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沛萱离开之后，我似乎变得积极了一点。去酒吧的次数减少，也没怎么喝醉过，还在书店找了一份工作，跟朋友合租了一套很小的公寓。秋天的时候我妈妈来看我，在北京住了几天。厨房的炉子坏了，我们坐在小得转不过身的房间里吃外卖，她低着头扒白饭，一句话也不说。我知道她失望透了。她一直盼着我早点嫁人，买个房子，好让她也搬进去。这些年她一直住在我姨妈家，受够了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回济南之后不久，有一天凌晨两点，她给我打来电话，说不知道你爷爷现在怎么样了。我感到很吃惊，这些年她从来没有提过他。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爷爷住的那幢小楼是医科大学送给他的，就算他不在了也不会收走，对吧？毕竟是亲孙女，她说，要是你能回来照顾他，他还是会高兴的，说不定就把小楼留给你了。我说我不会回去的，让她打消这个念头。可她好像着了魔，隔几天就打一个电话。渐渐地，我忘记了她的目的，只听到电话那边的声音重复着，回来，回来。我开始想起很多童年的事。直到上个星期，我又做了那个梦：我坐在摇摇晃晃的火车车厢里，一个红色的俄罗斯套娃滚到脚边。我把它拿了起来。有个女人尖利的声音在耳边说，打开它呀。我拧开它的肚子，看到一个小一号的套娃，长得一模一样。我又把它拧开，里面是一个更小的。我一个接一个地打开，越来越快，汗水不断流到眼睛里，好像永远也停不下来。拦腰斩断的娃娃们在地上骨碌碌地滚动，那个女人的声音还在说，打开它呀，打开它呀。我醒过来，枕头上都是汗。这个梦又回来找我了，它每次出现都是一种召唤。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回来一趟。他可能就要死了。 我是上个月回来的，没有通知任何人。到的时候是晚上，门铃坏了，但门没有锁，扭一下把手就能打开。我循着吵闹的声音来到一楼的尽头，看到一屋子男男女女围在圆桌旁边，两个男人在猜拳，另外几个人正摇晃着脑袋，用我听不懂的方言唱歌。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空酒瓶，桌子中央的电炉子上，有一锅红油在咕噜噜地翻滚。 在好不容易弄清楚我是谁之后，一个女孩冲出屋子，用力地敲着对面紧闭的门。隔了一会儿门才打开。 走出来的那个女孩就是照顾我爷爷的保姆小梅。小梅已经把身上的衣服穿好了，但身后那个男人还没有，皮带出了一点麻烦，他正背过身去弄搭扣。客人们仓皇散去，剩下小梅一个人站在屋子当中，咬着嘴唇恶狠狠地抹桌子。这幢象征着毕生成就和荣誉的大宅，到头来成了保姆幽会的乐园，真是有些讽刺。可惜我爷爷到死也不会知道了。半年前的一场肺炎之后，他一直躺在床上，再也没有离开过现在这间屋子。也没有人来看望，我爷爷讨厌被打扰，几年前就和外界断绝了往来。 两天后，我解雇了小梅。临走前她来和我爷爷道别，还哭了，好像有几分真感情。不管怎么说，一定比我对爷爷的感情深。我爷爷也习惯了被她照顾，可是快要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我。 佳栖，佳栖。他会冷不丁地喊一声，好像只是为了不让自己忘掉这个名字。刚回来的那几天，我在这间屋子里待了很久。坐在这里看着他，想象着那场发生在我们之间的对话。关于我们这个家庭的悲剧，关于他如何变成现在的他，而我又怎样长成今天的我。我在心里排演着要对他说的那番话，练习着冷酷的语气，把每个词削得像铅笔一样尖。要足够锋利，给他致命一击。 可是事实上，我们什么话都没有说。给他致命一击的是一场寒流。吃了两天药，烧退下去了，神智却没有恢复。可他还能思考，意志也还在。大小便失禁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会一直憋着，直到我把痰盂放到他的身子底下。为了挑战他的意志，我曾试过十几个小时不管他，他竟然仍旧能坚持。这可能也是站了几十年手术台练就出来的一种职业素养。 我渐渐很少到这间屋子里来，除了喂饭和帮他解手。我不愿意和他面对面看着彼此。虽然在他浑浊的瞳孔里，我或许只是一个毛边的轮廓。他也垂着眼睑，尽量不看我。给他擦身的时候，我总是越过他的肩膀，看着他背后温热发皱的床单。他太瘦了，毛巾简直要把那层皮捻起来，我好像在擦拭一根一根的骨头。他把头转向一边，眼睛看向地板。这似乎令他感到很屈辱。他曾是一个那么有能耐的人，救过无数人的命，最终却要让别人拽起胳膊擦腋窝。不过说真的，作为一个老人，他算是很干净，身上没有任何难闻的气味。这一定也是通过强大的意志来实现的吧，他不允许自己发臭。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放弃自己。 他被授予院士称号的时候，这座医科大学，包括我们的附属小学应该都很轰动吧。可惜我已经转学，在新的学校里，没有人知道晚报用整整两版报道的中国最著名的心脏方面的专家就是我爷爷。有时我会想，要是我没有离开，要是我一直生活在他的光环之下，我会长成另外一个人吗？ 前天晚上，我坐在楼下的客厅看电视。电视里正播放一个纪实节目，寻访留在缅甸的远征军老兵。有的当了华文补习老师，有的开着一间小杂货店。他们的身体依然硬朗，却已耳聋或痴呆多年，似乎有意早早关闭了感官，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样他乡就看起来有些像故乡了。打完了日本人，因为不想回国再打内战，他们决定留在缅甸。这一生从此偏离了航道，不再与大时代共振。 记者采访了一个老兵的孙女。她继承了爷爷的生意，现在是杂货店的老板。我盯着她黝黑的脸庞看，她也可能就是我，如果我爷爷当时留在了那里。也许他会开一间诊所，靠一些当地的华人帮衬，惨淡地经营下来，从我爷爷到我爸爸，然后再到我。我长大了，可能和一个缅甸的男孩谈了恋爱，我们冒着雨跑到广场上去看昂山素季的演讲，坐在电视机前听到新闻解禁的消息，相拥欢呼。那原本不是属于我的人生，如同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到那里，开出草率的花。但因为少了根的羁绊，没准也能活出一点自己的气象来。至少，会更干净一些。每个古老的国家都积下太厚的尘垢，离散是一个自我洁净的过程。那种夹杂着痛苦的自由，令我向往。 可惜我爷爷没有离散的勇气。那片贫瘠的土地也无法承载他的野心。然而沛萱并不觉得爷爷有什么野心。关于爷爷的纪录片里有一段她的采访。她说，我爷爷曾经告诉我，他其实是一个最随波逐流的人，求学就好好读书，学医就悉心看病，该入伍的时候入伍，该入党的时候入党。他只是踩对了步伐，时代更迭太频密，一不留神就会踏空，坠入深渊。随波逐流其实是最难的，如同情报工作者耐心地调试无线电，要有多么灵敏的耳朵和平静的心，才能把自己和这个时代调到一个频率上。 现在电视里放的就是她寄来的纪录片。下午等你的时候，它一直在循环播放，我断断续续地看着，不时走一会儿神。要是有机会，我会告诉沛萱，我很喜欢远征军的部分。我喜欢我爷爷的前半段人生，喜欢想象要是他在当中的某个地方停下来，现在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会是怎样。
15′37″ 一个老年女人坐在桌旁。左侧字幕显示：陈淑贞长女，姜爱岚。她打开面前的椭圆形铁盒，拿出折叠成方块的信纸。打开，摊放在桌上。信纸边缘残缺，有两行钢笔字洇开了。屏幕上逐字打出信的内容： “淑贞，见信好。医疗队现在驻扎在一个山坡上。这一带地势险峻，下过雨寸步难行。天气闷热，但仍得裹得严实，因此地蚂蝗甚多。下午我做了一个截肢手术，恐怕终生难忘。病人是伍德先生，医疗队里最好的医生，从前在英国是给皇室贵族看病的。这两个月，我一直给他当翻译和助手，但没碰过手术刀，他只信自己，不让别人插手。前两天有场空袭，营地牺牲了十来人，他也被炸伤。昏迷了一整天，他醒来便问，右胳膊保不住了？我点头。他的眼圈红了。手术前他让我握住他的右手，然后说，我把我的天赋都交给你了。手术很顺利，现在他还没醒。我一个人在营地外面坐着，远处又拉响了警报。淑贞，这些日子以来，我对命运之无常有了更深的体会。生命如此卑微，毫无尊严可言，战争不过是那些发号施令者的游戏。以牺牲那么多人为代价，胜利又有何意义。但我常常想起你，使我不至太悲观。不管多难，我定要回到你身边。 冀生”
画面转换。老年女人把信折好，放回铁盒。底下字幕显示：这是一九四三年李冀生从缅甸寄给陈淑贞的信，也是唯一一封，随后，他们失去了联系，直到战争结束。李冀生回来的时候，陈淑贞已结婚两年。二〇〇八年，陈淑贞去世前，很想见李冀生一面。但李冀生在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未能赶回。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