联系在现象层面所呈现的规律。将这两种认识分别付诸实践，所取得的效果也不会完全相同。而且，我们相信，现象层面有很多联系，包括感应联系，根本不可能找到直接的有形的物质原因。这是因为整体与部分的总和存在差异，因为世界上还有无形的存在和由无形存在引发的联系。经络就是实例。
笔者：看来，中医的问题的确首先是科学观问题，是哲学问题。上个世纪70年代您开始关注中医哲学，后来出版了《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最近又出版了《中国象科学观—易、道与兵、医》，积极倡导中医哲学研究。您认为，中医哲学研究还有什么别的重要意义吗？
刘长林：近年来，对中医哲学感兴趣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一位青年友人说，中医哲学很快就会成为“显学”。我起初有些吃惊，可认真一想又感觉不无道理。因为中医哲学不仅关乎当今中医学如何健康发展，而且中医哲学的突破将会引发一场认识论和科学观的革命。
中医学的现代危机，实际上是一场巨大的科学危机。因为，西方科学发展到今天，完全不能解读中医学理论，完全不能解释中医有效的临床效果。这就充分显示了西方和现代科学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科学，重新审视人类的认识。关于中西两条认识路线和科学多元的论点，正是由此而诞生的。
毋庸置疑，发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取得了辉煌成就，同时也产生了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巨大负面效应。究其根源，则在于它以“主客对立”为认识的出发点和一切行为的基础。由主客对立产生了物质科学，同时也使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关系遭受无情的破坏。
中国式认识论从主客相融一体出发，所把握的是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运用这些规律可以避免上述西方科技的缺失，有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人性的全面提升。中医学有属于自己的特殊领域，有自己的优势和广阔远景。中医学可谓象科学的代表，其意义决不限于医学。它的突破和跃升，定将推动整个象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当今，人类认识的重点，正在从静态本体转向自然状态过程，从空间转向时间，从简单性上升为复杂性。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生命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生物进化论、经济学、广义社会学、预测学、风险对策等等，在这些迫切需要重新建树的领域，封闭式实验方法、抽象还原方法、完全性重复等理念，已显露出巨大的局限性，而采用象科学的方法则有可能奏效。
中医哲学昭示我们：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是多元的。不同元的文化与科学，各有其特殊价值，不能相互取代。人类历史和当今实践证明，包括中医学及中医哲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科学，依然具有无穷的生命力。
（本文发表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第1期）
哲学使中医药富有特色——访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张宗明教授
(<</SPAN>中国中医药报>2005-11-7)
章茂森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获奖名单，南京中医药大学张宗明教授主持的教学成果“医哲结合，构建自然辩证法教学新模式”榜上有名，荣获二等奖。张宗明教授长期从事研究生自然辩证法教学及医学哲学、中医文化的研究工作，在教学实践中，他创造性地将医学哲学与中医文化研究成果与自然辩证法相关内容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适用于中医院校自然辩证法教学的创新教学模式，取得了优良的教学效果。为此，笔者就中医学与哲学、文化等相关问题专访了张宗明教授。
问：最近您主持的教学成果“医哲结合，构建自然辩证法教学新模式”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成果能够获得如此高的奖项在省内也不多见。您一直主张，中医院校的自然辩证法教学应该与中医药学相结合，能否请您谈谈，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做到医哲结合的？
张教授：我们的教学成果能够获奖，一方面反映了评奖专家们对我们所做工作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是对公共理论课教学的支持与鼓励。自然辩证法是理工农医类研究生必修的政治理论课，其主要教学目标就是培养研究生树立正确的自然观、科技观，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显然，那种内容上脱离研究生专业实际、方法上单一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研究生公共理论课教学的需要。在近几年的教学改革实践中，我们紧密结合中医学实际，以问题为中心、以研讨为主要方式，通过创新教材建设、课堂讨论、网络课件、论文写作、专题研究，多渠道提高研究生的医学理论思维和创新素质。中医学与哲学的结合，是贯穿于我们教学过程始终的一条主线，也是我们教学成果的一大特色。实践表明，哲学与中医学的结合，不仅可以提高研究生对自然辩证法课程学习的兴趣，也能够启发他们站在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对中医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一些理性思考。近几年来，在《医学哲学》等学术期刊上就发表了数十篇我校研究生撰写的课程论文，其中不乏一些高质量、影响大的论文。
问：张老师，最近拜读了您写的著作《奇迹、问题与反思——中医方法论研究》，有一段文字给我印象很深：“中医学是一门生命之学，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我愿做二者的桥梁和纽带，让生命充满智慧，让智慧焕发生命。”您是从事科技哲学研究的，如今已经发表了数十篇有关中医哲学方面的论文，主编了多部教材，最近又推出了这部中医哲学专著。能否请您谈谈，从哲学视角研究中医的意义究竟何在？
张教授：尽管我是从事科技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但中医学本身与哲学的水乳交融以及当下中医遭遇的困境，为我们从事中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基础与环境。一般而言，从哲学角度研究中医可以从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研究。中医学与中国哲学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血肉相连。中医学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它的思维方式上，而中医学思维方式的特点、优势与不足均可以从中国哲学中找到思想根源。因此，通过中医学的哲学基础研究，对于阐明中医学的思维特征、文化渊源和学术内涵，理清中国哲学与中医学的体用关系，探讨中国哲学的现代价值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七年制规划教材就把《中医哲学基础》列入其中，反映了中医药教育管理者的远见卓识，这也是广大中医药师生的共同心声。另一层面的研究，就是对中医学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哲学反思。中医学在世界科技史上创造过历史的奇迹，但近百年来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困境。关于中医学的本质及其发展取向等关系到中医学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不仅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哲学与文化问题。站在现代科技哲学和文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可以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认识和评价中医学的学科特性、科学价值、学术地位和发展趋势，以利于中医学决策层、管理者、学术界对中医学的发展有一个更新的、更深层次的认识。由中国中医药报社主办的“2004年中医药科学论坛”，邀请了全国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中医药专家来共同探讨中医学的科学性问题，并结集出版了《哲眼看中医》一书，非常值得一读。从近几年来出版和热销的《思考中医》、《中医存亡论》、《中医沉思录》、《中医复兴论》等著作，反映出当前中医所处的危机状态和有识之士对危机的深刻认识及哲学反思。拙著《奇迹、问题与反思——中医方法论研究》从方法论层面上对中医学的思维特征及其发展模式进行了一些哲学思考。在博大精深的中医面前，我还是个门外汉，书中许多观点尚不成熟，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弊，希望能得到广大中医专家的批评指正。
问：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文化研究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学报的社会科学版是目前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学报中惟一的社会科学版，而且将中医文化列为重点及特色栏目。在您看来，中医哲学与中医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中医药文化教育与普及对中医大学生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张教授：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其中，中医哲学是全部中医文化的理论基础，在中医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我个人看来，中医文化教育的重点应放在中医哲学上。以中医哲学为核心的中医文化教育对中医大学生来说非常必要，概而言之，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有助于增强大学生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中医文化的学习，让大学生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创造过历史的辉煌，而且当今依然以其特有的东方智慧对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启发价值和借鉴意义。其次，有助培养中医大学生的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医乃仁术”是中医文化的内核，也是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在医学走向人学，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走向融合的今天，加强中医文化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与全面发展的高等中医人才的重要环节。最后，有助于中医大学生正确认识中医，巩固专业思想，增强中医信心。中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范式，这种差异很大程度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传统模塑的结果。现代中医大学生，进大学前接受的主要是以现代科技文化为主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知之甚少。一旦接触到精气、阴阳五行这些传统理论，自然就会与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发生冲突，容易导致认识上的困惑、理解上的偏离，甚至对所学专业失去信心。中医文化是中医学的基础，补上中医文化这一课，能够帮助中医大学生正确理解中医究竟是什么，中医为什么会用这些概念、理论和方法来认识人体、诊治疾病。
问：关于中医药学的学科属性问题、一直是中医理论界和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认为中医学属于自然科学，也有人认为它属人文科学范畴，甚至现在还有人怀疑中医学的科学性。《中国中医药报》曾将您的《要从多元性上认识中医》一文作为视点文章刊出，能否请您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张教授：中医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不是一个纯粹形而上的思辨，这个问题对中医学的发展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近几十年来，中医教育与科研的种种困惑、中医发展方向的摇摆不定与中医学的学科定位模糊不清是分不开的。我个人认为，中医学是一门早熟的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和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医学在积累了丰富临床经验基础上，借助于当时比较成熟的哲学等人文概念、理论和方法构建了独特医学理论体系，从而导致中医学带上了浓厚的人文色彩和传统文化的烙印。但不能据此就将中医学定位于人文科学。毕竟，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探讨的是人的生、长、壮、老、已的生命现象，揭示的是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目的是为了增进人体健康，预防与治疗疾病，提高生命质量。中医学的人文概念、理论和方法是形式，而不是内容，人文属性是中医学的重要属性，但不是本质属性。从这层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中医学定位于具有人文色彩和社会科学属性的传统科学技术，本质上应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另外，对于中医科学性问题这一敏感话题，我们既不能一味回避，也不可简单地套用现代西方科学的标准，毕竟中医学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性的传统科学技术体系。由于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冲击，近百年来中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改造与肢解。我个人以为，应从多元文化立场出发，既要承认中医学的科学定位，也要用其文化定位来加以丰富与补充；既要从客观性、实用性方面去评判，也要从历史性、人文性方面去理解。只有把中医学放到其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条件中去考察与理解，还原其本来面目，这样才能真正搞清中医学的本质与特色，也才能从根本上继承与发展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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