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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史硅钠 对于不平等现象的形成原因，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我们所知其实少得可怜。不过现在，一位塞尔维亚裔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是不平等研究领域的顶尖经济学家之一，现供职于纽约城市大学和卢森堡收入研究中心。他在新书《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新方法》(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 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解释，和此前流行的两大理论———“库兹涅茨周期”(KutZnetSWaveS，即资本主义经济在15至25年会有一次消长周期，强调人口尤其是移民在其中的作用)及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都不同。 西蒙·库兹涅茨认为，不平等在一国发展水平较低时程度较轻，在工业化进程中加剧，在达到经济成熟后下降;高度不平等只是发展进程中的临时副作用。而在皮凯蒂看来，高度不平等是现代经济的自然状态。只有个别特例，像两次世界大战和1930年代的大萧条，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米拉诺维奇认为，这两个理论都错了。他和皮凯蒂一样，回溯历史并运用了全球范围内的数据;他甚至也运用了“库兹涅茨周期”———但他想要说的是，不平等倾向于周期性循环。 在前工业化时期，库兹涅茨周期取决于马尔萨斯的人口动力学(人口以几何级数递增，生活资料以算数级数递增，两者差距会越来越大)———当国家正沉醉于巨大财富和高收入的迷魅时，不平等程度会上升，然后发生战争与饥荒，把收入水平拉回到基本生存线，这时不平等程度又会下降。 到了工业化时代，塑造库兹涅茨周期的力量不同了:变成了技术、开放性和政策。在19世纪技术进步时期，全球化和政策变化协同作用，相互加强，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变革。劳动者被从农场换到工厂，平均收入和不平等程度一起飙升，世界变得史无前例地互联。这一力量的组合，有时是恶性的(战争和政治动荡)，有时是良性的(受教育水平提升)，然后便把不平等程度降到1970年代那样的低水平。 自那时起，富国坐上了新一轮的库兹涅茨周期。技术进步和贸易一起挤压工人，外国经济体提供的便宜技术直接损害了富国工人的谈判能力，让公司日加倾向于以机器取代人力。工人们的经济力量渐失，雪上加霜的是政治力量也被削弱———那些最富的人正运用他们的财富来影响公职候选人和选举。 近年来西方激增的不平等现象是由技术革命驱动的，正如150年前的工业革命驱动了不平等一样。但是，不平等在国家内部飙升，在国家之间却极大下降:中国和印度中产阶层的收入已同发达国家中产阶层停滞的收入越来越接近，而更开放的移民政策会进一步降低全球的不平等。 米拉诺维奇的这份诊断书，还带着一份悲观的预测。他预计，富国的不平等状况在最终跌落之前，会持续加剧，尤其是在美国。并且，他认为，库兹涅茨周期终点处的不平等程度下降，是之前上升的必然结果。皮凯蒂将20世纪早期急遽压缩不平等的历史事件视为特例，而米拉诺维奇则相信，它们就是不平等飙升的直接后果。寻找外国投资机会，就会造成帝国主义，进而给战争搭好了舞台背景。当那些最富的人在给他们的丰厚财富四处寻求挣得好回报的地方时，发达经济体看起来却似乎停滞了。虽然不是完美的对应，但现代经济体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它的对应物。 米拉诺维奇给我们描绘的未来有些黑暗:美国怕是会落入不民主的财阀统治的魔爪，国力持续与否将完全取决于它不断扩大的安保主张。欧洲则是即将大兴右翼排外主义。好消息是，新兴经济体很可能继续向富国的收入水平迈进。尽管如此，这条路也不一定保证能走得下去，如果这些新兴经济体或市场发生政治危机，就会失败。 一个理论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会最终引发对抗性的社会混乱，总让人直觉上感到不太满意。但是，这本书也留下许多重要的、尚未被回答的问题。什么时候，战争，而非革命，会成为不平等最有可能的结局?政府是任凭经济循环周期的摆布，还是有能力反应过来，先发制人，抚平周期摆荡的波浪，避免高度不平等的危机?米拉诺维奇的贡献和皮凯蒂的贡献，最终意义上来说，是相似的。他为这一巨大的经济难题提供了一幅更清晰的画面，如果我们想要扭转这一进程，就要先从理解它出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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