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33版） 有别于中国、亦有别于西方传统史学观的著述 他们三位曾经在国内引起过阅读热，而上述三本书更曾经引起过大量的争议。 最集中的诘问是：中国历史，难道可以这样写？这三个外国人的写法皆独树一帜，其内里显然有着某种共同的关联。按照中国读者的看法，这些书皆是非主流、非传统套路，但是却又有一种诡异的、魅惑的，甚至有些独到的启发性。这些启发性及灵感的根在哪里呢？一时又说不清。 读他们的书，其滋味很难描述但很值得咂摸，犹如一位中国美食家突然闯进了西餐厅。这里金碧辉煌餐具闪眼，不管是声音、背景、装潢、上菜的套路乃至于次序都跟我们的不一样。更为奇怪的是，他们的食材、调料、烹调的方式乃至于进食的方法也跟我们大异其趣。最为称奇的是，如果你让老外拿我们中国的食材来烹调甚至要求他们做中国菜，他们做出的东西也跟我们的不同。这种东西，营养不差、新鲜度也不成问题；您也不必怀疑这拨人也是有经验的大厨。可是，他们的味道……总是有点各色，而老外们却对其甘之如饴。 你愣说他们的玩意儿不好吧，可这种体验的确奇特；说他们好吧，我们的胃却是中国胃。偶尔尝个稀罕可以，但常年伺候这玩意儿，大家肯定受不了。 其实，在心理学上，这中间有个短暂的迷失。待略微领略熟知后，我们的自尊会突然不期而至：这有什么嘛！花拳绣腿而已。 对老外汉学家的见解不管是先扬后抑或者是从头不接受，不管是借他山之石磨自己的刀，抑或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大家都不要忘了这些汉学家的原始出发点和目的：他们写书不是为了给中国人看的，更不是给中国史学家看的。人家写的就是西方教科书，就是大众普及读物。你硬要拿来做经典、硬要跟他比武，就莫怪他不敢理你或不屑理你。 为了便于理解这个话题，我们不妨先把我们的镜头焦距放宏观些，了解一下在现代，中西学界的治学传统和其风格大背景的不同： 中西治史，本来就延续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套路。譬如说，治史是中国人的强项，中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人才都集中在这个领域。中国人把历史看成一切，它是政治、科学、社会、法律和经济，是文明发展的生命线。更重要的，它是治国安邦的基础，是统治术、是镜鉴。中国自古以来都把史书编撰看成大事，史书往往被称为是经典。 但在西方，对历史的态度就潇洒随意多了。它本身就是一门学科而已。历史没有那么神秘和有权威意义。 中国传统史学虽然被抬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它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中国史学有着很强的主观性和道德性，有时候较不尊重科学和统计学。甚至为贤者讳和为尊者讳并不被认为是史学家的污点而甚至被认为是“史德”。其次，治史者往往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其史学思路也往往着眼于宏观、概括，它往往“以大欺小”——看主流、重伦理而不必完全“拘泥于”史实。第三，历史上有些史家的历史观往往受其意识形态的局限，其选材和记述可疑、史料可信度有亏。这些显然影响了读者对历史的兴趣和信心。 而我们前面提到的几部美国人写的历史书不是这样。这是跟西方人的治学和叙述传统是有关的。熟悉西方人记传方式和写作习惯的读者大约知道，西方作家、史家力主的是“以小见大”。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如果说我们喜欢的是提供全景式的宏大画面，那么现当代的西方史学则往往着眼于从历史中挖掘事件及事件对人的感受、对人的生活的影响。致力于从历史的洪流中汲取一瓢在显微镜下分析，从而研究整条河的水质。 可别小瞧这种具体而微、注重细节的个案研究。它能如电影《侏罗纪公园》式的从蚊子血中找出恐龙基因并还原整个侏罗纪，虽然这电影呈现的只是个科幻的寓言。 但别忘了，西方和欧洲旧的传统史学曾经颇像中国的大叙事，这些，我们在西方经典史学著作中早有涉猎。譬如说，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就欣赏大史学和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他说过：“人民大众是乌合之众，他们人数再多也仅只是个零，他们前面需要有个整数目字才能变成千或万。而这个整数就是英雄人物”；只有英雄才能创造历史。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上面三位美国汉学家的书。他们三位的套路跟古典的西方史学传统亦不同，他们秉持的是新的史学观。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史学观呢？新史学的趋势实际上是由上世纪以来的人文和社会新思潮新理论而引发。它注重个人经验和个体的体会，讲求呈现大时代中的细节，通过小人物展现大时代。而上面三位汉学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成了这趋势的追随者和新方法的践行者。 “二战”后的人文新学科对他们有很深影响 有趣的是，他们的背景都不是一般的书斋学者，所治专业原也并不是史学。孔飞力学业背景是人类学。史景迁早年钟情文学。而黄仁宇是理工科学背景。他们皆曾经历过动荡的活的历史，巧合的是，他们都有从军经历；学历史皆乃半路出家。而黄仁宇的早年经历对他以后研究中国科技史、战争史应该不无关联。 他们求学时的大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研究人文科学新理论、新方法迭出。这里面最突出的应该是人类学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革命性影响。 那个年代，是西方阐释人类学和心理学、文化志发掘的高潮期。学界崇尚解读地方性知识，尊崇田野工作、知识考古学、认知心理学等，这都是酿成他们新史学（或曰“汉学”、“中国学”）著作的背景。 我认为，阐释人类学对他们的影响应该是首当其冲。这时期吉尔兹的“深度描写”理念如日中天。这种文化阐释理念和史学观源于他仰慕的心理学观念。吉尔兹受心理学家赖尔的启发，深入研究细微个案后面隐藏的文化意蕴，通过仔细发掘历史事件后将其原汁原味呈现还原。对这个研究方法国内尚未有统一的译法，笔者在翻译阐释人类学著作的时候曾经把它命名为“眨眼理论”。 上世纪著名的西方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吉尔伯特·赖尔曾经就文化和文本(text)的理解问题提出过一个颇为深邃的见解，这个见解被阐释人类学家吉尔兹阐发成了“深度描写”的理论。什么是“深度描写”呢？赖尔举过一个很家常的例子。 他说，假如我们看到两个男孩都在猛眨他们的右眼，其中一个孩子是因为生理上有眨眼的毛病，而另一个孩子则是通过眨眼对伙伴递捣鬼的暗号，在一般人看来，这两种眨眼应该毫无二致。即使用照相机记录下来，他们的眨眼也没什么不同。但实际上，递眼色捣鬼的眨眼和病理性的眨眼有着质的区别。它是一种“文化性”的眨眼。这种眨眼是一种符号化交流，而且是一种精致的、特殊性的交流。 但这才只是事情的开端。如果有第三个男孩为了在同伴间嘲弄那个男孩递眼色的笨拙而有意地夸张、戏拟他的眨眼，那么他就成了第三个眨眼者。他的眨眼和前两个眨眼显然不同。他用的仍然是社会公认的密码，但在传递着另一种信息。而在一般就事论事的观察者或极端的行为主义者那儿，他们会忽略掉其间的所有不同而认为它们都仅止于眨眼。 赖尔认为：对眨眼行为，观察者可以作“肤浅描写”(thin description), 即把病理性抽搐、递眼色捣鬼、戏拟、排练、假装递眼色、假装戏拟……都描写成“眼皮抽动”；也可以作“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即将其动作行为的本义尽可能地还原。仅仅眨眼这个极其简单的日常动作就有这么多的层次，而人类的文化行为该有多少种阐释的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尔兹发掘出了自己阐释人类学的理论纲领。 这种眨眼理论几乎影响了20世纪的整个下半期。学者们开始着眼于细节、不再耽溺于大而空的理论概括而注重做实事、挖掘细节中的意义，破译符号和文化象征物等。显然，这种风气影响了上面三位汉学家。从他们的立意到选材、从谋篇布局到研究方法和表达方式，都显现了这种影响的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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