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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与子真是一对冤家，像汪曾祺所说的那样“多年父子成兄弟”恐怕很难。一个人只有自己做了父亲，才可以体会到做父亲不容易，才会看见父辈们曾经遭遇的困境，——他们自己也不一定知道怎样教育孩子，只是凭着直觉在做。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人，不管怎样试图避免前辈遗留的各种问题，有的时候还是在用父辈教养我们的方式在管教子女。回忆往事，常常可以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来路，看见自己的局限所在。 一
有时候，最陌生的其实是那些最亲近的人。
当我在灵堂里跪下磕头的时候，已看不见母亲的面容，眼里也没有泪。我的耳畔响起的是金斯伯格的诗句：“尤金发来一封电报，娜阿米已去世/我冲出房门俯身把头贴在车房附近草丛的地面上/深信这样对她更好。”
接到母亲去世的电话，我正在给学生录音，我的眼泪几乎要涌出来，可是我却平静地把那天所有的录音做完，再赶晚上的火车回家。那时，响起的也是金斯伯格《祈祷》中的诗句。
我的眼前，一直浮现着母亲最后的面容。前一个周末赶回去看她，她躺在床上，眼睛只能偶尔转动一下，已经不能喝水。眼角有一点白白的眼屎，与她灰暗的脸色构成绝望的对比。我与大姐在家那几天，她忽然又能喝水了，又能坐起来，与来看望她的邻居们打招呼，那些多年不见的人，她也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他们都说，过了这一劫，老太太能活上一百岁。可是返沪后的第三天，我就听到了那不想听到的消息。
下葬的仪式一过，我就在回想母亲的一生，可是我发现我对她知道的竟然那样少。我知道她是微山湖里人，她出生的那个小村落我曾经去过两次，可是我不知道她年轻时候的模样，家里连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也没有。八十三年光阴，她留在这个世上的痕迹竟然这样少。在我内心深处，与她相关联的记忆，总是不愉快的。小的时候，她每次出门，总有些小孩子跟在后面喊“精神病！”“精神病！”我气急了，便总是捡起石头狠狠地回击。还有我不能忍受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她总是要给我卷煎饼，盛稀饭，夹菜，天冷的时候总是要给我加衣，而我最厌恶她这样做。那么除了厌恶，我自己对她还知道些什么呢？ 我只知道，她烟抽得很凶，喜欢用蒜臼子把辣椒捣碎了吃。我还知道，她经常一个人蹲在太阳地里捡石子、砖块，聚成一堆，或者把它们扔到邻居家里，——那似乎是她一生的事业。除此以外呢？也许她太普通了，连她的儿女们也不了解她未病以前的事，不知道她是否曾驾着小船去采菱，或者，会唱动听的渔歌，在湖畔的芦苇丛里捕捉过蜻蜓？隐秘的往事，或许永远尘封在了岁月的湖水之下，如同永远找不到的黑匣子，上面长满了幽幽绿苔。 我最喜欢的鲁迅小说是《孤独者》，其中的主人公魏连殳曾说他没有分得祖母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母亲去世以后，我才发现，或许我也分得了她孤独的命运。
二
母亲落葬的时候，我去殡仪馆接父亲的骨灰一起下葬，此时距他过世已过去了将近二十年。骨灰盒上落满了灰尘，而那张相片却很熟悉。
说起父亲，我脑海里都是些零星的记忆。记不清是几岁的时候，也许是七八岁吧，一个夏天的大雨之后，二姐和我在水池边打水仗，不小心把我的头打破了。去医院包扎回来以后，我又在公社礼堂边玩，父亲刚刚开完会出来，看到我头上的纱布，生气地怪我不小心。另一个场景是父亲退休以后，有足够宽敞的地方侍弄花草，可是他却总是坐在堂屋门口的苦楝树下，一坐坐上好久。他是个好强的人，一辈子就喜欢喝酒吃肉，每周总有一两次要买一只烧鸡或几斤羊肉，那便是全家最开心的时候。我的大侄子参加工作以后，拿了第一个月的工资请我吃饭，两个人点了一个红烧肘子，回家跟他一说，他很不开心，责备我们没有给他带一个回去。因为要大口吃肉，常常寅支卯粮，手头并不宽绰，有一次他竟有些羞涩地向我借了两百块钱。病床上弥留之际，他的脑血栓已很严重，可还是要饮酒，我给他买了一碗羊肉汤，没给他酒喝，他便非常气愤。而今想想，那时真是不懂事。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被分配到青岛的一所大学。离家的那一天，他送我到路口，我可以看得到他眼中罕见的慈和，大概还是以我为骄傲的。可是我在分配的过程中遭到莫名其妙的麻烦，竟然未能去成，最终还是回到故乡的一所中学任教。我最好的一个同学在信里引了苏轼的话鼓励我，说“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当时年轻，哪有那种气度，即便今日，那也只是“心向往之”、不可企及的境界，因此大病一场，对世事炎凉有了最初的体会。在那所中学里，学会了喝一块零四分的高粱酒，借酒消愁是常态，一心想着进城。去世的前两年，父亲已不良于行。有一回，我用地排车拉着他去镇里打电话，那时他的一位老部下当上了区委书记，声名显赫，也许叙叙旧可以帮忙调动一下我的工作，然而事情终于没有办成。在我的印象中，他几乎从不求人办事，只是孤独地待在那个小镇上，待在那个大院子里，看报纸、电视是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方式。
他去世以后，那苦楝树便生意不再，而渐趋枯萎了。
三
初中时，儿子的作文一直是老大难，上了高中似乎有点起色。一天，他的高中语文老师把他的作文给我看，题目是《看见》。他写道：“当我站在兵马俑的坑道前，我能看见时间的流转；当我站在巍峨的群山间，我能看见自然的力量；当我站在恢宏的建筑中，我能看见人类的智慧。”我不禁笑了，口气好大，心想你真的能看见所谓“人类的智慧”吗？其实未必能找到照亮自身的各种麻烦事的智慧吧。
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糟，这影响到了我和儿子之间的关系。父亲严厉，我便总试图用诙谐调笑来激励他。父亲苛刻，我便想多给儿子一些宽松的氛围，多一些自主的选择，所以很多决定都是他自己做出的，比如高中之前从未上过补习班。我的一个学生进入大学后曾对我说，初中升高中的时候父母让她决定读境内高中还是国际高中，她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国际高中，其实当时的她只是想避开中考，并不清楚自己选择的真正意义。我想，儿子的许多所谓选择多属于这种情况。汪曾祺曾说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要做到“没大没小”，这个大体是做到了，但是每到他考得不好的时候，我还是有些发急，弄得彼此不开心。我自己也知道这是很愚蠢的，却老是改不了。头几天期中考试，他的经济考得很差，本来只是想说他两句了事，不料演变成了一场训子会。他振振有词说了一大通，说我的话逻辑有问题，我气急了，便骂了他一通。我自己是属于开悟很晚的人，儿子似乎也属于那种人。这让我很揪心。
父与子真是一对冤家，像汪曾祺所说的那样“多年父子成兄弟”恐怕很难。一个人只有自己做了父亲，才可以体会到做父亲不容易，才会看见父辈们曾经遭遇的困境，——他们自己也不一定知道怎样教育孩子，只是凭着直觉在做。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人，不管怎样试图避免前辈遗留的各种问题，有的时候还是在用父辈教养我们的方式在管教子女。回忆往事，常常可以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来路，看见自己的局限所在。 本文刊于2016年4月2日《文汇报 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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