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河南荥阳中华郑姓的“主流姓源”优势 与“文化认同”
王泉根
姓氏是中国文化独有的最具有民族“文化认同”价值与意义的符号标志。河南是中国众多大姓的祖根地，而荥阳则是中华郑姓的“主流姓源”祖根地。虽然中华郑姓的起源有着多重姓源，但源于姬姓、以周宣王之弟友即郑桓公所传之河南荥阳一带的后裔以“郑”为氏，无疑是中华郑姓的“主流姓源”。“主流姓源”往往成为该族姓人们认同感、归属感最高的最具有“文化认同”价值与意义的姓源。我认为，探讨“荥阳与中华郑姓源流”，应当在郑姓的“主流姓源”与“文化认同”上做足文章。 
一、认识中华姓氏的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姓”的本义是指源于同一女性始祖。原始图腾崇拜是中华古姓的根源。无论是古代文献资料还是现代少数民族中留存的图腾信仰，均已为这一点提供了佐证。“姓”的本义是指源于同一女性始祖、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族属所共有的符号标志。 第二，“别子为祖，继别为宗”。 我们现在的姓氏制度，确立于秦汉之际。西周—秦汉间由氏转姓到姓氏合一，是现代中华姓氏来源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现代中国人的大多数“姓”正是承袭了周代众多“氏”而来；而周代众“氏”则来源于周王室的宗法制与分封制。“别子为祖，继别为宗”。“氏”的本义是指源于同一父性族祖的分出去的各支系(别子)的开氏始祖的符号标志。 第三，门阀制度与姓氏贵贱。魏晋六朝的门阀制度造成了世家门第、著姓庶姓的社会现象，从而使作为人的个体符号的姓氏有了高低贵贱之别。这是中华姓氏史上的一段畸形历史。但由于当时姓氏世系成为选官、婚姻的重要依据，故反过来又促进了姓氏之学与谱牒之书的研究编修。 第四，同宗不一定同姓，同姓不一定同宗。兼容并包的华夏文化与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交融，直接导致了大量胡姓汉化与部分汉姓胡化，而胡汉姓氏的混淆互化又反过来促进民族交融的步伐。出于帝王意志与政治目的的赐姓避讳，因战乱人祸避难而改姓，因特殊事件，或因省文、音讹而改姓，以及古代复音姓氏单音化等，凡此种种，使中国姓氏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致使世系难辨，脉络难清。同宗不一定同姓，同姓不一定同宗，近代中华姓氏乃是包含着多种文化因素的结晶体。一部中华姓氏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演进的历史，是中华文化史、社会史、制度史、民族史等的综合产物。 第五，文化认同与血缘认同。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奉行厚德载物，重生报本，寻根归宗，更甚于世界其他民族，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伟大凝聚力的血脉之源。姓氏谱系生动地辐射出中国文化精神的强光，寻根认祖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文化认同。世纪之交，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回到中国故土寻根祭祖归宗，正是中国文化强大凝聚力的生动体现。当然，具体到“一家一姓之史”的家谱记载，中国人历来的做法还是有区别的：对于远祖，重其文化名位与历史声望，认同于普遍敬仰的祖先形象(如李唐以老子为始祖)，此为文化认同；而对于近祖，则是重血缘世系，坚执“行吾所明，不行吾所不明”的修谱原则，于近祖，如上溯至明、清时代的始迁祖，总要查考出个水落石出，将其血亲衍派勾勒得清清楚楚，此为血缘认同。 
二、中华大姓往往具有多重姓源 中国姓氏的姓源有一显著特点，即人口众多的大姓必姓出多门，具有多重姓源，也即血源谱系复杂；而那些人口较少，尤其是特别稀少的小姓、稀姓，则姓源单一，血源谱系自然也较“纯正”。如中华王姓，出自帝胄之王有三系：姬姓之王，即太子晋之后，传太原、琅玡、江左、开闽、三槐王氏等，还有妫姓之王，子姓之王。出自古代少数民族的胡姓之王有四系；出于河南者，为可频氏之王；出于冯翊者，为钳耳族之王；出于营州者，为高丽族之王；出于安东者，为阿布思之王。此外还有赐姓之王，冒姓、改姓之王，复姓之王等。因而当今中国人中的王姓人士，虽然头上都顶着一个“王”字，但其姓源祖宗却是千差万别，这就是“同姓不一定同宗”的道理。 但是，凡中华大姓虽然姓出多源，而必有一个最核心最主流的姓源，我把它称之为“主流姓源”，而“主流姓源”往往成为该族姓人士认同感、归属感最高的最具有“文化认同”价值与意义的姓源。如王姓，普遍认同源出西周太子晋的姬姓之王，姓氏演变播迁以太原、琅玡、江左、开闽、三槐王氏等为主脉。现在几乎全球王姓华人，都将“西周太子晋”作为开姓姓祖，以山西太原市的晋祠作为谒祖寻根归宗之地。晋祠里面的晋溪书院、子乔祠，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辟成为全球王姓华人的谒祖祭祀圣地，修建有“太原堂”，举办过多届“世界王氏恳亲联谊大会”。 为什么“主流姓源”最易成为该姓人士认同感、归属感最高、最具有“文化认同”价值与意义的姓源呢？我认为原因有三： 第一，主流姓源“出身高贵”。中华大姓的主流姓源开姓始祖往往与远古帝王或历史文化名人（如李姓以河南鹿邑李耳为主流姓源的开姓始祖）相联系。人们都有“人往高走，水往低流”的普遍文化心理，恐怕没有那个人会寻根追祖拿一个罪犯当始祖。所以人们修家谱追始祖，追寻到历史上的帝王将相、文化名人就打住了，因为这是“光宗耀祖，惠及子孙”的事情。 第二，主流姓源“历史清楚”。由于主流姓源的开姓始祖或是帝王将相，或是历史文化名人，因而二十四史或地方志书多有记载，史迹清晰，斑斑可考，自然被视为正史、信史。这对编修家谱、谒祖认宗、传承后裔，都是一件真实可靠、很有面子的事情。比较而言，那些非主流的姓源始祖，由于文献史料难以查核，而传承演变的线索更是一笔糊涂帐，因而非主流姓源的后人更容易向主流姓源的开姓始祖认宗归族。“五百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第三，现代社会的认宗谒祖，文化认同往往大于血缘认同。唐代诗人孟浩然深有感慨地写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由于历史变迁，大浪淘沙，天灾人祸等种种原因，现代中国人寻根追祖的血缘谱系，大多只能追到明清，如有宋版老谱保留至今，那是十分罕见之事，至于唐以前的古谱，更是国宝级的文物了。中国人只有孔子的《孔子世家谱》，才完整地记录了从第一代春秋孔子到2006年出生于台湾的第79世孙孔佑仁的历史血缘传承谱系，此外还有孔孟颜曾四姓的“通天家谱”也有历史血缘传承谱系。一般而言，很多姓氏的血缘谱系历史都较为短暂。正因如此，现代中国人对于远祖，更重其文化名位与历史声望，认同于普遍敬仰的祖先形象，此即文化认同。全球华人每年到河南新郑与陕西黃陵祭奠黄帝，或到陕西宝鸡与湖南炎陵祭奠炎帝，这是源于同一文化归属意识的最大规模的“文化认同”与“命运共同体”行为。就具体姓氏而言，如李姓以河南鹿邑李耳为始祖、林姓以河南卫辉比干之子林坚为始祖，这都是一种“文化认同”意识的体现。 正是基于以上理解，我们应如何看待中华郑姓的姓源与河南荥阳的关系呢？ 
三、中华郑姓的多重姓源与“主流姓源” 郑姓是一个大姓，按人口排序，郑姓在中国大陆为第二十一大姓（在台湾地区是第十二大姓）。大陆郑姓人口约为936万，约占大陆总人口的0.78%。作为大姓，郑姓也是一个典型的多源流姓氏，主要源自姬姓、子姓、姜姓及少数民族的改姓等。证据历史文献，中华郑姓的主要来源有三种途径： 一是源于远古帝王，以国为氏，此可分为三系： 一源于姬姓，以国为氏。据《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周宣王封其弟友于槿林（今陕西华县东），建郑国，友即郑桓公。后桓公之子郑武公助周平王有功被封赏虢、郐之间的土地，并在那里建立了新的郑国。公元前375年，郑被韩所灭。郑国子民从此散居于京（今河南荥阳京襄城）、制（今荥阳西）、祭（今河南郑州东）和陈（今河南淮阳）、宋（今河南商丘）之间，并以故国“郑”为氏，始有郑氏。二源自子姓，以国为氏。出自商王武丁之子子奠之后，子奠也称奠侯，以主持祭奠而得名，子姓郑国为商朝一方国。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子姓郑国也随之亡，周人迁子姓郑人于渭水上游，约在今陕西宝鸡凤翔附近，后人也以故国“郑”为氏。三源自姜姓，以国为氏。出自姜太公之后。周灭商后，周武王封姜太公之少子井叔于郑，以统治子姓郑人，史称西郑，故城在今陕西凤翔。后周穆王夺西郑为下都，姜姓郑国亡。国人姓奠井氏，或为郑井氏，亦即郑氏。 二是源于地名，以地为氏。《一统志》载：“南郑，古褒国附庸之邑。桓公殁，其民南奔居此，因曰南郑。后为县名。今属陕西汉中府。”这一支郑氏出自古褒国附庸之邑南郑。韩灭郑国后，部分郑国子民迁至陕西汉中地区，并再建了一个小方国，史称南郑，以居邑地名为氏，称郑氏。 三是源于古代少数民族的改姓、赐姓、姓氏筒化等。如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国第三代国王朴儒理执政时期，开始仿汉制分封授姓，其中的珍支部被封郑氏。又如蒙古族宝里吉特氏，世居喀喇沁（今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清朝中叶以后所冠汉姓多为郑氏、宝氏、李氏、吉氏等。裕固族增斯恩氏，原称增斯恩氏、赠坷斯氏，后多简化成汉姓为郑氏。满族济礼氏，亦称纪里氏，世居驽宜（今俄罗斯萨哈林岛）、长白山区等地，后多冠汉姓为郑氏。 关于帝王赐姓郑氏，最著名的莫过于明朝郑和。郑和本是回族人，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云南昆阳人，为宫廷太监。据上世纪80年代云南发现的《赛氏总族牒》、《马氏家乘》，郑和一世鼻祖可上溯到穆罕默德。明靖难之变中，马和在河北郑州（今河北任丘北，非河南郑州，另一说为燕京郑村坝，即今北京东坝村 ）为燕王朱棣立下战功。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朱棣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和郑姓，史称郑和。1405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壮举。 从以上郑姓的多重姓源分析，我认为第一种姓源即源于远古帝王、以国为氏历史最久；而第一种姓源中的源于姬姓、以周宣王之弟友即郑桓公所传之河南荥阳一带的后裔以故国“郑”为氏，应是中华郑姓的“主流姓源”。如果追踪郑桓公郑氏与中华共祖黄帝的谱系，其世系应为：黄帝→玄嚣→峤极→高辛→后稷→不窟→鞠陶→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俞→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公季→姬昌（周文王）→姬发（周武王）→姬诵（周成王）→康王钊→昭王瑕→穆王满→共王医扈→懿王燮→夷王燮→厉王胡→共和行政→宣王静→封姬友（郑桓公）于郑。
四、河南荥阳是中华郑姓“文化认同”意义上的祖根地 汉朝至隋唐时期，荥阳郑氏是北中国的著名大族，与博陵崔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并称为五姓七家，因而有“天下郑氏出荥阳”之说。实际上，据以上考察中华郑姓的多重姓源，荥阳郑氏只是其中的一支，但这却是最重要的一支，是中华郑姓的“主流姓源”。如上所述，主流姓源由于“出身高贵”“历史清楚”，因而最容易满足郑姓人士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也最易将荥阳作为木本水源的祖根之地。 但我认为，以荥阳作为中华郑姓的祖根地，除了真有荥阳郑氏本宗血缘谱系的谱牒可认定为“血缘认同”外，对于其他的郑姓人士而言，实际上应是一种“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情绪，是个体被群体的文化所影响的感觉。文化不仅与人的“自我”联系在一起，还与人的“存在”，乃至关于“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弗洛姆曾指出，文化是人的第二本能。这个“本能”决定了人的社会存在是一种文化存在。“文化认同”是身份的认同问题，它所回答的是“我们是谁？”亨廷顿曾指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如 旗帜、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等等。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文化是一种“根”，它先于具体的个体，通过民族特性的遗传，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先天地给个体的精神结构型塑了某种“原型”。个体在社会化后，生活于这种原型所对应的文化情境之中，很自然地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连续性。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血缘认同等是重叠的。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是一个地缘、血缘共同体，它们将人的各种认同融合其中，避免了这些不同的认同之间因相异特性而发生的矛盾甚至冲突。 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系列民族“文化认同”的元素与符号，如认同“轩辕黄帝”为自己民族的共同祖先，认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庆为自己民族的风俗，认同汉语汉字为国家通行的语言文字，认同“龙”、“长城”、“黄河”、“长江”等为自己民族的标志。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说，我们人人头上都顶着认同“我们都是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符号，这就是姓氏与生肖，而姓氏尤其能够作为“文化认同”的个体符号标志。因为每个姓氏都直接联结着历史、祖先、族群与血缘，而同一姓氏的祖根地、开姓始祖又最能激起人们的“集体无意识”的支配，正是这种看得见、摸得着、人人都有的源于同根同宗的姓氏“文化认同”，成为了蕴含于中华民族文化大厦最深层的文化基石之一。如同德国学者李斯特所描述的那样，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的人们拥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荣誉”，共同体中的人们无论身处何地，当他们汇聚到宗祠、祖根地，汇聚在开姓始祖的像下，都会油然产生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情怀，由姓而族、由家而国，生发起他们与整个民族和国家“一起缅怀过去，憧憬未来”，“荣辱与共”的文化情怀。 河南是中华民族姓氏的主要祖根地，中国众多大姓的根都在河南，这使河南通过姓氏根亲活动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地域提供了最基本和最有意义的认同基础，因为只要是中国人，他（她）的头上都顶着一个姓氏。这是河南的文化优势、文化资本。而河南荥阳，因为拥有中华郑姓的“主流姓源”源起的历史事实与资源，因而完全有理由也有责任把荥阳打造成中华郑姓“文化认同”的祖根地与世界郑姓祭祖恳亲寻根的中心。这是荥阳地域文化独有的优势与资本，荥阳应当在郑姓的“主流姓源”与“文化认同”上做足文章。 （本文作者王泉根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