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学 点亮生活 』 版权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
“如今读巴尔扎克的小说最为带劲之处，在于发现到现世细民的精神生活，在历经战乱、意识形态改造之后，终于揭晓了令人失望的谜底。那就是什么变化也没有，又回到了巴尔扎克笔下赤裸裸的金钱时代，还索性把遮羞的面纱给掀掉了，越发的露骨寒凉。”2013年，张怡微在《世情小说的本质》一文中如此表述她如今最为热衷写作的“世情小说”的本质。其实，从她在复旦大学的毕业作《你所不知道的夜晚》开始，铺陈在世俗生活里的人活着的本质，就成为她小说里常见的主题。
张怡微早期的青春故事里，总有一种沉郁，它们是不完美的成长，是赤裸的疼痛，她的青春不是“明媚与忧伤”可以涵盖的，似乎比这些更复杂些，人情冷暖、伦理世情见诸她的笔下，有人说她的小说有些老成之气。从青春写作到“世情小说”，对张怡微来说显得顺理成章，她跳开“80后”惯常的私人化写作，转向城市的历史深处去，祖父辈的生存状态，城市空间里的人情世事、人心变迁成为她冷眼观察的对象，而时间上的回忆和追溯也让她的小说增加了厚度和深度。
去往台湾读博后，张怡微在多家报刊上写作随笔和评论，她对世界的认知也在这些文字里见诸一二，评论家张定浩说，“她对于各种文体的不偏不废，各种之间的相互砥砺，似乎也更能令她保持一种毫不作伪的诚恳姿态，来面对写作，面对自身”。张怡微一向是坚定的叙述者，她写作世情里的各色人等，但你也看不出她对他们的态度究竟为何，她的角色就是在揭露“市井生活里不让人升华的真相”。记者：不妨从你最新的长篇《细民盛宴》说起，涉及一个概念是“世情小说”。事实上，早在你的很多中短篇小说比如“家族试验”系列里，你已经开始写作“世情”。这样对“世情”和“细民”的关注与描摹，是开始于何时，又是源于什么样的契机？
张怡微：“世情”小说在中国文学史里是一个很常见的分类，从明代开始就有了大量这样的作品，鲁迅称之为“世情书”或者说“人情小说”，也有学者称之为“家庭小说”，主要以《金瓶梅》为代表，以写实的手法通过家庭故事介入社会，总之肯定不是我的发明。只是说广义上，我写的这部分作品按照文学上的分类大概是这么个脉络。对“细民”关注，也就因为我就是细民中一员。我写我最熟悉的这部分生活，方法上大约还是写实的。更具体一点，我是在工人新村长大的，我住过三个工人新村，至今还住在工人新村里。我只对工人新村的日常生活比较熟悉，只能代表工人新村中成长起来的这些人、这些故事。
记者：你说世情小说不是我们以为的一个家族故事、婚恋故事、争产故事，细民们的背后似乎宿命式地站立着一个命运的大手。在你看来，世情小说对于你而言，它最值得书写的地方在哪里？我以为，你说“悲剧是如何造成的，善恶其实是最浅表的外延”，某种程度上是种答案。
张怡微：我从开始写小说起，实际上都是在素描我身边的故事。我不以为它多值得书写，只是说我只能写我最熟悉的部分。正因为工人难写，所以基本上以文学面貌呈现的上海都不是我熟悉的。加之电影电视的介入，影像化的上海，旗袍、背头、洋房、石库门，讲实话我倒都不是很熟悉，我也是看来的。但我又深深知道，和我一起成长起来的很多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审美、自己见过的一生一世，它显然是具有自身特点的，有动人之处。
善恶的问题，也是我现在比较注意的，在写作中常常思考的问题，就是历史不能道德化。
这实际上基于作家对故事之外的社会的观察、历史处境的认知，怎样把故事和认识结合在一起，一直是我很有兴趣的东西。比方说我的朋友、也是青年作家的钱佳楠，她跟我的成长背景几乎是一样的，她做了很多工人的口述历史，并且也开始反思口述的价值。实际上，正因为工人对于自己的认识是不够的，我们也很难从他们自己总结的一生当中看到可言说的部分。这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善恶冲突、善善冲突，有无穷尽的遗憾、心酸、无奈，但就是没有“自觉”。实际上对于我们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记者：“世情小说”的落脚点是不是家庭关系中人的关系和情感？以《细民盛宴》为例，破裂家庭中的子女的幽微的情感褶皱，各种关系的连结，整个家庭的众生群像，都有别样的意味。你曾经提到自己喜欢的作家是蒋晓云，因为她也擅长这个，同样透露这种意味的还有小津和是枝裕和的电影。
张怡微：蒋晓云的小说里有生活，也就是她触及到了生活背面的一些东西。实际上世情小说的落脚点不是人的情感，而恰恰是市井生活中不让人升华的真相。比方《金瓶梅》中暴发户的日常，《醒世姻缘传》里农村的破产，《歧路灯》中种种黑幕。而小津拍了那么多婚恋，我曾经在文章里写过，他其实拍的都是战争，及战后的日本家庭如何一点一点瓦解，人如何在阴影下继续生活的。我的作品当然不值得这么讨论，但我毕竟意识到了这件事。如果看《金瓶梅》、看《早春》只看到婚姻，那就是婚姻吧，如果能看到作者到底在做什么，那就看到了世情小说牺牲格调背后的那个意图，那便是有趣的。比方我对蒋晓云最好奇的，也就是在她写的那么多故事中，她到底最同情哪一个阶层的人。
记者：当“世情小说”与上海这个城市相遇，似乎格外能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契合度，这或许和海派文化的核心是市民文化不无相关。
张怡微：到台湾我学的专业是明代小说，所以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影响。因为不然我不会硬着头皮进入到一些新的文本中，也不会因为这些文本的学术研究学会一些方法。实际上，“世情小说”的起源恰恰是以北方生活为题材的，可能和我们直觉的不一样。另一方面，我记得黄仁宇曾经对人的关系做过分类，大体三种，生存关系、性关系、经济关系。上海的“世情”性大多还是和经济关系密切些，因为上海是个商业城市。
记者：你谈到对小说的认知，认为小说是“故事和认知的结合体”。“写作者对社会大环境甚至地球、地球以外的认知”和故事的两相结合，才是小说。某种意义上，作家的认知极其重要，从我对你散文的理解来看，我以为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不断加深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你小说的一种成熟。
张怡微：我自己也能感觉到我这几年的成长，一方面是知识性的，另一方面也是年龄与阅历带来的，人人都会有的转变。我写散文很偶然，基本是为了赚学费，我也不知道后来会面对讨论。实际从学养上，我还不够写散文。我对这个文体是尊敬的。另一方面，成熟表现为一种表达欲的减退，知道世界之大有如此多不可说、不必说和没有说，才是真正的认知。写，反而是一种缭绕于人的告别。
记者：有一种说法是，“80后”的写作正在转型，逐步成熟，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种意思是，“80后”作家正在摆脱青春写作，转向对社会、历史的关照。
张怡微：这也很自然。1980年生的写作者，已经快要不惑。我并不真的在意这件事。我反而希望自己能有青春的眼睛，极其敏感的发现。
我自己对“工人新村”还是有比较大的兴趣，尤其是它作为住宅的概念没落以后，更加希望能为它做点什么。尤其“二胎”开放以后，实际上也意味着独生子女以集体的形式走入历史，这一代人在历史脉络中是暂时性的，这种暂时也是伦理性的，是很特殊的，所以有了“家族试验”，“家族试验”简而言之写的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一起。《试验》写的是无后，《家族盛宴》写的是“离异”，《故人》写的是失独，我还写了一些尚未发表的，都是围绕这个主题的……但“工人新村”我一直没有写好，包括 《你所不知道的夜晚》，对这一议题的写作也停了五年，等“家族试验”计划彻底完成以后，我还是会比较集中精力去做一些准备。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