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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枚元代“大元至治”（见图）是英宗时所铸，面背四出（方孔四角连线钱缘），直径1.9毫米，穿径7毫米，缘厚（肉薄）约1.5毫米，现重3.1克，字口深峻，面背有廓，铸工精良，为使此币露出“金容”，收藏者用刀粗粗刮去字、穿、缘、四出表面硬锈，笔划皆出现隐起纹，钱肉地章上老道的包浆保持原貌，整体显示出老而弥新——此钱原是金质的“大元至治”。 元代兴尊佛教，盛行“供养钱”，这枚金质“大元至治”，是元至治年专门铸造赏给寺庙的供养钱。其问世似有当时“至治改革”有关，元英宗孛儿只斤·硕德八剌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汉族封建文化；登基后推行“以儒治国”政策，但是前期英宗的权力受到太皇太后答己和权臣铁木迭儿的很大限制。至治二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1322年12月4日），元英宗任命拜住为中书右丞相，并且不设左丞相，以拜住为惟一的丞相。在右丞相拜住、中书省平章政事张圭等的帮助下，元英宗进行改革，并实施了一些新政，比如裁减冗官，监督官员不法行为，颁布新法律，采用“助役法”以减轻人民的差役负担，等等。史称“至治改革”。 元英宗的改革新政使得元朝国势大有起色，其时，金质“大元至治”与铜质“大元至治”应运而生。尤其，钱面钱背皆为四出，似有寓示励精求治之意。遗憾的是新政却触及到了蒙古保守贵族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而且英宗下令清除朝中铁木迭儿的势力，随着清理的扩大化，铁木迭儿的义子铁失在至治三年八月初四（1323年9月4日）趁着英宗从上都避暑结束南返大都途中，在上都以南15公里的地方——南坡，成功刺杀了英宗及右丞相拜住等人。史称南坡之变。英宗去世时年仅21岁。 元朝的前身是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汗国，受汉民族先进技术和经济文化的影响，也自行铸行过铜钱。元代仁宗即位（1312年），曾下令使用纸币，禁铸铜钱，直至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其间已过38年，才又铸造铜钱，其时有“至正通宝”和“至正元宝”两种。因元代大部分时间通行纸币，故铜钱数量不多，遗存至今，大多成为古钱的珍稀品种；而元代各朝所铸的供养钱铸量也少，大多也属珍稀之列。 所谓供养钱，是元朝一种供佛用钱，几乎各代都有铸造。这类钱大多文字拙劣，制作粗糙，钱体薄小；但仍以年号钱为主，甚至有几朝仅见寺观供养钱存世，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会进入流通领域，是供养的钱，顾名思义，其能进入流通领域，当为应有之义。 元代供养钱小型者居多，钱径有的在24毫米以下，有的在20毫米以下，有的在18毫米以下，除了与元代强力推行纸币、禁铸少铸铜钱的政策有关，还因铜材缺乏所致。元代供养钱计有中统元宝、至元通宝、之贞通宝、大德通宝、至大通宝、大元通宝、皇庆通宝、延祐元宝、大元至治、至治元宝、至治元年、泰定元年、泰定元宝、致和元宝、天历元宝、至顺元宝、至顺壬申、元统元宝、穆青铜宝等。而元之前身蒙古汗国称大朝，其时所铸“大朝通宝”有银、铜平钱存世，其后至元各代铸行钱币少见银质钱币存世。因此，此枚金质供养钱“大元至治”的现身，令人惊喜，其为元代供养钱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当时，持有金质“大元至治”供养钱者，似不是一般僧众。 《古钱大辞典》（丁福保编，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12月第一版）第7130页有铜质“大元至治”的拓图，解放前就值两百大洋比元代值六十大洋的珍稀大钱“至正元宝背吉权钞五钱”贵出三倍多（同书，第804页）；再比宋代值一百五十大洋的 “大宋通宝背当十” 还贵五十元（同书 第707页），可见其十分珍贵。此枚金质的“大元至治”为诸谱未录，这无疑是元代钱币的一朵奇葩。 《古钱大辞典》介绍“大元至治”时披露《古泉汇考》之说：“敏庵必藏有是泉也。”意思是说元代的“敏庵”必藏有“大元至治”。丁著还针对“大元至治”指出“明知寺观铸无改好异心同必及之夸独不期犹有偶赫连铸后此为奇”（同书 第1369页）；并证“国号年号并作钱文者大夏真兴与此而已”。意思是说，明明知道（大元至治）是寺观所铸，确凿无疑，没有改变，但受好奇心驱使，同好不期而遇，犹如有对子，必到敏庵夸其独一无二，连连惊叹此币有铸后，称此为奇品；并证实，古钱“大元至治”是与“大夏真兴”（十六国时期夏铸）一样，都是国号年号作钱文；元代以后，难得一见，弥足珍贵。 来源：钱币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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