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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上方“汽车有文化”关注，看更多车文化！ 在世纪交替、千年递嬗之际，全世界都在谈论所谓“千禧年”的话题，而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千年虫”也给人类带来许多困扰。然而所谓“千禧年”，乃是基督教概念，意指“千年王国”，并不完全是时间概念。 中国古代向来重视历史纪年，并将其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起来。于是，所谓“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也就成了改朝换代后的第一件要务。直到本世纪初年前后，我们还可以通过纪年方法的改变来透视当时的政治行情。 晚清时期，随着封建王朝的日益没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帝王纪年法也受到挑战和批判。据钱玄同总结，那时的学者共提出四种代替帝王纪年法的新的纪年说，即：康有为主张的孔子纪年法；章太炎主张的西周共和纪年法；刘师培与宋教仁等主张的黄帝纪年法；高梦旦主张的世界通用耶稣纪年法。 康有为信奉孔子学说，主张将孔子的生日（阴历八月二十七）定为“圣节”，并将其作为标识历史纪年的坐标。他在《孔子改制考·叙》的末尾就是这样标识写作时间的：“去孔子之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也，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元日。”认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为孔子纪年2449年。他这种纪年法曾经被后来的孔教会等组织和个人采用，成为其文化及政治理念的重要标识，但随着孔教的日益被批判，这种既不科学又不适用而且宗教性甚强的纪年方式也就越来越没有了存在的空间了。 西周纪年法是以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为纪年的基准点。这一年是中国文献有正式纪年的开始，方诗铭先生编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就始于这一年。因此，这种纪年法有它的可靠性和实际的依据。章太炎曾多次在文章中采用这种纪年法，如1901年9月所作《唐烈士才常像赞》，署为“共和纪元二千七百四十二年八月”，这反映了他史学中心论的学术宗尚以及政治上的革命态度。但是，它毕竟与世界上通行的方法脱节，实际使用当中也有许多不方便，因此同样没有被大众接受。 从辛亥前的情况看，为革命党人广泛采用的是黄帝纪年说。广西宜州就发现过“黄帝纪元”碑刻，落款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辛亥十一月十八日”，足见此说流行之广。此说最早的提倡者，是年轻的国学家刘师培。1903年，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说》，钱玄同对之的评价是：“黄帝纪年者，实建国以前民党正式应用之纪年，为民国开国史上之重要文献也。最早说明用黄帝纪年之义者，即刘君此文。”按刘氏此文署名“无畏”，完全是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物。他提出采用黄帝纪年的理由是： 民族者，国民特立之性质也。凡一民族，不得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百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 观泰西各国，莫不用耶稣降世纪年；回教各国，亦以摩罕默德纪年，而吾中国之纪年，则全用君主之年号。近世以降，若康、梁辈，渐知中国纪年之非，思以孔子纪年代之，吾谓不然。盖彼等借保教为口实，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 明确表明了革命党人与康梁保皇党在纪年问题下分歧的实质所在。而采用黄帝纪年，刘师培认为有三大好处。其一：“黄帝以前历史之事实少，孔子以前历史之事实多，故以黄帝纪年，则纪事一归于简便，而无由后溯前之难。”其二：“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所以溯立国之始也。中国帝王虽屡易姓，与日本万世不易之君统不同。然由古迄今，凡汉族之主中国者，孰非黄帝之苗裔乎？故中国之有黄帝，犹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也。取法日本，择善而从，其善二。”其三：“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攻自破矣。”这样，纪年问题就与反专制思想联系起来了。他还说：“当汉族不绝如线之秋，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之感觉。”可以说是充满了革命的火药味。 正因为黄帝纪年说充满“革命性”，所以，它成为了革命党人实际上的“法定”纪年方法。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宋教仁根据《皇极经世》、《通鉴辑览》等书的有关记载，推定该年为黄帝纪元4603年，故《民报》取之为法，并在首页刊出黄帝像，作为象征。此后，诸多革命报刊均以黄帝纪年，而影响较大者则有《黄帝魂》、《江苏》。至武昌起义时，尚以此纪年法发布文告。 “黄帝纪年文书” 事实上，黄帝纪年并不科学。黄帝是传说中人物，其“年数不能有定论”，采用黄帝纪年，会给历史的时间坐标增加许多混乱。当时某些刊物采用黄帝纪年，而计算结果却相差甚大。例如，公元1911年，《民报》计算为4609年，《黄帝魂》4622年，《江苏》等报刊为4402年。所以，辛亥后革命党人在上海、武汉讨论成立共和政府时，便改变了黄帝纪年法，认为该法原属权宜之计：传说中的黄帝“无论其功德如何”，也毕竟为“专制政体之黄帝”，与民主共和的宗旨不合，且“年远代湮”，无可征信。接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即电告各省都督：“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宣告黄帝纪年用至辛亥十一月十二日，即1911年12月31日而止，1912年元旦起改从阳历。就是说，高梦旦主张的世界通用耶稣纪年法取得了法定的地位。对此，钱玄同在刘氏遗书《黄帝纪年说》的编辑附记中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于南京，大总统孙公就职，即明令改用阳历，称是日为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黄帝纪年自此不复用矣……，黄帝纪年非今后所宜复用，此文只是革命之文献耳。”这说明，黄帝纪年说虽在学理上不可取，但在当时却对打破传统帝王纪年法、冲破专制之网罗、使之向科学纪年法过渡，具有积极意义，理应肯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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