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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知言：言由心發，以心知言
告子有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認為後二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尚猶可說；因為心於理有所不達，則理不得，心亦不安；此時求助於氣，亦是枉然。（譬如強詞奪理者，便是不得於心而求之於氣，但他終不能理得心安。）至於前二句“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告子的意思，蓋以言無涯涘，豈能盡得其故，所以雖於言有所不達，亦不必反求於心去了解它，以免擾亂了吾心的虛靜。然而，不達於言，便是不達於理；理不得，又怎能強使心安?告子硬把捉一個心，強製使它不動，結果是“心於言不相干，心於氣不相貫”（朱子語）。這是取消問題，不是解決問題。須知異端邪說，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乃是嚴重之事，豈可任其貽害世道人心，而不反求於心以了解其所以然之故？
一切言语，皆是随顺心之所思所想而说出來。言既由心發，自必以心知言。孟子的“知言”，正對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發。知言的言，自是言辭之意。言辭是詮表思想，表達觀念的。而思想觀念乃是一個人行為的主宰。行為上的過失，雖然有時候只是偶然的疏忽，或者由於情緒的衝動所造成。但凡是在主宰上足以形成弊害陷溺，在客觀上足以造成災害禍患的行為，總是有它思想觀念上的根據。要想解除人心的蔽塞，阻遏災害的泛濫，就應該了解形成蔽塞和造成災害的根由，這就是“知言”的工夫。
總括地說，所謂“知言”，即是對言論思想地“是非，善惡，誠偽，得失”之精察明辨。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知言”，曰：
“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第一句，詖是偏陂，蔽是障蔽。詖辭，即是偏於一曲而不見全體地言論。荀子解蔽篇所謂“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者是也。第二句，淫是放蕩，陷是陷溺，所謂淫辭，如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以及一切誨婬誨盜的言語文字，都是這一類。這種放縱蕩肆之言，不但使自己陷溺其心，亦誘他人陷溺其心。第三句，邪是邪僻，離是背叛。邪僻的言論必是離經叛道的。凡是言偽而辯，似是而非，訐以為直，以及一切惑世亂民的言論，都是邪辭。第四句，遁是逃避，窮是困窘。人之言假如妄而不實，一經究詰便將理屈辭窮。諸如文過飾非，閃爍逃避顧左右而言他的話，都是遁辭。總之，詖辭之“蔽”，淫辭之“陷”，邪辭之“離”，遁辭之“窮”，都是由於不合理的言論思想而形成的弊病。語云“言為心聲”。言有病，正表示心有病。詖，淫，邪，遁，是言之病；蔽，陷，離，窮，則是心之病。孟子列此四者，不過舉其大端而言之耳。
言由心發，由其言可以觀其心，故知言實即知心，知心亦即知人。孟子書中記載很多“知人論世”的話：
1.告子以為仁義乃矯揉人性而成，人性中並無仁義。故孟子斥之曰：“舉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矣。”
2.依許行之道,物之大小長短輕重同則價同,他只計數量不顧品質.故孟子曰:“從許子之道，是相率而為偽者也。”
3.孟子謂宋牼以利說諸侯，將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4.孟子謂張儀，公孫衍：“以順為正，妾婦之道也。”
5.孟子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6.孟子稱；“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告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
凡此等等,都是孟子“知言”的實例。孟子認為“邪說誣民，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他看出思想言論的紛歧邪亂，業已造成“觀念的災難”，所以便挺身而出，發其隱蔽，明其誠偽，正其得失；他要“正人心，熄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繼承三聖（大禹，周公，孔子）的志業。由此可知，孟子的知言，除了闢異端，熄邪說，嚴辨人禽，義利，王霸，夷夏之外，是更有他積極麵的端正人心之趨向，以弘揚聖人之道與平治天下之使命感的。
第二節 養氣：氣由心持，以心養氣
“知言”，是遮撥邪說，詮表正道。“養氣”，則是涵養道德的勇氣，樹立中心的自信，以期任天下之重而無所疑懼——此即孟子所謂“不動心”。而養氣之道，在於“自反，持志，直養，集義”。此四者實相因相成，但為說明方便，仍分別簡述如下：
一，自反
“自反而縮”，“反身而誠”，乃是培養浩然之氣的樞機。自反而縮（縮，直也）表示行事無所愧怍，故能理直氣壯而無所餒。反身而誠，則無隱曲，無疑懼；如此，自能成就人格的“直，方，大”。平常我們承擔一個責任，雖然亦往往有一種自信，而彷彿無所疑懼，但一到生死成敗的緊要關頭，原先的自信便動搖起來，而有所疑，有所懼了。究其原因，只為當初所發的，實只是血氣與意氣，只是“氣魄承當”。在此，並沒有通過理性良知之反省自覺，不是“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義理之勇。唯有通过“自反”的工夫，反身以循理，始能生發真實的信念與舍我其誰的氣概，此之谓“以理生氣”。這樣的“氣”，纔能浩然。
二，持志
孟子認為“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志”，是心之所向，亦是心所存主。志即是心，心可以約束氣，引導氣，所以志為氣之帥。此所謂“氣”，簡單地說，是意指我們地生命力。視，聽，言，動，都是氣的作用，氣充滿於我們形體的每一個地方，所以說“氣，體之充也”。志既然是氣之帥，氣就應該隨着志走。志之所向，生命力必隨而從之，就像士卒隨從將帥而用命一樣。所以說“志至焉，氣次焉”。（次，舍也，止也。）但生命本身常是盲動的，當氣失其平，生命力便將橫肆泛濫，所以持志的工夫，除了積極面的“持其志”，消極面還要“無暴其氣”（不能使氣乖舛纷驰，横肆泛滥）。氣，好比是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如果橫肆濫用其生命力，亦會像水之無防，舟之無舵；終將隨暴雨而成災，隨狂濤而覆沒。反之，能持守其志，則有所主於中；能無暴其氣，則無所放縱於外。中有所主則氣愈充，外無所放則志愈固。以志帥氣，內外交養，氣便浩然充塞了。
三，直養
何謂“浩然正氣”?連孟子自己亦覺得“難言也”，所以分為二句來說。首先他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大而無限量謂之至大，剛而不可屈撓謂之至剛。依趙注，直養而無害，是“養之以義，而不以邪事干害之”。人能本着“天所與我”的仁義之性，以率性修道，內充外擴，而不以人為桎梏加以干擾，不以私意欲念加以妨害，則道德的勇氣必能日臻浩然剛大，而充塞於天地之間。
四，集義
孟子又說：“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義，是我們性分中所固有的。道，即率性之謂。由心所發的浩然之氣，其全幅內容都是“配義與道”的，失去義與道，氣便餒乏不振，無法達到浩然。而浩然之氣之所以存有，則是“集義”所生者。所謂集義，是隨時表現內心本有之義，以行其所當為之事。所以人的每一步生活，隨着內在的道德性（仁義禮智之性）走一次，便是集義一次。“集義所生”，是說浩然之氣，乃是在“隨時表現內心之義"中，自然生發而出。所以——
1，縱貫地說，集義是不間斷的，並非偶一為之。故孟子曰“心勿忘”，又曰“必有事焉”。這裏所謂必有事的事，即指“集義”而言。
2，內在地說，集義是表現內心本有之義，並非向外襲取而來。故孟子曰“勿助長”。若助长，便是“義襲而取”，是“義外”。
總之，“集義”工夫是內發的，而非外鑠的。我們千萬不可把集義的“集”字，看做外在的積集。外在的積集是無根的，有間斷的。無根便是“義外”，是“行仁義”，而不是“由仁義行”。有間斷便是“忘”，而不是“必有事焉”。像這樣隔斷心性之源，而又“一曝十寒”，如何能算是“集義”？當然無法把氣養得浩然充塞。
在上一節，我們曾經指出孟子講知言，是對應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發。而孟子之養氣，則是應對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而發。孟子對告子前二句“不得於言，勿求於心”的說法，不予認可。因為理有未得，就應該反求於心。豈可既失之於外，又遺於內？而且“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求則得之”，豈又置之而不思不求之理？孟子之重視“知言”工夫，正是要“求於心”以“得於言”。
至於後二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經孟子判為“可”，但亦只是從“無暴其氣”的意思上，認為告子這二句話可以消極地無病而已。所以朱注云：“可者，亦僅可而未盡之辭耳”。說其可，是因為在“理不得，心不安”之時，若徒然求助於氣則“氣壹則動志”，内心將益發不得安寧。但理終須得，心終須安，而心與氣亦不能任其相隔而不相貫。氣是力量而不能自主，它必须如士卒之聽命於將帥，而為志（心）所使用。因此，孟子乃有“以志率氣”之論。如上所述，通過“自反，持志，直養，集義”的工夫，就可以培養出剛大浩然之氣。此即本節標題所謂“氣由心持，以心養氣”。氣由心持養，跟從心領導，即可以發出正面的作用，以成就事物，創造價值。
若依告子所說，則將是“是非不問，治亂不聞”；說他高，似乎是太上忘情；說他低，則不過是痲木不仁而已。因為強制其心則心將死，壓抑其氣則血亦凉。如此，則人間哪還有道德仁義之實踐？哪還有人文價值之創造？何況“心”本是個悱惻明覺，豈能強制得了？“氣”本是個運而無積的生生之動勢，又岂能壓抑得住？由此可知，只有遵依孟子“養氣”之論，乃能使充滿於吾人之身的氣，循志為用而盛大流行。這是孟子所開闢的道德實踐之一大途徑。在舉世人類最缺乏道德勇氣的今日，“以志率氣”，“以理生氣”的道理，尤其有它極其警策的意義。
第三節 從知言養氣到不動心
公孫丑問：“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不足怪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答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所謂“不動心”，既是心不搖惑，無所疑懼之意。孟子“四十不動心”，與孔子“四十不惑”，在道德修養得進境上是一樣的。一個人面對重責大任，而能心不搖惑，無所疑懼，這當然是一種大勇。所以公孫丑認為不動心的孟子，遠過於古代的勇士。勇士必能養其勇；然後乃能臨危不避，臨敵不懼。但各人養勇之道並不盡同。依孟子之說----
1.北宮黝之養勇，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這是凌物以輕之，以養其必勝之志而達致的“勇凌於物之不動心”。
2.孟施舍則抱持一無懼之心，唯力是用，故曰“豈能為必勝戰哉，能無懼而已矣”。這是信勇之在己，以養其無懼之情而達致的“恃己無懼之不動心”。
孟子雖說“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但孟施舍之恃己守氣，比北宮黝之強凌於物，實在更得養勇之要。
但勇士恃己無懼之不動心，仍然是氣的作用，而不是發自義理的不動心。所以“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所謂守約，即“反身循理以守義理之要”的意思。曾子說他嘗聞大勇於孔子：“自反而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縮，直也。惴，恐懼也。縮不縮，以理言；惴與往，以氣言。理直則氣壯，理不直則中心愧怍而氣先沮喪。而勇之所以為大，正因為它根於義理之故。君子“義之與比”，唯理是從，所以雖面對千萬之衆，亦能勇往直前。這種通過理性良知之反省自覺而達致的不動心，是“反身循理之不動心”。這樣的不動心，才是真實而可貴的。而孟子自己“以志帥氣之不動心”，即使本於曾子的守約而推擴發揚出來。
告子雖然先孟子而不動心，但告子那種“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而達致的不動心，乃是“克制其心之不動心”。像這樣“心與言不相干”，勢必是非不問；“心與氣不相貫”，勢必治亂不聞。一個人若只願硬把捉一個虛靜的心，全不管外面世界，全不思承擔責任，試問，這樣的不動心，又有什么可貴？孟子不安於此，不忍於此，所以必須進一步講“知言，養氣”。
孟子的“知言”，是原於盡心知性知天，出於以天下為己任之操危慮患，而顯發為人禽，義理，王霸，夷夏之辨。通過此知言之工夫，才能了解世間各種思想言論之是非得失，及其從何而生？對何而發？所當者何處？所蔽者何在？如此而後，乃能不為偏邪之言所惑，而動搖了自己的思想立場與中心信念。進而亦才有“立言”之可能。
孟子的“養氣”，是持志帥氣，配義與道，由自反而縮，反身而誠，中道而立，俯仰無愧，而顯為泰山巖巖之大人氣象與舍我其誰之精神氣概。通過此養氣之工夫，乃能具備浩然充塞的道德勇氣，以面對艱危險阻而加以克服，進而承當責任以“立德”“立功”。明乎此，乃是孟子通過知言養氣工夫而達致的不動心，實是“不憂，不惑，不懼”，“不淫，不移，不屈”的不動心。到此地步，始能全幅顯露其生命中的英氣，盡情放射其生命中的光輝。
孟子說過，“人之德慧，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我們處此艱難憂患之世，面對國家民族與歷史文化，人人都該是“孤臣孽子”，以是，人人都該“操心危，慮患深”，以磨練出我們的德慧術知與道德勇氣，為中國文化的光大發皇而盡心盡力。然中庸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換句話說：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我們如果真想充備“是其人”的資格，以期行道淑世，則孟子“知言，養氣”的工夫，必不可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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