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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与老子人道观的比较 孔子、老子是我国历史最伟大的两位思想家，其思想被历代继承与发展并广泛传播。二人生活同时代，面对着相同的社会状况，既有着对人的地位思虑之一致，又有着因思维途径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看法。 1、“人为贵”与“人亦大”。孔子极为推崇人的地位，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老子也认为人有着崇高的地位，“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将人与道、天、地并列为“四大”，认为人是宇宙间的伟大存在之一，明确肯定了人的价值地位。孔子、老子二人都肯定了人的价值地位，把人的地位确立在崇高伟大的层次。但二人在这个问题也存在着不同之处。 孔子以人为贵，关于人的价值内涵规定是道德的，关于人的价值根据是预设的，还没有把对人的终极关怀和宇宙本体统一起来。在他看来，人是不同于万物，是超越于万物，而这种超越根源于人性，以主体性表现着崇高性，并且这种崇高是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出来的。 老子的“人亦大”却超越了一切世俗的形而下的关于人的价值的规定，而上升到从宇宙本体的高度来思考人的价值地位的形而上层次。老子认为“上德无为而无以为”、“圣人处无为之事”，以“无为”作为人的价值准则，为人的主体性的发挥以及事业的成功设计一条合乎规定的路线和方式。在他看来，人的主体能动性不是表现在主观任意的盲目蛮干上，事业的成功也并不取决于人的肆意拼搏和狂妄争夺，而关键在于人能顺应自然法则，合乎规律去作为。老子是以“道大”、”人亦大“的思维路径，把人的价值地位上升到本体的形上的超越层次。 2、人贵于仁义与人贵于自然。孔子、老人都认为人有着崇高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但二者人就人崇高在何处、价值标志是什么有着不同的观点。 孔子认为人贵于仁义，仁义是人的价值标志，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仁义道德赋予了人的价值内容，赋予了人的超越性和现实性，统摄了其他一切的价值，决定了人的价值选择取舍。 老子却认为人贵于自然，人的崇高而伟大的价值完全在于人具有素朴、自然本性。在他看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人、地、天、道所效法的最高原则，也是人的本质内涵和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本质规定。他认为，人之“大”不在于形体的特殊，不在于智能的卓越，不在于道德的高尚，也不在于物欲的享受，而是在于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自然”不是指自然界本身，而是指不受外界制约，又无内在目的的一种毫无勉强、毫不拘谨的自在自由状态。“悠兮其贵言，功成身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人自然的状态体现着人超越天地万物的精神。“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以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强调人贵在自然，以无为的态度，体现着人的胸怀天下的无私奉献精神，体现着人性自由的最高境界。 3、“克己复礼”与“复归于朴”。孔子和老子对如何达到人的崇高地位和实现人的价值，二者皆有着其途径。 孔子以仁义为人贵的本质标志，以礼乐为人贵的制度规范。在孔子那里，人要提升自身的主体性，保持自身的崇高地位，必须要通过修己以达到“仁”的境界。而“克己复礼”就是孔子为达到人的崇高地位境界进而实现人的价值的方式途径。“克己”就是“修己”、“求诸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复礼”就是兴礼乐，即外在规范完善。孔子认为只要把外在约束规范制度和内在主体自觉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人的价值。孔子从对人的规定出发，主张高扬人的道德主体性。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也。”“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哉？颜渊曰：请问其详。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以顽强的毅志坚持道德，以弘扬仁道为己任，是人生价值所在。 老子以“道法自然”的价值中心出发，以赤子婴孩、复归于朴的自然本真之状态展示生命的无穷意蕴和价值追求。老子视“朴”、“真”等品质为最高的价值标志，主张保持淳朴天真的自然本性，使人“复归于朴”，从而摆脱形色名声和智识等一切外物的束缚而达致其所追求的“真人”、“圣人”的境界，以实现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达到人的崇高地位，实现人的价值。 老子和孔子都是重人道，并以人为终极关怀。但二者不同的是，孔子着眼于人的主体性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认为要修致达到人的超高地位，就应该发挥人性的自由自觉，以仁为价值中心，以“克己复礼”为途径，高扬人的主体性。老子则着眼于人的自然本质，在更大的范围内为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人性的自由自觉开辟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建构以道为本体，以自然为本位，以“复归于朴”为修致途径，进而达到人的价值实现，提升人的地位，彰显人的超越性。 二、孔子与墨子人道观的比较 孔子、墨子皆是春秋战国时期大思想家，二人都有着深刻的关注人的情怀，其一生皆是谋求人道得以推行而躬行。孔墨都认为人有着崇高的地位，对人的价值十分关注，在人道观上有着很多的相同点。但由于二人的出身背景和自身经历以及所传承的文化传统不同，必然会导致二人对待人道观的视角有所不同。孔子注重人的主体情感和超越性，以主体性来赢得人的尊贵；而墨子却以“取法天志”把人作为价值客体来思虑，以客体功能取得人的崇高。 1、“推及及人”的别爱与“远施周遍”的兼爱。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的变化，社会处于一个变革、动乱的状态。当时兼并战争此起彼伏，“春秋无义战”、“杀人盈城盈野”，人民的生活“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面临如此环境，如何爱人、关注人的生存状况成了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主题，孔子、墨子皆把人作为社会之“爱”的主体，应否爱人、如何爱人成了他们思想一个重要的内容。 相同之处：“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墨子主张“兼相爱”、“禁恶而劝爱”。孔子以“爱人”为“仁”的重要内涵。以爱人突出人的价值。墨子思想中，“兼爱”为其根本观念，强调“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孔墨都十分注重“爱人”，都认为以人为贵、人作价值主体。梁启超在他的《墨子学案》中说：“墨子的兼爱主义和孔子的大同主义，理论方法完全相同。” 从注重人、关注人、以人为最贵的实质来看，孔墨皆是以人为主体。其“爱”之目的和实质是相同的、一致的，都是为了通过“爱”的广泛施行来实现社会的安定，从而使人们最终处于和谐的“大同社会”，进而使人的主体性、生存状况得以关注，人的尊贵地位得以崇高。 相异之处：孔子注重“仁爱”、以推己及人的方式去“泛爱众”、注重人是价值主体——人的主体情感，即内在于主体的深层道德意识，包含并显示着主体的道德涵养，孔子认为“仁”具有道德本源的意义，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相信现实生活中的人能够有能力充分体现仁道。孔子通过“仁爱”的方式来对人的地位的高度重视和对人格的普遍尊重。 孔子的“爱人”是对人性的信赖和人格的尊重。“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认为，人贵于万物具有着先天的基础，即人具有着主体情感，而这种主体情感的推及和拓展，爱由特殊到普遍，由爱亲而推至“爱众”、“爱民”。孔子以血缘为基础“孝悌”作为人的价值主体情感，进而是推己及人而超出血缘关系的“泛爱众”。这是把别人看成跟自己一样，具有应受尊重的人格和内在价值，对其愿望不仅给以尊重，而且尽己所能促其实现，可见，孔子的爱人是强调人的主体情感，推崇人的主体自觉性，从推己及人中得出人贵的真谛，注重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墨子强调“兼爱”，以自外向内，主体以自爱之心去爱与我相对等的客体，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利。兼爱必须爱人如己，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主张的爱是无差异的爱，反对等级差异，在施行爱时，一切人类皆平等，无论近远、尊卑，即“兼爱天下之人”，特别是“兼爱天下百姓”。人应相亲相爱，不因亲疏而有别，人不仅要互助，而且应以利他为乐，人人都抛弃一己私利，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就能使“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则得治。”“兼爱“体现了人的社会价值因素，通过被爱而转向互爱达到全体皆爱、人被关注的状态。墨子的兼爱中，人的价值表现于社会价值。 孔墨的“爱”都是对人的一种关注和对人的价值的推崇，然而由于二人对人是处于价值什么地位的问题有所差异，孔子是从人的主体地位方面肯定人，崇尚人，认为人的价值是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体，既认为人贵于“志”，又强调“达人达己”。而墨子认为人的价值在于社会价值，强调“兼爱”、“交相利”。 2、“举贤”与“尚贤”。春秋时期，人在诸侯争霸中起着重要的因素，各思想家也纷纷提出人才理论。孔子、墨子皆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崇尚贤才乃是发挥人的价值，发展国家的源动力。 孔子认为人为贵，而发挥人的作用是社会的发展的主体因素，所以孔子多次提到“举贤才”的思想。“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墨子也十分注重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崇尚人的功能。“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认为人的价值蕴藏在人的才能之中，表现自己的才能是人的内在倾向。“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认为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只有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才能真正长治久安。 孔子、墨子二人都十分注重人的价值，充分认同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二人尊贤也存在着不同。就价值目的来看，孔子认为人是社会的主体，所以要举贤才，把人当作社会发展的目的，而墨子则认为人是价值客体，人有着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功能，所以要尚贤。就价值选择来看，孔子认为举贤应要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举尔所知”，以推及的情感来举贤；而墨子则以人作为价值选择的对象，不问贫富亲疏远近，“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就如何发挥贤才的价值来看，孔子注重主体的修养，认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以主体性的提升达到价值的发挥；而墨子则认为贤才的价值在于利人，“莫若为贤，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 3、“见利思义”与“公利为义”。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孔子、墨子都对这个关于到人的价值的关系问题深深的思考过。二人都有着对人的现实性和超越性的正视。孔子虽然重义罕言利，但也认同人的欲望的合理性。民以食为天，衣食住行乃人生之所需，孔子肯定人对物质利益需要的合理性，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并且孔子还强调治理国家应遵循“庶矣、富之、教之”的过程，把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放在起点位置。但是就如何选择物质生活和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才能体现人的价值，孔子认为当面对物质资源的时候和人们的无止欲望的时候，应该坚持“见利思义”的原则，孔子认为人固然需要物质资源来满足自身的欲望，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认为求利是正常的人需要，但求利必须要遵循原则，而原则就是“义”，当欲望和道德发生矛盾或冲突的时候，应该把义放在首位，因为义是关乎到人的地位、涉及人的价值。在孔子看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有价值就看是不是坚持了“义”，即“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墨子十分注重满足人的需要，认为人的价值就是需要与满足的关系，“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明确指出人的欲望的合理性，认为“食者，国之宝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为求安民救国，就必须满足人之所欲。求天下之利就是手段，“仁者之事，务必求兴天下之利”，从而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在墨子看来，能否利人（即满足人的需要）成为评价人们的行为是否具有价值额最高标准。“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此诸侯之所谓良宝也。可以富国家，众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为贵良宝者，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异，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宝也。”但同时墨子十分贵义，“万事莫贵于义”，他重利，但不是为了满足私人之一人之利，而是认为真正有价值的表现于天下公利（义），墨子认为“义，利也“，也就是墨子认为人贵于义，而义就是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在墨子看来，人的价值在于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而只不过这种满足不是简单的满足，而是怀有天下之大公无私的精神。“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子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价值，就是看这个人能不能够满足他人，“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把对他人的满足看做价值的标准。 孔子、墨子二人可以说都注重人的现实性和超越性，都认为人的价值一方面能够立于现实世界，另一方面要超脱精神。但是二人在义利问题上有着极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表现在对价值的关系看法不同。孔子虽然认同人的现实性但更注重人的超越性，因为在孔子看来，人能够崇贵正是因为有了超越性，只有以道德为精神追求，以义为原则，才可能保持人贵的地位，实现人的价值。墨子则偏重在现实物质生活上实现人的价值，认为价值就是需要与满足的关系，当对别人的需要能够满足那便是有价值，所以墨子把崇高的价值“义”标准便界定为“兴天下之公利”，即满足天下之人的需要。 三、孔子与韩非人道观的比较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法为显，历代统治者治世阳儒阴法。孔子、韩非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占据重要位置。二人对人道皆有深深思虑，对人也十分关注。但就其人道观而言，二人自有特点。 1、“因材施教”与“因人之情”。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性相近，但随着主体性的发挥程度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各自价值有所不同，所以孔子注重“因材施教”。在他看来，人的本性在道德上是相近的，但每个人的主体性发扬却有着不同，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应该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塑造。 韩非认为要明确人的价值必须深刻认识人的本性，“凡治天下，必因人情”、“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也。”在这里“人情”就是“人性”，韩非要从人的本性中探寻人的价值根据，他说人是“皆挟自为心也。”“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所以韩非以“因人之情”来发挥人的主体性，发扬人的功能，从而确立人的地位。“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在韩非那里，把人的欲望性当做人的价值，认为满足欲望就是实现人的价值。 2、“德治”与“法治”。孔子讲德治，主张凭借人的内在修养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以内在修行和外在教化以治理国家。强调的是以发扬人的主体自觉意识推动社会的发展。 韩非讲法治，将法、术、势摆在首位，主张以刑罚威慑外在管制治理国家。在他看来，治理国家需要以外在的规范制度来发挥人的客体功能。 孔子、韩非在如何发挥人的价值来治理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问题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 相同点：一是二者立言宗旨都是相同，都追求同一目的，就是以人的价值来治理国家，推动社会发展，提升人类的地位。二是其逻辑推理途径相同，都认为发挥人是社会的主体，只有发挥人的作用，社会才真正能发展，所以把人放在第一位。 不同点：一是强调人的价值主客体不同，孔子强调人的主体性，认为修己以达到仁德，而韩非则强调人的客体功能。二是道德至上和法治至上的区别。孔子认为仁义道德是人贵的本质标志，也是一切最高的价值，孔子把道德作为人的主体性的主要内涵，所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而韩非认为，法是最高的价值。“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奉法者强毅而劲直！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当今之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认为要充分发挥规范制度来发挥人的功能以推动社会发展。三是重民和用民的区别。孔子极其关注民众的生存状况，在孔子那里固然注重人民的功能性多一点，但他也认为人民应该享有社会的成果。“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主张惠民、保民、富民，“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韩非认为民众有着价值，但这个价值是强调功能性一面，韩非说“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吾释势与民相收，若是，吾适不爱而民因不为我用也，故遂绝爱道也。” 3、“为仁”与“重权”。孔子以仁为人道的真谛，仁为人贵的标志，所以孔子注重仁为己任，强调“为仁由己“，认为做到“仁”的境界，便是人的价值，便是人的崇高。 韩非则认为权势是保持人贵的基础，强调只有保持权势才能有崇高的地位。在他看来，“人臣太重，必易主位”、“篇借其权势，则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权势也。”价值的获得是需要权势的保障，“身之至贵，位之至尊”取决于“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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