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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新建墎墩海昏侯墓的发掘，是汉代考古的重大事件，也是近年来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持续被社会所关注，媒体的报道，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社会和媒体对于考古的认知或有歧异，不少人的观念还停留在考古就是挖宝的层次。国人对于物事的看法，也总喜欢做比较。于是，很快就有人将海昏侯墓与其他汉代考古发现比较，马王堆汉墓则成为首选。有媒体说，海昏侯墓出土器物超过万件，是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的三倍，其价值也远超马王堆汉墓。这未免让马王堆有些难堪，于是长沙的媒体反驳说，马王堆与海昏侯墓并不是可以随便比较的，马王堆汉墓拿得出手的特色宝贝远比海昏侯墓要多。 发掘现场精美文物的出土往往是最吸引眼球的，但考古发掘是一个过程，喧嚣过后，实则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海昏侯墓价值的最终确定，应该等整理完成、考古报告面世之后。这，也正是学界和社会所期待着的。 当然，海昏侯墓与马王堆汉墓还是有不少方面可以比较的。 发掘理念之比较
从学术角度而言，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无疑堪称当今田野考古的典范之作。考古发掘从一开始就摈弃了旧式考古墓葬发掘方法，不是直接挖主墓，也不直接挖墓葬填土，而是先做整体调查勘探，找墓园、找布局。通过全面调查勘探，摸清了海昏侯墓园的整体布局，不仅找到了主墓、夫人墓、祔葬墓、车马坑，也找到了墓上建筑，如园门、门阙及各式墓园建筑基址，还发现了墓园的排水和道路系统。不仅如此，还发现了海昏侯墓周边5平方公里区域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这些工作的开展，对于全面了解海昏侯墓以及海昏国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发掘主墓之前，先后发掘了1座车马坑、3座祔葬墓，并解剖了2座园门、门阙及相关墓园建筑基址，最后才着手发掘主墓。这样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体现了先进的田野考古工作理念，对于促进学术研究和学科的进展意义重大。海昏侯墓的发掘工作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因此获得了比发掘墓葬本身更多的成果。当年马王堆考古发掘，却是缺乏这样的理念，墓道仅发掘一小段，墓葬封土和填土的发掘没有分层，甚至用推土机实施，更没有对整个墓园进行全面调查勘探，以至现在我们根本无法知晓马王堆墓园的基本情况，它的布局、园墙、地面建筑遗存等都不清，只能留下遗憾。 马王堆汉墓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发掘的，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无法求全责备。实事求是地讲，当时的发掘也从全国抽调了相关专家学者参与，后期的整理保护也采取了多学科合作。对于马王堆汉墓的保护和研究来说，已是比较全面而科学的过程了。也正因如此，才能将其发掘出土的文物较为完好地保护和展示，并持续为研究者提供信息。 出土文物之比较 马王堆汉墓由三座墓葬组成，三座墓葬出土文物总数，据考古发掘报告，一号墓共计“一千余件”，二号墓“总数高达2721件”，三号墓“1684”件，照此统计，三墓共计出土随葬器物不少于5400件。不过，由于尸体、棺椁等大量遗存并非以随葬器物来统计，所以数字肯定要大一些。另外，即使是随葬品，也存在统计标准不一的问题，如字数达11.5万余字的帛书就只能单独统计，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则出土文物总量显然远高于这一数据。马王堆汉墓的最大亮点是椁室未经盗扰，一、三号墓棺椁也没有坍塌，所以墓葬内遗物的保存程度较好。此外，一号墓还出土了彩绘帛画、素纱禅衣；三号墓出土了帛书、帛画及地形图、驻军图等。这些重要文物体现其在历史、科学、艺术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和宝贵财富。
海昏侯墓出土了相当丰富的文物，迄今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编、草编、纺织品和简牍、木牍（签牌和奏章副本）等各类精美、珍贵文物约1万余件。这是在发掘现场和临时保护过程中初步统计的数字，随着整理和保护过程的进行，更加准确的数字当会最终确定。海昏侯墓虽发生过盗掘，但对主椁室的破坏不大，倒是由于埋藏环境的缘故导致棺椁坍塌，墓内大量有机物已经腐朽，不可能发现像马王堆一样的锦衣华服，即便如此，海昏侯墓的出土物依然是惊人的：第一是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内容丰富；第二是出土了整套乐器；第三是丰富的车马器；第四是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铜钱；第五是出土了大量黄金。这些出土文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极为难得的。 从考古发现来讲，海昏侯墓和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文物，都具有重要价值。考古发现的重要与否，并不在于发现了多少宝贝，而是其文物所体现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重要与否，以及这些发现对于认识和研究古代历史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作为考古工作者，我们关注海昏侯墓并不是其发现了多少黄金和宝藏，而是这样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西汉历史所体现的作用和意义。 社会和媒体对于海昏侯墓和马王堆汉墓的比较，大体是从出土文物的表象来说事。当然，表象的背后，则是当时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这也正是考古发现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所在。
见证价值之比较
从历史和考古研究的视角而言，马王堆与海昏侯墓的考古发现，是汉帝国时代南方社会的一个生动缩影。 西汉帝国前期的江南，主要是指现今湖南全境与江西西部一带，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里所提到的南楚，再往东则称江西和江东，总之都是长江以南的南方地域。先秦时期，这里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化外之地，为南蛮和百越所居，对于中原华夏族群来说乃是落后的蛮夷地区。事实上，在中原夏商周三代历史进程中，南方也一直有所发展，江西、湖南也出现了如吴城、新干以及炭河里那样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产生了地方性区域方国，是参与早期中国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确因华夏正统之故，在中原族群的视野里，南方是中原文明辐射之外的洪荒之邦，南人是与华夏有别的蛮夷之人，是构建华夏民族祖先记忆中的异类。
南方的规模性开发，是从楚国“经营江南”开始的。自春秋中晚期开始，江南的开发就已经出现，至战国时期愈盛，湖南出现许多楚城和大型聚落，这样的势头也波及到了江西这个地处吴头楚尾的地方。秦统一六国后，在湖南设置了洞庭郡和苍梧郡，在皖西南及赣北设置了九江郡，从龙山里耶秦简来看，九江郡下或许还有一个“南昌县”。西汉帝国建立以后，在秦郡的基础上设置了长沙国，并有武陵郡、零陵郡和桂阳郡，江西则有豫章郡。长沙国的开国者吴芮是江西人，秦时曾任番阳令，秦末西楚霸王项羽因吴芮军功封其为衡山王。汉帝国建立以后，刘邦徙封其为长沙王，由此开创了长沙国的历史。吴氏长沙国的地盘包括了湖南全部以及江西、广东的少部分，是汉帝国的南方屏障。作为出身江西的南方豪族，在吴氏长沙国时期，湖南与江西之间应有非常密切的交往，长沙、豫章的纽带也因这样的关系而得以加强。长沙国的建立，为南楚地区的发展和江山社稷的稳固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国都长安人眼里，这个地方仍是化外边陲之地，即使到了西汉建国相当一段时间以后，南楚仍然不被看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又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文帝时贾谊南放长沙，也“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颇为抑郁。但是，长沙、豫章却并没有成为西汉帝国的累赘，而是以其广袤的地域和人民，为汉朝的发展立下功勋。这里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珠玑、 玳瑁、齿革，且“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物资。 不仅如此，长沙、豫章还是汉帝国南方重要的屏障和前哨。西汉立国之际，岭南地域已有南越国，汉定天下以后，刘邦并未派兵收复，而是采取了怀柔政策，“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高后时因禁“关市铁器”而与朝廷交恶，并“以兵威边。……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后来中央与南越之间虽有君臣关系，但南越国仍意图维持其独立王国的地位。再后来，更有吕嘉杀南越王及王太后，与中央抗衡。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秋，“卫尉路 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柢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于是平定南越，完成国家统一。 汉帝国的五路大军，其中四路是以长沙、豫章为基地南下的，足见当时长沙国和豫章郡地位的重要。 马王堆汉墓的年代是西汉前期，其中二号墓的墓主轪侯利仓下葬年代约为前186年，三号墓轪侯子下葬年代为前168年，一号墓下葬略晚于三号墓。一号墓的主人辛追，是利仓的妻子。海昏侯下葬年代为前59年，比马王堆汉墓晚了百年以上，已到西汉中晚期，二者年代有很大的差异。还有一些差异体现在墓葬制度上，抛开随葬器物不论，单以棺椁制度，即可看出差异性。如马王堆一号汉墓主人辛追享受列侯待遇，其棺椁结构为一椁四棺，有四个边箱，这样的布局与战国晚期楚国的墓葬结构完全一致，故马王堆汉墓为楚制。这是因为西汉早期南楚地区还承袭着楚文化的风格，楚俗被明显保留着。这样的情况也见于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该墓的墓主为第一代沅陵侯吴阳，是第二代长沙王吴臣之子，墓的下葬年代为前162年，与马王堆一号汉墓的下葬年代大致相同。该墓的棺椁制度也是遵从楚制，为一椁一棺。海昏侯墓基本看不到楚制的影响，完全是汉制，其墓室由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和甬道位于主椁室的东室东北部，使用内、外两重棺，并与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共同构成五重棺椁。这样的布局完全采用属于西汉中晚期采用“汉制”埋葬的列侯墓葬形式。与海昏侯墓大致同时的列侯或王墓，湖南也有发掘，长沙风篷岭一号汉墓的墓室结构，也大体与之相似。这说明到了西汉中后期，原来南楚地区已经脱离楚制，完全采用了汉制。 马王堆、海昏侯墓考古发现也见证了长沙、豫章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西汉前期，社会生产力水平还较低，财富积累较少，国家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文帝下令薄葬，应是基于财力较弱的缘故。马王堆汉墓的随葬品以漆木器、服饰和简帛为主，或许也表明西汉前期社会生产力较低。就长沙汉墓来说，西汉前期墓葬中金器、铜器和玉器的随葬都很少，大多以漆木器随葬。如西汉前期长沙渔阳墓出土的主要是漆器和陶器，金器仅有扣饰。长沙砂子塘M1也是一座西汉前期的大型墓葬，1941、1947年遭两次盗掘，1961年进行了发掘，该墓出土大量漆木器，却只发现一件铜镜、一件玉璧，没有见到铁器、银器和金器。但是，西汉中晚期就不一样了，长沙风篷岭一号汉墓出土金饼19枚，每枚重250.5 克，青铜器也有二十余件。西汉晚期张端君墓出土了铜器101件，漆木器数十件。虽然这些墓葬均遭盗掘，出土物不足以反映墓葬的真实情况，但至少让我们了解到西汉中晚期已经较前期富裕很多。长沙地区西汉中小型墓葬情况同样可以佐证这一变化过程， 如西汉前期中小型墓葬规格小，随葬品不丰富，多为陶器；晚期墓圹加大许多，小型墓减少，陶器中出现仓、井、灶等表现财富的器物，普遍随葬铜镜，且这些变化基本与中原一致，这些现象不仅反映出西汉晚期要比西汉前期富裕，也反映出长沙地区社会制度的演变已经大体与中原同步。另外，从其他考古资料还能够看到，西汉时期，尤其是西汉中晚期，湖南、江西地区的聚落、城址和墓地的规模也在持续增长和扩大。海昏侯墓更是生动的例证，虽然因为刘贺特殊的身份和背景，其随葬物可能远超一般列侯，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过百十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所以海昏侯墓出土的黄金、铜钱、车马器、玉器、青铜器等极为丰富，极为奢华。如果不是因为棺椁坍塌，若有机物能够完整保留，则定会出土精美的服饰、帛书或者帛画之类。 从马王堆到海昏侯墓，从长沙国到豫章郡，大量的考古发现均见证了西汉晚期社会的富庶繁荣，见证了江南的利用与开发，原来的卑湿之地已经变得富饶了。由此，我们认识到，马王堆与海昏侯墓的发掘，实则见证了南方的开发和其在中国化进程所发挥的作用，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它们所出土的文物都是中华民族灿烂的瑰宝。并在历史、科学和文化艺术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作者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本文转载自中国文物报2016年4月8日第5版 - EN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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