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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儒家与心性的儒家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目前，现代心理学、心理治疗也逐渐开始流行起来，与此同时，还有国学热、灵修热、佛学热、宗教热。对这些不同的东西，我们能不能提供一个框架，把它们放在一起，整合成一张地图来看待呢？
大家都知道，中国传统是由儒释道三者合一，以今天新的眼光看待它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诧异的感觉，即这三家的传统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特质，就是向内看。
仁爱的“仁”字到底是什么呢？梁漱溟先生的解释非常好，他把“仁爱”解释为“柔嫩真挚之心”。当然还有一个东西叫“礼”，在仁和礼之间的关系，孔子说得非常清楚，仁为先，如果没有仁，礼有什么用呢？ “仁”好像是关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但是这里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还是一种向内的，它比起另外一种人对自然的征服，由现代性所代表的科技发展、市场经济对于自然的改造来讲，中国的儒家传统依旧具有向内的特点。当然，除了向内以外，其实还要加上另外一个词语，向上，它们是同时的。 前段时间中国大陆和台湾讨论“中国大陆儒家”和“台湾儒家”，曾经提到一个词，叫“政治的儒家”和“心性的儒家”。 这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说法。儒家是具有非常强的政治意味的。儒家开始宣讲的时候，最主要是希望对政治家讲的，孔子前半辈子逐渐从低层次的官员做到高层次的官员之后，他主要是想对执政者进行说教。当他失败以后，他开始培养学生，主要目的也是让学生去做官。 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重要的特点是“政教合一”，所以儒家的言论和思想主要是对这个社会的政治精英发言，因此被帝王广泛用来作为自己的治理之术，汉代形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变为“政治性的儒家”。 一旦变成政治性的儒家，问题就大了。儒家的危险之处就在于政治性的儒家，因为它可以被用偏掉。它尤其体现在儒家所谓“内圣外王”的思想，它容易陷入的陷阱在于，内不圣只求外王。因此，让我们撇开政治性儒家的概念，回到心性化的儒家。 了解儒家历史的可能会知道，早期的儒家思想体系可能相对不那么完整与系统。宋明以后，儒家就变成所谓的“新儒家”，逐渐具有了更强的形而上的体系，儒家和天道连在了一起，出现了新兴的儒家，它是相当向内的。 中国人现在非常向外 那么当代的中国人，是向内的吗？从主流角度来讲，我想回答肯定是“不是”，中国人现在非常向外。 这是为什么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首先一个原因是因为现代性。现代性的出现，实际上是来自西方文化先兴起的现代性，它造成了全世界范围以内的现代化，在全球化角度和步伐之下，世界各地都已逐渐向现代性过渡，渐入现代性社会。所以，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向外，向外改造自然界，建立社会环境。中国人如此向外，是因为现代性的沉重。 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断掉的过程当中，还有历史的创伤。中国民族的历史，跟西方国家比较一下，它的历史创伤要大得多。中国人之所以变得如此不能向内而是向外：
与此同时，中国人现在还有一个特点，不是那么向上。超越那部分，是非常弱的。占主流的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看出来，占主流的是金钱和权力。 国学热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的。当然，国学热还有两个原因：
▲ 国学热｜孩子们诵读弟子规 长青哲学与觉悟之道 传统的资源是不能够忽略的，但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来理解。 撇开各种文化的特质，如果从它们的精华来看，让我们借用另外一个思想来统一一下——“长青哲学”。
长青哲学认为，所有宗教传统都指向世界隐含的、一体的、神秘的美好秩序的实际体认，所有这些宗教的开创者都是本身具有这方面的强烈体验，而该体验具有神秘主义色彩，被这些教主们体认到后，转化成一种教义开始去传播。这是长青哲学表达出来最关键的东西。 中国的儒释道完全符合长青哲学这样的说法。比如，道家讲道、佛家讲“觉悟”、佛性；儒家讲天道、仁、礼。它们用了三个不同的词，实际上核心都是一个。所以，到了宋明理家的新儒家，在一定程度上像是整合了佛家的东西而变成新理学的。 如果当我们这样去理解传统，那么传统的位置、精髓，就可以界定为对这种神秘主义体验的一种体认。就像基督教，体现的是新人本心理学里常看到的“我您关系”，是基督教人和上帝的这层关系。所有这些，都可以命名为“觉悟之道”。 现代心理学的贡献：成长之道 那么现代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呢？现代心理治疗的产生只有一百年的历史，它的贡献在什么地方？需要强调的是，现代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贡献在传统当中是没有的。它们产生于现代性的社会，来自西方，直接针对现代性的问题，因此，有几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第一，它从研究普通人开始，甚至是研究社会上的病态人开始的。各种各样的心理疾病、心理困扰，都是现代社会中异化现象之下人的心灵的痛苦。 所以，它的起点非常实在，不像长青哲学谈到的所谓“开悟者”，是从非常高的角度向下，用教育向外传播他体认的东西。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是从对普通人的研究或治疗开始，发展出来的。 心理学最大的贡献，实际上是发展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的贡献。它非常有益的贡献在于，人的终生是发展的，童年时代的发展是非常重要，但人的终生发展也是必须要被同时看到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的阶段性发展。这是现代心理学的贡献，是传统时代没有的东西。 这样，就把人从最最普通、最最低级的小孩的阶段发展到成年人，而成年人中也有低级的阶段、高级的阶段。对不同的阶段加以透彻的分析，甚至提供测量工具、评估方法，使得对人的不同阶段的描述，绘制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地图。 也许可以把发展心理学提供的这个地图叫做“成长之道”，它与“觉悟之道”不同，这是这一百年当中的新发现。 现代与古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别就是，现在的时代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时代。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在古代，之所以有“内圣外王”的概念——它的实际上是说一个人必须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人应该逐渐从最低的自我修行开始逐渐变成王去治国平天下，这个痕迹，明显是一个关于政教合一的体系。 国家的帝王，本身就成了天道，好像政治家本身就应该是境界发展最高的人，他的思想、观点一开始是由帝师来培养的，他也同时能够诏令天下、引导天下思想境界。思想的意识形态是由政治家来进行推动的，这与现代极为不一样。 现代的西方社会，政治的归政治，教会的归教会，心灵的归心灵，实际上它是分家的。所以，它提出，人的心灵的净化改革不能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以政治的形式去推动。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观念极为重要。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中国社会，还是很容易陷入一种传统一元化的思维，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就是一切的精英，他们就会感觉到政治必须推动一些意识形态。作为企业家，他必须就是时代精神的代表，好像是时代巅峰式的代表，成为主流价值观。这在相当一部分人当中，不自觉有着这种意识。 我觉得分开这两者是非常重要的。政教要分家，甚至商教也要分家。有不少中国企业家对西方思想的理解非常之少，当他们寻找资源的时候，马上就会从记忆当中寻找一些东西，就一头扎到国学中去，甚至会附庸风雅，认为自己不仅仅有钱，而且非常有精神、有文化。这都体现了一种一元的思想。这种一元思想，从整个社会进步来讲，应该是要逐渐被打破的。 对于人的成长，我们可以想像一下，社会有一个平均值，大多数人所在的那个位置就会有一个“拉”的力量，要把低阶的人往那儿去拉，这就是要求人们去适应社会，适应当下社会既定的社会权力机构，以及既定社会阶层等各方面的情况。如果你低于社会的平均阶层之下，在社会适应上可能会有一定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有时候成长是逼着人不成长不行，否则基本上没办法适应生活。所以，成长之道基本上是推着人向前、向上走。心理治疗本身就起到了帮助人适应社会的功能，因此，在某些范围内对某些人群来说，心理治疗实际上是刚需。 换句话说，成长对一些人的某些阶段来讲，就是刚需，满足不了这个需要，就会出现心理障碍，出现各种严重的问题。 但是如果接着往更高的阶段走，它就不一定是所有人的刚需了。有很多人可以不成长，因为成长需要有两个条件来限定，一个叫挑战，一个叫支持，只有挑战跟支持在一个环境中同时存在时，成长才可能发生。我们可以理解，好多人的“挑战”和“支持”环境不存在，这里面可能还有些天性的因素，有些人的天性就觉得成长是刚需，他到了生活的一定阶段就必须成长，如果不成长，他内在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挑战（不一定是外在的）。 有些人到一定程度就不成长了，因为他既没有挑战的内在刚需，也没有外在的挑战和支持的刚需。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很多人到一定程度也不用学心理学、国学，他什么都不用学，他继续追求权力和金钱。 对于那些因为内在挑战和外在支持会继续成长的人来说，我想，发展心理学的理论和思想及方法，就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来帮助这部分人向前发展。其实，越向上层次发展，就越接近一种精神文化精英。而这种发展始终都是属于心性的发展。 成长之道、净化之道、觉悟之道 有一些人，在童年时代或青少年时代有创伤，甚至有不小的创伤，那创伤会造成一些情结，在成年生活中经常一触即发，或者隐匿地藏在那里，在特定环境下诱发成一个时期的心理性问题，而关于这部分，我希望把它叫做“净化之道”，即清理早期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创伤带来的情结，或者还用荣格心理学的语言，带来的阴影部分。
只有把成长之道、净化之道、觉悟之道这三个东西放在一起，我们才有可能实现人性的全面发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要把传统的、灵性的和发展心理学的、心理治疗的放在一起，放到合适的位置，来促进人性的全面发展。 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个体的人性在不同方面全面发展，并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自然而然的势头，甚至可以想象相应的社会结构，相应的社会也会不断进化，向前发展，而反过来，社会结构进化的升级换代同样也有可能对人的个性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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