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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月15日占领位于柏林的斯塔西总部后，市民委员会代表在清点档案 本报记者 陈宇 发自柏林 “159公里长的档案，你能想像出来吗，到底有多长？”君特·伯曼（Günter B?rmann）直视来访者的眼睛，微笑着。眼看来者默不作声或在费神思索，他乐了：“你不能一张纸一张纸地去算，我将向你们展示这些如山的档案。” 柏林诺曼嫩大街，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即“斯塔西”，Stasi）总部七号楼，穿过长长的走廊，在楼层值班警卫的监督下，厚重的铁门打开了。三四百平方米的空间里排满了两米高的档案柜，只剩下中间一条窄道。这个有着严格温度和湿度控制的档案室收藏着前东德政权的40年记录—既有东德居民的私人档案、公民运动团体的抗争记录，也有斯塔西官员和线人的资料、东德间谍在西方尤其是西德的情报活动等。 在东德时期，即便是斯塔西人员—除了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和三名高级军官—也不被允许进入档案室；这座能抗8级地震的大楼，电梯背后还特意加了一层能防仪器探测的铜壁；各系统的管理人员不允许相互接触。重重安保措施，俱是为了防止机密外泄。 档案还是那么守卫森严，档案馆也依然还是那个档案馆；不同的是，随着斯塔西解散，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日，一个独立的联邦机构—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BStU）接管了档案。作为东德统一社会党的“盾和剑”，斯塔西留下的庞大遗产，变身为人民手中的“正义之剑”，通过开放档案，德国人开始重新评判和清算前东德的过去、为受害者除罪并进行赔偿。 在前东欧国家，伴随众多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而至的，还有如何妥善处理过去这一迫切问题，公众为此争论不休。直至东欧剧变9年后，一直谨慎观察德国做法的波兰、罗马尼亚、捷克等东欧6国才陆续借鉴了德国经验。“那些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捷克第181号法案序言中的这一座右铭，道出了这些新兴民主国家的心声。 “斯塔西猎手” BStU法律部主管君特·伯曼现今的1890名同事，95%来自东部德国；而在BStU刚组建的1990年，其雇员高达3300人，其中大多数是1989年走上街头的和平抗议者。 “公开斯塔西档案的想法，其实不是来自联邦德国政府。1990年，当斯塔西开始加速销毁档案时，那些抗议者冲进去占领了办公室，并自发组织起来保护档案。那时他们就明白，他们想要知道有关自己的档案。”6月21日，在BStU总部大楼，君特·伯曼娓娓说道。他的目光落到门上约阿希姆·高克的宣传画上，这位前东德著名反对派，两德统一后受命组建BStU，是著名的“斯塔西猎手”，BStU因此又被称为“高克管理局”。 1989年夏天伊始，整个东德地区都在发生大规模和平游行。多年沉默之后，东德人克服了对斯塔西的恐惧，强烈要求改革和自由旅行的权利，解散秘密警察机构。地处柏林利希滕伯格的斯塔西总部里，埃里希·米尔克也听到了鲁施大街和诺曼嫩大街传来的抗议声，但接替埃里希·昂纳克继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的埃贡·克伦茨，承诺与反对派对话、改善现状，这限制了斯塔西采取措施的能力。米尔克此刻深深感到了危机。11月6日、就在柏林墙倒塌前三天，他密令斯塔西各地区分局，销毁或转移重要档案。 柏林墙倒塌后，抗议者并未从街上撤离，解散斯塔西的呼声也须臾未歇。1989年11月17日就职的东德最后一任共产党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表态将斯塔西缩编改组为国家安全局，但人民不为所动。这年12月4日，当聚集在斯塔西埃尔福特分局门外的抗议者看到一缕缕青烟从楼顶飘出时，为市民委员会工作的克斯汀·舍恩女士勇敢地带人冲入办公室，以阻止斯塔西进一步破坏档案。接下来的几天，妇女们纷纷占领了斯塔西其他地区分局。 占领潮在1990年1月15日达到了高峰。成千上万的东德人冲入斯塔西总部，然而，他们看到的是一片狼籍的办公室，地上四处是碎纸片。“我的档案在哪里？”愤怒的抗议者在墙上涂道。虽然并不信任东德的法院、检察官和人民警察，各地市民委员会还是接受了他们的协助，收集、清点并封存了所有斯塔西档案。3月31日，东德首个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议院和洛塔尔·德梅季耶（Lothar de Maiziere）政府，解散了斯塔西。 线人成议员 被抢救下来的档案显示了斯塔西触须之长之深：159公里长的文件（112公里书面文件和47公里胶片文件），140万张图片，16.9万份录像录音带以及1.55万袋撕碎的材料。令人讽刺的是，君特·伯曼说，还得感谢东德人严格的“垃圾分类”习惯，被碎纸机粉碎后的档案没有像在保加利亚等国那样被随意丢弃，而是被斯塔西人员装进了垃圾袋，只是还未来得及移走焚毁，“于是人们很快意识到，同个袋子里的碎纸屑肯定有关联。” 面对斯塔西用特务手段收集的海量材料，东德人一开始有些无所适从，甚至连抗议者都犹豫了。人们既希望公开档案，又希望保护个人隐私。此前，出于对档案可能会遭滥用的担忧，1990年2月，由反对派、民主党派和当权派组成的中央“圆桌会议”同意销毁所有电子资料库；之后，斯塔西外国情报司几乎所有间谍和线人资料以及东德人民军的秘密记录也均被销毁。 人民议院内部也有各种不同的声音。7月刚从BStU档案部主管任上退休的克劳·里希特（Claus Richter）当年43岁，是议会中“联盟90”党团的行政主管。他说，当时支持档案不公开的一方担心人们看到档案后会发生很多报复行为甚至谋杀。而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后来才揭晓—包括“新论坛”在内的许多公民运动团体早被斯塔西情报人员渗透：议会中一个叫“和平与人权行动联盟”的党团里有近半成员是线人；东德社民党常务董事易卜拉欣·伯梅和“民主觉醒”党团主席沃尔夫冈·史努尔甚至也是斯塔西长期合作的线人。但激烈的争论过后，议会终于达成共识：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开放档案，清除国家机关中的所有前斯塔西成员；对施害者进行刑事追诉等。为此，议会还专门成立了由约阿希姆·高克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 两德统一谈判此时正加速进行，这为斯塔西档案的处理带来了新问题。西方情报机关和许多政治家并不乐见档案开放，而只想将它封存；两德“统一条约”中也未涵盖东德人民议院解散后如何处理档案的条款。事实上，根据该条约，档案将被保存于科布伦茨的联邦德国国家档案馆。当一切变得再清楚不过的时候，9月4日，21名东德公民再一次占领了斯塔西总部，绝食抗议。 东德自由选举出来的人民议院议员也在抗议。压力之下，西德联邦议院对“统一条约”进行增补，决定按照东德法律的原则，制定一项有关斯塔西档案的法律。 “在讨论两德统一的最后时刻，东德人说我们要求开放这些档案。那是个转折点。”君特·伯曼说，这也是一年后的12月29日、德国国会通过《斯塔西档案法》的由来。 档案中的秘密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将如此浩繁的秘密警察记录公开给如此众多的人口。 自1992年正式公开档案起，BStU共收到650万份申请，其中个人申请者高达170万人。1990年冲开斯塔西大门的人们想要探寻真相：斯塔西对我做了什么？东德政权究竟有多糟糕？当年又是谁在出卖我？ 在上世纪90年代，尽管BStU有3000多名雇员处理各类申请，但申请者等上5-10年才看到结果是常有的事。根据《斯塔西档案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与申请者无关的第三方信息，在档案开放前已被隐去。多年等待之后，德东人已从革命的激情中退却，正在经历全面社会转型的他们努力使生活走上正轨，此时真相的揭开却未免残酷：记录下一言一行并向斯塔西告密的人，是同事、朋友、邻居、亲戚，也是家人。 真相超过了个人能够想像的底线，也改变了个人命运。夫妻离婚、父子反目、自杀……里希特听到不少这样的悲剧事件，不过，他不认为档案公开引发了社会动荡。“也有很多反例，比如夫妻和解或达成协议的，这些也都是事实。”在里希特看来，德国人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理性。人们一度担心公开档案后会发生很多报复行为，幸运的是德国没有发生这些事。 而多年来目睹阅读室里申请者或悲或怒、或沉默或哀滞的表情，君特·伯曼也特别理解人们对揭开真相的彷徨态度。“1992年刚工作时，我以为BStU四五年后会关闭，如果那时有人说我会在这里呆上20年，我想他肯定是疯了。”他说。但如今，BStU每月仍要接待8000名初次申请者。伯曼猜测，这可能是因为经过20年，知道自己的家人或朋友曾向斯塔西告密，这一事实造成的伤害不再那么深了。 里希特说，根据他20年来对档案的研究，线人中真正被胁迫加入的只有数千人。这些人中，有的因性取向受到要挟，有的经酷刑后被转化成线人。 线人中有一支力量不可忽视。1989年斯塔西有1.7万名不足25岁的线人，其中10%甚至不足18岁。在考察这些未来秘密警察人选时，斯塔西往往与其父母、老师或监护人合作，一家人全是斯塔西线人的情况在东德时期并非个案。伊娜·库普卡的档案揭示了斯塔西的招募策略：阻断库普卡与其在西德的母亲及家庭的一切联系；全方位地秘密监视其日常生活；在公共场合表扬她、给予认可。斯塔西的“教育”显然十分有效，仅仅过了一年，年仅17岁的库普卡便成为斯塔西的线人，代号“Shenja”。 然而，谁是代号背后的线人？由于斯塔西销毁了1985年至1989年的档案，很多时候这也成为一个疑团。1998年，查阅了自己档案后，前东德著名反对派、新近去世的贝贝尔·伯勒（B?rbel Bohley）认为时任左翼党主席格雷戈尔·居西是她档案中代号为“Notary”的线人，因此向法院起诉，但居西否认了这一指控。里希特说，他为此花费了一年时间进行调查，也无法确认这一点，伯勒因此败诉。BStU现任联邦专员玛丽安娜·比尔特勒说，一些曾为斯塔西工作的人，因为否认或隐瞒历史，甚至还被选为议员。 迟来的正义 对斯塔西档案，70岁的恩斯特-奥·舍尼曼既在乎又不在乎。 1992年，他向BStU递交了查阅档案的申请；10年后当档案呈现在面前时，他却没有感到惊讶。早在30年前，他便已正确预测到，哪两个同事在告密。 “报告中说我政治不正确，是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不是一条心。”对此，他也早有所感，因为他不仅差点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工作表现出色的他也从未被提拔。事实上，他还是1961年东德的强迫移民—那是个雨日的早晨，他及家人被强制在正午12点前搬离易北河附近两德边境的千年小镇伦泽，因此失去家园和祖传的小工坊。 但他仍有继续追寻真相的兴趣：档案里只有他在上世纪70年代的记录。于是4年前，他再一次递交了申请，希望能发现更多新的资料，却毫无收获。 对一部分人来说自由的获得，对另一部分人而言却意味着终结。受害者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名誉，开始重新融入社会；与此同时，包括埃里希·昂纳克、埃贡·克伦茨、埃里希·米尔克在内的一批前东德官员被送上了被告席。里希特说，一旦发现档案中涉及犯罪，他们会直接将材料转至刑事追诉机关。统一后德国一共提起上千起刑事追诉案件，不过被判有罪的只有六七十起，并且多是缓刑—毕竟，前东德没有一部法律禁止监视人民。 对这些受迫害入狱的犯人、柏林墙受害者、被限制上学者、强迫劳工、强迫移民而言，正义并未完全随着自由而至：不仅那些下达射杀越境者命令的前东德高级军官逍遥法外；统一后受益于德国良好的社会福利保障，前统一社会党高官和前斯塔西官员生活富足，日子远远好过于受害者。 “受害者应该得到充分赔偿。统一条约里商定了这一点，但从未真正落实。”东德历史研究专家、柏林霍恩施豪森监狱纪念馆馆长胡伯图斯·克纳贝（Hubertus Knabe）说，虽然德国政府已向情况最严重的受害者提供了援助，向因受迫害失去工作的人提供就业机会，但同时也驳回了相当多的赔偿申请。 从个人的感情倾向上，里希特明显站在受害者一边；但作为BStU的一员，他也经常感到无力。斯塔西档案是给予赔偿与否的主要参考，但很多时候档案也无法替受害者说话。尤其是对前东德强迫劳工、遭受过精神迫害而致健康受损的前狱囚，档案中或者没有记录，或者证据不足—在应用1990年东德人民议院斯塔西档案法制订《斯塔西档案法》时，立法者当时并未意识到道德/精神整肃这一问题。 舍尼曼也曾努力争取过赔偿，同样毫无结果。但在东西部融合的漫长年月中，他逐渐学会了民主社会的政治规则—民主需要游说，受害者要争取权利就得发声，通过游说政客和议员去影响决策。“我们太安静了，所以我们才会如此不成功。”他开玩笑道。 2007年，德国政府通过一项法案，提供4.2万名受斯塔西迫害入狱者每月250欧元的额外退休金。但这项法案事实上与受害者的期望相距甚远。维特卢普批评道：“目前，只有入狱超过180天、而且月收入不足1035欧元（单身，已婚人士为1380欧元）的受害者才有赔偿，这很不公平。” “我们期望不同受害者能有所区别，但每个受害者—所有那些入狱的或其他受害者都有权得到赔偿，而不只是穷人。因为这是国家给予的，不是社会资助。”他说。 2007年，近300名受害者两次上街游行，要求政府提高赔偿。大部分示威游行者为老人，维特卢普说，他们很难动员到更多的人参与，因为受害者多已辞世。“政府正在等待这一自然解决方案。”他不无嘲讽。 没有真相？没有和解 前东德政权受害者与其加害者之间，其实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争夺对过去的话语权。 2006年，过去互相敌对的两方爆发了一场冲突。柏林利希滕伯格政府在前东德斯塔西最重要的秘密监狱之一、霍恩施豪森监狱原址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和书展。在前囚犯讲述狱中遭受酷刑经历的关口，200名前斯塔西人员赶到了现场，高声抗议。“他们认为，霍恩施豪森监狱中没有酷刑，受害者在说谎。”舍尼曼回忆说，“但只要去霍恩施豪森监狱看看，你就会了解真相。” 这是统一以来双方出现的最尖锐冲突之一。在舍尼曼印象中，受害者与前斯塔西官员间的对话只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过一些尝试，之后尽管受害者仍有此想法，后者却不再回应。“他们没有说不想对话，只说这没有意义。因为那不是他们的责任，只是他们的工作，为什么他们要与罪犯对话？” 而当受害者参加各种纪念和研讨活动、口述历史时，前东德当权者也纷纷成立协会，出版大量的书为自己辩护。就像马库斯·沃尔夫在回忆录《隐面人—前东德情报局局长回忆录》一书中所写：历史不能由胜利者书写。这引发了受害者强烈的抵触情绪。 “如果你希望得到信任，任何时候都应该说出真相。”维特卢普说，“但很多时候他们是在歪曲史实。遗憾的是，只在一些个案上，受害者成功地利用档案，到法庭证明了他们在撒谎。” 伯曼不认为现阶段双方有和解的可能性。“人们认为和解进程意味着双方对话，但现在只有公众和受害者在讨论这个问题。因此，和解不是那么重要，反思和记住过去才重要。” “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的记忆会模糊、淡忘。我认为人们只愿意记住过去美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既然已经发生，人们就想忘记，因此有斯塔西档案就相当重要。”他说。 （感谢黄礼登先生为本文采访所做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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