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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弘：汉武帝唯一信重的丞相 汉武临朝以来，下令诛杀的丞相有五个（御史大夫等其他重臣不在其内），有的还遭灭族之祸。那么，他难道没有信重的丞相吗？有，公孙弘是唯一的一位。此人原来是个放猪的，四十多岁时始学《春秋》等儒家经典，六十岁那年招贤良文学士，中选为博士。为使匈奴，回来述职时不合皇帝意，皇帝发怒，公孙弘害怕，以有病为名跑回了老家。本来他的仕途之路已经终止，可后来郡国举贤良文学又把他推荐了上去。他推辞说，以前出使匈奴差点获罪，还是另选别人吧。也许是实在无人可选，公孙弘第二次被推荐了上去。这次他时来运转。武帝下诏求问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治道之本，让举荐上来的人“详具其对，著之于篇”上奏皇帝，由皇帝亲览，其实相当于后代的廷试。参与策试者百余人，主持其事的官员认为公孙弘的章奏不好，把他的名次排在了后面，可武帝阅后，却把他拔擢为第一名。皇帝召其入见，见其风度不凡，复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成为后备干部。 公孙弘见作文议论可以升官，愈发努力，连续上书，博武帝欢喜，职位也不断升迁，不久即以高年跃居丞相。凡封丞相，原先得有爵位，公孙弘未曾封侯，武帝打破惯例，对公孙弘先拜丞相后封侯，可见眷宠之深。公孙弘真以才德博帝王之宠吗？很多有才德的人仕路蹭蹬，甚至丢掉了性命，为何公孙弘独能平步青云？那是因为公孙弘老奸巨滑，善处庙堂之间，知道如何讨好君主。“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他把自己的主意一二三列出，让帝王自己决策，决不因意见不同坚持己见，和人争执。既得筹谋之实，又不担任何责任和风险。他还会利用别人当“枪手”，大臣汲黯就常被他利用，二人商议好向皇帝奏事，见帝后，他推汲黯先说，自己看皇帝的反映在一边“溜缝”。有时与公卿大臣商量好的事情，到了皇帝面前，立刻见风使舵，站到皇帝一边。气得汲黯当场揭他的老底：“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皇帝当场问公孙弘，公孙弘却虚晃一枪：“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一句话，我是没有原则和操守的，只是无条件站在皇帝一边，你要知道我的苦心就认为我忠，不知道我的苦心，就认为我不忠。 这种死心塌地的奴才心态自然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大凡刚愎自用的君主，皆用奴不用才。汲黯看穿了他欺诈阴鸷的本性，向皇帝举报说，公孙弘居高位，俸禄甚多，却以粗布为被，此饰俭以为诈，其心不端。皇帝问公孙弘，公孙弘回答说：有这回事，在大臣中，我与汲黯是最好的朋友，他所说的完全属实，而且一语中的。居三公之位却以粗布为被，就是想沽名钓誉。没有汲黯，陛下安闻此言？以守为攻，以退为进，反把汲黯的告发化于无形。皇帝认为公孙弘有谦让之德，更加重视他。看穿公孙弘本质的，不止汲黯一人，董仲舒就认为他是一个谄谀君主的小人。董仲舒与公孙弘齐名，但董连个庙堂之官都没混上，只能到诸侯国去任职。公孙弘外表宽仁，内藏忌刻，凡与其有过节的，表面与之相善，迟早必加报复。当然他也没忘了心头之患董仲舒，董虽然权力上无法与之抗衡，但学问才华过之，他向皇帝建议，把董仲舒派往胶西为相。胶西王是汉武帝之兄，残暴嗜杀，多行不法，杀了很多朝廷派去的官员。公孙弘想借胶西王之刀取董仲舒之头，董仲舒最后借病退隐，绝了仕途之念，才保得一条性命。 皇权与相权之争 汉武帝时代，丞相的取舍去留、身家性命，尽操帝王之手。相权与帝权是否能分立制衡呢？回答是否定的。钱穆先生极力推崇中国的宰相制度，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叠，则为政事之时新。”并且他认为中国的宰相制度“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据此，钱穆先生断言中国王朝不是帝王专制的社会：“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是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因为朝廷设宰相之位，就认为皇权相权“骈立并峙”，中国王朝不是帝王专制的制度，揆诸史实，窃以为此论不能成立。 李斯乃有名的秦相，不能阻胡亥之篡位，当胡亥在赵高的操弄下，专权肆暴时，李斯被迫上书，为暴君肆虐立论，云：“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其后，身且不免，与其子并被腰斩咸阳，其“出上蔡东门逐兔”之叹，岂非千古臣子摧肝伤心之悲乎？其与谁“骈立并峙”哉？至于汉武与宰相之关系，已于上述，哪个宰相敢拂帝王之意而“为政事之时新？”似未之见也。公孙弘为相时，得帝王信重，“开东阁以延贤人”，不过是养些吃闲饭的门客，并非组阁行政。等到李蔡为相，中经几任，直到石庆，“丞相府客馆丘墟而已”。到了公孙贺、刘屈牦这两任，丞相府已颓败成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所谓丞相不过就是点卯应差而已。稍不如意，命且不保，在帝王面前，就是战战兢兢的奴才。 钱穆先生引证诸葛亮《出师表》“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解释说：“宫即指皇宫，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和融通的”。但诸葛亮此言似非此意，他下面的话是“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是告诫后主要公平对待臣下，“俱为一体”乃是强调王朝是在皇帝一元化领导之下。宋人程颐说过：“天下治乱系宰相。”有学者考证出在宋代，宰相在治国理政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书必须有宰相的副署，才得以成为朝廷正式的政令，宰相有时甚至否决帝王之旨。这是士大夫势力强大后与皇权博弈，宋代皇室让渡部分权力的结果，它并没有形成治统影响后来的王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连杀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三任宰相，自胡惟庸被诛后，丞相之位废而不设，君主乾纲独断。以后历代王朝乃至不叫王朝的王朝，没见过哪个丞相敢跟皇帝叫板。钱穆先生说：“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历史上强调皇权至上的话不胜枚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不但观念上如此，在政治实践中，中国王朝帝王专制的历史绵延久远，无论执政者还是普通百姓，它所形成的皇权观念深入骨髓，难以祛除，这正是当代中国政治转型滞缓艰困的主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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