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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金山》（请别忘了在头发上插满鲜花）
请别忘了在头发上插满鲜花 在旧金山城市里 你遇到的人温柔善良 对于那些要去旧金山的人 今年夏天将充满爱的阳光 在旧金山的街道上 和善的人们头上插满鲜花 全国上下，从东到西 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人们起身出发 整整一代人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寻求变化 他们起身出发 这首歌是电影《阿甘正传》的插曲。谈到这首歌，不得不提起三个字：“嬉皮士”（Hippie）。 1960年代的纽约格林威治村，集中了大量艺术家和歌手。Hip这个字，在当时当地，有“内行”、“酷”的意思。1965年，记者迈克尔·法伦（Michael Fallon）开始用Hippie来称呼迁入海特-阿什伯里区（ Haight-Ashbury district，以下简称“嬉皮区”）的新一代垮掉派。 你所需要的唯有爱 这些年轻人跟垮掉派一样，拒绝既成的体制，批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反对核武器，反对越南战争，拥抱东方哲学，倡导性解放。他们大部分主张素食和保护环境，相信通过服用迷幻药（如LSD）可以拓展人的知觉，并建立了许多共识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ies）。 本图引自袁越《来自民间的叛逆》
嬉皮士们热爱享受，不爱工作，也不像左派人士一样坚持“解放全人类”这类革命理想，转而追求个性解放。他们标榜自己是意义和价值的追寻者，提倡和平与爱。这是一种无条件，无节制的爱，'对所有的人都友好，有时天真得近乎傻冒'。
这个彩色的MV完美展现了嬉皮士时代的甲壳虫乐队形象。 Love, Love, Love.
“嬉皮区”的大街上挤满了这些长发披肩，不分男女的年轻人。他们脖子上挂着廉价的珠链，赤足，披着类似道袍的褂子。许多人手里拿着点燃的香，貌似隐士，其实是为了掩盖大麻的味道和体臭。男的大都蓄胡子，经常不洗澡，指甲缝里满是污垢，女孩子们不刮腋毛、腿毛，不戴胸罩，不施脂粉。
在这个集会上，嬉皮士的精神领袖利里喊出了一句极有号召力的口号：“审视内心，关注社会，退出世俗”（Turn On，Turn In，Drop Out）。他后来解释说，“审视内心”就是解放自己的感觉器官，审视内心世界，体会不同层次的知觉意识。“关注社会”就是关注周围的一切，让自己的意识与周遭环境相互和谐。“退出世俗”是不再依靠外力，相信自己头脑中蕴藏的力量，依靠它去达到快乐的顶点。
旧金山“人类大聚会”之后，美国媒体对嬉皮士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甚至不吝给予“花童”（Flower Children）和“爱的一代”（Love Generation）这样好听的名字。旧金山被描绘成一个没有暴力，充满爱的世界。不用工作，不用打仗，毒品便宜，性很自由，人们整天都沉浸在艺术创造的乐趣中。媒体宣称，1967年的夏天，将会是一个“爱之夏”（Summer of Love）。
这个《旧金山》的MV很有当年的嬉皮色彩 随着媒体的大肆宣传和推波助澜，旧金山嬉皮区涌进了越来越多动机不纯的外来者，他们轻信报端所谓该地“毒品特别便宜，嬉皮姑娘特别放荡”之类的报道，前来寻求刺激。这些人的到来毒化了当地的氛围和治安。面有菜色、三餐不济的青年男女在大街上晃来晃去，他们初来时头戴鲜花、身无分文，如今疾病缠身，沉溺于毒品。嬉皮区已经变成了一个喧闹肮脏的贫民窟。
说嬉皮已死，当然言之过早。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才是他们最后的狂欢。五十万年轻人从美国各地涌入小城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的一个农场，在此举行了一个长达三天的露天音乐会。虽然遭遇一连串意外，诸如后勤爆表，天降大雨，食物短缺，但在动荡不安的六十年代，这一大批人挤在一起，最后仅因为意外死了两个人，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次音乐节也成了嬉皮士“爱”和“人类一家”（Love and Human Fellowship）理念的最佳体现。 真正沉重打击嬉皮士运动的事件，是1969年“曼森家族”残忍杀害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妻子的谋杀案，以及Altamont（阿尔塔蒙特）音乐节上的血案。这两起事件暴露了人性深处的阴暗面，损害了嬉皮士运动“爱与和平”的形象。 1970年肯特州立大学学生举行和平的反战集会，遭到国民警卫队暴力镇压，四名学生当场身亡。这个事件让六十年代的反战运动迅速退潮，失去了自由宽松的环境，嬉皮士们的好日子也随着动荡不定的六十年代，一去不返了。 你如果还记得六十年代发生过什么 那你就根本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 ——克罗斯比 1975年，越战结束。美国爱国主义回潮。朋克崛起。新生代的各种次生文化纷纷崭露头角。嬉皮士的迷幻摇滚被前卫摇滚、重金属、迪斯科和朋克摇滚所替代。主流媒体失去了对嬉皮文化的兴趣，嬉皮士回到了“非主流”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各类社团依然存在。他们的理念，如和平、爱，为许多人所接受。今天世界各地波西米亚风格的“飞地”中，仍然能够看到嬉皮士的身影。
一个人的革命 嬉皮士运动兴起于二战后的冷战时代，与之相伴随的是美国的左派运动和民权运动。国内外的动荡不安，激动着这些二战后“婴儿潮”的一代走上街头。虽然也像垮掉派一样反对战争和既有的社会体制，但嬉皮们更注重个人自由，着力于探寻内在和灵性的世界，甚至不惜以“离经叛道”的方式，通过服用LSD一类的迷幻药来达到目的。 对嬉皮们来说，LSD就是“嬉皮区”的粘合剂，是神圣的仪式，是冲涮掉多年养成的社会固定思维的思想除垢剂，是重新塑造的仪器，是拓展知觉的的工具，为我们搭架起革命的阶梯。 ——Jay Stevens 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承接的其实是人类一条古老的反主流文化的脉络，古希腊的第欧根尼、美国的大卫·梭罗、耶稣、佛陀、圣弗朗西斯和甘地都为他们提供了灵性上的教导。嬉皮士可谓新一代的反叛者，奉“爱与和平”为新信仰，以“嬉皮区”式的“共识社区”为新乌托邦。提摩太·米勒（Timothy Miller）将嬉皮士运动形容为“一场新的宗教运动”，可谓精辟之见。 “这与从前没有区别。我们正在推动一场个体的革命。个性和多样性的革命只能是个人的。一旦成为群体运动，它就会毁于模仿者而非参与者…这场革命本质上是要努力认识个人与生活以及他人的关系。”Bob Stubbs的话，揭示出嬉皮士运动的本质，它就是一场个体的革命，通过重新认识自己，认识生活，认识与他人的关系，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革命。 如今这场革命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已全面退潮了。与嬉皮士几乎同时产生的所谓都市“雅皮(yuppies)”，收入不菲，思想前卫，懂得享受，容易接受新事物，但缺乏离经叛道的精神，更没有励志创新和冒险的意识。这样的人，冠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之名，正源源不断地从工业社会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彻底碾压着所有敢于反抗体制和流行文化的人，嬉皮没落的今日，正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庆功之时。 革命的悖论 不过，所有的革命都会遇到两个致命的挑战。 首先是激进化，甚至走向革命的反面，成为自己要打倒的对象。最有名的例子当属美国民谣之王鲍勃·迪伦的遭遇。有一回在音乐会上面，开场的人介绍迪伦，对观众说：“他就在这儿……拿去吧，你们认识他，他是属于你们的。”迪伦对此发表了激烈的评论，“这听起来多么疯狂，据我所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属于任何人……” 有些嬉皮士不断要求隐居在乡下不愿介入纷乱世事的迪伦出来领导反战运动，经常跑到他家进行骚扰，甚至将他的食品储藏室洗劫一空。有段时间，迪伦不得不每天将上了膛的来复枪放在床头以防不测。这场闹剧最后以迪伦举家搬迁而宣告落幕。以反抗体制追求自由之名，剥夺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又一次，罗兰夫人的名言在历史深处隐隐作响。 法国大革命时期被政敌以莫须有罪名送上断头台的革命者罗兰夫人。她留给后世的名言是：“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其次，就是所有革命最终的结局——不可避免的庸俗化。正如Bob Stubbs所说，“一旦成为群体运动，它就会毁于模仿者而非参与者……”前面所说的媒体的片面宣传，大量动机不纯者的涌入，都无可挽回地冲淡了嬉皮士运动的精神纯度，甚至酿成流血事件，令所有嬉皮士蒙羞。 这就是革命的悖论：真正的革命者毕竟是少数精英，势单力薄，难以形成改变社会的巨大力量。一旦成为主流，附从者众，革命精神又敌不过群众的滔滔欲望，最终沦为招牌与口号，直至堕落成为下一场革命的对象。 或许真正的革命，只能在每个个体的转变和坚持中产生，并以缓慢而坚定不移的脚步前进。鲍勃·迪伦老而不改其志，七十多岁的老爷子，在音乐上还在不断探索和折腾，其理想主义和热情，并未随着岁月流逝衰减。而当年那些嬉皮呢？大部分都已回归主流了。难怪弗罗斯特说,“年轻时我从来不敢激进,怕我年老时变得保守。” 鲍勃·迪伦 迪伦在《编年史》里回忆说，“那些日子里发生的事情，所有那些文化上的胡言乱语，都令我的灵魂备受困扰，让我觉得恶心，比如说民权和政治领袖被枪杀，街上叠起了重重障垒，政府进行镇压，学生激进分子、游行示威者与警察和军队发生冲突，反对派公社等等，撒谎扯淡，吵吵嚷嚷，无拘无束的性爱，反金钱制度的运动，这就是全部。我决定不让自己涉足其中任何一件事。我现在是有家的男人，不想出现在那幅集体图景中。” “最烦的是媒体总拿我当话筒，发言人，甚至是一代人的良心，这太可笑了。我所做的就是唱歌，这些歌直截了当，据说我替一整代人发出了声音，但我和这代人基本没什么相似之处，更谈不上了解他们。……我的命运就是随遇而安，这与代表任何一种文明毫不相干。真实地面对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事。” 是的，在任何时代，在任何环境里，无论如何，“真实地面对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事。” 你要改变社会和他人么？先认识和改变你自己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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