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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研究 | 陈洪绶绘画中的“几”

 大东村人 2016-04-04


                  

                       
                       
                           
                               
   
为家具的实用性不同。

几很早便出现在汉代画像石和墓室壁画中,形制多为双足,墓主人凭几而坐。南北朝时期,几由横直变为曲弓。尔后,几的形象逐渐发展为一种伴随欲闻天籁的高士形象出现的重要器物,隐几者由此出现。“隐几”者,“隐”为凭靠,“隐几”即凭靠几案。后由于跪坐礼俗的改变,隐几的方式由早期的前凭转为后凭。

至明清时期,因为坐姿和坐具的改变,几的使用不再像汉、晋那么频繁,但其仍是文人使用较多的重要器物。明陈继儒《小帘幽记》描述文人生活说:“尝净一室,置一几,陈几种快意书,放一本旧法帖,古鼎焚香,素麈挥尘,意思小倦,暂休竹榻。饷时而起,则啜苦茗,信手写《汉书》几行,随意观古画数幅。心目间觉洒洒灵空,面上俗尘当亦扑去三寸。”在清雅之室中置一几,一日之间,读书、临帖、焚香、休憩、啜茶、观画都围绕此几展开,生活异常丰富。由此,几从日用器具逐渐发展成为文人雅士不可缺少的精神休憩之物,承载着他们的精神享受。

到明末清初之际,人物画形象整体渐趋柔美,其中的文人气息已大不如山水画,寄情山水成为文人抒发故土乡愁、抒情表志的重要手段,因此山水画盛行。此时,陈洪绶创造了一种面容奇古、形体伟岸的人物形象,既有形体的夸张,又重视精神情绪的含蓄表达,打破了明末清初整齐划一的人物画创作格局。

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号老莲,晚号老迟,诸暨(今属浙江)人。其创作的高士形象和仕女形象少一些妩媚而多一则坚毅。无论男女,陈洪绶皆不是为了描绘而描绘,而是在塑造一种精神气质。他笔下的人物特点不是纯粹的“出世”,而是在“入世”中不染纤尘。其众多人物画作中不乏几的形象。不管是隐几还是几案,都是他借以回归文人画精神的载体。

几是陈洪绶画作中与高士相辅相成的重要道具之一。观其作品,花、几、古器、焚香、书籍都有意无意地勾画着清雅的文人气质。隐几而坐、几案托花也成为其笔下的固定样式。其作品之间虽然题材各异,但是颇有意趣相同之处。

陈洪绶画中的几并非珍贵的材质,也没有经过人工细致雕琢的痕迹,而是或天然石质,或为枯木瘤根所制作,状貌畸异,和画面中的人物形象相呼应。在其《授经图》中,四位人物正面或正侧面面向观众,似正襟端坐在身下的石块上,但又未将全部重量交给石块,更像是简单的倚靠。其身后的莲瓶和花几之间也是如此——花几是由瘤根曲木所制,稀疏的瘤根以及不平稳的造型是无法承受高大莲瓶的重量的。人物和花瓶的状态以及花几盘根错节带来的张力使原本平和的画面似乎被一股隐藏的力打破,于祥和气氛之中增添了一种微妙的紧张感。而石、几原来所蕴含的承载人或物的用途逐渐被消解。也许画家正是要通过这种手段表现这些器物的“无用之美”,借天然而释放自然。

陈洪绶画中的凭几之人,不论一人或多人,大多不是在画面中间,而往往是在画面中心偏下的位置;也不似其他画家所绘人物肖像的正襟危坐,而是直接坐于地上、蕉叶上或石上。在椅子已经普遍使用的明代,这显然与当时使用家具的普遍情况不符。画家是刻意削弱人对椅子的生理依赖,从而回归自然空间未被桌椅侵入时的样貌。清顺治六年(1649),陈洪绶和弟子严湛、儿子陈字取唐代诗人白居易《四乐图》诗意合作《南生鲁四乐图》。全画分为四段,款曰:“李龙眠画白香山四图,道君题曰白老四乐。洪绶以香山曾官杭州,风雅恬淡,道气佛心,与人合体,千古神交,为生翁居士取其意写之,属门人严湛、儿子陈名儒设色。时己丑仲冬也。山民洪绶。”由诗作画是诗画结合的产物,而陈洪绶对白居易的情怀也并非对一般古代文士的仰慕,乃是性灵的相契。白居易曾在不少诗中表达对作为闲散人生器具——几的喜爱,此意应颇得陈洪绶认同。《南生鲁四乐图》整幅画面干净洗练,分段述说,既像是士人的肖像写照,也像是日常生活的展现。而这股生活之趣使整幅画面不似《授经图》的紧凑,更多的是一种从容。画中人物面目含笑,表情平静,沉浸在自娱的轻松氛围之中,丝毫没有被打扰的情绪波动。四个场景如电影一般推进,但并没有刻意营造出什么“高潮”,整幅画如行云流水般畅快,连主人所倚之几、衬花之托、伏写之案似乎都被人的情感所动,染上了一股柔情,使人观之不觉心静气和。

国画研究 | 陈洪绶绘画中的“几”

《南生鲁四乐图》局部 陈洪绶 作

人于几旁安坐,所做之事无非抚琴、啜茗、焚香或赏物,悠然自得,不出一个“闲”字。如陈洪绶的《晞发图》,一文士侧身隐几,面对着石几之上的器物与菊花而神情缥缈,气清而形闲,一派淡远之象。这时人和几共老,一起消失在时光寂静的长河之中。有时,这种“闲”表现在人与物的无求上;有时候通过人物关系展现出来,即虽然若干人出现在画面中,但是彼此不做语言交流,仿佛各自进入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而陈洪绶的《对讲图》共画五人,虽题为“对讲”,但画中无一人有开口讲话之意,好像各怀心事,似为开讲之前的思考。居首位的隐几者更是若有所思。他们仿佛不是为了“聚”而相聚在一起,看似一个整体,又都是独立的“自我”。居首者的姿态不是肖像中的“偶像型”,也不是“情节型”——他似乎并没有加入到任何人物关系和时空当中去,他只是他自己。但与其说他“是”他自己,不如说他正“成为”他自己。这种“成为”没有什么重点,没有什么目的,而是通过忘记这些事件和关系,而达成“忘我”的体验——这也就是“闲”。

国画研究 | 陈洪绶绘画中的“几”

晞发图 陈洪绶 作

国画研究 | 陈洪绶绘画中的“几”

对讲图 陈洪绶 作

陈洪绶笔下的人物和几虽为两物,但又不是分开的,人与物各有所依而又相互独立,似乎隐含着时间的骤然而停、精神的悠然缥缈。作画者意不在画,而是在凝思;恋花者无心赏花,而是在观景;写诗人不知此诗,悠然忘句……画家之意只在于营造一种状态,绘人、物与几,又意不在于人、物与几,而是物我齐同、身心合一。其实,不仅是几,莲花、古器都成为陈洪绶心之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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