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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9 17:00 | 豆瓣：虚弱橙 70号州际公路跨过壮阔的密西西比河时，也就从伊利诺伊进入了密苏里。公路再次跨过密苏里河之前，就是小城哥伦比亚。如果这里不是何伟的故乡，我甚至不会注意到这个地方。说它是个小城其实不太恰当，近12万的人口在密苏里州排得上第五，在全美国也排在245位。而这里的大学排名则更高一些，密苏里州立大学的旗舰校区在此，何伟的父母则分别是密苏里大学的社会学和历史学教授，这也成为了何伟日后写作中的两个基础维度。 我第一次读何伟，是在2010年，寻路中国刚刚译出中文版的时候。这个美国人观察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如此细致入微，而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只是模糊地知道这些事情在周围发生，却从不曾仔细观察一下这些小人物的生活，包括自己的生活。当时我虽然觉得这书确实写得很好，但也就是在图书馆里两个下午看完了，对于作者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兴趣，很快就淹没在其他的书里。不久后，我又看了他的另一本书，River Town，当时也还没有译本，2012年中文版译作《江城》。再后面几年，断断续续看完了他的其他两本书——因为政治原因国内始终没有出版的《甲骨文》英文版，以及一本其实是收录以前在杂志和报纸上刊登过的文章的《奇石》。至此，我并没有理解这个作家会对我产生的影响。 其间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少写东西，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写得不够好，而另一方面则是害怕自己写的东西没有人喜欢看（其实是懒字当头）。在15年，我一字一句重读了何伟的中国三部曲。如果不是偶尔跳出来那些印象深刻的片段，我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看过这些书。把所有这些曾经迷失的细节拼在一起，我又读遍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关于何伟的生平资料，我才真正迷上了这个作家。 何伟自然不是一开始就是像《寻路中国》里一样对于中国游刃有余的。在他初到涪陵的时候，他只在重庆接受了几个月的中文集训，几乎没办法和当地人交流，而那个时候他的名字还叫Peter Hessler，彼得·海瑟勒，但是他渐渐爱上了四川话叫他Ho Wei这个名字。他在普林斯顿学习文学和创意写作时，一直困扰如何才能“写得好”。而何伟1997年来中国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涪陵，这个长江上游的小镇，是他的作品灵魂中最后的一块也是最重要的一块拼图。在他结束涪陵两年的教书生涯，回到密苏里哥伦比亚的老家的时候，一切从这里才真正开始。何伟在后来江城中文版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我在涪陵期间做了详细的笔记，规划了书的结构，但在离开中国之前并没有动笔。我回到了密苏里我父母的家，我已经多年没在那里生活过，如今却坐在了我读高中时曾经用过的那张桌子边上。那个房间的装饰跟我小时候也一模一样。感觉有些怪怪的——我已年满二十九岁，怀揣两张大学文凭，但既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实际上，除了在“和平队”当过老师，我一直没有干过什么正式的工作。我的钱也不多。在美国，一个人二十多岁跟父母住在一起，尤其还没有工作，会被认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很庆幸，我一直跟家人十分亲密，并且对自己的写作计划信心十足——尽管如此，我对于何去何从还是有些担心。好不容易抛开这些顾虑之后，我才得以坐下来开始写作。 不过，一旦开始动笔写起涪陵，哪怕刚刚才写第一页，我就已经明白，有些东西变得不一样了。文字汩汩涌出，一切都在我脑中活灵活现地冒了出来；当我回过头重读那些段落章节时，它们宛如珠玑一般叮当作响。我意识到，我的写作意欲已经完全改变，调子变得更深沉了；增添了一种新的信心，其中的描述和幽默信手拈来、十分自然。部分原因是我收集写作素材时的认真，但也反映了一种新的成熟。我方才明白，在涪陵所面对的那些挑战迫使我成长，而这种新的成熟让我的写作有了新的深度。 就这样，我的写作速度快了起来，每天都能够写上五六页。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没干过别的。我一般上午写作，中午的时候出去跑上十英里或者更远的距离。下午和晚上我会继续写作。夜里，我会梦到涪陵，有时甚至醒来后发现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太想念那里了。 何伟写作的房子在Westmount Avenue，离开密苏里大学校区两三英里。这是我在密苏里大学校报一篇关于何伟被新闻学院授予荣誉学位的报道中找到的。Westmount Av虽然只有两个街区，不过六七百米长，路两边加起来大概也不过20栋房子，但是要确切地从外表上推断出究竟哪一家是何伟父母的房子，也并无可能——邮箱上也只有门牌号，没有这家人的姓氏。再来就是在美国中西部小镇居民街区随意行走是很容易因为可疑而被报警的……我把车停在路边的时候，街对面不远处的几个正在谈话的居民，就开始不时往我这里瞟两眼了。在这样的一个街区里，谁家有什么车，又有怎样的朋友和访客，邻里之间都一清二楚。我赶紧若无其事地走出他们的视野，偷拍一些照片。为了不显得可疑，我不敢停下来，以至于拍出来的照片大多数质量都很差。而从Westmount Av的一头走到了另一头，我也没有看出任何能够标识出何伟曾在里面写作江城的房间的线索，但我突然想起了何伟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的话，放在这样一个小镇的街区里更为深刻： 参加过“和平队”的另一个作家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曾写道：“我给那些想要写作的年轻朋友的建议就是：离开家。”我也觉得这话说得没错离开家会迫使你变得更敏锐，你的想法、早已形成的思维观念都将接受挑战。所有这些都会帮助你成为一个作家。   路的尽头，后面就是一片丘陵。何伟写《江城》时，每天跑15英里 据说当年何伟上高中时候从这里骑自行车去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打杂，也是他最初接触到记者这个行当。于是我又在街对面的一家人故作不经意的注视之下，钻进了车子离开了这个街区。在这样的小镇里，不引发怀疑地闲逛的唯一办法就是拥有一条狗，并且和狗一起走路，而我却忘了带上这样一条趁手的狗。 开过几个同样宁静祥和街区，便进入了密苏里大学的地界。我把车停在路边，在这里走来走去就自由多了，但是在星期六的傍晚，美国的大学生们纷纷出窝买醉的时候，举起个手机到处拍也常遭人侧目。据说何伟每天骑车路上，会路过一对明朝时候的石狮子，最后我在第九街的一个石门里找到了，但是怎么拍都拍不好角度。我觉得当时校报的报道中提及这一点，大概是为了说明何伟和中国的联系。可我后来仔细一看才发现，这对狮子和门外那个石灯都是1926年时任日美协会会长的日本皇子徳川家達赠送给当时新成立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密苏里大学虽然今天的排名已经在全美一百开外，但是它却在1908年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新闻学院。这又仿佛是一个隐喻：何伟在写了许多不成功的虚构文学习作之后，真正在非虚构写作中完美地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但事实总是和小报记者的猜想不同，何伟在青少年时和中国的联系非常有限。后来奇石中文版发行，何伟从埃及飞来，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随着他阿拉伯语的进步，中文水平则下降了很多。他提到他小时候对于中国想象完全来自于他父亲在匹兹堡大学念社会学时候的一个老师， 这种玩法是父亲读研究生时从一个名叫牛康民（Peter Kong-Ming New）的社会学老师那里学来的。牛康民生长于上海，来美国念了大学；1949年新中国执政后，他留在了美国。他是我父亲在匹兹堡大学念书时的老师，后来在位于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与我父亲共事多年。牛康民一直以为我的名字Peter取自于他，尽管这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我父母有很多亲戚朋友名叫彼得，但他们确实也没有想过要打消他的这种自豪感。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叫人难忘。他身高超过一米八，肩宽肚圆，脑袋硕大，脸庞圆如月饼。除了喜欢观察人，他还发明了一种所谓的“创造性口吃”。只要牛康民感到需要完成什么东西时，比如搞定交通警察、在拥挤的餐馆找座位，他就会立马变成人生地不熟的外国人，而人们无一例外会尽量安抚这位满脸惶惑、词不达意的中国人，以免节外生枝。牛康民嗓门洪亮，很喜欢讲故事；跟我父亲一样，他也是个爱说话、爱观察的人。即便远离故土，他也能四处为家。那是我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从小我就觉得中国人身材魁梧、无所不能。只要听到“上海”这个词，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个充满巨人的城市画面。 我又开车转了几圈，知道何伟所言不虚。直至今日，在这个小城里，除了几家中餐馆外，也看不到任何其他中国的印记。最后，我在日落时分，在一家Panda Express（熊猫特快）里，要了一份用笋瓜炒的宫保鸡丁和在北京不会找到的Beijing Beef，在一群用叉子吃炒饭的黑人中间，找到了这个小镇和中国唯一的联系。 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密苏里河是美国最长的河流，而涪陵所依傍的长江，也是。 查看原文 ? 版权属于作者 商业转载联系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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