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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的晋商宅院，灵秀的徽商宅院，淳朴的陕商宅院，西式的粤商宅院……这些散落在各地的遗产，或许并不像你看到的那么浮光掠影。他们背后，既有中国各大商帮“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更有细枝末节处体现的不同商帮性格……在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第三个年头的秋天，陕甘境内一条崎岖的山路上，行走着富平商人李月峰的骡队。李离家已经将近两个月，他担心的不是家里是否将秋收的果实放入仓中，而是在限定的日期内，能否将军粮送往定边柳树涧堡，那里驻扎着明朝军营1084名军士，还有374匹战马。数目庞大的军需物资运输，一个人的力量显然不够，于是李月峰将家里所有的亲戚全部带上了运输军粮的征途，包括盘石村石家、韩村李家、亭口村王家、薛村路家。乡党与亲情共同走在了这条古时栈道，不过他们的付出也获得了回报，转运军粮之后，他们将去往扬州贩卖食盐，获利可达三倍以上。在明朝时期，如李月峰一样的陕西商人多达20万人，从务农的单一谋生，转化为商人济世，而那时整个陕西的人口不过200万人左右。依此计算，陕西百人之中，竟有一商人立业，商帮规模不可谓不大。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支商帮群体，随后，名震天下的徽商、晋商、粤商等等，晚于陕商百年出现。商帮群体的出现，最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商业活动发展的高峰期。民间财富，从此也就集中在这些商帮手中，所谓富贾天下，说的就是商帮中人。财富的积累，在这些商帮群体的使用过程里，不约而同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盖房置地，这当然和中国千年传统中的“家”之影响相关。于是，商人的宅院遍布中国，尤其是在山西、陕西、安徽、浙江等商帮聚集地，精美的商宅建筑耸立在各处，向世人炫耀着商人们和财富相关的智慧。也正因如此，人们才有幸在数百年之后，看到这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商帮宅院：比如晋商宅院之规整，徽商宅院之宏大，陕商宅院之淳朴泰然，粤商宅院之中西合璧。其建造呈现精、绝、奇特点，是给予观者的共同感受。富丽堂皇的建筑之下，这些商宅也隐隐穿越数百年时光，呈现出中国商帮六百余年兴衰悲欢的故事。在朱元璋推出促使商帮兴起的政策“食盐开中”之前，中国历史上近千年的时间，并无任何商帮群体出现，这一点非常奇怪。后陕、晋、徽、粤、浙等商帮群体在获得巨额财富后，往往又会捐钱买官，但又无任何实职，似乎花几十万两银子买个官做，是个亏本买卖。纵然得“利”，无非所建私宅超越民居规制，规模更为宏大而已。相对于商人之精明，也令人大为迷惑。两者其实都源于一个事实：商人阶级在历代王朝中的地位低下。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等级划分为士、农、工、商，商为最末，与历代王朝并不提倡属民经商有关，虽然如此，当政者却也无明令禁止。因此明初以前，历代王朝民间的商业活动，一直以来处于自生自灭状态。从王朝对经商者的态度，造成了古代商人长期以来并无政治地位，家庭成员从商，并不为世人认可，甚至被认为是一种低贱的行为。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写道，从理论上讲，读书做官的人，自古就把商人看作从事生产的寄生虫。在中国古文里，人们并不认为商人把产品从甲地运到乙地有什么功劳，因此他是被列入社会的底层等级的。古代中国记载中出现过许多商人，他们从来不是一个具有政治权力的阶级。早期的皇帝明确规定不让他们参加考试以进入仕途。对统治者来说，商业的发展不如继续掌管农业经济来得重要。他们更多地依靠田赋而不是依靠商业税。这说明政府有凌驾于一切的经济特权，所以，政府不许可兴起一个独立的商人阶层，来侵犯它的这些特权。费正清的研究，也正说明了在明代以前，中国千年历史无商帮群体集中出现的原因。明代之前的王朝统治者，对商人的态度冷淡，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会允许商帮出现？并且是陕西出现第一支商帮群体？西北大学教授、陕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刚接受《世界遗产地理》记者采访时表示，之所以明朝出现商帮，与边疆防御压力吃紧、不得不开放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政策密不可分。
从陕西区位位置来看，它处于农耕与畜牧经济的结合部，既有农耕经济，又有草原经济。明代政策之所以选择陕西作为“食盐开中”政策首试地区，实因陕西处于两个经济区域间，是大规模货物交换便利之地。陕人经商，从一开始便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完全满足了国家需要，承担着国家的经济任务。代表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去做生意，比如说陕西的茶卖到边疆，再将草原的马换回。 从此，李月峰等20万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陕西籍商人，便出现在了边疆古道。也正是因陕商始自国家政策推动，也造就了陕商独特的“国”的经商意识。某种意义上而言，陕商上济国家，下立百姓，将商业经营和国家兴衰联系到一起，商兴国兴，商败国败。
从陕商所敬神明也可看出不同。李刚举例说，比如陕西商人崇敬周公和赵公明，其缘由，则是两者形成“家国一体”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主体价值理念。周公的“天人合一”，在伦理上就必然表现为“家国同构”。使陕西商人形成了浓厚的“家国一体”意识，他们在商业经营中能够突破“在商言商”的职业或行业的局限，自觉地将商业行为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形成“在商言政”的国家意识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成为明清产生商帮中最有政治意识的商帮。 陕商因“食盐开中”政策走上经商之路数十年之后，另一支商帮，晋商开始崭露头角。当时山西本身产粮不多，不得已远赴山东买粮，再次运回边关，史称“买粮换引”。从此，一架架小推车由一群口言晋语的山西人推起，开始了此后数百年的晋商传奇。 在明朝中叶时期，晋商群体开始形成，走上辉煌则是清初以后。其时晋商因远赴东北从事商业活动，在商帮群体中最早与满族贵族互通有无，清朝入关建立政权之后，并没有忘记这些山西商人，晋商被召入京，皇家将之钦命为“大内皇商”。晋商之外，其他商帮群体无一获此殊荣，由此，晋商获得空前发展期，“十商五出晋地”，成为一时美谈。徽商则要晚于陕商、晋商出现，直至明中叶弘庆五年，明朝实施“叶淇变法”，徽商“输银于运司”，买通政府官员才终于通过“输银买引”之法，大规模走上食盐贩运的道路。陕、晋、徽等中国早期出现的商帮群体，事实上皆为明朝“食盐开中”政策而兴起的商业群体。
明末清初，商帮的发展进入空前活跃期，粤、浙、鲁、闽、赣等商帮并起，中国商业经济进入繁荣期。实际上，从商帮的兴起之路观察，本质上仍与历代王朝政策相关，比如明“开中制”促使陕、晋、徽三地商帮奋起，而浙、鲁、闽、赣商帮群体，莫不仰息明朝政策余波之利。 而岭南文化所孕育的粤商，则得益于清政府的对外通商政策，依靠通海地理之便，受益于康熙二十二年成为清朝政府批准的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其中商帮涌现出的佼佼者，则是始于1757年的十三行洋商，因被王朝统治者赋予了对外贸易的特权，实际上垄断了茶叶、生丝、绸缎等出口商品市场，终成一代商帮巨富。 明初以来，600年中国商帮史拉开大幕，无数豪富涌现，时光纵留驻，水影无倒流，不过年华往逝，无以莫可追怀。虽如此，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的商帮仍遗存多多，最为使人惊叹的就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商宅。这些商宅建筑精美，布局严谨，历经百年，仍然诉说着中国商帮的传奇故事。
商帮因地域而成，便有各自不同的商业意识，也分别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标识。如陕商之“国”、徽商之“族”、晋商之“家”，岭南商帮则经世致用，山东商帮全民皆商，福建商帮亦盗亦商等等。越过时光的惊奇，就在于你的眼前出现何种神奇之物，感怀咏叹间，时间会向你打开一道通往历史的大门。于是，你脚下是现在，眼前，却会穿越千年。此刻，当我的眼前出现陕西商帮精美的宅院之时，我的感觉如同与时光谈了一场恋爱，莫可名状之手，牵引我进入时间的通道，眼瞧着从一片空地上，拔起百千商宅。陕西商宅，大多数皆为四合院建筑，实因陕西八百里秦地，地势开阔，一马平川，伸展空间大，适宜四合院布局。这是陕商宅院和晋商、徽商、粤商等商帮宅院不同之处。比如说，晋商宅院多利用坡度，建成则层次分明，成梯度延上的院落。徽商大多出于山中，商宅通常向高空发展，所以徽商大多商宅都是以楼的形式出现。而得对外通商之便的岭南商人们，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他们的商宅则尽显西洋美景。
从建筑形式上来看，晋商宅院是一姓一家，只显本家，比如山西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从此处也可体现晋商“家”的文化意识。李刚介绍，山西自宋明以来，地僻人贫，生存需要远比树德立传更为突出，初期多以中小商人为主，造就了晋商以“家”的意识为重。当晋商走上经商道路时，家庭无法为其提供足够的资本金，晋商们只能依靠姻亲以外的经济力量。所以，晋商形成以嫡亲为核心，以内亲为基干的经商世家，叫做“砖头瓦杂，堆成一搭”。因此，山西商人具有极强的家庭意识，家庭成员实现温饱和生活富裕，就是晋商最直接的人生目标。“家”的概念也直接影响了晋商的经营理念，晋商集各方散财于一起，用于经商，这恐怕是最早的股份制了。于是，我们从历史遗存中观察到的现象，一些商号的重要职位，比如掌柜的，很少由自己的亲人担任，而是财东花大价钱聘请外人经营商号。形成东家拿钱、外人干活的独特景观。而徽商的“族”之概念，也在商宅建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我们去到宏村，就可看到商宅并非一宅一院，而是聚族而居，连片成群，各商宅错落有致。风水最好之处，往往是规模宏伟的宗祠建筑，周围则是众多商宅环绕。而如今的商人们，无论是对于财富的理解以及获得财富后如何体现智慧，似乎再也无法企及数百年前商人们的高度。古老的商宅仍然屹立在中国的大地上，给予后人思索与审美空间，21世纪的商人们，百年之后会留下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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