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炮儿》 最讲究的是“仗义”  作者：王柯平 电影《老炮儿》演绎的是现代版的都市江湖。这出戏的背景设在北京地界儿，不仅使其连骨头带肉的结构坚实丰腴了许多，而且使其迷离扑朔的主题平添了更为沉奥的意味。与以往拍摄方式不同的是，阴阳交织和飘忽不定的光影变化，把北京幽深的胡同和光鲜的街景，表现得如此写意和神秘，这一切都有效地强化了惚兮恍兮、暗潮涌动的江湖氛围。
另外，这种氛围也汇聚成一种视知觉上的陪衬，凸显出那位提笼架鸟、悠闲自在、年届六旬、看似平庸的胡同串子“六哥”。不过，随着剧情的展开，从管教扔包小偷开始，再到收拾打人城管、帮衬入监“三儿”、训导不肖儿子、对决“三环十三少”和单骑赴约茬架，观众逐渐认识到这位“六哥”绝非等闲之辈，而是一位死磕老规矩、总想摆事理的老江湖。他的行为方式，令人想起两句旧诗——“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既有聚首痛饮的欢愉，又有忍受寂寥的苦熬。真正的江湖“老炮儿”，不管是乐于此道，还是出于无奈，对于行侠仗义、快意恩仇的生活，经常自以为是、情有独钟。
就说这位“六哥”吧，最讲究的事理莫过于“仗义”。无论是正话反说，还是反话正说，他总把“仗义”挂在嘴上。对人对事，所见所闻，他好做评判，所依据的最高标准就是“仗义”。这“仗义”俩字，从他牙缝里蹦出来，确然中气十足、掷地有声，就像是响当当、硬邦邦的无形飞刀。你要不把这俩字当一回事儿，也就那么随便一听；你若真将其当一回事儿，那你非得打一激灵不可。 可如今，江湖变了。引起帮派争强斗狠的东西，不再是宝马神剑或武功秘籍，而是豪车权钱与行事规矩。这必然影响到传统的“仗义”准则。而《老炮儿》这部电影，正试图彰显这种流变的影响与变异的江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电影有意将家国情怀杂糅到仗义情怀之中，从而使观众体悟到一种另类的仗义做派与江湖风范。 对此，我们不妨从“帮、家、国”三方的并联式“仗义”规矩说起。江湖人士组成的帮派，讲究的是侠义式仗义；江湖人士建立的家庭，讲究的是情义式仗义；江湖人士效忠的国家，讲究的是大义式仗义。《老炮儿》剧中的“六哥”，尽管毛病不少，但恪守江湖规矩，集三种仗义于一身。对朋友讲侠义不逾矩，对儿子讲情义晓于理，对国家讲大义反贪官。他向中纪委投递贪腐证据时声言：“咱是小老百姓，但有些事，还就得办！”这绝对算不上什么豪言壮语，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心声，是自觉自愿的担当。比起那些光说不练的假把式或巧言令色的伪君子，“六哥”反倒是地地道道的真汉子。  与“六哥”过从甚密的“三儿”，随身带着两把家伙，更像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主儿。“六哥”麾下的那一帮“老炮儿”，虽不知各自身怀何种绝技，但都持守江湖规矩，讲究侠道仗义。相比之下，由富家子弟组成的“飙车帮”，在权势钱财的支撑下，也摆出讲究仗义的架势。但在他们的大本营车库一接触，“六哥”随手就制服了那位骂骂咧咧的刺儿头，同行的“三儿”抽出腰间的两把短刀，几声吆喝就震慑住一帮手持铁棍、围攻上来的打手。这一帮生瓜蛋子平时的横劲顿时不见踪影，到后来只能干些违背江湖规矩、打家劫舍、突袭群殴单身老头的下三滥勾当，实在难以同江湖仗义挂上钩。至于那一伙由草根青年组成的“划车帮”，更谈不上仗义了，他们有“哥们儿”一出事，就弃之不顾，作鸟兽散，根本走不了江湖。
电影的最后几组镜头，长短切换有度，给人印象深刻。还是那位“六哥”，先是采取大义式仗义，毅然向中纪委举报了贪官的证据；接着，他又到医院尽了有情有义的仗义之责，为病榻上昏迷不醒、头受重伤的儿子擦洗、留言；随后，落得一身轻的“六哥”，披上军大衣，骑上自行车，背上三尺剑，只身勇闯郊野，单挑“十三少”邀来的一帮打手。他停车岸边，踏上冰湖，拔出长刀，寒光闪闪，先扛在肩上，后拖在冰面，再单臂高举，义无反顾地奔向那位摔死自己爱鸟、打残自己儿子的“小胡子”。不幸的是，他旧病突发，轰然跌倒在冷冰冰的湖面。这一幕既给人“英雄”迟暮之态，也给人豪气冲天之感。悲情伴随着惊悚、担忧伴随着遗憾，顿时让富有同情心的观众百般交集。若用诗句来描述此情此景的话，也许我们会发出以下寄慨苍凉的叹喟：“仗义揭贪官，单骑赴劫难；横刀过冰湖，猝死心何甘！” 好在殒命的“六哥”，有一伙仗义的哥们儿，他们替他摆平了对手。当他们从派出所释放出来时，全然一副凯旋得意的样子，扔掉身上绑带，个个喜形于色。当然，这仅仅是就剧情发展的艺术效果而论，绝不代表我们赞同以暴易暴的非法行为。事实上，这帮“老炮儿”的所作所为，这种讲究哥们儿义气的仗义情怀，这样的故事结局，似乎远不及司法机关查办贪官、惩处案犯的结局更具家国情怀和现实意义。诸位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作者简介：王柯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美学研究室首席研究员，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国际美学协会跨国执委，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副会长。）   (2016/04/05/雨霖  转载/编辑/收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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