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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伟民:辛追何比海昏侯

2016-04-07  moto9977
辛追何比海昏侯
西汉帝国长沙与豫章的那些事儿



江西南昌新建墎墩海昏侯墓的发掘,是汉代考古的重大事件,也是近年来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持续被社会所关注,媒体的报道,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社会和媒体对于考古的认知或有歧异,不少人的观念还停留在考古就是挖宝的层次。国人对于物事的看法,也总喜欢做比较。于是,很快就有人将海昏侯墓与其他汉代考古发现比较,马王堆汉墓则成为首选。有媒体说,海昏侯墓出土器物超过万件,是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的三倍,其价值也远超马王堆汉墓。这未免让马王堆有些难堪,于是长沙的媒体反驳说,马王堆与海昏侯墓并不是可以随便比较的,马王堆汉墓拿得出手的特色宝贝远比海昏侯墓要多。


发掘现场精美文物的出土往往是最吸引眼球的,但考古发掘是一个过程,喧嚣过后,实则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海昏侯墓价值的最终确定,应该等整理完成、考古报告面世之后。这,也正是学界和社会所期待着的。


当然,海昏侯墓与马王堆汉墓还是有不少方面可以比较的。

发掘理念之比较



海昏侯墓封土解剖



马王堆三号墓棺椁发掘现场



海昏侯墓M1 现场分析


从学术角度而言,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无疑堪称当今田野考古的典范之作。考古发掘从一开始就摈弃了旧式考古墓葬发掘方法,不是直接挖主墓,也不直接挖墓葬填土,而是先做整体调查勘探,找墓园、找布局。通过全面调查勘探,摸清了海昏侯墓园的整体布局,不仅找到了主墓、夫人墓、祔葬墓、车马坑,也找到了墓上建筑,如园门、门阙及各式墓园建筑基址,还发现了墓园的排水和道路系统。不仅如此,还发现了海昏侯墓周边5平方公里区域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这些工作的开展,对于全面了解海昏侯墓以及海昏国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发掘主墓之前,先后发掘了1座车马坑、3座祔葬墓,并解剖了2座园门、门阙及相关墓园建筑基址,最后才着手发掘主墓。这样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体现了先进的田野考古工作理念,对于促进学术研究和学科的进展意义重大。海昏侯墓的发掘工作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因此获得了比发掘墓葬本身更多的成果。当年马王堆考古发掘,却是缺乏这样的理念,墓道仅发掘一小段,墓葬封土和填土的发掘没有分层,甚至用推土机实施,更没有对整个墓园进行全面调查勘探,以至现在我们根本无法知晓马王堆墓园的基本情况,它的布局、园墙、地面建筑遗存等都不清,只能留下遗憾。


马王堆汉墓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发掘的,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无法求全责备。实事求是地讲,当时的发掘也从全国抽调了相关专家学者参与,后期的整理保护也采取了多学科合作。对于马王堆汉墓的保护和研究来说,已是比较全面而科学的过程了。也正因如此,才能将其发掘出土的文物较为完好地保护和展示,并持续为研究者提供信息。

出土文物之比较

马王堆汉墓由三座墓葬组成,三座墓葬出土文物总数,据考古发掘报告,一号墓共计“一千余件”,二号墓“总数高达2721件”,三号墓“1684”件,照此统计,三墓共计出土随葬器物不少于5400件。不过,由于尸体、棺椁等大量遗存并非以随葬器物来统计,所以数字肯定要大一些。另外,即使是随葬品,也存在统计标准不一的问题,如字数达11.5万余字的帛书就只能单独统计,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则出土文物总量显然远高于这一数据。马王堆汉墓的最大亮点是椁室未经盗扰,一、三号墓棺椁也没有坍塌,所以墓葬内遗物的保存程度较好。此外,一号墓还出土了彩绘帛画、素纱禅衣;三号墓出土了帛书、帛画及地形图、驻军图等。这些重要文物体现其在历史、科学、艺术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和宝贵财富。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素纱单衣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帛画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地形图


海昏侯墓出土了相当丰富的文物,迄今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编、草编、纺织品和简牍、木牍(签牌和奏章副本)等各类精美、珍贵文物约1万余件。这是在发掘现场和临时保护过程中初步统计的数字,随着整理和保护过程的进行,更加准确的数字当会最终确定。海昏侯墓虽发生过盗掘,但对主椁室的破坏不大,倒是由于埋藏环境的缘故导致棺椁坍塌,墓内大量有机物已经腐朽,不可能发现像马王堆一样的锦衣华服,即便如此,海昏侯墓的出土物依然是惊人的:第一是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内容丰富;第二是出土了整套乐器;第三是丰富的车马器;第四是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铜钱;第五是出土了大量黄金。这些出土文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极为难得的。


从考古发现来讲,海昏侯墓和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文物,都具有重要价值。考古发现的重要与否,并不在于发现了多少宝贝,而是其文物所体现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重要与否,以及这些发现对于认识和研究古代历史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作为考古工作者,我们关注海昏侯墓并不是其发现了多少黄金和宝藏,而是这样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西汉历史所体现的作用和意义。


社会和媒体对于海昏侯墓和马王堆汉墓的比较,大体是从出土文物的表象来说事。当然,表象的背后,则是当时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这也正是考古发现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所在。



海昏侯墓M1 出土竹简



海昏侯墓M1 出土编钟



海昏侯墓出土车马器局部


见证价值之比较

从历史和考古研究的视角而言,马王堆与海昏侯墓的考古发现,是汉帝国时代南方社会的一个生动缩影。


西汉帝国前期的江南,主要是指现今湖南全境与江西西部一带,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里所提到的南楚,再往东则称江西和江东,总之都是长江以南的南方地域。先秦时期,这里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化外之地,为南蛮和百越所居,对于中原华夏族群来说乃是落后的蛮夷地区。事实上,在中原夏商周三代历史进程中,南方也一直有所发展,江西、湖南也出现了如吴城、新干以及炭河里那样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产生了地方性区域方国,是参与早期中国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确因华夏正统之故,在中原族群的视野里,南方是中原文明辐射之外的洪荒之邦,南人是与华夏有别的蛮夷之人,是构建华夏民族祖先记忆中的异类。




南方的规模性开发,是从楚国“经营江南”开始的。自春秋中晚期开始,江南的开发就已经出现,至战国时期愈盛,湖南出现许多楚城和大型聚落,这样的势头也波及到了江西这个地处吴头楚尾的地方。秦统一六国后,在湖南设置了洞庭郡和苍梧郡,在皖西南及赣北设置了九江郡,从龙山里耶秦简来看,九江郡下或许还有一个“南昌县”。西汉帝国建立以后,在秦郡的基础上设置了长沙国,并有武陵郡、零陵郡和桂阳郡,江西则有豫章郡。长沙国的开国者吴芮是江西人,秦时曾任番阳令,秦末西楚霸王项羽因吴芮军功封其为衡山王。汉帝国建立以后,刘邦徙封其为长沙王,由此开创了长沙国的历史。吴氏长沙国的地盘包括了湖南全部以及江西、广东的少部分,是汉帝国的南方屏障。作为出身江西的南方豪族,在吴氏长沙国时期,湖南与江西之间应有非常密切的交往,长沙、豫章的纽带也因这样的关系而得以加强。长沙国的建立,为南楚地区的发展和江山社稷的稳固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国都长安人眼里,这个地方仍是化外边陲之地,即使到了西汉建国相当一段时间以后,南楚仍然不被看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又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文帝时贾谊南放长沙,也“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颇为抑郁。但是,长沙、豫章却并没有成为西汉帝国的累赘,而是以其广袤的地域和人民,为汉朝的发展立下功勋。这里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珠玑、 玳瑁、齿革,且“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物资。


不仅如此,长沙、豫章还是汉帝国南方重要的屏障和前哨。西汉立国之际,岭南地域已有南越国,汉定天下以后,刘邦并未派兵收复,而是采取了怀柔政策,“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高后时因禁“关市铁器”而与朝廷交恶,并“以兵威边。……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后来中央与南越之间虽有君臣关系,但南越国仍意图维持其独立王国的地位。再后来,更有吕嘉杀南越王及王太后,与中央抗衡。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秋,“卫尉路 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柢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于是平定南越,完成国家统一。 汉帝国的五路大军,其中四路是以长沙、豫章为基地南下的,足见当时长沙国和豫章郡地位的重要。


马王堆汉墓的年代是西汉前期,其中二号墓的墓主轪侯利仓下葬年代约为前186年,三号墓轪侯子下葬年代为前168年,一号墓下葬略晚于三号墓。一号墓的主人辛追,是利仓的妻子。海昏侯下葬年代为前59年,比马王堆汉墓晚了百年以上,已到西汉中晚期,二者年代有很大的差异。还有一些差异体现在墓葬制度上,抛开随葬器物不论,单以棺椁制度,即可看出差异性。如马王堆一号汉墓主人辛追享受列侯待遇,其棺椁结构为一椁四棺,有四个边箱,这样的布局与战国晚期楚国的墓葬结构完全一致,故马王堆汉墓为楚制。这是因为西汉早期南楚地区还承袭着楚文化的风格,楚俗被明显保留着。这样的情况也见于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该墓的墓主为第一代沅陵侯吴阳,是第二代长沙王吴臣之子,墓的下葬年代为前162年,与马王堆一号汉墓的下葬年代大致相同。该墓的棺椁制度也是遵从楚制,为一椁一棺。海昏侯墓基本看不到楚制的影响,完全是汉制,其墓室由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和甬道位于主椁室的东室东北部,使用内、外两重棺,并与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共同构成五重棺椁。这样的布局完全采用属于西汉中晚期采用“汉制”埋葬的列侯墓葬形式。与海昏侯墓大致同时的列侯或王墓,湖南也有发掘,长沙风篷岭一号汉墓的墓室结构,也大体与之相似。这说明到了西汉中后期,原来南楚地区已经脱离楚制,完全采用了汉制。


马王堆、海昏侯墓考古发现也见证了长沙、豫章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西汉前期,社会生产力水平还较低,财富积累较少,国家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文帝下令薄葬,应是基于财力较弱的缘故。马王堆汉墓的随葬品以漆木器、服饰和简帛为主,或许也表明西汉前期社会生产力较低。就长沙汉墓来说,西汉前期墓葬中金器、铜器和玉器的随葬都很少,大多以漆木器随葬。如西汉前期长沙渔阳墓出土的主要是漆器和陶器,金器仅有扣饰。长沙砂子塘M1也是一座西汉前期的大型墓葬,1941、1947年遭两次盗掘,1961年进行了发掘,该墓出土大量漆木器,却只发现一件铜镜、一件玉璧,没有见到铁器、银器和金器。但是,西汉中晚期就不一样了,长沙风篷岭一号汉墓出土金饼19枚,每枚重250.5 克,青铜器也有二十余件。西汉晚期张端君墓出土了铜器101件,漆木器数十件。虽然这些墓葬均遭盗掘,出土物不足以反映墓葬的真实情况,但至少让我们了解到西汉中晚期已经较前期富裕很多。长沙地区西汉中小型墓葬情况同样可以佐证这一变化过程, 如西汉前期中小型墓葬规格小,随葬品不丰富,多为陶器;晚期墓圹加大许多,小型墓减少,陶器中出现仓、井、灶等表现财富的器物,普遍随葬铜镜,且这些变化基本与中原一致,这些现象不仅反映出西汉晚期要比西汉前期富裕,也反映出长沙地区社会制度的演变已经大体与中原同步。另外,从其他考古资料还能够看到,西汉时期,尤其是西汉中晚期,湖南、江西地区的聚落、城址和墓地的规模也在持续增长和扩大。海昏侯墓更是生动的例证,虽然因为刘贺特殊的身份和背景,其随葬物可能远超一般列侯,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过百十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所以海昏侯墓出土的黄金、铜钱、车马器、玉器、青铜器等极为丰富,极为奢华。如果不是因为棺椁坍塌,若有机物能够完整保留,则定会出土精美的服饰、帛书或者帛画之类。


从马王堆到海昏侯墓,从长沙国到豫章郡,大量的考古发现均见证了西汉晚期社会的富庶繁荣,见证了江南的利用与开发,原来的卑湿之地已经变得富饶了。由此,我们认识到,马王堆与海昏侯墓的发掘,实则见证了南方的开发和其在中国化进程所发挥的作用,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它们所出土的文物都是中华民族灿烂的瑰宝。并在历史、科学和文化艺术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作者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本文转载自中国文物报2016年4月8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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