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青:唯一一位没有获得“改正”的大右派

2016-04-07  灵魂出窍k...

茅青:唯一一位没有获得“改正”的大右派

2016-04-06 11:55:29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作者:茅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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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陈仁炳是当年唯一一位没有获得“改正”,仍旧在世的大右派。换句话说,他是眼睁睁看着大批右派获得“改正”,而自己却被告知虽然已摘掉右派帽子但对他的右派定性是对的,没有错划。
  文章原标题《茅青:大伯父陈仁炳》

  去年7月初,表姐从悉尼发微信给我,大伯母陈蕴辉已于6月27日在上海去世,她已动身回上海料理丧事。我因故未能前去参加葬礼,很遗憾。表姐说大伯母已病了一些时候,最后因肺部感染离世,享年86岁。大伯父1990年年底去世后,大伯母曾赴澳洲同女儿住,后来因不习惯澳洲生活又返回上海独自居住。

  大伯父陈仁炳是我继父陈公绰(陈仁宽)的大哥,我7岁跟随母亲去了陈家后经常听父母提起他,却从未谋面。1979年大学二年级暑假,我和同学结伴去上海旅游才第一次见到他。在此之前,从我会写信起,就和大伯父的继女陈怡书信来往,她是我第一个通信对象,且一直持续到有了电子邮件为止。她喜欢用很好看的信纸信封,在信的开头总会写“亲爱的小青妹”,我很高兴有了这么一个姐姐。

  那个年代迁徙不自由,人们很少出远门,通信成为最佳沟通的方式。我父母同在外地的几个伯伯伯母和姑姑均有频繁书信来往,互相通报各自的情况。文革期间人们随时随地可能消失。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北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很兴奋不觉疲倦。此前,最远的地方只去过天津,学校组织参观“收租院”。

  夏天上海闷热,先见到大汗淋漓的大伯母,她乘公交车来接我们,然后她要回医院上班。我是第一次见大伯母,比照片上显得憔悴落寞,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后来读了她的回忆,才知道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承受巨大压力,从体力到精神,从家内到家外。

  那时大伯父一家四口住在裕德路一栋专门为落实政策的公寓楼,有两间房。大间伯父伯母和表弟陈加欣住,另一小间表姐陈怡住。我们去了就和表姐睡一个大床。

  见到大伯父第一印象是瘦高,稍稍躬背,身体前倾。他那时刚刚七十岁,思维清晰,很会谈话。当时他尚未恢复复旦的教授职务,两年后才回复旦重新执教。他给我的印象是完全没有从文革年月走出来。四人帮粉碎已三年,文革的伤痛仍在灼烧。我记得他谈的最多的是文革期间的种种遭遇,红卫兵将他家抄得一干二净,把他喜爱的书籍和搜集的古玉全部抄走,将他们赶出宽敞的住房,强迫搬到郊区一个矮小的棚屋里。他被剥夺教师资格,长年在木工厂干体力活儿,挨打挨斗受尽折磨。

  79年我23岁,文革对我们一家也冲击不小,但粉碎四人帮后,我更渴望忘掉过去拥抱新生活。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又上了北大,胸前永远别着“北京大学”的校章,自信心满满。在学校喜欢与同学讨论中国的未来,喜欢看外国电影,读刚刚解禁的政治经济书籍和英文小说。我觉得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未来只会越来越好,对大伯父的谈话兴趣索然。

  时间过得飞快,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长辈们逐一离世,一双双稚嫩的眼睛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世界,祖辈经历往事他们没兴趣也不关心,而我却因告别中年会想起过去的时光,也更想了解前人的脚步,他们的过去和他们的想法。

  陈家祖辈的故事充满传奇,几代人历经沧桑。遗憾的是我对此了解不多,我到陈家时爷爷陈崇桂已经去世,而且家人很少提到爷爷,连他是基督教人士都讳莫如深。只记得奶奶口袋里藏着一个带链子的十字架,铸铁的,拿在手里沉甸甸,因长期抚摸通体光亮。我有时从奶奶口袋里拿出来玩一会儿。

  家里还有一个带磁铁的木乃伊也是我常玩的玩具,后来知道这都是爷爷奶奶从埃及带回来的。奶奶李哲映也是虔诚基督教徒,我记得她嘴里经常发出细细碎碎的声音,嘴唇轻轻蠕动,眼睛有时好像在看空气。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奶奶有点神秘,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奶奶是在祷告。我们住在小羊毛胡同,后来搬到永安里单元楼。 小羊毛胡同5号是一个大杂院,奶奶住一间很小的平房,我们住一个两间的平房。奶奶同院子里的邻居关系很好,尽管她自己收入微薄仍帮助有困难的邻居。奶奶有个特点记忆力出奇好,家里任何人找不到东西问她就可以,一定帮你找到。记得我下乡插队时还经常和奶奶通信,可等我73年回京得知她已经去世。因为父母都去湖南干校,奶奶只得回上海姑姑家住。听妈妈说她最心爱的三儿子文革中惨死对她打击巨大,虽然家里一直瞒着她,但她最后还是猜到了。他的二儿子亦在文革遭迫害病亡。长孙大学期间因政治压力变成智障人。我奶奶死的时候一定想起这些不幸的子孙,笃信基督教的她会请求上帝宽恕残害她子孙的人吗?

  小时候我对宗教的认识仅来自外国小说,从小受的教育很排斥宗教,宗教都是精神鸦片,神父修女都是阶级敌人。80年代末,我曾在香港一位朋友家小住几日,他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当我说了陈崇桂的名字,他们吃一惊告诉我说陈崇桂是著名基督教界人士。回家问父亲,父亲拿出一本自己装订陈崇桂用英文写的自传。读了之后才对爷爷以及他所做的事情略有了解。1995年和父母一起去了湖北荆州,寻找当年父亲一家曾住过的地方,探访爷爷办神学院的遗址;2007年又读了专门研究陈崇桂的香港学者邢福增写的书,加深对陈崇桂的思想以及他49年后经历的事情的了解。

  表姐办完丧事回澳洲整理了大伯母的遗物,其中有一些是大伯母文革结束后手写的记录,表姐希望我写写陈家的故事,把这些记录寄给了我。我越发感到陈家两代人从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的百年间,跌宕起伏的命运,困惑迷茫的寻路之旅弥足珍贵值得记录。

  爷爷是著名的牧师曾经创办荆州神学院,他和奶奶双双赴美国神学院留学;大伯父陈仁炳研究哲学历史和社会学获得美国大学博士学位,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二伯父陈仁烈物理学界小有名气,三伯父陈仁亨是医学界的翘楚;父亲陈公绰(陈仁宽)留学瑞士和法国学习法律,曾以为法律对新中国有用,1951年兴致勃勃返回中国… 他们全部接受过西方教育,49年后又以满腔的爱国情怀义无反顾选择留在中国或从国外返回。但始料未及是他们的选择为他们带来无法言说的痛苦和灾难,受尽折磨和摧残。大伯父和我父亲总算看到粉碎四人帮这一天,其他几位都惨死在暴力之下。我想先从陈仁炳写起。

  未获“改正”的右派

  陈仁炳是当年唯一一位没有获得“改正”,仍旧在世的大右派。换句话说,他是眼睁睁看着大批右派获得“改正”,而自己却被告知虽然已摘掉右派帽子但对他的右派定性是对的,没有错划。

  粉碎四人帮后,在胡耀邦的全力推动下,全国开始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这些冤假错案多数是文革时期的产物。针对反右运动期间的右派分子虽然不能全面平反但将予以“改正”。(在中国用词很有讲究)陈仁炳非常兴奋,戴在头上的“摘帽右派”的帽子终于可以真正摘除。尽管右派帽子早在1960年摘掉,但是“摘帽右派”这顶帽子仍旧十分沉重。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一九八○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报告经中共中央审批结果,全国中央一级除了五人外,其他所有右派都将获得“改正”。而这五人仍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这五人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宣布此决定时,其他四人均已去世只有陈仁炳还活着。

  这一消息不但对陈仁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整个陈家都引起震动。谁都没想到会留下五个人不予改正。记得当时父母在家不断讨论这个问题,姑姑每次来京出差也谈起此事。我的五姨婆(奶奶的五妹)李文宜是共产党元老罗亦农的遗孀,49年后一直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她曾经非常欣赏侄子陈仁炳并对他影响很大。全家于是寄希望于五姨婆,记得一次随父亲去她家,他们又开始讨论此事,她对父亲说不可能改变了,别说她没办法连再高层的人都办不到。

  陈仁炳1983年再度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此前已得到复旦大学的返聘,同时有关当局恢复了他副部级待遇,工资从退休工人的工资恢复到教授的工资,住房也得到调整。但是不予改正的右派这一结论仍像一把尖刀刺伤他的心。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没有做任何不利共产党不利于国家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不希望右派“罪名”影响家庭。八十年代初与现在不同,今天很多人不忌讳曾经当过右派。汪曾祺说过,“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仍很重要,另外在心理上,人们尚未完全从恐惧中挣脱,非常担心政治上的“污点”会对子女前途造成影响。谁也没想到日后改革开放大批国人出国定居,没人在乎是不是右派了。陈仁炳的两个孩子均已移民国外。父亲的右派帽子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

  听大伯母说,为了解决陈仁炳的问题很多朋友出谋划策。如陈仁炳解放前在上海认识的一位中共地下党的老朋友,70年代末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1979年他就过问此事,希望能帮助陈仁炳解决这问题,最后只能坦言爱莫能助。陈仁炳学生徐有威在回忆文章中说,80年代初,复旦大学党委经过复查以后,已经同意为陈仁炳改正右派问题,为此曾经打报告给上级有关部门,但是被后者否定了;1986年,民盟中央也曾经出面为陈仁炳的右派改正进行了努力,但是随着不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开始,陈仁炳生前右派改正的最后一次机会也随之彻底破灭了。传记作家叶永烈曾经采访过陈仁炳,他分析认为,最高层既然不愿全面否定反右运动,那就会留一些代表性人物。陈仁炳就是上海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他当时被称为章罗联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正因为陈仁炳还活着,在这五人当中要留下一名还活着的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根据1981年6月21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如果陈仁炳的问题也解决了,那么会证明反右运动是根本错误的了。叶永烈曾经告诉徐有威,陈仁炳的问题是柯庆施直接向毛泽东汇报的,由此毛泽东在上海的几次谈话中,多次提及陈仁炳问题。这也可能导致陈仁炳问题的无法解决。看来陈仁炳的右派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绝对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了。徐有威在文章中写道:“未改正的右派”给晚年的陈仁炳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他多次对和他有着世交兼邻居关系的王元化聊及自己这一难解的痛楚,无法接受后者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多次劝解。王元化说“陈仁炳是抑郁而终的。表姐陈怡也说;“爸爸晚年心情不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右派没能得到“改正”。陈仁炳对文革对前来采访的传记作家叶永烈也自称是“禁区,” 叫后者不要来采访他。

  黄金十年

  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黄金年代,陈仁炳的黄金年代应该是抗战胜利后1947到1957年。这也是陈仁炳最为津津乐道的十年。每当回忆起这几年的经历陈仁炳眼睛里就会流露出自豪的光芒。我不知道他在内心深处是不是对49年以前所做的事情有些后悔,尽管他每当谈起以前的事情总是意犹未尽。

  1945年陈仁炳受五姨李文宜的影响和推介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从此陈仁炳将更多的精力都放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上。他一边挣钱糊口养家一边不断地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吁。陈仁炳从青少年起就对政治感兴趣。那年他才17岁,父亲刚辞去荆州神学院的院长职务答应了冯玉祥去担任冯玉祥的随军牧师。不久,为躲避张作霖部队的进攻,他们一家在绥远萨拉齐的基督教堂避难。避难的人很多,有教师学生军人职员和商人。一天,在休息的时候,17岁的陈仁炳站了起来走到讲台,面对数千张陌生面孔开始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是他首次登台,他的演讲受到民众的欢迎和称赞,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他在自传中说,从此他对自己了解到三件事,第一,他喜欢演讲,第二,他对政治有兴趣,第三,他享受被关注的感觉。

  陈仁炳后来进入了沪江学校,1932年赴美留学,这些经历使他对中国前景充满不合实际的幻想。

  抗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是:国民党腐败专权,而共产党能把中国带向一条走向民主繁荣的路。1948年后,原本对蒋介石有些好感的陈崇桂以及陈仁炳几个弟弟都倾向共产党。陈仁炳参加了民盟,弟弟陈仁烈加入了民主促进会。本来对蒋介石一直存有好感的陈崇桂也开始反对国民党同情支持共产党。

  陈仁炳回忆道,在圣约翰担任教授期间,当时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召集了上海大学教授代表开会,他作为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会议。司徒雷登是陈仁炳父亲的老朋友,陈仁炳早就同他见过面。在会上,司徒雷登说,蒋介石完全清楚国民党有很多腐败的官员,而且腐败的规模不小。但是如果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够利用媒体以同样规模来揭露对抗这些腐败,这对蒋介石将是一种帮忙。司徒雷登还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应该怀疑蒋介石的真诚。陈仁炳则回答说,“我们想揭露国民党的腐败,但是媒体完全控制在国民党手中,这些媒体以传播谎言著称,从来不给真相留有一席之地,我们如何揭露他们?”陈仁炳还说,你们支持这样一个腐朽政权,给蒋介石一亿三千万颗子弹,帮助他打内战。尽管美国以前对中国的帮助我们没有忘记。他还说尽管我父亲是你的朋友,我父亲也对国民党有看法。

  帮助共产党在国民党时期也是有风险的,陈仁炳过于出头露面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比较惊险的一次是1948年上海学联在交通大学举行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大会,那也是陈仁炳认为是自己人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幕。5月22日,中共地下党组织上海学生在交通大学召开抗议美国扶助日本军国主义大会,指定几位左派教授发表主题演讲,陈仁炳作为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演讲人之一。

  大会有一万五千人参加。上海国民党当局闻讯派来大批军警特务。临开会时,其他几位演讲人被紧张肃杀的气氛所震慑逃避了,只有陈仁炳挺身而出跃上讲台,他当时做好被逮捕的准备,清空口袋里全部物品从容上台演讲,赢得了山呼海啸般的掌声,演讲完毕,他被地下党掩护安排从后门离去。虽然当场没有被捕,但上了军统特务的暗杀名单。1948年8月,陈仁炳收到一名同事留下的便条得知警察已经上门找他,他不得不离开住所开始东躲西藏的生活。先去了天津后回到上海一直躲藏在表弟陈仁生开的纺织厂中,圣约翰大学将他解聘,他不得不另谋职位。陈仁炳不顾风险上台演讲的事情传遍民盟,得到民盟当时领导人之一罗隆基进一步的赏识。1948年10月陈仁炳参加了转入地下的民盟上海市支部民运委员会。1949年3月陈仁炳又成为解放工作委员会委员。他的积极性更大了,思想日益向左靠拢。他在他主办的“展望“杂志中呼吁民众支持共产党跨过长江解放全中国。 “展望”杂志越来越受读者的欢迎,每期发行量达到10万份后,国民党深感受威胁,将刊物列入禁刊之列。电影“乌鸦与麻雀”和“永不消逝的电波”,里面都有焚烧“展望”的镜头,说明杂志影响颇大。陈仁炳在此撰写了很多文章,多是痛骂国民党腐败专权。我注意其中有一篇驳斥胡适的文章,文章写道:“胡适教人用作揖打恭的方式乞求改革,胡先生的自由主义恐怕不但争取不到自由,而且还要先自动将自由的手加上绑。解放云乎哉,自由云乎哉?我们不得不感觉,自由主义既然争不到自由,我们要自由主义有何用?因此,我们很希望今天甚多的知识分子朋友们,能够超越自由主义前进。”

  1949年陈仁炳将他给杂志的撰写的文章整理成书取名“走向民主社会”。

  一语成谶,仅仅是十多年后,陈仁炳就失去自由被关进牛棚,挨打挨骂成了家常便饭。不仅不能随意讲话写字,连最起码的生存权几乎丧失。不知他这时是否想起了自己曾经写过有关自由的这段评论。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询问他当时内心的想法。

  共产党执政的最初几年,陈仁炳还算春风得意,他曾任民盟中央委员,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陈仁炳还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仁炳工作繁忙交际很广,他曾作为民盟代表参加“抗美援朝”慰问团。

  陈仁炳记得,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到十二月二十日的民盟一届四中全会上,有关民盟的中央领导层人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民盟内部对有救国会背景的人取得了相当多的位置,而如陈仁炳这种没有背景的成员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这引起了他的不满。在一次周恩来会见民盟与会的代表时,陈仁炳从后面向周恩来递上了名片以及一张条子,条子上写有“请照顾方方面面”的字样。周恩来回头问是谁发出了一枚“导弹”,他旁边的民盟中央副主席李文宜指了一下陈仁炳。就在这次会议上,陈仁炳当选为新一届委员。就在十天前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还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民盟一届四中全会的全体代表。据陈仁炳回忆,当时毛泽东面带微笑地和每一位代表握手致意,随后他称赞费孝通一家三兄弟都为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和曾国藩的孙子曾昭抡叙“湘”情;为坐在左右侧的张澜和沈钧儒倒茶;在会见结束后站在门口目送代表远去,直到看不到时才回去。这是陈仁炳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受到毛泽东接见。当天晚上,陈仁炳激动得夜不能寐。陈仁炳觉得,毛泽东如此平易近人,与民主党人关系融洽,今后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相处与合作应该水到渠成和睦共赢。

  在北京的会议给了陈仁炳很大鼓励,以为施展拳脚的机会来了,从而更加努力工作,这也是他喜欢的事业:参与政治生活,为中国做些事情。

  然而八年以后陈仁炳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遭遇了完全没有预料的残酷打击。

责任编辑:凌绝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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