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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诗人讲演录(73-78）
转自：太子头上的博客
73/張祜
1/名稱-籍貫-生年考
“祜”這個字，讀去聲hu（戶）音，意思是“福”，源於《毛詩/小雅/信南山》：“曾孫壽考/受天之祜”。可見張祜的父親一定是熟讀《毛詩》的，否則給兒子也取不出這樣一個字。但張祜這個名字，在唐/宋傳下的諸多筆記刻本中，也常被誤刻為“祐”字，諸如唐人康駢撰寫的《劇談錄》/王贊的《元英先生詩集序》/馮翊的《桂苑叢談》/何光遠的《鑑誡錄》/錢易的《南部新書》/王楙的《野客叢書》/龔明子的《中吳紀聞》/王灼的《碧雞漫志》/宋人何薳的《春渚紀聞》/魏泰的《東軒筆錄》/劉斧的《青瑣高議》/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尤袤的《遂初堂書目》等等。
不過，“祐”這個字，也與“祜”字在字義上有相通之處。《易經/大有》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就有能得到神明佑助之意，與獲得“福”份差不多，只是讀音不同。可以證明他名字應為“祜”字的最好證據，莫過於他自己所寫的文字了。查張祜詩，其《元和直言詩》有“東野小臣祜”及“兢兢小臣祜”句；《夢李白》則有“問余曰張祜”及“祜當聽我言”句。與他同時代的詩人杜牧也寫有《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及《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二詩；《全唐詩》第631卷亦錄有詩人顏萱所寫的《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詩；其後，詩人陸龜蒙寫有《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並序》詩；詩人皮日休也寫有《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詩。
我之所以如此強調張祜的名字，實在是因為他也是位很著名的詩人，但自南宋以後，他的個人集子忽然在世面上消失了，直到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才出版了由陳澄中先生捐給[北京圖書館]的南宋蜀刻大字本《張承吉文集》（張祜/字承吉），內收張祜詩468首，比清人編纂的《全唐詩》所錄356首張祜詩多出113首；此後，孫望先生又從《永樂大典》/《又玄集》/《桂苑叢談》/《太平廣記》諸書中再尋出40首；童養年先生也輯得7首，前後合在一起，今天我們能看到的張祜詩總計有516首之多，算是大致有了全貌。
張祜，字承吉。新舊兩唐書無傳。唐人王贊《元英先生詩集序》記他為“南陽人”（今河南/南陽市），宋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記他為“清河人”（今河北/清河縣），恐均非。南陽與清河二地，雖為古代張姓的兩處源頭與聚集地，但也只能稱其為張祜的郡望。考張祜《長安感懷》詩，中有“家寄東吳西入秦”句，東吳乃三國時期吳國屬地，東部應為江蘇與浙江的蘇/杭一帶；其《禪智寺》詩又有“憑高聊一望/鄉思隔吳門”句，吳門即蘇州之代稱，其中的“隔”字，隔的是蘇州城門之意，而[禪智寺]在揚州，可知是由揚州眺望蘇州的家鄉。所以我們大致可以確定張祜的籍貫應為蘇州。而前錄顏萱所寫的《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詩，題中稱“丹陽”（今揚州）為張祜的“故居”，應為張祜後來的遷居之地，也是他最終的卒地。
有關張祜的生年，考其《憶江東舊遊四十韻寄宣武李尚書》詩，題中的“宣武李尚書”即李紳，唐/開成元年至五年（836-840年間）以檢校禮部尚書職兼任宣武軍節度使。又：詩中他以“伯玉年將近”來象徵自己，典故出自《淮南子/原道》中的“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很明確地告訴我們他時已年近五十。依836-840年間上推49年，張祜的生年應大致為唐/貞元四年至八年（788-792年間）。
2/張祜的交遊
張祜的交遊很是廣泛，單從他詩中便可看出，基本有三類人，第一類為達官公卿，令人吃驚的是，多為宰相及三品以上大員，諸如令狐楚/裴度/李德裕/李程/田弘正/韋顗/韋辭/韋處厚/李紳/李愬/蕭俛/崔植/崔群/崔元略/王智興等。張祜一向以散淡不仕的“處士”聞名，而結交的人何以都如此顯赫？該是個謎。考張祜家世，因新舊兩唐書皆無其傳記，所以極難判斷。他有一首詩隱約提示好象是唐初宰相張說的後裔（參見張祜《戊午年感事書懷二百韻謹寄獻太原裴令公/淮南李相公/漢南李僕射/宣武李尚書》詩）。《舊唐書/張說傳》記載，張說有兩個兒子，一為張均，曾在安祿山的偽政權做過中書令，事後雖免一死，卻長期流放到合浦郡（今廣東/海康縣一帶）；另一為張洎，也曾在安祿山的偽政權任宰相，平叛時死於亂軍之中。但張祜的父親是誰？叫什麼名字？做什麼官？一概不知。
晚唐詩人陸龜蒙曾說張祜“為才子之最也/由是賢俊之士及高位重名者/多與之遊”云云，理由似乎是因張祜非凡的才華。宋人潘若沖在其《郡閣雅談》一書中也記載說，“張祜素藉詩名/凡知己者皆當世英儒”云云，理由依舊是因“詩名”。考張祜寫給上述那些達官公卿的詩，我發現有一個明顯的特點，詩題的前面幾乎都有一個“投”字，比如《投滑州盧尚書》或《投河陽右僕射》之類。“投”這個字用在詩題之首，就是“投刺”的意思，換言之也就是“以詩帖遞交給對方請求得到接見”，也可延伸理解為作者很願意投奔或投靠對方的意思。這個意思明確了，那張祜與上述達官公卿之間的關係是否密切，也能判斷個八九不離十，依我看，關係很一般。從張祜寫給這些要員們的詩意上看，大都是“拍馬屁”的意味很濃，而那字背後的意思也就比較清楚----請求他們能欣賞自己並向朝廷推薦唄。唐人顏萱在《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一詩中，其實已寫出了張祜雖廣結豪門權貴，但卻並未得到提攜與照顧的失望結局，其詩曰：“豈是爭權留怨敵/可憐當路盡公卿”，呵呵，這意思就是：這些公卿們正是阻礙張祜步入仕途的直接因素，與其結交他們，倒不如不認識他們。
不過，唐人皮日休在其《論白居易薦徐凝屈張祜》一文記載說，張祜曾得到過時任宣歙節度使令狐楚的舉薦，但因受到時任祠部郎中並知制誥的詩人元稹的阻撓，結果泡了湯。皮日休是這樣寫的----“令狐楚以祜詩三百篇上之/元稹曰：雕蟲小技-或獎激之-恐害風教”。後來的《唐摭言》一書則記為“上因召問祜之辭藻上下/稹對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恥而不為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寂寞而歸”云云。總之是讓元稹給攪了，同為才華橫溢的詩人，真讓人覺得元稹做“小”了。
張祜大致是在元和十五年（820年）受令狐楚舉薦而來到長安的，那一年他整三十歲，此前恐一直散淡於江湖。他寫有一首《京城寓懷》的七絕曰----“三十年持一釣竿/偶隨書薦入長安/由來不是求名者/唯待春風看牡丹”。被薦失敗後，張祜或許也知道有人從中作梗，於是又寫了首題為《書憤》的五絕曰：“三十未封侯/顛狂遍九州/平生鏌鎁劍/不報小人仇”。他甚至還以鸚鵡為題，抱怨自己“未勝無丹嘴”，所以也就“何勞事綠衣”（五品以下官袍為綠色），索性“雕籠終不戀/會向故山歸”，一跺腳，家走了。在三十歲至四十歲間，他曾數次受人推薦往返於江南與長安兩地，但結果皆未被皇上錄用。
長慶三年（823年），詩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且常在那裏舉辦賽詩會，藉此選拔人才。江東文士聞風都跑去參加，三十出頭的張祜也去了，躊躇滿志，一心奪冠，沒想到卻遇見了另一位才子徐凝。二人於是就在白居易面前比了起來，幾輪過後，白居易判定徐凝藝高一籌，以《廬山瀑布》詩奪魁，詩中“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句深得白居易賞識。不過，徐凝並未留在白居易那裏做事，他與張祜二人此後皆各自回鄉，正所謂“二生終身偃仰/不歲鄉賦”者也。此事載於《唐摭言》/《唐語林》/《雲溪友議》/《本事詩》/《唐才子傳》等數書中，語雖有異，但事蹟略同。
張祜四十歲以後，基本就不再往北方的長安或洛陽跑了，最後一次離開長安時，已身無分文。所以在回江南之前，他甚至連隨行的小妾也賣了換馬。《愛妾換馬》二詩表達了他那時不得不忍痛割愛的心情，其二曰----“粉閣香綃華廄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雙眉翠/卻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趁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嘶風兩意同”。回到蘇州後，他繼續寫了首《感歸》，讓人聽了真不知說什麼才好----“行卻江南路幾千/歸來不把一文錢/鄉人笑我窮寒鬼/還似襄陽孟浩然”。
張祜結交的第二類人，則是文人墨客，其中包括韓愈/白居易/劉禹錫/沈亞之/崔涯/徐凝/杜牧等名流，但他們之間的相互贈詩卻極少（或許已散佚）。查張祜詩，只有寫給韓愈/劉禹錫/沈亞之/杜牧的詩各一首，但給韓愈寫的那首，依舊是“投刺”詩，結尾他將自己比作禰衡，而將韓愈比作孔融，說“後學無人譽/先賢亦自媒/還聞孔融表/曾薦禰衡才”云云。給沈亞之的是一首五律，題為《送沈下賢謫尉南康》；給杜牧的那一首是“和詩”，題為《和杜牧之齊山登高》；上述二詩很一般，就不引了。他寫給劉禹錫的那首比較好，是七律，題為《寓懷寄蘇州劉郎中》。考劉禹錫生平，以禮部郎中帶職到蘇州任刺史是在唐/大和六年（832年），已六十一歲。那時的張祜也有四十歲出頭了。當是時，劉禹錫正準備從長安趕赴蘇州上任，張祜也心灰意冷，準備離開長安，所以他給劉禹錫的這首詩，依舊能看出因屢次薦舉失敗而懷有的積怨----
一聞周召佐明時/西望都門強策羸/天子好文才自薄，諸侯力薦命猶奇
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唯是勝遊行未遍/欲離京國尚遲遲
張祜結交的第三類人，則是大量的釋道逸人，估計應在四十歲後。諸如靈澈上人/契衡上人/貞固上人/志凝上人/仲儀上人/道光上人/惠昌上人/高閑上人/師一上人/季峰上人/法鏡上人/簡上人/勝上人/造微禪師/李山人/萬道人/孟處士等等。年輕時折騰了一溜夠，既沒考上進士也沒混上個一官半職，人到中年，也就索性不想了，寄情於山水風物，結交些方外之士，順便寫些閑詩五六的，挺好。正如他自己所寫的：“漸老稀時輩/歸休著近篇”。他的詩中，除贈上述這些釋道逸人之外，也還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題”某某“寺”的，諸如金山寺/孤山寺/靈岩寺/甘露寺/虎丘寺/楞伽寺/惠山寺/丘山寺/普賢寺/招隱寺/禪智寺/思益寺/重居寺/善權寺/隱靜寺/東山寺/重玄寺/天竺寺/流溝寺/龍興寺/鶴林寺/峰頂寺/鍾離寺/龍泉觀等等，甚或也還有蘇小小墓/真娘娘墓/聖女廟等，從中可以看出，江浙一帶的寺院與名勝幾乎都被他遊遍題遍了。宋人葛立方在《韻語陽秋》一書中也記之曰：“張祜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歷僧寺/往往題詠”。
3/張祜的詩
張祜詩，基本可分為五類，一是投刺與述志詩；二是歌舞飲宴詩，也可稱之為“柘枝詩”；三是宮詞與古樂府類；四是題詠詩；五是閒居詩。前三類基本可斷為四十歲以前所作，後兩類則大致為四十歲以後所作。第一類的投刺詩幾無好詩；述己之志向的，倒有幾首很有脾氣。《偶題》一詩，他自比李白，苦恨朝中沒有賀知章類的人物在皇上面前力薦自己----“古來名下豈虛為/李白顛狂自稱時/唯恨世間無賀老/謫仙長在沒人知”。《夢李白》則是一首較長的歌行體，也是他此類詩的代表，其體例與句式能明顯看出是學習李白的結果，有必要全引於下，讀者可自作判斷----
我愛李峨嵋/夢尋尋不見/忽聞海上騎鶴人/云白正陪王母宴
須臾不醉下碧虛/搖頭逆浪鞭赤魚/廻眸四顧飛走類/若嗔元氣多終諸
問余曰張祜/爾則狂者否/朝來王母宴瑤池/茅君道爾還愛酒
祜當聽我言/我昔開元中/生時值明聖/發跡恃文雄
一言可否由賀老/即知此老心還公/朝廷大稱我/我亦自超群
嚴陵死後到李白/布衣長揖萬乘君/玄宗開懷樂其說/滿朝呼吸生氣雲
人中高力士/脫鞾羞欲樂/讒言密相構/送我千萬里
辛苦夜夜歸/知音聊複稀/青雲舊李白/憔悴為酒客
自此到人間/大蟲無肉吃/男兒重義氣/百萬呵一擲
董賢在前官亦崇/梁冀破家金謾積/匡山夜醉時/吟爾古風詩
振振二雅興/重顯此人詞/賀老不得見/百篇徒爾為
李白歎爾空淚下/王喬聞爾甚相思/爾當三萬六千日/訪我蓬萊山
高聲叫李白/為爾開玄關/天明夢覺白雲去/兀兀此身天地間
據說張祜年輕時也很豪俠仗義，馮翊在《桂苑叢談》一書中記載說：一天晚上，有位戎裝提劍且手持一條布口袋的人闖入張祜的家，那口袋裏還往外滴著血。那人一見張祜就問，“張大俠是在這住嗎？”張祜說“是啊！”那人於是坐下來對張祜說，“我有個仇人，找了十年，今天終於被我尋見了，所以我就把他殺了。這口帶裏便是他的頭。我來找你，不為別的，只想找你借十萬貫錢，報答我的另一個朋友，他就住在離這裏大概三裏遠的地方。你若能幫我，等我送完錢回來後，今生今世就給你當牛做馬。”張祜二話沒說，拿錢就給他了。那人留下口袋，揣上錢說他天亮前就回來，謝過之後就走了。張祜一直等到天亮，那人依然未歸，張祜怕口袋裏的人頭會給自己惹麻煩，就大發家裏的僕人趕緊轉移別處埋了算了，誰成想，打開口袋一看，哪是什麼人頭啊，整個一豬頭。他大呼上當，用馮翊的話說，張祜的“豪俠之氣/自此而頓衰矣”！
第二類的“柘枝詩”需要講一下。柘枝，本為古樂府詩中的“柘枝詞”。《樂府雜錄》記載說：“健舞曲有[柘枝]/軟舞曲有[屈柘]”。《樂苑》則記載說：“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屈柘枝]/此舞因曲為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花坼而後見/對舞相占/實舞中雅妙者也”。由此可知，“柘枝詞”本舞曲，先是有舞，然後有曲，最後發展到填進了詞。到宋代時，本為兩個女孩兒所跳的舞，已擴充到多人的隊舞，樂隊也有了專門的[柘枝樂隊]，而跳舞的藝女們則稱之為“柘枝妓”了。據說宋初宰相寇准在宴客時便喜歡用此招待，且得了個“柘枝顛”的綽號，可見這連歌帶舞的“柘枝”很令人著迷與上癮。
張祜的此類詩，大都是在陪同達官公卿們宴飲觀舞後所作，諸如《觀杭州柘枝》/《周員外席上觀柘枝》/《觀楊瑗柘枝》/《壽州裴中丞出柘枝》/《贈柘枝》/《李家柘枝》等，甚或也為某個跳柘枝舞的藝妓的過逝，寫過《感王將軍柘枝妓歿》的詩。從這些詩裏，我們大致可知道，張祜年輕時在江浙一帶是很風流過一陣子的，如同今天常去歌舞廳或夜總會瀟灑。這種藝妓，既在公共場所的所謂“藝館”裏能見到，也可以養在達官公卿的家裏。公卿家中私養的藝妓，可以被主人送人，藝館裏的舞妓你當然也可以領走（只要給錢）。張祜所寫的《贈柘枝》一詩，結尾處變有“須臾曲罷歸何處/稱道巫山是我家”（巫山/便是男女交歡雲雨的代名詞），聽聽，那舞妓演出完畢後，整個被張祜領回家享受去了。
他這類詩，當時在江南流傳很廣，連大詩人白居易都能背誦。唐人孟棨撰寫的《本事詩》一書中，便記錄了寶曆元年（825年）白居易任蘇州刺史時與張祜的一次暢談，那時張祜也就三十三、四歲。孟棨記之曰：“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才見白/白曰：久欽籍-嘗記得君款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耶/張頓首微笑/仰面而答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耶/遂與歡宴竟日”云云。白居易背誦的這兩句詩，出自張祜的《感王將軍柘枝妓歿》詩。
除了在宴飲席上觀[柘枝舞]的詩作外，張祜也還有陪著公卿們遊宴/打毬/聽箜篌/聽箏/聽歌/聽琵琶/聽古琴等等詩作，估計都是年輕時好玩耍時所為，或許也出於應酬逢迎的目的，討得公卿們的歡心，以此謀取仕途上的進步。但不管怎樣，這類詩在當時的詩壇上給人的印象並不太好，以至於有人便看不起張祜，覺得詩很輕浮。好在這都是年輕時的作品，並非張祜的主流。
張祜的樂府與宮詞，還是很有幾篇佳作的。《蘇小小歌》/《讀曲歌》/《莫愁樂》/《牆頭花》/《宮詞》等等，皆為五言四句的古樂府體裁，他寫得幾近口語，曉暢而不俗。《讀曲歌》他寫有五首，尤其是第五首曰----“郎去摘黃瓜/郎來收赤棗/郎耕種麻地/今作西舍道”，連著三句重複鋪陳，寫出一個原本在家安穩務農的男子，如今卻踏上了去西北邊塞的道路，顯然隱喻這男子被充了軍。此寫法好就好在並無任何議論，只將現實情形擺在那裏，而結果自然也就出來了。我們今天的年輕人寫新詩，句子常犯“議論“的毛病，非要加進自己的主觀議論，不會使用這種
“把現實擺在那裏”的方法，所以還是要虛下心來學啊，決不可輕易就說古人及古詩都是陳糠爛穀子，好象沒什麼可細究的，以至於真正淺薄的還是自己。
張祜的題詠詩，指向多為佛寺，形式也多為五律，很講究“頷/頸”兩聯的寫法與詩意，從描繪風物中見出想像與哲思，很可以摘抄下來賞心明目。比如其《題杭州孤山寺》中的“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句；《題松竹驛》中的“鳥道高原去/人煙小徑通”句；《題惠山寺》中的“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句；《題丘山寺》中的“地平邊海處/江出上山時”句；《題潤州甘露寺》中的“日月光先見/江山勢盡來”句等等。在贈與佛道逸人的詩中，也不乏好句，諸如“貧知交道薄/老信釋門空”；“世事靜中去/道心塵外逢”；“摘橘防深刺/攀蘿畏斷根”等等。
張祜的閒居詩，從詩意看，基本作於晚年；所表達的主題也大都如一切退隱山林之士的澹泊，談不上有多少新意，但也不壞，至少準確表達了他自己的散淡心情。諸如《窮居》詩中的“竹下喜逢青眼士/草中甘作白頭翁”；《江南雜題》中的“餘生唯愛酒/師長是山翁/定葬槽丘下/須沉醸甕中”以及“滄海一遺民/詩書盡老身/不逢青眼舊/爭奈白頭新”等。他最後的寓居地是丹陽（今揚州），且寫有《丹陽新居四十韻》一詩，描繪了居所周邊的環境與風景以及在那裏的日常生活狀態，總之是“坐甘塵外老/來幸酒中仙”。宋人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裏記載道----“（張祜）嘗作《淮南詩》/有‘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之句/大中中/果終於丹陽旅舍/人以為讖云”。
唐“大中”年號共持續了十三年，若依“大中中”來判斷，張祜大致該卒於大中七年前後（853年），差不多活過了七十歲出頭，也算古來稀了。他晚年好喝酒與讀閑書，這倒也是我的理想（我只是還差一處山中別墅/哪怕是一道小院子也行）。文人的歸宿這樣最好，一壺酒，幾本書，倘若再有知音二三子常來山中別墅聊聊，則足矣哉。還是張祜寫得好----“一壺酒外終無事/萬卷書中死便埋”！
74/许 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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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诗人韦庄在读罢许浑的《丁卯集》後，写了首《题许浑诗卷》的七绝曰----“江南才子许浑诗/字字清新句句奇/十斛明珠量不尽/惠休虚作碧云词”（惠休乃南朝诗僧/本姓汤/後还俗/官至扬州刺史/常作[碧云词]/其诗已失传）。由此可知，许浑诗在韦庄眼裏句句如明珠般靓丽，十分了得。不过，这只是韦庄一人的看法，不足以服众。五代时人孙光宪在《北梦琐言》裏记录说，“世谓许浑诗-李远赋/不如不作/言其无才藻/鄙其无教化也”云云，这结论一下子又从左边跑到了右边。
宋代江西诗派代表人物陈师道，针对许浑也写过一句诗曰“後世无高学/举俗爱许浑”，把喜欢许浑诗的人贬得简直就是一帮无知浅人。而到了明代，大学者杨慎对许浑诗的评价依旧持鄙夷态度，与陈师道的口吻几乎一致，他说：“唐诗至许浑/浅陋极矣/而俗喜传之/至今不废”云云。杨慎如此愤怒，其实也是针对他同时代人高棅所编选的《唐诗品汇》一书；这高棅也确实过分，选许浑诗竟多达百馀首，惹得杨慎大骂高棅简直就是瞎子（原句为“棅之无目也”）。
当然，也有持中立者，褒与贬都给点儿。宋人刘后村在其《后村诗话》裏就说：“杜牧-许浑同时/然各有体/牧於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矫时弊/浑诗圆稳律切/丽密或过杜牧/而抑扬顿挫不及也”云云。元人方回在其编著的《瀛奎律髓》一书中则也说：“许诗工有馀而味不足/如人形有馀而韵不足/诗岂专在声病对偶而已……浑句联多重用/其诗似才得一句便拿捉一句为联者/所以无自然真味”云云。
呵呵，在看许浑诗前，先领教了诸位古人的评论，不知看官们有何感触？反正我是抱著将信将疑的态度，一切还要靠自己认识。毛主席不是说过嘛----“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於是，我就亲自去《全唐诗》裏一口一口地尝，从许浑的第1首一直啃到第530首，然後喘喘气，掩上卷，喝口茶，点枝烟，作长考状；再然後，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去洗脸洗脚，钻被窝睡觉了。我的习惯是，不论看完了谁的东西都要放他个十天半月的。回过头来再看，倘若想法一如当初，就动笔写；倘若有变，就再放他个十天半月的。如此往复，直到落实。许浑没费我多少劲儿，一个回合过来，就给他定性了。不过，我的看法，要放在此文的最後再说。咱们还是先说点儿别的，因为能传下530首诗的人，总要对他有个了解。
[1/许浑籍贯考]
新旧两唐书无许浑传记。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记其为“润州人”；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亦记其为“润州/丹阳人”。润州/丹阳在今江苏/镇江。然考许浑诗，提及其可为“乡”者，多达数地，兹列於下，以便耙梳----
A/称家乡为“南方”之大范围者
①《示弟》“自尔出门去……孤雁又南飞”。
②《寄小弟》“身贱未归乡/南望空垂泪”。
③《长安早春怀江南》“如何一花发/春梦遍江潭”。
B/称家乡在“湖南”境内者
①《晓发天井关寄李师晦》诗曰----“湘潭归梦远/燕赵客程劳”。
②《下第有怀亲友》诗序曰“余下第/寓居杜陵/亲友间或登上第/或遂闲居/或抵湘-沅”。
（①称“湘潭”即今湖南-攸县西北/②称“湘-沅”即为今之湖南-湘江与沅江）。
C/称家乡在“江苏”境内者
①《忆长洲》“归心无处托/高枕画屏中”。
②《郑秀才东归凭达家书》“欲寄家书少客过/闭门心远洞庭波”。
③《下第贻友人》“身在关西家洞庭”。
④《下第归朱方寄刘三复》“故里迹犹在/旧交心更亲”。
⑤《送王总下第归丹阳》诗“凭寄家书为回报/旧乡还有故人知”。
（①称“长洲”即今江苏-吴县/②③称“洞庭”即江苏-太湖之别称。晋人左思《吴都赋》曰“指包山而为期-集洞庭而淹留”；王逸注释曰“太湖在秣陵东-湖中有包山-山中有如石室-俗谓洞庭”/④称“朱方”即今江苏-丹徒县，属唐之润州；南朝-谢灵运《卢陵王墓下作》诗曰“晓日发云阳-落日次朱方”/⑤称“丹阳”即今江苏-镇江）。
D/称家乡在“河南”境内者
①《江上喜洛中亲友继至》“全家南渡远/旧友北来频”。
②《郊园秋日寄洛中友人》“嵩阳亲友如相问/潘岳闲居欲白头”。
（①称“洛中”即今河南-洛阳/②称“嵩阳”即今河南-嵩山之南；洛阳即在嵩山南）。
上述四方面地理，除却笼统指“南方”者外，需要注意的是《江上喜洛中亲友继至》诗中“全家南渡远/旧友北来频”句极其重要。依此判断，许浑原籍似应为河南-洛阳，他本人大致在成年及成家後，举家南迁；而洛阳依旧有其亲在。至於南迁地点究竟是湖南还是江苏，细玩其写湖南与江苏两地诗意，其《下第贻友人》“身在关西家洞庭”/《下第归朱方寄刘三复》“故里迹犹在/旧交心更亲”/ 《送王总下第归丹阳》诗“凭寄家书为回报/旧乡还有故人知”三诗中之诗句有明确“家”/“乡”/“故里”字，故其“所居之家”大致划定在润州/丹阳（江苏/镇江）应为不错。然言其籍贯，则应为河南/洛阳。
[2/生平踪略]
许浑之生年，迄今为止学界一直沿用闻一多先生在《唐诗大系》中对其所订的公元791年（唐/贞元七年）之说，然闻说并无确凿考据文字，故只能挂起来，待考。许浑有《乌丝阑诗自序》曰“余丱角业诗/长不知难”云云（丱角谓之儿童），可知其少小即开始学诗。二十至三十岁间，据谭优学在《唐才子传校笺》中考证，曾在四川-夔州滞留过三年（其有《归长安》诗曰“三年何处泪泛澜/白帝城边晓角残”句），估计是在刺史门下为僚属或宾客。其後又在安徽/颍州刺史门下或宣武节度使幕府做僚吏从事（其有《颍州从事西湖亭讌饯》诗）。三十馀岁时，其行踪大致为自河南入山西，又北游河北-幽州然後南返。
宋人晁公武所撰《郡斋读书志》记其为“大和六年进士/为当涂-太平二县令”（832年）；此後的《唐才子传》与《登科记考》二书也沿据此说。若依闻一多所订之生年推算，许浑中进士已四十岁出头了。他写有《及第後春情诗》，表达了内心的兴奋之情----“世间得意最春风/散诞经过触处通” ……其任当涂与太平两个县的县令，自应在进士及第後，约为开成四年前後（839年）。当涂与太平二县隶属唐之宣州-宣城郡所辖，在今安徽-宣城县。许浑写有《姑孰官舍》诗，姑孰即当涂之古称。又写有《移摄太平寄前李明府》诗，可证其再转太平县令。另：当涂-太平二县又均属宣歙观察使崔郸管辖，因那时许浑有诗名，故也常被崔郸召去赋诗联句，许浑亦写有《宣城-崔大夫召联句偶疾不获赴因献》诗可证。
此後因病转至家地润州任司马一职。大中初（846年左右），年近57岁的许浑被调到长安任正八品上阶的监察御史，随後出使广东-广西及岭南一带。大中四年（850年），许浑抱病回到江苏/镇江家中休养，并於此年编定了自己的诗文集《丁卯集》。大中七年（853年），已64岁的许浑升任为从六品上阶的虞部员外郎，随後即出任郢州刺史（今湖北/武昌）。大中十年後，再转任睦州刺史（今浙江/桐庐）；大中十二年（858年），卒於官舍。若依闻一多所订之生年推算，享年约68岁。
许浑自己曾在诗中说“吾生半异乡”（见《洛东兰若夜归》诗），从他诗中所记述的所到之处来看，除江苏-镇江及河南-洛阳外，他还曾到过河北/山东/陕西/山西/湖北/湖南/浙江/安徽/广东/广西/江西/四川等省，或因公务，或因游历，足迹可谓走遍大半个中国。
[3/许浑诗说]
许浑诗计530首，工整近体诗的五律就多达232首，七律也多达212首，七绝达58首，五绝为6首；其馀22首则为五七言古体。所以，近体达444首的五七言律诗，构成了他诗歌的主要形式。这也就是宋人刘后村说“浑诗圆稳律切”以及元人方回说“许诗工有馀而味不足”的主因。五七言律诗因诗体本身颔联与颈联的工整队仗，从形式上就决定了其浓厚的“形式主义”特色，这对诗人来说很难讨到好。若重“意”而轻“律”，别人就会说你“平仄不调/韵律不工”等毛病；反之则又难逃“工有馀而味不足”的指责。
然而，即使是工整的五律与七律两种，我以为也还有区别。五言律，因每句字数少，本身就客观在督促作者要节省与精简文字，也正因文字的精简，废字就少，味就相对足些。而七言律就难作了，不要小看这每句只多两个字，可八句就多出十六个字啊！尤其是数十首七律让你连续看，看著看著就让你有一种“咚咚呛呛咚咚呛/咚咚呛呛咚咚呛”般烦人的鼓点儿节奏，那“形式主义”的坏感觉不知不觉就出来了，就不如五言律看著还“古些”或“简些”，这一古一简，大气感才有。
我读许浑七言律，就明显感觉不如其五言律。其实，这或多或少恐也带有些错觉，因他七言律中也不乏好句，有许多句子只是要仔细看，倘若你再帮他减掉两个字重新审视，真也就如他的五言律那样好看些。比方这一句----“光阴难驻迹如客/寒暑不惊心似僧”，若删掉句尾的“如客”与“似僧”四字，重新再看，则是“光阴难驻迹/寒暑不惊心”，味道一下子便大不相同了，“罗唆与计较”的感觉忽然消失，呈现出来的反而是简练。当然，你也可以减掉句中的“难驻”与“不惊”四字，出来的则是“光阴迹如客/寒暑心似僧”，意味依旧很好（只是平仄需要调整而已）。再比如这一句----“孤舟移棹一江月/高阁卷帘千树风”，若删掉句首“孤舟”与“高阁”四字，则成为“移棹一江月/卷帘千树风”；若删掉句中“移棹”与“卷帘”四字，则成为“孤舟一江月/高阁千树风”；这两种删法所得到的结果，均要比七言感觉好上数倍，格律诗的奥妙也在於此。
许浑五言律，就显得简朴好看多了，诸如“渐老故人少/久贫豪客稀”；“身随一剑老/家入万山空”；“道直去官早/家贫为客多”；“旧迹随台古/高名寄水流”；“久病先知雨/长贫早觉秋”；“秋色鬓应改/夜凉心已宽”；“读书新树老/垂钓旧矶平”；“求人颜色尽/知道性情宽”；“寒暑移双树/光阴尽一灯”；“旅游知世薄/贫别宽情深”等等。这些诗句更多来自生活与阅历的结晶，并非言之无物，也不至於差到“浅陋极矣”的地步。但许浑诗若与“初唐四杰”及盛唐“李/杜”乃至中唐“大历十才子”等人比，的确就要往三流诗人堆儿裏扔了，正所谓“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
诗总有深浅曲直之分，许浑诗当属“浅白”一类，也多犯“说理”毛病，看似有哲理，可这些哲理对於三、四十岁的成年人来说，就而已了；若对诗人，就更加而已；犹如今天只能讨得中学生喜欢的汪国真的东西。初学作诗者，倒可以先从许浑诗入眼与入手，写顺了，再转也还不迟。对许浑诗，总而言之，我赞成宋代诗人陈师道所下的“後世无高学/举俗爱许浑”的结论。清人金圣叹评点唐律六百首，选许浑的七律竟也多达34首，不仅是最多的一个，且竟无诗圣杜甫半个字，眼神儿也真是够“浑”（这小子或许是故意的）
75/温 庭 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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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盛唐年代，唐玄宗/李隆基因患疟疾，大白天做了个梦，梦见一大鬼，那形象是“破帽/蓝袍/角带/朝靴”，正在满世界捉小鬼儿吃，并自称是从终南山下来的进士，叫锺馗，因屡次应举皆没考中，就一头撞死在石阶上。唐玄宗梦醒後，连忙找来大画家吴道子，命其赶紧给锺馗画张像，供在翰林院裏，且还赐给大臣一人一张。此後，民间便开始渐渐流行在门板上贴锺馗像，用以驱鬼避邪。这锺馗之所以能驱鬼避邪，很大成份是因当年吴道子把他画得极丑，以至於吓人。我在本篇的开头之所以要把锺馗像的来历唠叨一下，主要是因为宋人孙光宪在《北梦琐言》裏披露说，当年温庭筠就有个外号，叫“温锺馗”；这个外号安在温庭筠头上，并不是说温庭筠也有驱鬼避邪的本领，而是形容他相貌极丑，惨不忍睹。这与他动听的姓名简直南辕北辙，令人想不通。温庭筠的字其实也很动听，叫“飞卿”，够潇洒。
1/生卒年与籍贯考
已故学者夏承焘在其《唐宋词人年谱/温飞卿系年》一章裏断其为唐/元和七年（812年）生；王达津在其《温庭筠生平的若干问题》一文中维持清人旧注，依旧坚持定为唐/长庆元年（824年）生；黄震云则在《温庭筠杂考三题》一文中断其为唐/元和十二年（817年）生；牟怀川则在《温庭筠生年新证》一文中断其为唐/贞元十四年（798年）生；陈尚君则在《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一文中断其为唐/贞元十七年（801年）生。这林林总总加在一起，众说纷纭，从798-824年，这中间的灵活度有26年之大，当然就很要确定一说，哪怕八九不离十，心才踏实些。
考飞卿诗，有《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诗，此诗已被学界公认作於开成五年（840年），此不赘述。而诗题中的“李仆射”应为自开成二至五年任淮南节度使的“李德裕”。也有学者判断为是“李绅”，但李绅并无“仆射”之衔在身。《旧唐书/武宗纪/上》在开成五年事迹裏记载说：“九月/以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德裕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寻兼门下侍郎/以宣武军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汴州刺史李绅代德裕镇淮南”云云，很明确李绅无“仆射”官衔在身；而他的前任，正是有“左仆射”官衔在身的李德裕。另：飞卿此诗中有“宦无毛义檄/婚乏阮修钱”句，後半句温飞卿用了“阮修”这个人的典故自比。所引之阮修，史载家贫无钱，四十岁仍未娶。以此对应，温飞卿若在开成五年（840年）为四十岁的话，逆推40年，飞卿之生年则应为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而上述诸家之说，陈尚君先生所断的801年，与此是最接近的。
飞卿之卒年，宋人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记曰“终国子助教”；《新唐书》则记其为“杨收疾之/遂废卒”。考《旧唐书/懿宗纪》，咸通五年六月，“制以中书侍郎-平章事杨收为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八年…三月…制以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上柱国-晋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杨收检校兵部郎中/充浙江西道观察使”云云，以此可知，杨收於咸通五至八年，在朝中任宰相（平章事），可谓权倾朝野，收拾温飞卿这个小小的国子助教，自如拍死只蚊子般易如反掌。再考《全唐文》温飞卿卷，其写有《牓国子监》一文，结尾落笔处记有“咸通七年十月六日/试官温庭筠牓”，可知咸通七年十月温飞卿依旧在国子助教的位置上。三考宋人陈思编篡的《宝刻丛编》，中有《唐国子助教温庭筠墓志》一文，署有“弟庭皓撰/咸通七年”字样，是为温飞卿卒於咸通七年（866年）之铁证。故，飞卿系年应为公元800-866年，享年66岁。
有关其籍贯，《旧唐书》记其为“太原人”；《唐才子传》记其为“并州人”；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温飞卿系年》亦考其为“太原-祁县人”，恐均误。太原在唐初称并州，而祁县也在太原府管辖范围内，所以三者所指实为一地。然飞卿有《商山早行》诗曰：“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句中所谓“客行悲故乡”，明确意为离别故乡。包括标题在内，此诗共出现“商山/茅店/板桥/杜陵”四个地名。考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亦名商岭、商阪。茅店不可考，宋诗人范成大有“击柝黄茅店”句；陆游有“宁堕荒寒傍茅店”句。再考板桥，晋人潘岳《关中记》曰“板桥在商州北四十里”，即今商县北面；而杜陵，亦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方向。上述四地名，有三个皆围绕与指向商县，故其籍贯应为今陕西/商县，而非山西/太原，所谓“太原”大致应为其郡望。
《旧唐书》本传也记他“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豔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滈之徒/相与蒱饮/由是累年不第”；《桐薪》一书也记载说，飞卿“最善鼓琴吹笛/云：有丝即弹-有孔即吹”；估计他擅长与喜欢干“吹拉弹唱”这些事应是年轻时刚游历长安年间所为。但只要有弦儿的东西他就能拉、有眼儿东西他就能吹，这一手可真够神的，大有“无孔不入”之能。
《新唐书》附传言他“数举进士不中第”；《旧唐书》本传也记他“大中初/应进士……由是累年不第”。大中初年约为848-850年间，飞卿已年近五十岁，不大可能是初次应试。飞卿有《开成五年秋书怀一百韵》诗，他自己在诗中的小注裏说：“予去秋试京兆荐/名居其副”云云。据此，开成四年为公元839年，也就是飞卿39岁；不过这一年估计也不是他初次应试的时间。好在他说自己是“名居其副”，也就是在贡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获得了能参加省试的资格了。可他在後面的小注裏又继续说“二年抱疾/不赴乡荐试有司”，终究还是没参加省试（进士考）。40岁时，飞卿抱病闲居於长安近郊的户县家中，直到55岁才又见行踪，重返长安参加由中书舍人沈询任主考官的考试。中间这漫长的十五年，偶然也有其客居淮南的蛛丝马迹，但总体不知其确切所在。然从他诗集中带有闲居与散淡味道的大量诗作中看，应为此时期所作，估计此十五年间他也还存在到过长安的可能。
大中九年（855年），55岁的飞卿再来长安应考，主考官沈询怕他又要帮人作弊答卷，便将其隔离单考，以至於令飞卿很不高兴。《唐摭言》记载道：“北山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温飞卿於帘前试之/为飞卿爱救人故也/适属翌日飞卿不乐/其中晚请开门先出/乃献启千馀字/或曰潜救八人矣”云云；《唐才子传》亦记“大中末/山北沈侍郎主文/特召庭筠试於帘下/恐其潜救/是日不乐/逼暮先请出/仍献启千馀言/询之/已占授八人矣/执政者鄙其为/留长安中待除”云云。看来，飞卿还是“恶习不改”，既然不能亲自帮人写卷子，“占授”的机会总还是有（占授/意为口头传授），竟也轻易地以“递话”的方式帮了八个人。主考官问他，他还显能耐，主动告诉人家说即使如此，他也帮了八个，拦不住啊！所以，主考官一气之下，只能让他“待除”（他自己即使考得好/也不给进士出身/听候朝廷发落）。
次年，“待除”中的飞卿几乎与当年的贾岛一样，在被剥夺了进士出身後，直接“贬为随县尉”。通常，象贾岛、温飞卿这种尚未获得进士出身就授以官职的“贡生”，基本都是文才勿庸置疑却又多次“搅扰场屋”的才子。所以，《东观奏记》记录了当时由中书舍人裴坦给温飞卿撰写并下达的授官“通知书”，其曰：“敕：乡贡进士温庭筠/早随计吏/夙著雄名/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放骚人於湘浦/移贾谊于长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随州-随县尉”云云，一脚把他踢到湖北/随县去了。
大中十年，襄阳节度使徐商很赏识飞卿才华，特聘他为幕府巡官。他结交段成式便在此时期，《唐语林》也记载“时温博士庭筠方谪尉随县/廉帅徐太师商留为从事/与成式甚相善”云云。五年後，也就是咸通二年，60岁的飞卿因感到“不得志/去归江东”，又在淮南一带游历。时令狐綯任淮南节度使，飞卿“心怨令狐綯在位时不为成名/既至/与新进少年狂游狭邪/久不刺谒/又乞索於扬子院/醉而犯夜/为虞候所击/败面折齿”（真有些打得飞卿满地找牙），於是飞卿便找到令狐綯投诉。令狐綯抓来虞候本打算治罪，但一听全是飞卿的错儿，就把虞候放了。由此，飞卿便跑到长安去告状，正所谓“庭筠自至长安/致书公卿问雪冤”，但也没什麼结果。
大约65岁时，飞卿被任命为从六品上阶的“国子助教”，但为何时来运转？得到谁的推荐？或其他原因？不知道。但，飞卿在任国子助教前，恐首先任的是正七品上阶的“四门博士”；因为《唐摭言》/《唐诗纪事》/《金华子》诸书在记录飞卿逸事时，曾多次称飞卿为“博士”。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也就是66岁时，他当了一回主考官，并将他认为写得优秀的三十多篇考生文章张榜贴出来，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多涉及揭露官场及仕途黑暗，结果得罪了时为宰相的杨收，遂将飞卿贬为“方城尉”（今河南/邓县）。考生闻讯，皆为飞卿鸣不平，可也没办法，只能在飞卿赴任临行前，纷纷跑来相送，并争相赋诗赠他。《唐摭言》及《东官奏记》二书记录了当时有位叫“纪唐夫”的贡生写给飞卿的诗，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绿醽销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犹隔千山与万津”。飞卿是年冬离开长安，不逾月便抑郁而死了。
4/飞卿诗说
飞卿诗253首，有乐府体，有五七言古体，但大多数是五七言近体。正如苏东坡在其《雪浪斋日记》中所言：“温庭筠小诗尤工”；苏子所说的“小诗”便是五七言四句的绝句与五七言八句的工整律诗。所谓“工”，其实就是“玩儿得好”；写诗就是玩儿，说正经点儿也叫“琢磨”。古人在欣赏别人的诗作时，总爱用“细玩”某某诗某某句或某某字这样的词，把诗从“言志”的高处请下来，变成文人的一种智力游戏，我看这态度挺好。跟社会/政治/仕途等等有什麼可较劲的，自己把文字的意味倒腾美了，不就完了。所以，东坡认为飞卿“尤工”的小诗句便是“墙高蝶过迟”之类的，听来似乎虽也是“废话”，可迟缓不下来的那叫扔过墙的小石头，嗖的一下就过去了，蝴蝶哪比得了啊！当然，这句子的含义你也可以往别处想，只要能贴切地对照上就行。
宋人欧阳修独爱飞卿“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句，许多读者恐一时难以品出个中究竟。其实，当我们明白了此诗是飞卿在离家时所作的时间背景，也就体味出了这两句的好处。所谓“鸡声茅店月”，是写他走出家门奔赴异乡时，报晓的公鸡刚叫，天上也还有月；而“人迹板桥霜”同样状写拂晓时的村路与树木等物上，都还挂著凉夜裏的露霜。由此可见一个离家人的心情，正为衬托出前句的“客行悲故乡”，悲何耶？不老情愿客走他乡呗！
诸如此类的好句，在飞卿诗中比比皆是。比如“阁上见林影/月中闻涧声”，在一种物体上看见了另一种物体，在本无声音的月亮上听见了涧水的声音，甲物与乙物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依存，作者本体所产生的知觉与幻觉等等，总之是水乳难分的感觉，被写得很妙。再如“沙净有波迹/岸平多草烟”，将原本静止的景物写得令人感到动起来，他把握文字的表达能力显然非同一般。是啊，如果我们把诗歌的主题/深度/情感等问题先放在一边儿，单就诗人对文字的把握与表达能力来说，其实并不简单。或许有人会问，难道我们竟连一句话都说不好吗？算让你问对了----你就是说不准、说不好，你就是缺乏表达能力或驾驭语言与文字的能力！好诗人与差诗人在语言文字上的区别，就是“表达能力”上的区别！换言之，你想说的那种感觉，倘若不具备很强的表达能力，你还就是说不好，著急也没用。上述这番话，如果你悟到了，就老实回家练去；没悟到，只当我没说。
飞卿作诗，的确有浑身本领，一出手，明眼人就看出高。比如“闲云无定貌/佳树有馀阴”；“坐久芰荷发/钓兰茭苇深”；“照竹镫和雪/看松月到衣”；“地深新事少/官散故交疎/道直更无侣/家贫惟有书”；“薄宦离山久/高谈与世疎”；“归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鸟飞天外斜阳尽/人过桥心倒影来”；“三秋庭绿尽迎霜/唯有荷花守红死”……作诗未必就要多大气势，像东坡“大江东去”那样张牙舞爪的，读著读著，气就泄了。若干年前，我见南京画家朱新建与某人比画，所比之题为画一武将，看谁画得勇猛厉害。俄而，两人画皆成，对方所画乃一锺馗，怒目圆睁，挥舞斧钺。再展朱新建所画，乃一布衣庶子，在逃窜中自袖口甩出一利器----哇哈哈哈，我以为朱新建是智慧的，不像那另一画家，画得很傻！当然，此例比作诗未必恰当，仅算提个醒儿，重在说明作诗未必真使劲，反倒写紧了。
清人贺裳在其《载酒园诗话》中妄议飞卿诗“能瑰丽而不能淡远”，我是坚决不能同意。遍览飞卿五七言律诗，其具有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澹泊一派的诗篇很多，诸如“有伴年年月/无家处处山/烟波五湖远/瓶屦一身闲”之类，是他常挂在嘴边的。对飞卿而言，公子哥儿加散漫文人，是最容易放荡不羁，没什麼可在乎的；尤其是遇到挫折，也极容易转向逃避，这个“逃避”不是害怕或知难而退，而是嫌麻烦，懒得跟别人计较。所以，他也常抱有隐身遁迹之怀，《地肺山春日》一诗便是代表----“冉冉花明暗/涓涓水绕山/几时抛俗事/来共白云间”。
当然，对於自己沦为文人，飞卿也还有想法，这想法恐与普天下所有文人一样，明明自己很愿舞文弄墨，却还要不时讲些风凉话。一如鲁迅，表面上自嘲“不幸识得几个字”，其实这“不幸”中的乐趣让他充实了一生。所以，飞卿的《蔡中郎坟》一诗，我们就不能只看字面，他借著藏书万卷、笔耕一生的蔡邕，表达出“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的劝诫，牢骚而已，实际比谁写得都欢。
5/飞卿词说
飞卿词，清人沈祥龙在《论词随笔》裏将他视为两派唐词中的一派。沈曰：“唐人词/风气初开/已分两派/太白一派/传为东坡/诸家以气格胜/於诗近西江/飞卿一派/传为屯田/诸家以才华胜/於诗近西昆/後虽迭变/总不越此二者”云云（[西江]指以黄庭坚-陈师道等为首之江西诗派/[屯田]指柳永-曾官至屯田员外郎/宋人严羽《沧浪诗话》又曰：西昆体即李商隐体-然兼温庭筠及本朝杨刘诸公而名之也）。意思很明了，是说李白一派的继承者是苏东坡，走的是豪迈一路，在诗上则有[江西诗派]较为接近李派；而温飞卿一派的继承者则是柳永，走的是才子一路，在诗上则有[西昆体]较为接近温派。
另一位清人张德瀛在其《词徵》中则把唐词分为三派：李白一派，张志和一派，温飞卿一派。用张德瀛的话说，则是“李太白词-渟弘萧瑟/张子同词-逍遥容与/温飞卿词-丰柔精邃/唐人以词鸣者/惟兹三家/壁立千仞/俯视众山/其犹部蒌乎？”张德瀛对唐词的审视与概括，显然要比沈祥龙全面些，因为他加入了张志和的“澹泊”一派，这一派是直接影响宋词与元小令“逍遥”派的重要立基。
此後，清末民初的大学者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对唐词也有评论说：“[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正中词品-若欲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云云。句中的“端己”指的是韦庄；“正中”指的是冯延巳。可见王国维给三派唐词又补上了韦庄与冯延巳两派。当然，我们甚至也还可以补上第六派，那就是南唐二主李璟与李煜，他二人虽已进入“五代十国”，但毕竟也是李唐家族的延续（《全唐诗》也收录了南唐二主诗）。
这一篇，我们主要还是来谈温飞卿的词。上述诸家对飞卿的词评，一曰“以才华胜”，二曰“丰柔精邃”，三曰“画屏金鹧鸪”，似皆显笼统，让人抓不住具体。清末光绪年间的词评家陈廷焯说的就比较具体些，他在其《白雨斋词话》裏说：“飞卿词/全祖[离骚]/所以独绝千古/[菩萨蛮]-[更漏子]诸阕/已臻绝诣/後来无能为继”云云，这倒是个新鲜的说法，评价也极高。综观飞卿词，字面上所传达出的词意，基本是在表达空守闺楼的女子怨夫思夫之怀，很难看出《离骚》般的“孽子孤臣之感”。可陈廷焯又继续强调说：“飞卿[菩萨蛮]十四章/全是变化[楚骚]/古今之极轨也/徒赏其芊丽/误矣”云云，如此说来，我们就更不敢拿飞卿词来当“豔词”看了。
陈廷焯也举了飞卿《菩萨蛮》十四首裏具体的词句说，“如[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无限伤心溢於言表/又[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凄凉哀怨-真有欲言难言之苦/又[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又[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皆含深意”云云。细玩飞卿的这些词意，若非要往[离骚]般的沈郁幽思上“焊”，大致也行。汉语这玩意儿，表面一套背後又一套的可能性极大，这也就是“赋/比/兴”中的“比”，离愁般的豔词能嗅出“孤臣”与“遣愤”的意味，不能不说是一种“个人观点”。不过，已故当代词评家夏承焘先生，还是坚持把飞卿词当“豔词”来看，且直白地说：“他的词主要内容是描写妓女生活和男女间的离愁别恨的……是写给宫廷豪门裏的歌妓唱的”，尤其是後半句，我极赞同。飞卿通音律，能吹弹各种乐器，与达官公卿也多有往来，而为歌妓们写些歌词唱唱，应很正常。再说，词这东西，本就是带著曲子的歌，有许多“词牌”也滥觞於乐府，正如《填词浅说》一文所述：“词为诗馀/乐之支也”；尽管可以宣志抒情，但更多的功用其实就如同今天的流行歌曲，娱乐的成分很浓。
飞卿词，迄今所传共计69首，五代时人赵崇祚所编的《花间集》便收录了66首，另外3首则取自於《尊前集》与《云溪友议》二书。就飞卿词而言，清人陈廷焯虽给他“唐代词人/自以飞卿为冠”的无上评价，但我以为毕竟还是他诗歌的“馀响”或“副产品”，不足以与其诗相抗。至於入宋後的柳永是否可称之为飞卿词风的恰当传承，容我在未来[两宋诗人讲演录]一书中再专题讨论。
6/赘语
段成式曾多次有书信及赠诗寄给飞卿。信有九封，大都是因送给飞卿纸/笔/墨/砚之类的文房用具而写的，给人感觉段成式似乎是文房四宝的制作工匠（其实不是/他荫官做到正四品的太常少卿/造纸只是票友而已/段成式曾自言“予在九江造云蓝纸/既乏左伯之法/全无张永之功”云云）。信中，段成式顺便也多次称赞飞卿的文才，正所谓“飞卿笔阵堂堂/舌端衮衮/一盟城下/甘作附庸”，在飞卿面前，谦虚得像个小学生。此类溢美之词也还有“飞卿穷素缃之业/擅雄伯之名/沿溯九流/订铨百氏”……“飞卿慱穷奥典/敏给芳词/吐水千瓶/才有一石”等等。
五代时人孙光宪在其《北梦琐言》一书中记录了一则有关飞卿的故事，其在卷四曰----“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温不识龙颜/傲然而诘之曰：公非司马-长史之流/帝曰：非也/又谓曰：得非六参簿尉之类/帝曰：非也”……呵呵，飞卿把当朝宣宗皇帝看成是司马/长史/参军/主簿/县尉之类的小屁官，够找乐！夏承焘先生虽已在《温飞卿系年》一文中辨为误传，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孙光宪这人在五代时恐也对皇帝很是忌恨，所以编出段子，以洩愤慲。其实，侯泳忤宰相豆庐，贾岛忤宣宗而谪为长江尉，也均数此类，当闲话听，挺好。
76、雍陶
我欣賞有志者，尤欣賞有志而後又能成者。雍陶當年離開家鄉時，就曾立下大志說----“世上無媒似我希/一身惟有影相隨/出門便作焚舟計/生不成名死不歸”。聽聽，這志氣，自己把後路都斷了，破釜沉舟啊，這人不出名，誰出名！當然，雍陶所謂的“成名”，主要是指要獲得進士名份，捎帶著能在詩文上“出名”當然更好。他考進士，我以為至少三次才考上，因他寫有《再下第將歸荊楚上白舍人》詩，從題目上便可知那“再下第”是第二次了；同時也可知他是四川人（荊楚即四川之代稱），與大詩人白居易也有往來（白舍人即白居易/長慶元年[821年]任中書舍人/時年50歲）。他那時還寫有一首《自述》（或作《下第》）詩曰----
萬事誰能問，一名猶未知。貧當多累日，閑過少年時。
燈下和愁睡，花前帶酒悲。無謀常委命，轉覺命堪疑。
雍陶，字國鈞。晚唐人范攄《雲溪友議》載其為“蜀川人”；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亦記其為“成都人”。二說恐誤。四川-成都應為雍陶後來避亂遷居之地，而其籍貫應為四川-雲安縣。他寫有《再經天涯地角山》詩曰：“每憶雲山養短才”，雲山在四川-雲安縣，屬夔州，位處巫峽之西，雍陶亦有“雨夜思巫峽”詩句，可定其籍貫應為雲安縣。《唐才子傳》言他“少貧”，不知本於何處。從他的一些詩句中可零星得知，他進士及第前，曾在洞庭及岳陽一帶遊歷或寓居過；也曾遊歷過江蘇-楚州；而後才基本定居成都。
大和三年（830年），成都曾一度被南蠻所掠。那時，雍陶寫有《蜀中戰後感事》詩，言自己“家貧移未得/愁上望鄉台”，本想在戰亂後返回故土雲安縣，但因家貧無資，也只好忍了。與此同時，他也寫有《答蜀中經蠻後友人馬艾見寄》詩，表達了戰亂後自己的慨歎，正所謂“此地有征戰/誰家無死生/人悲還舊裏/鳥喜下空營/弟姪意初定/交朋心尚驚/自從經難後/吟苦似猿聲”云云。那時，他大概也去過雲南，其有《入蠻界不許有悲泣之聲》一詩，大致描述了漢人進入南蠻所轄之地的膽戰心驚，正所謂“漸近蠻城誰敢哭/一時收淚羨猿啼”。
宋人晁公武所撰的《郡齋讀書志》記他為“大和八年進士”（834年），那時白居易已63歲，估計雍陶至少也要40歲左右。因為從他所結交的白居易/賈島/無可/徐凝/殷堯藩/章孝標/劉德仁/姚合/李廓等人的年歲看，雖老中青皆有，但雍陶當數年齒較小的，應與徐凝/姚合/劉德仁幾個差不多。那時，賈島與姚合等人形成了一個詩人小圈子，其中也還包括馬戴/顧非熊/許渾/喻鳧/李餘/朱慶餘/韓湘/任畹等人，時常聚集在賈島-無可以及姚合的住地飲酒賦詩，想必這些人雍陶也應認識。雍陶進士及第後，《唐才子傳》記他“一時名輩/咸偉其作”，賈島當時便寫有《送雍陶及第歸成都寧親》詩，稱讚他“不唯詩著籍/兼又賦得名/議論於題稱/春秋對問精”。姚合有一首題為《喜雍陶秋夜訪宿》的詩，則稱他為“高人來此宿/為似在山顛”。由此可知，雍陶那時已有了響噹噹的詩名。
晚唐人范攄撰寫的《雲溪友議》一書記載說，雍陶當年寓居長安時，極其狂傲，正所謂“恃才傲睨/薄於親黨”。他舅舅劉欽之怕他得罪了公卿要員及文壇大腕兒，就寫了首詩寄給他說“地近衡陽雖少雁/水連巴蜀豈無魚”，意思是----家鄉四川這地方/夠段的高人或名士雖不多/可也並不是一個沒有呀。雍陶看後，才忽然意識到自己大概有些過於牛屄了。其實，他舅舅寫給他的這兩句詩，也還有表白自己就是高士的意味在裏面，所以從那時起，雍陶便與其舅劉欽之開始了頻繁的書信與詩文交流。
雍陶進士及第後是否很快被授過官職，不知道。從其友人劉德仁贈他的《送雍陶侍禦赴兗州裴尚書命》詩中可知，他曾任過從七品上階的殿中侍御史，且又帶職應辟於山東-兗州。此後也去過桑乾河及河北-幽燕一帶。即便出使北方，他那時似也還抱有大志，其《放鶴》一詩曰----“從今一去不須低/見說遼東好去棲/努力莫辭仙路遠/白雲飛處免群雞”，呵呵，依舊覺得自己有鶴立雞群之才。《新唐書/藝文志》及《唐詩紀事》均記他“大中八年自國子毛詩博士出為簡州刺史”。此處所說的“毛詩博士”隸屬於[國子監]，品秩為正五品上階。簡州在今四川-簡陽縣，唐時屬“下州”（不滿兩萬戶為下州），所以刺史的品秩則為正四品下階。
他与白居易/贾岛/无可/徐凝/殷尧藩/章孝标/刘德仁/姚合/李廓马戴/顾非熊/许浑/喻凫/李馀/朱庆馀/韩湘/任畹等文坛友人相互唱和，除却是在应考进士的那段时期外，也应在[国子监]任博士时；而获得显赫的诗名，亦应在那时。《云溪友议》记他出刺简州已很自负，甚至把自己比作南朝时的大诗人“谢朓”（梁武帝酷爱谢朓诗/常对人说：三日不读谢诗-觉口臭），且很蔑视初唐时期的诗人，嘲讽他们只不过是“书奴耳”。当时有位秀才叫冯道明，慕名来拜访他，还说与他是故交。雍陶见了冯道明，根本不认识，就呵斥道：“与足下素昧平生/何故之有”云云。这位冯秀才便很从容地对雍陶说，“我常背诵您的诗文，这不就等於是故交嘛！”你还别说，冯秀才所背诵的那几句雍陶的诗，後来清人编篡的《全唐诗》裏还真没有，其中有两句是“闭门客到如常病/满院花开未是贫”与“江声秋入峡/雨色夜侵楼”；尤其是七言的那後半句，所谓“满院花开未是贫”，心态还真好。雍陶一听冯秀才真能背不少自己的诗，结果一高兴就“厚赠遣之”了。
简州那时有一座桥叫[情尽桥]，亲友送别时都在此处。有一次雍陶送客人，正好上了此桥，觉得这名字彆扭，结果就在桥上信笔题了首七绝，改叫了[折柳桥]，没成想这诗竟写成了经典，一直传到今天----“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呼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
大致在晚年，雍陶因病而去官闲居家中，其诗也转入澹泊，其《和刘补阙秋园寓兴六首》之二曰----“闭门无事後/此地即山中/但觉鸟声异/不知人境同/晚花开为雨/残果落因风/独坐还吟酌/诗成酒已空”。所谓好诗，其实有许多不见得非要有什麼好句，只要整体气韵流畅而自然，已属难得。雍陶诗，感觉就是流出来的，而非制作。他留下的诗虽然不是很多，仅132首，但大都朗目，值得细品慢嚼。最後，我引一首我以为是他最好的诗，与大家同赏----
扰扰走人寰，争如占得闲。防愁心付酒，求静力登山。
见药芳时采，逢花好处攀。望云开病眼，临涧洗愁颜。
春色流岩下，秋声碎竹间。锦文苔点点，钱样菊斑斑。
路远朝无客，门深夜不关。鹤飞高缥缈，莺语巧绵蛮。
养拙甘沈默，忘怀绝险艰。更怜云外路，空去又空还。
红学家俞平伯当年给学生上唐诗课，登上讲台读完一首诗後，竟闭目沈默了足有五分钟，然後说：真好/真好/下课吧……（他什麼也没讲/这老头儿/呵呵）。
77/项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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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斯这人，全仰仗时任检校工部尚书兼国子祭酒杨敬之的提携。晚唐人李绰撰写的《尚书故实》记载说：“杨祭酒敬之爱才公心/尝知江表之士项斯/赠诗曰：[处处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於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因此名振/遂登高科也”云云。这一故实，晚唐人张洎在《项斯诗集序》一文以及《刘宾客嘉话录》/《唐诗纪事》/《韵语阳秋》/《诗话总龟》/《唐才子传》诸书也均有记载，文字大略相同。迄今为止，项斯的诗没被人记住几句，而杨敬之夸他的这一首，却流传很广，看来人们还是热衷於“街谈巷议”，诗反倒成了二五眼的事。
长庆年间，项斯也得到过诗人张籍的赏识。张洎在《项斯诗集序》一文中记他“时特为水部之所知赏/故其格颇与水部相类/词清妙而美丽奇绝/盖得於意表/迨非常情所及”云云，句中之“水部”即为诗人张籍，长庆三年（823年）曾任水部员外郎。同时可知项斯的诗风受张籍影响较大，有位叫郑薰的友人曾写诗描述说“项斯逢水部/谁道不关情”。张籍那时也有《赠项斯》诗曰----“尽日吟诗坐忍饥/万人中觅似君稀/门连野水风常到/驴放秋原夜不归/日暖剩收新落叶/天寒更著旧生衣/曲江亭上频频见/为爱鸕鷀雨裏飞”，描述了项斯因写诗与应举而忍饥挨饿的窘迫状况。
项斯，字子迁。张洎在《项斯诗集序》一文中记他为“江东人保粊K未确指其地。考《太平寰宇记》卷九八[台州/人物]则记之为“唐/项斯/临海人”。元人黄潜所著《黄金华集》援引《乡贡进士项君墓志铭》曰“斯/仙居人”。《仙居县志/金石志》收有《大宋-台州-永安县-遇明禅寺碑铭》记载说遇明禅寺附近有“项斯之宅可寻”，并说碑在仙居县东二十裏的三学寺。临海与仙居二县，均在浙江境内，依上所考，项斯故里应在仙居县（今浙江-仙居县）。
张洎在《项斯诗集序》一文中还记他是“会昌四年左仆射王起下进士及第/始命润州-丹徒县尉/卒於任所”云云。会昌四年为844年，距张籍赏识他的长庆三年相隔漫长的21年，而这21年的行踪，史料无载，已很难确定。或许隐居，或许游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登第的年龄不会太年轻，至少也要五十岁左右了。《全唐诗》项斯卷中录有他写的“落第”诗，其中已表明他落第时就不很年轻了。其《落第後寄江南亲友》诗曰----
古秋槐阴合，愁多昼掩扉。独存过江马，强拂看花衣。
送客心先醉，寻僧夜不归。龙锺易惆怅，莫遣寄书稀。
所谓“愁多昼掩扉”，表达了他由於落第之故，连大白天都不好意思出门的惭愧心理；而“龙锺”二字则明显道出他那时年岁已很大了。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裏说他“性疎旷/温饱非其心/初筑草庐於朝阳峰前/交结浄者/盘礴宇宙/戴藓花冠/披鹤氅/就松阴/枕白石/饮清泉/长哦细酌/凡如此三十馀年”云云，这样长的“隐居”时间，虽与前述之21年在时间长度上不十分吻合，但考项斯诗，确有其写作隐居经历的篇什。其《忆朝阳峰前居》诗曰----
每忆闲眠处，朝阳最上峰。溪僧来自远，林路出无踪。
败褐黏苔遍，新题出石重。霞光侵曙发，岚翠近秋浓。
健羡机能破，安危道不逢。雪残猿到阁，庭舞鹤离松。
此地虚为别，人间久未容。何时无一事，却去养疏慵。
朝阳峰，在今浙江-杭州-径山。玩此诗意，所谓“人间久未容”句，基本可断出项斯已隐居多年，而出山开始追求举业与仕途时，年岁很大是可以确定的。其又有《山友赠藓花冠》诗，首句“尘污出华发”亦可证其出山时的较大年齿。而正因如此，辛文房才在《唐才子传》裏说他“晚污一名/殊屈清致”，意思就是没坚持住隐士逸者的风范，还是出了山，俗了！
不过，项斯在诗中也曾多次表露过自己已不打算坚持隐居的想法，尽管较隐晦，也还能够感知。其《病中怀王展先辈在天台》诗中的那句“因说来归处/却愁初病时”，似乎就以自己生病为由，告诉那位“王展先辈”，说他去不了天台山隐居了。《归家山行》一诗，虽是落第後作，但也充分表现了项斯坚定入仕的信心----
献赋才何拙，经时不耻归。能知此意是，甘取众人非。
遍陇耕无圃，缘溪钓有矶。此怀难自遣，期在振儒衣。
有关他的交游，考其诗，与他有往来的除张籍外，较知名的只有诗人姚合/顾非熊/殷尧藩，其馀更广泛的则为释道两门及隐逸类人士。那时姚合任金州刺史，已53岁。金州在今陕西-安康县，离长安不算太远，项斯写有《赠金州-姚合使君》诗，估计应写於在长安应考期间。从末句“未觉旌旙贵/闲行触处过”看，他似应亲自去金州拜访过姚合。顾非熊与殷尧藩，也是登第时年岁很大的人，项斯能与这几位“相知”，恐也是同病相怜。他写给顾非熊的《送顾非熊及第归茅山》一诗，描述的不仅是顾非熊的艰难举业，同时也象徵著自己的坎坷前途----“吟诗三十载/成此一名难/自有恩门入/全无帝裏欢/湖光愁裏碧/岩景梦中寒/到後松杉月/何人共晓看”。
有关他的诗，《全唐诗》收录项斯诗近百首，辛文房以为他诗中“多警联”，并引出八联----[病尝山药遍/贫起草堂低]；[客来因月宿/床势向山移]；[独存过江马/强拂看花衣]；[不言身後事/犹坐病中禅]；[湖山万叠翠/门树一行春]；[一灯愁裏梦/九陌病中春]；[月明古寺客初到/风度闲门僧未归]；[将敲碧落新斋磬/却进昭阳旧赐筝]……我看他全部的诗，水准也皆如此而已，感觉并无大才，也不像杨敬之和张籍那般欣赏他，只觉得虽不精彩，也还不坏。
旧体诗读多了，似有一种麻木的感觉，若无特别抢眼的诗意或句子出现，几乎不会令我为之所动。说实话，论项斯，我基本是捏著鼻子来写，激情总是起不来，若不是杨敬之的那句“到处逢人说项斯”太著名，我是坚决不会说他的。另外，他诗的内容也是怨声与忧愁太多。若比愁，人人都有一肚子，不需要他重复与唠叨；再说，他也不如孟郊与贾岛唠叨得充满个性，所以就匆匆收了吧！
78/杜 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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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有关生卒年之序语]
在论小杜前，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对他生卒年的判定，这个问题既有意思也很重要。历代研究者将杜牧的年寿基本判定为50岁，我以为对生年的认定问题不大，但对卒年则需要深究，因为这关乎到杜牧究竟是活了五十岁还是超过这个年岁的问题。杜牧的生卒年，新旧两唐书及《唐才子传》均无载。杜牧自己写有一篇《自撰墓志铭》，给自己划句号说“年五十/斯寿矣/某月某日/终於安仁里”云云，但并未标明确切年份。再考杜牧给他弟弟杜顗撰写的《唐故淮南支使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杜君墓志铭》，知其弟“年四十五/大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六年二月八日归葬先茔”；同时，杜牧在此铭裏也记自己“某今年五十”。此墓志铭已标明其弟下葬之年为大中六年二月，所以杜牧的这篇铭文当为大中六年所写。大中六年为公元853年，上推50年，其生年则为唐-贞元十九年（803年），但其出生的具体月日，历代研究者皆未考出。事实上，杜牧在此铭裏已经写出，只是动用了玄奥的“阴阳五行”说，学者尚未究出而已。铭文中的这一段文字实际非常重要，先引於下，再论----
去岁七月十日在吴兴，梦人告曰：“尔当作小行郎。”复问其次，曰：“礼部考功，为小行矣。”言其终典耳。今岁九月十九日归，夜困，亥初就枕寝，得被势久，酣而不梦，有人朗告曰“尔改名毕”。十月二日，奴顺来言：“炊将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梦书片纸“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非也，过隙也。”予生於角，星昴毕於角为第八宫，曰病厄宫，亦曰八杀宫，土星在焉，火星继木。星工杨晞曰：“木在张於角为第十一福德宫，木为福德大君子，救於其傍，无虞也。”予曰：“自湖守不周岁，迁舍人，木还福於角，足矣；土火还死於角，宜哉！”复自视其形，视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寿矣。某月某日，终於安仁里。
这段文字杜牧写得很明白，讲自己在吴兴时做了个梦，梦中有人告诉他说“你顶多官至从五品上阶的礼部考功郎中就到头儿了”云云。後又在恍惚中听见有人大声对他说“你将改名字叫[毕]了”云云，[毕]字是结束的意思，所以杜牧以为不祥。再後来又梦见自己在一张纸上写了句“皎皎白驹，在彼空谷”，旁边又有人给他解释说“并非空谷，实是日子到头了”。於是，杜牧就请来占星家杨晞，把自己的生辰说出来，让杨晞帮他释疑。杨晞说没什麼大事儿，五行生木，木可克土，所以能“救於其傍，无虞也”。不过，杜牧之所以觉得自己所梦不祥，主要在於自己的官运实际并未终止在礼部考功郎中上，而是又升任为正五品上阶的中书舍人。这在别人看来是可喜可贺之事，但杜牧却以为是极其意外，所以大有死到临头之感。
杜牧对星相乃至道家的五行学说显然有研究，他讲自己“予生於角”，便是二十八星宿对应干支日期的星相常识。明代星相家张介宾撰写的《类经图翼》一书，对一年十二个月所对应的星位做了明确的解说：“……三月入奎娄/四月入胃昴毕/五月入觜参/六月入并鬼/七月入柳星张/秋分八月中/日缠翼末/以交於轸/循次而北/九月入角亢……”所以杜牧所说的“予生於角”便是生於九月。这个“角”位所以又不祥，是因为“万物之收藏也/皆从角轸始”，既然老天爷把万物都收了，人当然也不会漏掉。好在杜牧虽心有馀悸，也还知足地说“木还福於角/足矣/土火还死於角/宜哉！”而“年五十/斯寿矣”只不过是连他自己也吃不准的一种预测，绝非其真实寿命。
当代学者罗时进先生援引晚唐人顾陶所写的一篇《唐诗类选後序》，证出杜牧大致应卒於咸通元年（公元860年），享年58岁，这比以往认定的50岁，多出8岁。其主要依据是，顾陶文中有“近则杜舍人牧/许鄂州浑/洎张祜-赵嘏-顾非熊数公/并有诗句播在人口/身殁才二三年/亦正集未得绝笔之文/若有所得/别为卷轴附於二十卷之外”，此文大致写於咸通二至三年，文中所述杜牧/许浑/张祜/赵嘏/顾非熊等人“身殁才二三年”，逆推之大致为咸通元年（860年），其享年算出是58岁。
然《樊川外集》收有杜牧所作的《走笔送杜十三归京》一诗，此诗应为伪作。因杜牧排行即为“十三”，李商隐在杜牧担任司勋员外郎的大中三年，曾写有《赠司勋杜十三员外》一诗可证，故《走笔送杜十三归京》一诗应为别人赠杜牧的诗。宋代之後所补续的《樊川别集》/《樊川外集》等，多窜入他人之诗，此诗当为一例。诗中有“应笑内兄年六十/郡城闲坐养霜毛”句，明确道出两条信息：一是称杜牧为“内兄”，二是称其年岁为“六十”。内兄之称，实为妻兄，也就是说，此诗作者是杜牧妹妹的丈夫。然杜牧有无妹妹或堂妹，乃至若有此妹其名字又叫什麼，已不可考。而称杜牧年岁为“六十”，古人虽惯有在诗中为图简洁方便而多取整数之例，但通常最多存有一至两年的出入。由此看来，杜牧享年至少也应在58-60岁间，而非一直沿说的50岁。
另：“裴/杜”两家在唐代均为豪门大家，通婚频繁，正所谓门当户对。杜牧之妻便是裴氏，而杜牧有一姐姐也嫁到了裴家，姐夫叫裴俦，大中四年曾任江西观察使。杜牧也写有《送姊夫中丞俦自大理卿镇江西诗》可证。由此，杜牧既然有姐姐嫁到裴家，很可能也有妹妹嫁到裴家。杜牧为自己妻子的哥哥裴希颜写墓志铭（见杜牧《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志铭》），结尾处说“某娶裴氏/实君之私/其弟觉泣来请铭”云云，可知杜牧的妻弟叫裴觉，搞不好杜牧若有妹妹，恐就嫁给了裴觉，所谓亲上加亲，勾拉腕扯的情形是极有可能的。如果此事属实，那《走笔送杜十三归京》一诗估计便为裴觉所作，因为只有杜牧的妹夫才可在诗中称杜牧为“内兄”。
[贰/生平新传]
新旧两唐书以及《唐才子传》均有杜牧的小传，然我以为不大符合我讲杜牧的内容与顺序，所以就萌生出重写一篇的想法，当然还是用文言。於此基础上我再把句子进行分解，来一回“自笺自注”，读者看了或许会更有条理，也容易边摸著杜牧的生平脉络、边对应著他的诗文看。如此以来，对他作品的正确理解以及他人生各时期的思想-生活-写作等状况也就清晰些，总之是为了让大家读罢我这篇讲演後，在心底一下子就能勾勒出一个丰满的杜牧，私下回头再去细读他，就有了方向，总不至於抱著一册《樊川诗文集》瞎读一通，抓不住主流。好了，以下便是我以文言文重新撰写的[杜牧传]并注，大家泡上茶，慢慢看----
[1]杜牧/字牧之/唐-贞元十九年生/陕西-长安县人/宰相佑之孙也。
史也称其为“杜舍人/杜樊川/杜紫微”。[舍人]是他临终前所任的官职；[樊川]是他临终前所居的别墅；[紫微]亦是中书舍人官职的代称。唐-开元元年时，曾改[中书省]为[紫微省]，取吉祥的紫微星相为义，并在省衙门裏种植紫微花，所以[中书令]也叫[紫微令]，[中书舍人]也叫[紫微舍人]。
有关他的籍贯，学界一直以为是“京兆万年县”（今西安市），非也。杜牧在《自撰墓志铭》一文中特别强调说，从他祖上一直到他这辈人，共九代，“皆葬少陵”。[少陵]属唐之长安县，即今陕西省-长安县，虽离西安市极近，但毕竟不是西安。秦始皇所修的[阿房宫]及汉代所建的[长乐宫]/[未央宫]等旧址，便都在长安县内。至於史料乃至学界所公认的杜牧家宅[安仁里]，则确在今西安市内，也是唐代的长安城范畴，但坐落在[安仁里]的这套宅子，杜牧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一文裏说的很清楚----“某幼孤贫/安仁旧第置於开元末/有屋三十间而已”。开元末年大致是公元740年左右，距杜牧童年时仅有七十年上下，至少也应为他的曾祖父杜希望所造。这套宅邸，杜牧的爷爷杜佑也一直住在此，直到病故。《两京城坊考》一书亦曾记载说，杜佑“甲第在安仁里”（甲第：即为豪门贵族宅邸之称/《史记》孝武纪曰“赐列侯甲第”）。所以，[长安/安仁里]只能作为杜牧的故里，不可作为籍贯。
他爷爷杜佑可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在66岁那年写成了一本书叫《通典》，共200卷，逾200万字，至今仍为学界研究唐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我写这本《大唐诗人讲演录》也常翻此书）。杜牧降生的那年，68岁的杜佑刚好被拜为正一品大员的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杜牧有如此权倾朝野的爷爷，可谓优越无比。我在讲诗人“韦应物”时，曾提过在当年的长安城流行过一句谚语，叫“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说的就是长安“韦姓”与“杜姓”两大豪门氏族。杜氏一族主要有“杜陵/京兆/襄阳/洹水/濮阳”五支，共出有宰相11人，诸如杜如晦/杜淹/杜元颖/杜黄裳/杜正伦/杜佑等；而文学上的佼佼者当数杜审言/杜甫/杜佑/杜牧四人了，且这四人皆出自“襄阳”宗族杜预一门（杜预：晋朝时任荆州刺史-征南大将军），杜甫为杜预的第十三代世孙，杜牧则为第十六代。而杜牧的郡望之地则应为湖北/襄阳。
[2]牧十岁/祖父佑薨/越四-五载/父从郁卒/自是始孤贫/抵卖房产/此後八年中十徙其居/奴仆亦多散去。
杜牧在十四、五岁前，生活应很优越。他爷爷杜佑在长安十六里处的南郊盖有[樊川别墅]，《旧唐书/杜佑传》载：“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与公卿宴集其间”云云。杜牧七、八岁时，常跟著爷爷来别墅玩。杜牧十岁时，78岁的老杜佑病故於长安-安仁里家中（也称薨/唐代丧礼制度极严/若逢丧/三品以上大员曰薨/五品以上曰卒/六品以下及至布衣百姓则曰死）。随著杜佑的谢世，杜牧的家境虽未一落千丈，恐也不会如先前那样富裕了。毕竟杜佑有三个儿子，长子曰杜师损，次子曰杜式方，三子曰杜从郁。杜佑虽贵为一品，但长於著述，想必较为廉洁，所以可分给子孙的财产不会很多。杜牧是杜从郁的长子，他下面有个弟弟叫杜顗。杜从郁那时官至从六品的驾部员外郎，元和年间员外郎的月薪大致40贯钱（据《唐会要》载），虽不算太低，但若养活连儿女带老婆、小妾及奴婢等二三十人，日子就略紧些。
不过，在杜牧12岁那年，他二大爷杜式方的儿子杜悰（也就是杜牧的表哥）交了好运，娶了当朝皇上唐宪宗的长女岐阳公主为妻，做了附马爷，且立刻被授予从四品上阶的殿中少监，加封银青光禄大夫衔；但杜悰的爸爸杜式方那时只不过是正六品下阶的京兆府-昭应县令而已，看来还是杜佑的“馀热”在起作用。在唐代，皇室子女的婚配对象通常皆选择三品以上大员的子女，有唐三百年历史，能与皇室通婚的家族基本出自“房/韦/杜/裴/长孙/薛/柳/杨/皇甫/元/窦/崔/令狐/萧/”等显赫氏族。除却皇室，即使是三品以上大员的家族之间，也通婚频繁，很讲“门当户对”。杜牧後来所娶的媳妇，就是在唐代出任宰相最多的“裴”氏一门。当然，杜悰的走运，我看也未必就能给杜牧一家带来什麼好处，兄弟之间各过各的，恐也不会有太多帮助，尤其是“豪门”子弟之间，其亲密程度大都不如穷苦家庭裏的兄弟姐妹们来得热情（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因我本人也出身於[天津八大家]中）。
杜牧之父杜从郁的确切卒年，不可考，但基本可圈定在杜牧十四岁前；卒时官至从五品上阶的秘书丞，也不算低了。此後，杜牧家境便开始渐衰。杜牧後来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一文裏说，“去元和末/酬尝息钱/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饿/衰老者死/少壮者当面逃去/不可呵止……长兄以驴游丐於亲旧/某与弟顗食野蒿藿/寒无夜烛/默念所记者凡三周岁”云云（所言“长兄”乃其堂兄杜慥/参见杜牧《为堂兄慥求澧州启》）。听听，自从将房子抵押给别人後，八年中他们家搬了十来个地方，老奴仆也死了，壮劳力也跑了，拦都拦不住……堂兄呢，也骑著头破驴外出找亲友寄人篱下去了，剩下他和弟弟杜顗，穷得挖野菜吃，晚上读书连灯都点不起，只能靠记忆背诵，如此竟持续了三年。至於杜牧所说的“八年中十徙居所”，所搬的这十来个地方究竟是哪里，不可考。
[3]牧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及前代史/交诗人许浑/廿三作阿房宫赋/廿六洛阳进士及第/同年又贤良方正科及第/授弘文馆校书郎。
杜牧在《注孙子序》一文中说：“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位始不用兵也”云云，他给《孙子》一书作注是在47岁。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他“牧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知兵者将有取焉”；清人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也记曰“校[孙子十家注]/曹公-李筌以外/杜牧最优/证引古事/亦多切要/知樊川真用世之才”。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及唐以前的十三代史诸书，也是科考举子们的必读之书，当然也还有尔雅-孝经-三礼-论语-孟子等，统称为十三经及诸史，若没读过，根本没法上考场答卷。今天，这些书随便抻出一本，连学者们都要穷其一生也未必能通，可想当年一个二十岁的青年，能读明白实属不易。
杜牧21岁时，37岁的诗人许浑自岳阳北游长安-陇西-榆林等地，途经长安时与杜牧相识。次年许浑到达河北-蓟门时，杜牧写有《春日寄许浑先辈》诗曰----“蓟北雁初去/湘南春又归/水流沧海急/人到白头稀/塞路尽何处/我愁当落晖/终须接鸳鸯/宵汉共高飞”。那时，许浑与杜牧皆尚未登进士第，所以诗中杜牧以“宵汉共高飞”权当共勉之语。这裏需捎带提示的是，《樊川诗补遗》/《樊川别集》/《樊川外集》/《樊川集遗收诗补录》中多窜入许浑诗，《全唐诗》许浑与杜牧二人的诗卷中也多有重录之作。其实早在宋代，诗人刘克庄便在其《后村诗话》中指出“樊川有续别集三卷/十之八九皆浑诗”，究其原因，实乃杜牧早年之作受许浑影响很大，主要是在近体律诗的对偶方面。二者诗风之具体比较，读者可参见罗时进所著之《丁卯与樊川诗风异同》一文，兹不再论。
杜牧23岁写出[阿房宫赋]，当然得益於其博览群书，尤其得益於其对先秦及两汉史的深入研究与体会。他写此赋的背景，主要缘於当时唐敬宗-李湛斥钜资大修宫殿的举动，杜牧觉得很是浪费，於国於民都没什麼好处，所以便假借秦修阿房宫事，以达到讽谏作用。正如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一文中所说的，“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此赋最精彩的一笔则是结尾处“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这句话，类似於教育我们说“最难以战胜的敌人其实是我们自己”。此赋也是杜牧全部诗文中能考出确切写作年代的最早一篇，置在《樊川文集》之首，意味著开卷就把你打晕。清人吴楚材与吴调侯编《古文观止》，姚鼐编《古文辞类纂》，皆收录了此赋。今天中学语文课本，[阿房宫赋]也是必读之文。当然，中学生们能否真正体会到个中深意，就两说了。
这一年，杜牧也还干过一件“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事，给时任昭义节度使的刘悟写了封信，劝说刘悟去讨伐藩镇叛臣朱克融/王廷凑/史宪成等人。那时，刘悟刚将李师道的叛乱平息，为朝廷立了大功，升任为昭义节度使，故打算休养一段，拒绝出兵。而杜牧看了似乎很著急，加之他那时对兵事很感兴趣，觉得自己饱读兵书，想一显才干，便写了这封《上昭义刘司徒书》，大谈治国平叛方略，估计也想以此博得刘悟的赏识，将来能辟他做个幕僚五六的。在信的结尾处，他说自己是“小人无位而谋/当死罪/某恐惧再拜”云云，可知其既无功名，也无职位，整个一“白衣卿相”，而其如此大胆地敢写信“教育”朝廷重臣，恐也因其表哥杜悰是附马爷。
大和二年春（828年），26岁的杜牧在洛阳以第五名登进士第。其时，杜牧之所以能顺利登第，且获第五名，多因太学博士吴武陵的力荐。《唐摭言》一书详细记录了此事，说吴武陵当时来到考场找到主考官崔郾，说国子监裏的数十位太学生在读了杜牧以前所写的《阿房宫赋》後，皆交口称赞杜牧“真王佐之才”；吴武陵还当场给崔郾朗读了一遍《阿房宫赋》，崔郾听後“大奇之”。吴武陵借势便请求崔郾给予杜牧“状元”，崔郾遗憾地说：“已有人/不得已/即第五人”。事後，众人中也有人不服者，私下找崔郾说杜牧“不拘细行”云云；崔郾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已许吴君/牧虽屠沽/不能易也”。如此看来，杜牧登进士第，似乎不是考上的。但反过来说，他那一篇《阿房宫赋》，登进士也足够了。进士放榜後，杜牧写了首《及第後寄长安友人》诗曰----“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却将春色入关来”。诗中所谓的“未花开”主要是指进士虽已及第，却并未授官。
大致一个多月後，杜牧再赴长安应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这正是杜牧拿手好戏，他最擅谏言。宣政殿上，皇上亲自殿试，杜牧一举夺得“第四等”，顺利及第。《资治通鉴/唐纪》记载了此次登第者的名单：“大和二年闰三月甲午/贤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马植-崔璵-王式-崔慎由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杜牧被授予从九品上阶的弘文馆校书郎。晚唐人孟棨也在《本事诗》一书中记述：“杜舍人牧/弱冠成名/当时制策登科/名振京邑”云云。同年十月，尚书右丞沈传师出任江西观察使，素慕杜牧之名，辟他为团练巡官，牧遂随沈传师奔赴南昌。杜牧在《与浙西卢大夫书》一信中也提及此事说：“某年二十六/由校书郎入沈公幕府/自应举得官凡半岁间/既非生知/复未涉人事/齿少意锐/举止动作一无所据/至於报效施展/朋友与游/吏事取舍之道/未知东西南北宜所趋向”云云，听来倒满谦虚的。
[4]大和四至六年/牧随沈公转宣州/为长吉集作序/交诗人赵嘏。
大和四年，沈传师转任宣歙观察使，28岁的杜牧随其至宣州（今安徽-宣城县）。那时，沈传师身边有一位少年女子叫张好好，善歌，深得沈传师喜爱，在江西幕府时，就已养在沈家。此番转至安徽-宣州，也一并带来了。杜牧显然对张好好也很感兴趣（极有暗恋倾向），他那时写有《赠沈学士张歌人》诗，实际这诗只写了“张歌人”演唱的风貌，似乎没“沈学士”什麼事儿。诗曰----“拖袖事当年/郎叫唱客前/断时轻裂玉/收处远缲烟/孤直縆云定/光明滴水圆/泥情迟急管/流恨咽长弦/吴苑春风起/河桥酒斾悬/凭君更一醉/家在杜陵边”。歌女张好好那时年仅十三岁，看来是很可爱的。六年後，杜牧在洛阳又意外遇见张好好时，因“感旧伤怀”，还特别写了首《张好好诗》赠给她。诗中描绘了当年张好好绰约动人的形象，正所谓“翠茁凤生尾/丹叶莲含跗/高阁倚天半/漳江连碧虚”。杜牧也还毫不隐晦地说当年在看罢张好好的歌舞表演後，是“自此每相见/三日已为疏”；甚至自比司马相如，只是没人家的运气，能够把卓文君娶到手。
沈传师的弟弟沈述师（字子明/时为翰林学士），那时也跟随其兄在宣州幕府，与杜牧可谓文友。时沈述师自称是李贺的朋友，并得李贺诗近千首，是李贺生前亲手交给他的。考李贺诗，并无赠沈述师篇什，仅有赠沈亚之的。不过，这沈亚之与沈述师应为同族，考二沈籍贯，均为吴兴人。李贺当年既然与沈亚之友善，估计也应与沈述师相知。此处之所以要提沈述师，是因为他将李贺的遗诗拿给杜牧，委托杜牧为李贺诗集作序。杜牧推脱了一番，但沈述师坚决让杜牧写，并说“子固若是/是当慢我”云云，所以杜牧便接下了，且谦虚地在序中言“因不敢辞/勉为贺序/然其甚惭”云云。
杜牧为李贺诗集所撰写的这篇序文，我在讲李贺时已提过，是从九个方面全面称赞李贺，将贺诗捧到了极其完美的境地。当然，这种为故去之人所写的序文，一定是褒语多多，很类似於“谀墓之词”。但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这同时也是杜牧对於诗歌的审美标准，有必要重复引录，加深印象。杜牧的标准是----“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侈殿-梗芒邱垄-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鼇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大和六年，杜牧的弟弟杜顗登进士第。当时主考官是贾餗，朝中有人想托贾餗网开一面，把自己的人塞进进士榜中，被贾餗拒绝了。於是个别人就嘲讽贾餗选拔进士的眼光不高，贾餗便拿杜顗为榜样说：“我只以杜某敌数百辈足矣”，看来这杜顗也是才华横溢。这一年，比杜牧略小三岁的诗人赵嘏也在宣州寓居，杜牧很欣赏他的一句“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诗（参见赵嘏《早秋》诗），还给赵嘏起了个绰好叫“赵倚楼”，可见二人很是友善。这一年，诗人许浑进士及第。杜牧的表哥杜悰升任为从三品的御史大夫。
[5]大和七年再入淮南幕/以监察御史裏行任推官/转掌书记/时又於扬州遍游娼楼/逞一时风流。
大和七年，沈传师被调回长安任吏部侍郎，31岁的杜牧便转到扬州，在淮南节度使牛僧儒的幕府任推官，且带有正八品监察御史裏行的品秩。在准备赶往扬州赴任前，杜牧似乎还是忘不了张好好，这从他的《赠别》二诗中便可略窥一斑；其一曰----“娉娉嫋嫋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而杜牧所写的第二首，则比第一首更加著名，细想这诗题之所以没注明究竟是赠别与谁，恐也是有所顾及，毕竟那时张好好已归沈传师的弟弟沈述师所有了----
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罇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扬州这地方，可是个养人的好地方，生活滋润，宴游丰富；古迹与美景、商贾与街市、歌舞与豔姬等等，在唐代盛极一时，是官吏及文人最喜欢来的地方。宋人洪迈在其《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条目裏记载说：“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杜牧之有[春风十里珠帘]之句/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徐凝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其盛可知也”……
开成年间，日本僧人圆仁到大唐求法时，也来过扬州，并在其所撰写的《入唐秋法巡礼行记》一书中记录了扬州城当时的面积为“扬府南北十一里/东西七里/周四十里”。宋代的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则记录说：“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万十三步/可记者有二十四桥……”云云。杜牧便写有著名的《寄扬州-韩绰判官》诗曰----“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雕/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晚唐诗人韦庄也写有“二十四桥空寂寂/绿杨摧折旧官河”的诗句（见韦庄《过扬州》诗）。而在杜牧之前，到过扬州并留有诗篇的大唐诗人更是不计其数，诸如骆宾王/李颀/王昌龄/孟浩然/崔颢/祖咏/李白/高适/刘长卿/韦应物/李嘉佑/顾况/卢纶/李益/李端/崔峒/王建/卢仝/白居易/刘禹锡/施肩吾/姚合/徐凝/张祜/许浑等等，从各个方面对扬州的繁华生活场景皆有所描述。
杜牧除写有上述一诗外，也还有《扬州三首》，其中“骏马宜闲出/千金好暗投/喧阗醉年少/半脱紫茸裘”以及“纤腰兼长袖/玉佩杂繁缨……自是荒淫罪/何妨作帝京”句，令我们感到扬州很适合有钱的官僚、骚客及公子哥儿们吃喝玩乐，其繁花似锦的程度，简直可以再立一个首都了。而杜牧当然也深入其中，他本就出身豪门，疏荡少检，颇好宴游，加之那时也正是风流倜傥的年岁，又无家室拖累牵挂，自然要好好享乐一番。
《太平广记》卷273[杜牧]条记载说：“牧少隽/性疏野放荡/虽为检刻/而不能自禁/会丞相牛僧儒出任扬州/辟节度掌书记/牧供职之外/唯以宴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娼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云云；听听，他竟然“无虚夕”（每天晚上都出去逛青楼呀）。难怪他的上司牛僧儒半开玩笑地劝他说“或至尊体乖和”（多注意身体啊），甚至还拿出巡夜兵卒密报提供的证据来给杜牧看，正所谓“凡数十百，悉曰：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等等。这种事在当时对朝廷的官吏来说，也算是个“短儿”；所以，“牧对之大惭/因泣拜致谢/而终身感焉/故僧儒之薨/牧为之志/而极言其美/报所知也”。
当然，杜牧那时在歌舞酒色之中也能获得作诗的灵感，才子的特点就是如此，捎带脚所写的东西，一不留神照样能流传千古，《泊秦淮》一绝，便是他常游於脂粉间所悟出的杰作----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後庭花。
诗中“商女”这个词常被人误解为“商家之女”，非也。古乐府曲有“宫/商/角/徵/羽”五声（或曰五调），《晋书/乐志》给五声定性说：“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角声使人恻隐而仁爱/徵声使人乐养而好施/羽声使人恭俭而好礼”。商调的曲辞属“相和辞曲”的范畴，也在“清商三调”内，通常皆由宫中歌女演唱。所以，杜牧诗中的“商女”指的便是宫中歌女，後来也扩大泛指到民间歌女了。而“後庭花”也是乐府曲辞的一种，全称为“玉树後庭花”。《旧唐书/音乐志》载：“前代兴亡/实由於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後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泣”云云。明白了这两处典故，诗的寓意也就了然了。
他那时也还写有《江南春绝句》诗曰----“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谓是对南北朝时期因大兴佛教而广建寺庙的奢侈状况的一种反讽与兴叹。杜牧的七绝诗，多涉及“史事”，这与他喜好论政谈兵关系密切。
[6]大和九年/牧转真监察御史/回长安/俄分司洛阳/开成二年秋复辟宣歙幕/为团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四年再回京就左补阙兼史馆修撰/五年为膳部-比部员外郎。
大和九年（835年），杜牧33岁。所谓“真监察御史”是针对前面他所担任的“监察御史裏行”称谓而言。杜牧的爷爷杜佑撰写的《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监察侍御史]条目载：“……又有监察御史裏行者/太宗置……武太后时/复有员外监察-试监察/或有起家为之而即真者……神龙以来/无复员外及试/但有裏行/凡诸内供奉及裏行/其员数各居正官之半/唯俸禄有差/职事与正同”云云，这就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在武则天执政时，设有“员外监察”和“试监察”两种，一般都是“起家”（刚上任时）的称谓，慢慢再过渡到“真”的（也就是“起家为之而即真者”）。此後的“裏行”既然在数量上“居正官之半”，那也就是“副”的了；所干的工作虽与正监察御史一样，但月薪不同。总之是“试工”性质的，看没问题时才能转“正”或“真”的监察御史。杜牧自己後来在《自撰墓志铭》裏也说“拜真监察御史”，显然与带著“裏行”字眼儿的监察御史有别。监察御史为正八品上阶，《旧唐书》职官三/[监察御史]条目载：“监察御史十员/监察掌分察巡按郡县-屯田-铸钱-岭南选补-知太府-司农出纳/监决囚徒”。
杜牧回到长安，在京城御史台衙门裏的椅子上还没坐热乎，就又被转派到洛阳，正所谓“分司东都”。在洛阳，他意外遇见了当年在宣州-沈传师幕府时的歌女张好好，感旧伤怀，因而写下了著名的《张好好诗》。幸运的是，这首诗也还给後人留下了他亲笔书写的珍贵“墨迹”，让我们能一睹杜牧那洒脱的行书。这幅墨宝为麻纸本，共四十八行，历经南宋内府-贾似道之手-明人项元汴之手-清人梁清标等人的递藏,後转入清内府,现藏於[故宫博物院]。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评价杜牧的字是“深得六朝人风韵/余所见颜-柳以後若温飞卿与牧之/亦名家也”云云。
在洛阳，杜牧留下的诗不多，有几首是感怀的，也有几首是送朋友赴异地的。《洛阳长句二首》其一，可谓是他在东都滞留三年的代表作，此诗也可看出他受许浑工整对偶句影响的气息----
草色人心相与闲/是非名利有无间/桥横落照虹堪画/树锁千门鸟自还
芝盖不来云杳杳/仙舟何处水潺潺/君王谦让泥金事/苍翠空高万岁山
那时，他似乎也很孤单，《秋夕》一诗，让人觉得他那时或许尚未成家，而心中的有情人大概也在远方----“红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瑶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但我想，杜牧结婚成家最晚也不会迟於开成元年（836年），也就是他来洛阳的第二年，因为在开成二年（837年），他的长男杜曹师降生了（他在《自撰墓志铭》一文中记载说：“长男曰曹师-年十六”/以撰此铭时杜牧五十岁逆推十七年/则为开成二年）。他妻子裴氏是当时朗州刺史裴偃的女儿。裴氏一族从秦汉至清代，一直是名门望族，先後出过宰相60人，中书侍郎14人，尚书55人，侍郎44人，常侍与御史十人，节度使-观察使等25人，刺史211人，大将军62人，太守77人，封为皇后者3人，太子妃者2人，附马21人，而郡守以下官员则不计其数，历代各种官员加在一起已超过3000人（呵呵/我之所以对历代裴氏一族所任职人数较为清楚并开列出来/实在是因私心所致/因为我的夫人也出自裴氏/尽管已沦为平头百姓）。
开成二年秋，杜牧藉其弟杜顗患眼病之由，请了一百天的假，又去了扬州（时其弟因病居扬州-禅智寺休养）。《唐会要》卷八十二[休假]条目载：“职事官假满百日/即合停解”，意思就是自动解职。杜牧当然明白这些条例，之所以又不怕解职，一是恐不打算呆在洛阳了，二是已找好了新差事。果不其然，假满百日後，他立刻就又回到宣歙幕府，受辟於时任宣歙观察使的崔郸。查杜牧所写的书信，确有一封是写给崔郸的，题为《上宣州-崔大夫书》；在信的前大半段，他先是对崔郸的为人与处事大加称扬了一番，紧接著便以递诗为名，传达出自己有意要到崔郸幕下做事的愿望。他说：“某也与流辈无所知识/承风望光/徒有输心效节之志/今仅录杂诗一卷献上/非敢用此求知/盖欲导其志/无以为先也”云云。
这一年，杜牧也带著他弟弟杜顗一起回到宣州。而这一年，他那位做附马爷的表哥杜悰的妻子岐阳公主却意外病故，杜牧为她写了墓志铭。这一年，诗人李商隐进士及第；晚唐诗人司空图降生。这一次重返宣州，杜牧呆了大约一年多， 原本打算再投时任淮南节度使的李德裕幕府（参见杜牧《上淮南李相公状》一文），但开成三年冬，却接到了朝廷让他回京任从七品上阶左补阙兼史馆修撰的任命。开成四年春，37岁的杜牧将其弟安置在江西-九江後，自浔阳北溯长江-汉水，再经南阳-武关-商山後，到达长安。临行前，他写了首《自宣城赴官上京》诗，可说是他对自己近十年仕途生涯的一番感慨----
萧洒江湖十过秋/酒杯无日不迟留/谢公城畔溪惊梦/苏小门前柳拂头
千里云山何处好/几人襟韵一生休/尘冠挂却知闲事/终把蹉跎访旧游
这一路上，杜牧写下不少诗，诸如《丹水》/《汉水》/《涂中作》/《和州绝句》/《题横江馆》/《入商山》/《商山富水驿》等等，而一不留神，竟又写下一首《题乌江亭》的好诗----“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然而宋人胡仔并不认为好，甚至也还在《苕溪渔隐诗话》裏挑毛病说：“项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馀/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云云。其实胡仔理解此诗还是窄了些，大可不必拘泥於诗中的具体内容来论；再者，项羽本身就是位争议颇多的人物，既有其英雄气概的一面，也有其鲁莽无知的一面。杜牧此诗，道的显然是项羽英雄本色的那面，倘若论他一把火就点了绝对可以进入世界文化保护遗产的[阿房宫]，你说他是白痴也不过分。
在途经陕西境内的商山时，杜牧还写有《除官赴阙商山道中绝句》，玩其诗意，觉得他似也不大为能回到长安而感到高兴，反倒流露出彷徨犹豫之状----“水叠鸣珂树如帐/长杨春殿九门珂/我来惆怅不自决/欲去欲住终如何”。那时，京官虽好，但月薪俸禄却不如外放的官员高，这或许就是杜牧觉得“欲去欲住”究竟怎样才好的矛盾心理。毕竟他是拖家带口的人了，几年後他主动请求离开京城到外省去做官，就是这个理由，容我稍後再述。
回到长安的转年，也就是开成五年，38岁的杜牧又被提升为从六品上阶的膳部员外郎。这个官，专掌“邦之祭器-牲豆-酒膳/辨其品数/及藏冰食料之事”，差事其实挺不错，吃吃喝喝应该不愁。未几，不知何故又将他平调转任为比部员外郎，所掌职事与前者也差不多。《旧唐书》职官二[比部]条目载：“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勾诸司百僚俸料-公廨-赃赎-调敛-徒役-课程-逋悬数物/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可杜牧又请假去江西-九江了，还是为他弟弟的病，看来他与其弟的兄弟之情还真好。不过，这一次恐也是捎带著公事，不然的话，从长安到九江，骑马来去，一百天是绝对不够，倘再次自动解职就麻烦了。
[7]会昌二年/牧出为黄州刺史/越三年迁池州刺史/又三年移睦州刺史/大中三年返长安/任尚书司勋员外郎兼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凡十年间/论政谈兵/交诗人张祜-李商隐。
会昌二年（842年），已40岁的杜牧因受朝中异己排挤，出任为黄州刺史。黄州即今湖北-黄冈县，等级属下州，故杜牧的刺史品秩则为正四品下阶；因为是外放，无异於明升暗降。杜牧借著写《祭周相公文》，略述了此番他被外放改任的原因：“会昌之改/柄者为谁/忿忍阴汗/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黄冈大泽/葭苇之场”。《新唐书/杜牧传》曾记他“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至”云云，如此之性格与脾气，在朝中难免被人看不惯以至得罪人。
在黄州，他也曾写信给时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且马上就升为宰相）的李回，期望日後能得获提拔，干一番事业。在信的开头，杜牧首先敍述了步入仕途以来自己的生活习性，正所谓“某入仕十五年间/凡四年在京/其间卧疾乞假复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闭户便经旬日/吊庆参请/多亦废阙”云云；随即又写了自己“虽为远宦”（指黄州），却还能“适足自宽”（其实是强作宽慰）；最後才说出自己至今“志尚未泯/齿发犹壮/敢希指顾/一罄肝胆/无任感激血诚之至”云云。
与此同时，他也给时任门下省侍中的崔珙写信，依旧表白自己“僻守荒郡/亦被陶钧/齿发甚壮/志尚未衰”的充沛精力与信心，总之是恳请这些公卿要员在欣赏自己的基础上能重用自己。《上李司徒相公论兵书》也写於黄州，对方是宰相李德裕。杜牧在信中大谈在泽潞地区的用兵方略，显示了他自幼酷爱孙吴兵法并精通战略的才华。李德裕虽未立竿见影地重用杜牧，但他所提出的军事建议却多被李德裕所采纳。那时，他也写有《即事黄州作》一诗，借忆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一事来抨击因藩镇割、据战乱不断导致“萧条井邑如鱼尾/早晚干戈识虎皮”的忧虑。
会昌四年（844年），42岁的杜牧转任池州刺史，治地在今安徽-贵池，比湖北-黄州的地理环境条件稍好些。在池州刺史任上，杜牧继续给已升任为正一品太尉的李德裕写信，谈论边防回鹘少数民族及治理江淮盗贼等事，深得李太尉的嘉许，但对改善杜牧的职官与任地，李德裕似乎比较谨慎，并未有实际动作。这一年，杜牧的表哥杜悰升任为从二品的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对杜牧，也未见照顾。
会昌五年，诗人张祜游池州，与杜牧同登齐山等风景秀美之地，彼此唱和甚欢。《云溪友议》记载说：“杜舍人之守秋浦/与张生为诗酒之交/酷吟祜宫词”云云；杜牧欣赏张祜所写的宫词，其代表就是那首“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的诗。诗中的“何满子”实为一典故，诗人白居易曾记载道：“何满子/开元中沧洲歌者/临刑进此曲以赎死/竟不得免”云云，但这位叫何满子的歌人究竟犯了什麼死罪，白居易未说，只是写了一首诗曰----“世传满子是人名/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从头便是断肠声”。诗人元稹也有诗曰----“何满能歌声宛转/天宝年中世称罕/婴刑系在囹圄间/下调哀音歌愤慲/梨园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羁网缓/便将何满为曲名/御谱亲题乐府纂”。由此，何满子临刑前作的这首歌，也就成了[乐府曲辞]中的一种形式被保留了下来。
张祜的这首五言宫词便源於此典，意思讲的却是孟才人与唐武宗/李炎的故事。《唐诗纪事》载，武宗临终前对孟才人说，我死了你咋办？孟才人说她也上吊；继而又说再为武宗唱一曲----“乃歌一声[何满子]/气亟立殒/上令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绝”云云。张祜也还写有一首《孟才人叹》的七绝诗曰：“偶因歌态咏娇嚬/传唱宫中十二春/却为一声何满子/下泉须吊旧才人”。杜牧赞扬张祜，是在《登池州九峰寄张祜》一诗中，其诗曰----
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
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杜牧还写有《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诗，依旧是七律形式，对张祜不为朝廷所重而感到不平----
七子论诗谁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荐衡昔日知文举/乞火无人作蒯通
北极楼台长挂梦/西江波浪远吞空/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辞满六宫
《九日齐山登高》诗，杜牧表达的则是他与张祜二人怀才不遇又同病相怜之感，正所谓外视旷达，内含愤慨----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杜牧在池州所作诗虽有限，却多有不平之声。《池州清溪》一绝曰----“弄溪终日到黄昏/照数秋来白发根/何物赖君千遍洗/笔头尘土渐无痕”，可见杜牧一叹自己年齿渐老而仍无用武之地，二叹虽为文半生，可到头来却还是纸上谈兵；其实也有为国事乃至人间白白操心的失落感。《题齐安城楼》一绝则又表达了他的思乡之情，诗中无一字直接道思乡，读罢却倍有望眼欲穿之感----“鸣轧江楼角一声/微阳潋潋落寒汀/不用凭栏苦廻首/故乡七十二长亭”；《唐宋白孔六帖/馆驿》曰：“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指的就是驿站邮亭之间的距离。这七十二亭若以每亭十里计算，则为七百二十里。当然，杜牧未必就如此具体准确来指池州与家乡长安之间的实际距离要过七十二个驿站，不过是用了个能合乎律句平仄的数字而已，只要能表达出距离较远的意思就行了。
会昌六年（846年），有一件事需要拿出来讲讲，就是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卷六十五[杜荀鹤]条目裏所记载的一则“新闻”。计有功说这一年，杜牧在池州所外养的一位小妾出嫁给了一个叫杜筠的人，但那小妾出嫁时已怀上了杜牧的孩子，只是那位叫杜筠的新郎官不知而已。数月後，那妾便生下了晚唐的另一位诗人杜荀鹤，这一记载告诉我们，原来杜荀鹤是杜牧的“私生子”。但此事在宋代时也有人否定，周必大就曾说：“《池阳集》载杜牧之守郡时/有妾怀妊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生子即荀鹤也/此事人罕知之/余过池/尝有诗云----[千古风流杜牧之/诗材犹及杜筠儿/向来稍喜唐风集/今悟樊川是父师]/是成何语/且必欲证实其事/是诚何心/污蔑樊川/已属不堪/于彦之尤不可忍/杨森-嘉树曾引《太平杜氏宗谱》辨之/殊合鄙意”云云。杜牧究竟有无此事，已无法考证，若依杜牧风流倜傥之性，有几个似生子也挺正常。他在《自撰墓志铭》的结尾就记有“长男曰曹师/年十六/次曰祝柅/年十二/别生二男/曰兰曰兴/一女曰真/皆幼”云云，句中杜牧所说的“别生”二字，意思就是“非正室之妻所生”，估计是姨太所生。因为姨太毕竟也是名正言顺娶到家裏来的，所以姨太所生之子当然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记录在谱。而外面的“野女子”所生之子，如果有，杜牧是绝不愿承认的，更不会记录在案。
这一年九月，杜牧由池州刺史再转任睦州刺史（治所在今浙江-建德）。睦州的级别是上州，所以杜牧的官阶也随之升为从三品。杜牧历黄-池-睦三州刺史约七、八年时间，虽政声不显，却也无甚闪失，且还利用闲暇将《孙子》兵法一书注释成编，呈给当朝宰相周墀，以求博得周墀赏识。他在《上周相公书》一信的结尾处说：“某所注[孙武]十三篇/虽不能上穷天时/下极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长庆-宝历之兵/形势虚实/随句解析/离为三编/辄敢献上/以备阅览/少希鉴悉苦心/即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云云。可惜杜牧所注《孙子》一书，今已失传，後人无缘一睹其谈兵论谋之说了。《睦州四韵》一诗，可觉出那时的杜牧似略有孤独伤怀之感，毕竟在外州多年，恐有些想念故土----“州在钓台边/溪山实可怜/有家皆掩映/无处不潺湲/好树鸣幽鸟/晴楼入野烟/残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好在每当杜牧任职快满三年时，总会有新的任命到来。
大中三年（849年），已47岁的杜牧再次被调回京城长安，任从五品上阶的尚书司勋员外郎。京官的品秩与收入虽比外州低，但地位高。杜牧此次被选调回长安，恐宰相周墀从中使了劲。因为杜牧一接到任命，便立刻给周墀写了封带有感谢意味的信，信中一通谦虚客气，捧谢之至----“某朴樕之才/粪朽之贱/遭逢盛业/三带郡符/自审事宜/实以逾忝/伏以睦州治所/在万山之中/终日昏氛/侵染衰病/自量忝官已过/不敢率然请告/唯念满岁/得保生还/不意相公拔自污泥/升於宵汉/令厕班行/仍授名曹/贴以重职/当受震骇/神魂飞扬/抚己自惊/喜过成泣/药肉白骨/香返游魂/言於重恩/无以过此”云云。临行前，他写了首《除官归京睦州雨霁》，正所谓“水声侵笑语/岚翠扑衣赏”，可看出其心情是格外舒畅。
回到长安後，37岁的诗人李商隐那时正在朝中负责典章奏，得知大名鼎鼎的杜牧回到长安，便主动赠诗，致以钦佩之意。《杜司勋》一绝称赞杜牧曰----“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同时，李商隐还写有一首七律，表达了他对杜牧十年前曾写过的那首《杜秋娘诗》的肯定，其《赠司勋杜十三员外》诗曰----“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诗中将杜牧比作陈末隋初的江总，且依旧记得十年前杜牧的诗作，可见义山对小杜早有钦慕。
然杜牧在长安呆了还不到一年，心裏就又象长草似的想离开，查其主要原因，则反映在其《上宰相求杭州启》中，杜牧请求去杭州任职的理由是----“某於京中唯安仁旧第三十间支屋而已/长兄慥/罢三原县令/闲居京城/弟顗一举进士及第/有文章时名/不幸得瘤疾/坐废十三年矣……自去年十二月至京/以旧第无屋/与长兄异居/今秋以来/弟妹频以寒馁来告/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为猪马/緼作由袍/其於妻儿/固宜穷饿/是做刺史则一家骨肉皆泰/为京官则一家骨肉四处皆困”云云，已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一是他回长安後，家中住房紧张；二是京官俸禄入不敷出，而刺史俸禄才能足养其兄弟三家。
大中四年（850年），48岁的杜牧并未如愿以偿地得去杭州，反而又被降了品秩，转为从六品上阶的吏部员外郎。杜牧当然很不满意，员外郎虽属京官，但收入根本不如一州之刺史丰厚，毕竟刺史之职如同今天一座中型城市的市长（且可管辖好几个郊县），至少在本州管辖范围内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由此，他继续上书宰相，请求去湖州任刺史（在今浙江-湖州市/比杭州条件环境略差些/但级别亦属上州）。他连续写了《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启》/《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启》三封恳求信，理由还是前述请求要去杭州的那两条，只不过又加上了“今春耳聋/积四十日/四月复落一牙”云云，总之是说自己既年老多病又入不敷出，那恳求之状让人感到简直就已哭出声来了，正所谓“沥血披肝/伏纸迸泪/伏希殊造/或赐济活”是也。当时任宰相的大致有三人，一是白敏中，二是崔铉，三是魏扶，不知此三信是写给其中之一位还是一人一封。
[8]大中五年春/牧出为湖州刺史/秋复入长安/拜考工郎中-知制诰/修樊川别墅/大中六年迁中书舍人/交温飞卿/约卒於咸通元年前後/享年六十上下。
杜牧请求去湖州的愿望，终於因连续三封上宰相信而如愿。浙江-湖州是产茶胜地，唐人陆羽所撰之《茶经》便说中国茶叶“浙西湖州为上/常州次之”。杜牧也多次游茶山，其《茶山下作》/《题茶山》/《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呈宾客》诸诗便可证。诗人刘禹锡尝有“何处人间似仙境/春山携妓采茶时”的诗句，采茶还可以“携妓”，爽啊！杜牧的几首茶山诗，写的很一般，或许是因“好是全家到/兼为奉诏来”的缘故，有家人跟著，找不著“惹祸”的感觉啊！
不过在湖州任上，杜牧也曾再返池州游历过。宋人魏泰在其《临汉隐居诗话》中记载说：“池州-齐山石壁有刺史杜牧-处士张祜题名”。考《两浙金石志》卷三，有[唐/杜牧题名]载：“□□□□□□为大中五年刺史樊川杜牧奉贡讫事□□春□休来□□□□□□□□□□□中□□时池一枝□□攀丛□□□□□□□香感□□”。此处明确有“大中五年”字样，可证是年杜牧来过池州。
然在湖州仅半年多，朝廷再下任命，召他回长安任从五品上阶的考工郎中，兼知制诰。考功郎中属吏部，专掌内外文武官员之考课。《旧唐书》职官二[考功郎中]条目载：“凡应考之官家/具录当年功过行能”云云，考核标准有“四善/二十七最”，类似於今天要求官员们每年必写一份述职报告，总之是负责对在职官员们的业绩考核。而“知制诰”其实就是撰写属吏部工作范围内的官员任免书-封赐状等公文性质的文本，这在杜牧文集裏很有一些，作为唐代官吏制度以及官员任免等情况，很有史料价值。
杜牧再返长安後，因住房紧张，前述其[安仁里]旧宅三十馀间已被其堂兄杜慥所占，所以他便将其爷爷杜佑当年在长安近郊“樊川”所筑的别墅收买回来，倾其在南方任刺史时所积薪俸，重新进行大修後，自己带著一家人住了进去。後来为杜牧《樊川文集》作序的，便是杜牧姐夫裴俦的儿子裴延翰；延翰在序中也记录了杜牧整修[樊川别墅]并居住其中之事，他说：“上五年冬/仲舅自吴兴守拜考工郎中-知制诰/尽吴兴俸钱/创治其墅”云云。与此同时，裴延翰在序中还记录了当时杜牧将自己的文集委托给他编辑并写序的交代。杜牧在亲自筛选完自己的诗文後，对裴延翰交代说，“异日尔为我序/号[樊川集]”云云。
大中六年（852年），五十岁的杜牧被授以正五品上阶的中书舍人，专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敕制及玺书策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这一年，诗人温飞卿曾主动写信给杜牧，望其汲引。飞卿比杜牧大两岁，然仕途却不畅。他在《上杜舍人启》一信中请求杜牧能将自己的诗文给朝中名臣们传阅，其目的也是想通过杜牧在朝中众臣中对自己多加美言与推荐，以求得良好印象，正所谓“倘使阁中撰述试传名臣/楼上妍媸暂陪诸隶/微回木铎便是云梯”云云。那时，杜牧与温飞卿也有诗歌上的相互唱和，飞卿集中便有《华清宫和杜舍人》诗，和的便是杜牧所写的《华清宫三十韵》。然杜牧《樊川文集》裏，其诗题并无直接标明写给飞卿的诗，八成已被杜牧删掉。裴延翰在《樊川文集序》中记载说，杜牧在亲自编选自己的诗文集时，曾“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云云，可见删焚之多，令人惋惜。
杜牧五十岁以後行踪，因历代学人皆以为其年寿止於五十，故均无考。其编年诗文亦截止至五十岁之内，其馀无法系年的，则旁置无笺。笔者才疏，亦不愿再花更多精力遍搜史籍加以深入确考，故只能悬决於未来，遗憾於後进了。
[叁/杜牧绝句略说]
小杜诗，七言绝句於唐代堪称大手，我以为可圈可点者不下三十首以上。我很同意清人吴乔在其《围炉诗话》中对牧诗的评价，他说：“杜牧诗/惟绝句最多风调/馀不能”云云；也很赞成《吟谱》中“杜牧诗主才/气俊思活”的断语。诗这东西，靠的就是才气与灵气，而学问则其次又其次。杜牧诗，很少艰涩，多朗朗上口。小时候我背唐诗，从不记作者姓名；而弱冠後发觉，多牧诗，尤其是七言绝句，名篇数目居全唐诗人之冠。在前面的敍述中，我已随手引过了他的《及第後寄长安故人》/《赠别》/《题乌江亭》/《泊秦淮》/《寄扬州-韩绰判官》/《江南春绝句》六首外，也还有更多名篇，略讲於後----
[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此诗不见杜牧集，出於宋人刘克庄所编二十二卷本《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中，简称《千家诗》，标为杜牧所作，理由若何，不可考。宋距唐不远，刘克庄对窜入《樊川诗集》中的诗篇也多有考证，此首系於小杜名下，我想刘克庄必有把握。唐代本无[杏花村]地名，因杏花盛开於清明时节，故杜牧所说的[杏花村]当指其时有众多杏花盛开的村落。而今山西之杏花村乃至其酒，实借此诗盛名而衍生。杜牧此诗意其实很单纯，大有借酒浇悲之感。“清明”是踏青扫墓之节令，所谓行人断魂，当然是因祭扫家中过世之先人才生出悲伤之情，加之泪水又与雨水搅在一起，更显悲甚。而杜牧要寻酒家，并非是因心情舒畅才有饮酒欲望，实乃借酒浇悲，忘却因思念逝人而生出的烦恼。今有诗评者说此诗是“写出清明雨中无限风光与生活情趣”，似乎心情极美好，真谬矣！如此解诗之徒真该让他在清明扫墓时大笑一番，如果无人出手揍他，一定也认为他是疯子。
[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於二月花
此诗何止写景，更在道人生暮年之美远胜於青春。玩此诗意，可断杜牧必写於中年之後。诗中之“车”之所以要“停”，显然已行至崎岖山路，故借此下车休息片刻，由是因目睹红枫满山而顿生感慨，其秋天之节令也暗含其中，用以喻人年岁亦已如秋，正所谓含而不露，意藏於文字背後矣！
[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
长安廻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唐人李肇在《国史补》一书中记载说：“杨贵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後人皆不知之”云云。李肇对此诗的如是解释，归结为杨贵妃所要吃的鲜荔枝是一天之内从广东-南海马不停蹄运到长安来的，显然有些荒谬。从广东-南海县到长安城，三千里地只多不少，而荔枝那东西用李肇的话讲，是不能过夜的，否则就“败”了。可这三千里地，即使用再快的飞马，一天也赶不到长安。所以此诗是不能依李肇所释来理解的。後世学者也多依此解（包括大名鼎鼎的施蛰存先生），非也。
对此诗也还有做第二种解释的，清人冯集梧在给此诗作注时，便援引唐人郑处晦所撰的《明皇杂录》一书记载说：“六月一日/上幸[华清宫]/是贵妃生日/上命小部音乐/小部者/梨园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岁以下/於长生殿奏新曲/未名/会南海进荔支/因名[荔支香]”云云，将“荔枝”作为舞曲的名称理解，但放进杜牧这首诗，显然讲不通。
第三种说法基本与第一种差不多，区别在於认为那荔枝并非是由广东-南海运来，而依旧是四川-涪陵县。此说出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唐记》的小注裏，曰“自苏轼诸人/皆云此时荔枝自涪州致之/非岭南也”云云。
第四种说法是挑毛病。宋人程大昌在其所撰的《考古编》一书中也说：“长安廻望绣成堆云云/说者非之/谓明皇以十月幸[华清]/涉春辄回/是荔枝孰时未尝在骊山”云云。荔枝成熟的时节一般在夏天七、八月间，程大昌所挑的毛病很明确，就是说玄宗每年临幸[华清宫]是在十月至来年春天，可这段时间荔枝还没熟呢；反之，当荔枝熟时的夏季，玄宗肯定又不在骊山，言外之意就是否定此诗与唐玄宗和杨贵妃有关，指不定杜牧写的是什麼意思呢！
第五种说法就是我的说法了----[华清宫]修在骊山，是唐玄宗每年十月至转年初春必来休养之地，也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能够得以受到玄宗宠幸的时机。首句中的“绣成堆”指的其实就是聚在这裏的成群妃子们。而第三句的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说的是给唐玄宗浩荡队伍打前站的马弁已先到了[华清宫]前，妃子们当然高兴，因为知道皇上要来了，她们个个也都准备好了取媚的笑容，满心欢喜地等候宠幸。此诗妙就妙在最後一句，“荔枝”二字我以为实际是代称杨贵妃。而所谓“无人知是荔枝来”，是因杨贵妃当时最受玄宗宠幸，而此番玄宗虽依惯例来到[华清宫]度假休养，那杨贵妃却一定是不离其身边的。所以“荔枝来”就是杨贵妃来，这当然是在暗喻那些等候在[华清宫]且“绣成堆”的妃子们，其实根本得不到玄宗的宠幸，全被杨贵妃一人独占了，可她们自己却还蒙在鼓裏。杜牧七绝中，多有以史为材且借史抒意之篇，下述之《赤壁》一诗亦为此例。
[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首诗其实最容易理解。《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载：“乔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裴松之在小注裏又援引《江表传》曰：“策从容戏瑜曰----乔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江东乔老爷家的两位千金，分别嫁给了孙策和周瑜，而杜牧此诗的寓意就是想说：当年赤壁之战，周瑜若没有东风帮忙，不仅胜不了曹操，连自己的媳妇小乔和孙策的媳妇大乔恐怕也被人家抢走了。杜牧假设大小二乔被曹操所占有，象徵的是“亡国”之意，倘若高居国母般身份的大小二乔都被人家抢走了，那吴国是否还存在也就不言而喻了。可有评家在解读此诗时，偏要计较杜牧所用的“二乔”，这人便是宋代的许顗；他在《彦周诗话》裏愤愤地说：“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云云。许顗作如此狭隘理解，书是白读了，他的《彦周诗话》我看到此处时，非常坚定地啪一声合上，并决定从此不看这人的半个字。
[送隐者一绝]无媒径路草萧萧/自古云林远市朝/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
好诗未必都寓意深刻，杜牧此诗便是一例。隐逸者与富贵人在生活享受上的极大反差，代替不了“人总有一死”的同样结局，当然也逃脱不了越来越白的头发。上帝是公正而又公平的，隐逸者的衣食住行虽然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准，但精神却不累；富贵者虽日日鸡鸭鱼肉酒绿灯红，却也还要时刻紧绷利益之弦，否则一松也势必败如山倒。人生就是如此，左边也好，右边也罢，最高境界是“松弛与平衡”，既不是有人催促的感觉，也不是彻底瘫在那裏的样子，总之，杜牧给你留下空间去想，好坏你自己掂量著办吧！
[遣怀]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占得青楼薄姓名
这首看起来既像是杜牧对自己以往放荡生活的“忏悔”，也还带有因获得些轻薄名声而生发出的小小得意。前有所述，杜牧在扬州受辟淮南节度使牛僧儒时，约31-33岁，此诗言“十年一觉扬州梦”，必四十以後所作。我曾见过不少无行文人，一讲到自己沾花惹草的品行，就拿出杜牧这首诗来为自己遮丑证言，且颇有自豪感，大有杜牧便是象徵风流才子的榜样。杜牧若知此诗还具有这样一种功效，一定後悔。由此可知，作者的意图，并非都能依作者所设定的方向有用於读者；而作品亦如离家出走的孩子，遇见什麽人，也就随了什麽人的“调教”了。
[赠猎骑]已落双雕血尚新/鸣鞭走马又翻身/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
我必须要为杜牧的这首诗鼓掌，因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秀而又标准的诗歌写作范本。我们在看过此诗的题目乃至前三句时，甚或根本意识不到这是一首表达“思乡”主题的篇什，不读到最後一句最後一字，是无法洞穿作者命意的。而第四句一出，前三句的光彩才如磐石凸露，那被猎手刚刚射落的双雕，所谓“血尚新”，更增添了思乡伤口的疼痛。这种方法同样适合於新诗写作，二十年来我因此而获益匪浅。
杜牧好诗并非仅限於七绝，其“山色几时老/人心终日忙”；“明月谁为主/江山暗换人”等句，亦堪称大手。正如《诗薮》所评：“俊爽若牧之/藻绮若庭筠/精深若义山/整密若丁卯/皆晚唐铮铮者/其才则许不如李/李不如温/温不如杜”。
附注：夏夜读杜牧
初读杜牧，已经是近半世纪前的童年。
城市的夏夜，赤日暴晒过的马路，被阵阵南风吹凉了。在西瓜摊主“三分五分卖一块唻”的诱人吆喝声中，家家户户在门口的马路边支起了帆布折床、铺板、躺椅。整条马路差不多同时人满为患，只留下路中间一条羊肠小道让行人检阅。各家的晚餐丰俭不一，却都在马路边摆开。混和的饭菜香味溢满夜空。我们孩子家好动的，滚起了铁圈、玩上了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好静的，就埋在躺椅里瞧《看图讲故事》、听大人讲那老一套的民间传说。我呢？有时就傻傻的呆望天空，数星星多还是这条路上的乘凉人多。杜牧的《秋夕》就在这时，深深地印进了脑海：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街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稍后，又陆续读到了他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等诗篇。对他出神入化的小诗佩服得不得了。他的七绝，我总认为唐诗中数第一。这只要比一比被人传诵的名句多少就可定夺。我现在键下随手打出来的就有：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近两天我就借用过）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卷土重来"成语是他的首创吧）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坐爱”被好色分子曲解为“做爱”，成了淫诗。）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入选最佳唐诗第二名）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
学诗的幼芽就在杜牧的意境中、唐诗的灌溉里成长起来。长大后，读诗又读人。才知道他“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兵法戎机，平昔尽意。”顿生敬意。又知道他风流倜傥，官路平云。在江南扬州十年，正是他夜宴笙歌，拥妓赋诗的人生高潮。又感慨系之。他那些才子风情韵事，到了宋代的柳永，更发扬光大了。就是到了近代，也还有艳福不浅的苏曼殊被人羡话。只是时光流到今天，这类眠花宿柳、挟妓而歌才风头稍息。
八十年代后期，我曾踏访“春风十里扬州路”，遍寻二十四桥遗址不得，明月夜也未见玉人吹萧，怅然而归。毕竟时代不同了。明月清风的扬州，也已被工地、高楼挤压；只有小桥流水的瘦西湖，还是那样婀娜多姿，为人展示杜牧曾经的诗情画意。
眼下又是夏夜，如今家家空调，户户冷气，又有多少人会回到马路边乘凉，在蒲扇摇曳中数星星、读杜牧的《秋夕》呢？
杜牧诗中哪家杏花村（陆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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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杏花村」或「杏花村酒」，人们即会想起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杜牧诗中的杏花村究竟在於何处呢？因为神州大地上有多个杏花村，有的也还产酒呢！
一是山西汾阳的杏花村，以生产汾酒名扬中外。
二是安徽贵池的杏花村，以酿造杏花村大闻名。
又有江苏宜兴杏花村、南京凤凰台杏花村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随著旅游业的兴起，名胜古迹风景区吸引了大量游客，而大凡旅游景点，多体现了名人效应，有名人到过、住过，或题词写额，或诗文以记的，游客倍增，财源茂盛。所以有多个杏花村，称自己是杜牧笔下的杏花村，且是各各振振有词。
事实上，杜牧《清明》诗中指的，是安徽贵池的杏花村。
唐朝会昌四年（公元八四四年），杜牧出任安徽池州刺史，而贵池县正是池州辖下的一个县。杜牧在池州为官期间，公事之暇爱喝酒、郊游。一年诗人春游到杏花村处，为满眼杏花美景陶醉，趁兴写下了《清明》诗，《贵池县杏花村志》中就收有《清明》诗。
随著杜牧《清明》诗的传诵，杏花村渐渐出名。後人慕其名而开发杏花村，如明朝池州太守李岐阳题写了「杜刺史行春处」；另一池州太守张邦教修建了六角杏花亭；清代知府李晖建造了杜公祠、黄公酒庐、黄公井……杏花村便成了方圆十馀里的名胜古迹。
据《江南通志》载：每逢清明节，杜牧总要到杏花村一黄姓酒店开怀畅饮，现存的黄公酒庐，就是杜牧当年喝酒所在的黄家酒店；而黄公井，唐代时就已专用於取水酿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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