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迈克尔·舒德森将新闻视为一种文化形式,关注其历史生成的过程,主张将新闻业的变迁与其所处社会的历史变迁相勾连,在关系和互动的视野中展开考察,并引入有关权力、文化的理论,应用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框架进行分析。 【关键词】迈克尔·舒德森; 新闻史研究; 文化; 变迁; 互动 写作本文,旨在回应国内有关新闻史研究路径的讨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新闻学界就开始了对中国新闻史研究路径的反思(宁树藩,1982)。进入新世纪以来,相关讨论更趋热烈,2007年到2010年间,《新闻大学》与《国际新闻界》先后开辟专栏,新闻史研究领域内的名家纷纷撰文,就新闻史研究展开全方位的探讨。研读相关文献,主要成果如下:一是强调研究者应树立“本体意识”,确立新闻业自身在新闻史研究中的主体地位,书写“报刊的历史”,而非“历史的报刊”(宁树藩,2007;郭丽华、宁树藩,2007;黄旦,2007;吴文虎,2007);二是主张研究者应具备“问题意识”和“理论视野”,摆脱“编年史”的思维定式,寻找史料之间的内在逻辑,从而使新闻史获得鲜活的生命力(李金铨,2009;黄旦、瞿轶羿,2010;王润泽,2010);三是探讨新闻史研究范式转型的可能路径,提出从传播学的5W 框架、媒介生态学、主流史学、社会史范式、社会建构论中获得新的视野,进行更为专业化的研究,实现路径更新(田秋生,2006;李彬,2007;吴廷俊、阳海洪,2007;王润泽,2008;裴晓军、路鹏程,2008;唐海江,2010)。持续数十年的讨论已全面地涉及了新闻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在完成了面上的扫描后,着眼于个案和点的考察尤显重要,迈克尔·舒德森(下文简称舒德森)的新闻史研究正是这样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经典个案。 众所周知,舒德森乃新闻史研究名家,其研究独树一帜,有着广泛的影响。在其名著《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中译本(舒德森,2009)封底有一段这样的推介语:“作者跳出传统新闻史研究囿于描述性或阐释性的窠臼,开创了美国新闻史研究的社会科学流派。”在另一本名著《新闻社会学》中译本(舒德森,2010a)的译者后记中,译者徐桂权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他的论著的鲜明风格是兼具历史经验与思辨分析,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并且总是在社会语境中观照媒介,将新闻的生产与社会的变迁联系起来。这样一种研究取向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可见,舒德森的新闻史研究所具有的方法论价值得到了上述译者的高度肯定。 查阅文献,国内涉及舒德森新闻史研究取径的主要成果如下: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研究文献为《从哈德森到夏德森:美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谈》(陈昌凤,2003),作者依据文献,对美国新闻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进行了述评,并将舒德森(该文称为“夏德森”)作为新闻史研究传播学派的代表进行了个案考察,发现舒德森的新闻史研究呈现出社会学视角,在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上均突破传统,但在该文中,舒德森仅是美国新闻史研究演进过程中的一环,作者的分析主要依据舒德森的博士论文《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抓住“两个模式”展开分析,尚未充分地展开;张彦(2009)针对埃默里的《美国新闻史:大众媒介解释史》与舒德森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展开比较分析,探讨两书在历史叙述上的差异。此外,冯悦(2010)研究了美国新闻史教研的问题与趋势,文章提及舒德森对美国新闻史研究所提出的批评,并将其研究归入“文化史”方向。综上,既有的研究成果虽能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启示,但由于受到研究素材的局限,在广度与深度上有待进一步开掘。鉴于此,本文尝试依据中外文献,首先从理念与实践两个层面探讨舒德森新闻史研究取径的特征,随后分析其背后的学理脉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其方法论价值,以期回应学界近年来的相关讨论。 在新闻史领域,舒德森可谓著作等身,其主要论著均已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 舒德森最有影响的新闻史研究成果无疑是研究新闻客观性的《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其他主要研究成果则收集在《新闻的力量》(舒德森,2011)和《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舒德森,2010b)两本论文集中。1995年出版的《新闻的力量》一书分上中下三部,起首上部名为“历史视野下的新闻”,收集了4篇新闻史研究论文;2008年出版的《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则收集了两篇新闻史研究论文。另外,还有一篇延续其博士论文话题的重要论文《美国新闻业中的客观性准则》(Schudson,2001)则发表于2001年8月号的《新闻学》,尚未译成中文。 在从事新闻史研究实践的同时,舒德森也积极参与美国新闻史学界有关新闻史研究路径的讨论,并提出了系统的理论。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1987年发表于《大众传播批判研究》的论文《史学革命?》(Schudson,1987)、1991年收集于《大众传播质化研究手册》中的《传播研究的历史取径》(Schudson,1991)、1997年发表于《新闻与大众传播研究季刊》的论文《新闻史研究的几个棘手问题》(Schudson,1997)、2013年发表于《美国新闻学》中的论文《420或450年:作为文化形式的新闻与作为历史形成范畴的新闻业》(Schudson,2013)。上述论著 中,只有第三篇被译成了中文,并发表在1998年第3期的《国际新闻界》。 新闻史研究什么? 这看似为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新闻史自然是关于新闻和新闻业的历史,然而,为何不同的新闻史家写出的新闻史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呢?原因在于对“新闻”“新闻业”的不同理解。 对于新闻和新闻业,舒德森有着独特的定义。在他看来,新闻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新闻业是一种历史形成的范畴。作为文化形式的新闻,是人类社会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体,以特定的方式讲述特定类型的故事,类似于小说、科学实验或是奏鸣曲,由某一个体或某个专门机构依据特定的传统与惯例生产出来(Schudson,2013)。 新闻和新闻业一体两面,它们并非人类社会普遍和永恒的特征(舒德森,2011,p.35),有一个生成、发展、变化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如将新闻定义为刊载于定期出版物、报道新近事实、讨论社会公共事务进而形成公共舆论的文体,那么,在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与新闻业,萌芽于16世纪,基本成型于18世纪。也即是说,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新闻与新闻业的存在时间不过400来年(Schudson,2013)。 既然新闻与新闻业是特定历史阶段生成的文化,并依时空而变,那么新闻史家应该关注的就是变迁。基于此,舒德森提出,新闻史的中心任务就是回答下列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新闻与新闻业如何演变? 呈现出何种不同面貌? 为什么? (Schudson,2013)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形式,新闻和新闻业产生、成长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新闻和新闻业的变迁与社会的变迁密不可分,二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因而,舒德森强调,考察新闻与新闻业的变迁,必须具备开放与互动的视野,从媒介与社会互动的关系入手,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的变迁相勾连。舒德森的这一思想,在《传播研究的历史取径》(Schudson,1991)一文得以集中阐述。在该文中,舒德森指出,传播史研究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宏观史(macro-history),二是真历史(history-proper),三是媒介机构史(institutional-history)。宏观史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传媒技术的变迁如何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媒介机构史主要着眼于传媒体系的历史演进;有别于宏观史和媒介机构史,真历史所考察的是媒介与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历史间的互动关系,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传播的变迁与社会的变迁如何相互作用?”舒德森对于宏观史与媒介机构史提出了批评,认为前者忽视了社会对媒介的影响,后者则很少考察传媒对社会的影响,进而明确地倡导真历史。 对于新闻史研究,舒德森在强调问题意识的同时,更重视理论的应用,明确主张研究者应具备理论自觉,引入社会科学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那么,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应该主要引入何种理论呢? 舒德森认为,有关权力、文化的社会科学理论、有关权力与文化间相互关系的社会科学理论会有助于新闻学的研究(Schudson,1987)。为何是引入与权力、文化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作为分析工具? 舒德森的这一主张同样是基于其对新闻与新闻业的定义。其一,既然新闻与新闻业是一种文化形式,应用有关文化的理论进行分析就是恰当的也是必需的;其二,既然新闻与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与其所处的社会密不可分,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力量,期间上演着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那么,应用有关权力、权力与文化关系的理论进行分析就是可能的也是合适的。 在舒德森的新闻史研究实践中,其所强调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自觉有鲜明的体现。 1982年,舒德森发表论文《叙事形式政治学:报刊与电视上新闻报道惯例的出现》(Schudson,1982),该文研究了美国自1790年至20世纪初报刊有关总统国情咨文的报道在报道形式上的变化。论文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是:20世纪美国新闻界在进行总统国情咨文报道时所普遍采用的一些惯例(包括概述式导语、倒金字塔结构、以总统为主要角色、重视解释等)是如何形成的? 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舒德森发现,自1790年至20世纪初,美国国情咨文的报道方式经历了三个阶段,完成了从速记式新闻到概述式导语新闻的转变,确立了新的惯例。(Schudson,1982)舒德森不仅描述了这一变化的过程,并从媒介变迁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入手,在解释报道惯例变迁的原因的同时,分析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在分析原因时,舒德森并未将其仅仅归结于传播技术的变迁(电报的应用),而是更加重视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政治、社会因素,包括美国政治现实的变化、新闻工作者职业意识的觉醒与自主性的增强、报纸读者结构的改变等。在分析影响时,他深刻地指出,这些惯例强化了关于政治世界的某些解释,以致使报道本身成为叙述形式的政治中的一部分(舒德森,2011,p.59)。 1994年,舒德森发表力作《发问权威:美国新闻采访史,1860年代至1930年代》(Schudson,1994)。该文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新闻采访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和写作形式,在美国新闻史上是如何制度化的? 该文描述和分析了采访作为一种社会交往方式及新闻职业中的一个核心部分,在美国历史上产生、受到质疑并最终被接受和制度化的历程。舒德森认为,作为制度和惯例的新闻采访具有现代性与美国性,也即是说,具有特定的时空背景。同时,新闻采访的兴起本身也促进了文化与社会的现代性。换句话说,采访的兴起与制度化有赖于美国社会的现代化,同时,其本身也是美国现代化的一部分。 2001年,舒德森发表论文《美国新闻业中的客观性准则》(Schudson,2001)，对其博士论文所涉及的客观性话题进行了更为充分的探讨。论文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新闻业中产生了客观性这一职业准则? 舒德森从普遍的社会现象的视角,应用涂尔干和韦伯的社会学理论,联系美国的历史,对作为观念和新的文化形式的客观性展开考察,指认了催生道德准则的四个社会条件,发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恰好同时具备了这些条件,为满足内部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的需要,新闻界提出了作为职业意识形态和职业操作守则的客观性准则。 至此可以对舒德森的新闻史研究取径做一个总结:其一,舒德森主张研究新闻史要从问题开始,关注新闻与新闻业的历史变迁;其二,将新闻业的变迁与其所处社会的历史变迁相勾连,在关系和互动的视野中展开考察;其三,将新闻与新闻业视为文化形式与社会惯例,引入有关权力、文化的理论,应用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框架展开研究。简而言之,“变迁”“互动”“文化”是舒德森新闻史研究取径的三个关键词。 在一篇回应约翰·尼禄(JohnNerone)的文章中,舒德森(Schudson,1987)，明确地与莫特、埃默里等传统主流新闻史家划清界限,认为自己与亚历山大·萨克斯坦、丹·席勒等人更为接近,同属修正主义者和“新社会史家”。那么,作为修正主义者的舒德森与埃默里等传统主流新闻史家有何不同呢? 其一,提出的问题不同。埃默里为代表的传统主流新闻史家所追问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新闻人是如何展开持续的努力,冲破种种内外部障碍,赢得信息和观点的自由流动,并最终使新闻业成为服务于民主政治的一种机制的? 舒德森所追问的则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新闻(包括作为文体的新闻与作为惯例的新闻生产方式)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 换句话说,埃默里等人所问的是:新闻业有着何种光辉的过去? 而舒德森所关心的则是:新闻人为何如此行事? 其二,解释的模式不同。埃默里为代表的传统主流新闻史家通常采用进步主义的阐释模式,以冲突论和进步论解释新闻史,即将美国新闻史看作是人们为了争取传播自由,在与各种控制力量发生冲突的过程中不断进步,并最终赢得自由的过程。与前者不同,舒德森则更多地转向了文化的阐释,反对简单的经济技术决定论,将新闻与新闻业的变迁与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承认外在社会结构对新闻和新闻业的制约,也重视新闻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有必要对舒德森的新闻史研究取径做出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他会选取这样的研究路径?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寻找答案:其一,他接受的是社会学的学术训练;其二,他所处的时代发生了重要的史学变革。 在《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舒德森,2009,pp.2-3)一书的中文版自序中,舒德森自我表白道:“我所受的是社会学的教育,驱使我写作《发掘新闻》的那些设想和问题,也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 单就本书的立场来看,其社会学的框架隐现于背景之中。”众所周知,舒德森拿的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接受的是社会学的学术训练。其实,不单是《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他所有新闻史研究作品都呈现出社会学的底色。不过,尽管舒德森表明了自己的社会学取向,却并未阐明其所谓的社会学意义上的问题与框架到底是什么? 对于此,我们有必要做一番分析。 与其他学科相比,社会学有着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分析框架,《社会学之思》(鲍曼、梅,2010,pp.9-11)一书的作者认为,社会学的特质在于:其一,与常识保持持续密切的对话,省察被视为想当然的东西,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例行常规发问,从而去熟悉化;其二,采用关系和互动的分析视角,在社会网络和历史情境中,对人类行为展开考察。研读舒德森的新闻史论著,上述两方面的特征体现得非常突出。 如前文所述,舒德森的新闻史研究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而且其所发问的对象正是新闻业的例行常规,包括客观性、新闻采访、概述式导语等。记者遵循客观性准则,通过新闻采访获取素材,以概述式导语和倒金字塔结构写作消息,凡此种种,都是现代记者的例行工作方式,人尽皆知,且看似天经地义,然而,舒德森就从这些方面下手,并且告诉我们,这些看似天经地义的东西其实并非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到处一样,它们有着自己的产生发展的历史,在不同时空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对新闻和新闻业的变迁展开分析时,舒德森则处处将其置入特定的社会历史时空,在关系和互动的视野中进行考察,探讨社会的报刊与报刊的社会。如前文所提及的三个案例,概述式导语既是美国政治现实变化的产物,同时也成为叙事形式的美国政治的一部分;采访的兴起与制度化有赖于美国社会的现代化,同时,其本身也是美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客观性既是美国民主市场社会的产物,也是美国民主市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Barnhurst和Nerone(2009)认为,1970年代,美国史学研究中的社会史运动对新闻史研究产生了影响。尽管在史家实践中,社会史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但也有着内在的一致———反对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反对精英人物的历史,主张自下而上的视角。这股社会史的潮流渗透到新闻史研究中,典型地体现在Robert Darnton、William Gilmore-Lehne和舒德森三人的论著中。Barnhurst和Nerone指出了舒德森等人的社会史取向,但对于社会史本身却并未展开论述。为了更清楚地呈现舒德森论著的历史取径,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社会史本身有着复杂的面貌,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至今仍在演变之中。俞金尧(2011)对社会史的流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起源于新史学的社会史学,以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为其区别于其他历史研究的身份特征。新文化史研究历史上的大众文化,因而具有社会史学的属性。战后兴起的新社会史秉承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追求,它倾向于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寻找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以建立宏大的历史叙事。然而,新社会史经济社会决定论的弊病,引发了社会史学的‘文化/语言转向’,从而催生了新文化史。但是,新文化史强调文化、符号、话语的首要性,最终走向文化/语言决定论的另一个极端。对新文化史激进倾向的强烈不满,使得西方史学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超越文化转向’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学者们越发重视实践的作用,社会史学正在进行一种可称为‘实践的历史’的新探索。”可见,社会史学起源于新史学,经历了从“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实践的历史”的演变过程。 欧美主流史学研究中所出现的由新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或者说历史研究的文化转向,起于20世纪70年代。与此同时,美国的新闻史研究也开始了文化取径的探讨,出现了文化转向。后者与前者的同步,应该并非偶然。1974年,詹姆斯·凯瑞(Carey,1974)在《新闻史》创刊号上发表《新闻史的问题》一文,批评当时的美国新闻史研究处于尴尬之中,认为传统新闻史研究陷入了进步主义的泥沼,提出新闻史是一种文化史,应该呼唤文化史的新视角,研究过去的意识,揭示一种文化意识是如何在新闻采集和报道、新闻组织形式以及对权力和自由的定义过程当中成为一种体制。凯瑞的文章在美国新闻史学界产生巨大的反响,引发了美国新闻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冯悦,2010),包括舒德森在内的众多研究者们自此以后致力于重新界定这一领域,将新闻史中的问题置入复杂的情境中,以更严谨的方法展开考察(Folkerts,1991),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综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流历史研究和新闻史研究中同时出现的文化转向,对舒德森共同产生了影响,使其研究呈现出鲜明的新文化史特质。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舒德森做的是社会史研究,倒不如说是文化史研究。 回到本文开头,国内新闻史学界通过讨论达成两个重要共识:一是强调研究者应树立“本体意识”,确立新闻业自身在新闻史研究中的主体地位,书写“报刊的历史”,而非“历史的报刊”;二是主张研究者应具备“问题意识”和“理论视野”,摆脱“编年史”的思维定式,寻找史料之间的内在逻辑,从而使新闻史获得鲜活的生命力。那么,在操作层面,研究者应该具备怎样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视野? 又如何确立新闻业自身的主体地位? 在这两个方面,舒德森的新闻史研究均可提供重要的启示。 首先,舒德森从独特的社会学视角提出问题,并综合采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问题。舒德森从两个层面打开新闻,一是将新闻视为一种文体(或更为准确地说是一组文体),二是将新闻视为一项职业(或者说行业,有一系列的采访、写作、报道的制度和惯例),进而提出问题:“作为文体的新闻与作为行业的新闻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的? 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产生、发展与变化的过程?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因素构成何种互动关系?”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则重点应用与文化、权力相关的理论展开分析。 其次,舒德森所提出的问题属于新闻学本体层面的问题,聚焦的是新闻与新闻业自身的发展变化,因而书写的是“报刊的历史”,而非“历史的报刊”。如黄旦(2007)先生所言,是“站在报刊的立场,以报刊的变化起伏以及与社会诸方面的关系来展示报刊的历史,让报刊自身说话,说与报刊自身相关的话”。舒德森的新闻史研究实现了三个融通:一是新闻史与媒介史、主流史学的融通,二是新闻学内部史、论、业务的融通,三是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通。其中,第二个融通尤其具有启发性,可以为新闻业务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向,进而使其摆脱长期困守于操作层面的状况,获得学理性。 当然,也正因为舒德森是带着明确的问题进入新闻史研究,其笔下所呈现出来的也就只能是独特视角下的景象,无法呈现新闻史波澜壮阔的全貌,因而有着内在的局限性。 （编辑：江苏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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