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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注释从略
·学术评论·
学脉的延续与开新 ——读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下） 张太原 二、材料与历史 无论整体和贯通的视野，还是着重见异的方法，都是要通过利用材料展现真实的历史。这里所谓的历史是指“第一历史”，即历史本事，通常说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它已经发生，不可能再复原或重演，只是存在于“第二历史”，即当事人的相关记述和历史活动留存的痕迹。而研究者根据材料撰写的历史，即后来著述，可称之为“第三历史”。作者所强调的应读之书主要是指这部分。如果说读书还能读完，而材料则是看不完的，特别是对近代史研究而言。清代以来文献大幅扩张，图书、档案、报刊、民间文书、口述音像资料等，任何一类，都在历代文献总和的百倍以上，何况还有根本无目可查的大量未刊资料。不要说竭泽而渔，连边际究竟何在也难以捉摸把握。 迫于史料繁多，研究者不得不缩小范围，分段分类进行专门研究，内容日趋精细。然而史料并不按此设列，此举用后来观念解读前事，难免以偏概全。其次，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要想穷尽史料也是难于上青天。于是研究一个题目，材料究竟要掌握到何种程度才可以出手，变得难以拿捏。在这种困惑之下，伴随着西风东渐，则又加以形形色色的外来理论和解释框架条理中国材料。如此之法，犹如将亭台楼阁拆散，按西洋样式将原有的砖瓦木石重新组装，虽也不失为建筑，可是材料本来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已经面目全非，由此产生的意境韵味，更加迥异。 这样做的结果某种程度上成了用中国的历史来证明外来的道理，徒为西方价值的普适性作注脚。然而，到今天，即使在大力强调“中国特色”的语境下，学术领域“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现象仍然方兴未艾，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或对话。考之“欧美的中国研究，面向中国的实事，却处于本国学术的边缘，必须接受和按照主流的观念方法，才能取得与主流对话的资格。而其主流学术的理论方法及观念架构，并非因缘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成，用于解读中国，往往似是而非。”欧美的主流学术固然乐见自己的理论方法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其边缘学科也借由运用这样的观念架构研治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而获得主流学术认可的资格，并且凭借西风弥漫的优势，取得引领各国学术时趋的地位，所牺牲的，恰好是作为检验标准的中国文献的本意和历史的本事。其实，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就像拿着一个探照灯照过来，只是从他们的理念和感觉出发，看到其能看到的有限的范围，文化之间的差异往往被不自觉地忽略了，即使柯文从中国发现的历史也仍然是带着深深的西方烙印，并且主要是针对美国的中国研究而立论的。 如作者所言，依据今日的现状，西人的各种架构解释显然不能完全合于中国，而今日国人所具有的知识，经过晚清以来的几番改造，离域外中国研究的架构解释日近，距事实真相渐远。以这样的知识为认识前提，长此以往，中国人势必沦于无能力理解本国历史文化，或是即便有所解释也不过附庸的地步。然而，中国文化与众不同，不仅古今一脉相承，而且思想学术曾达到很高的水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无论有什么样的问题，不可能是为外国的理论而存在。另一方面，“清季以来，受近代西洋为学术而学术的影响，治学提倡客观中立。诚然，学术研究若不能约束抑制感情，难免陷于主观偏蔽。”善于治史者的主观能动性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主观。可是此说具体到研究中国，却有为效法西人立说者辩解之嫌。“学无国界，不宜理解为将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仅仅视为客观对象，如此，则中国学人治中国学问与外国学人治中国学问岂非毫无分别？如果不能为文化所化，安身立命于其中，如何能够了解体味一种文化的精髓？” 简单地以外部产生的理论来条理中国史实，就是把历史过程当成了一个完全的客体，使之成为几近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由此产生的是一种冷冰冰的被上了某种发条的历史。如果研究者与所研究的对象毫无精神层面的关系，安能真正体味和理解已经发生的一切，更谈不上陈寅恪说的“同情之了解”与“不得不如是”。任何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或架构，都有主观的想象和嫁接，而有许多行为或事实，未必都符合理论或规律，往往是在不经意间产生的，或者说人的灵性所致，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恰恰缺乏对人的灵性的研究。相对于历史的复杂性，现有的理论或解释框架无论是外来的，还是自创的，显然远远不够。对于研究者而言，悟性，即对历史的感悟远大于对任何理论的需要。理论在短时间可以掌握，也可以套用，但悟性不是一蹴而就的，且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对于史学研究，一般人往往强调理性的作用，而如果对历史没有感觉，则很难做到与前人对话，只能妄加臆测。实际上，读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培养一种对材料的感觉。另者，套用任何理论，都会忽略大量的史实，并且不能揭示史事之间本有的盘根错节的联系。 既然如此，面对浩瀚无边的近代史资料，研究者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再现历史的本相呢？作者认为，经过读书阶段以后，应该以世界眼光重新运用中国传统治学的“长编考异之法”，它是“治史最根本也是最紧要的方法”。即按时空顺序比较不同的材料，以求史事的生成衍化及其内在联系。“其本意是将同事各说加以排比，取其近真，留存诸异。因为史料之于史事，往往为残篇断简，有时各说相互排斥，或间有异同，而难以其中一说否定其余。于是只能权衡前后左右，选取相对较能贯通而近情理者立说，而将其他各说依近真度存列。”善用此法可以打通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整体、具体与贯通的关系。 然而，史料“长编”到什么程度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作者看来，至少要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判断和方向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原有成果。为此，要善于对旧材料和新材料进行综合运用，起码要了解旧材料，否则新材料也难以安置妥当。傅斯年曾说：“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陈寅恪也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但是，后人对此说多有误解，从而使治学变成一味地寻找新材料。其实，他们这样说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已经熟悉了旧材料。新旧本是一种辩证关系，如果不了解原有之材料，又怎能够发现和判定新材料呢？除非是以旧为新。 材料有各种各样的类型，研究者应以平等开放的眼光视之，不能厚此薄彼。被认为重要可靠的材料，往往隐藏着故作的玄机；而不经意的材料则常常更加近真；变换视角，伪材料也可见真历史。史学界似特别重视日记的史料价值，各种各样的解密大都以此为据，专书不断涌现。而作者提醒说：“从日记内外看历史乃至看日记：不要以某一种日记为信史，应将各种相关日记相互参证，以求近真；不要简单地以为日记即第一手资料，应将各类文献比勘印证，以便把握其中真的部分和真的程度；不要以日记所记即为全部事实，应掌握基本事实来看日记所记；不要仅仅从日记中各取所需地寻找自己要的材料。而要了解记日记之人的为人行事及其记日记的习惯方式。”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记日记者都不可能完全是为了自己而写的，他们心中往往有不同的阅读对象，即使不是为了当世示人，也是为了后世示人。他们时刻不会忘记的，是呈现一个怎样的自我，而很多时候又是理想的自我。大凡日记中所高唱者，恰恰为其实际所不能为者。一些日记作者远比后来的许多研究者高明：如果不来点真的，记一些鸡毛蒜皮的缺点或恶习，何以取信于人？所以，有时候，日记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为何这样记。若是以日记为史料，一是要揭示日记作者的各种未曾示人的隐秘心态；二是要从日记之外来解读日记所记，不能仅仅以日记所记为依归。 档案也是以往史学界特别看重的资料类型。不少人甚至把有无档案看作一种学术成果的优劣标准，大有“档案之外无历史”之声势。诚然，档案对于研究某些史事有其独特的价值。然而，“仅仅依靠档案，不仅无法认识历史的全貌，而且对于理解档案本身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有时仅用档案千回百折依然只能隔靴搔痒的人与事，在其他类型的资料当中早有明确记录，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势必事倍功半。更为普遍的情况，是阅读其他资料有助于解读档案的本意和历史的本事，从而将档案放在适当的位置，起到成活一片的作用。” 的确，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一些被视为至宝的档案，早已天下皆知。晚清民国时期，大量的政府文书、法规章程、会议内容、政党主张、中外关系、个人事略乃至友人通信，都刊登在各种类型的报刊之中。近代史料之多，很大程度上就多在报刊上。相对于报刊，档案毕竟还是量少，且问题集中，容易把握，这也可能是一些人高度重视档案的聪明之举。至今，报刊对于近代史研究的价值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或许应该首先去查看同时代的报刊，再去蹲档案馆，可能更为聪明，到头来也不必再以笨功夫自嘲。曾听一位学界耆宿谈到，一度费时费力托人情找关系弄到的档案，最后发现报刊上都有，岂不令人自我愤怒？ 一方面，能否发现新材料，确能考验研究者的智慧；另一方面，若依靠掌握材料的不对等地位，甚至垄断材料，来炫耀高人一等，则不免格局太小。偏狭之心怎能做出大学问？事实上，各种类型的材料都很重要，关键在于如何利用。不同类型的材料可以展现不同的历史，亦可以共证同一历史本事。即使最直接最核心的材料，也不能见之即言，而应该善于运用多种材料互证。在很多情况下，按时空顺序排列各类材料，研究者无须多言，史事的本相自可跃然纸上，且可使不同的读者领会其中不同的天理人情。不过，已习惯了长篇大“论”的人显然难知就里，反而可能责之为研究性不足。 傅斯年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胡适也讲，“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但是，揭示前人的原意和史事的本相，有一分材料，还不能说一分话，而要有“三分证据”、“十分材料”才能说“一分话”。其实，若能善用“长编考异”之法，呈现多种史料之下的史事，则可能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即超越所有的具体史料而呈现“史料之外的历史”。历史已经过去，不可能完全复原，所能留下来的史料，相对于历史的客体，不过九牛一毛。从这一点上说，大部分实际发生的历史还都在史料之外。如何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更能考验研究者的智慧。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该书比较强调中国传统的治学之法，但并不是歧视外国的理论与方法。“史学的所谓理论方法，主要不是提供学术的架构，便于任意取舍填充材料，而是运用于研究过程之中。一些佳作，或背后有中国与世界、国家与地方、政府与社会、精英与大众等理念，与史实的爬梳求证密切配合；或跳出一般的分期分界，将同类事物的来龙去脉梳理贯通，展示其发展变化的渊源脉络；高明者更能从纷繁复杂的表象透视背后的因缘，揭示内在的联系，并由具体而一般，显示博通与精深的相辅相成。只是这样的具体研究，背后那一套宏大叙事框架的深浅高下，不能一目了然。”也就是说，外国的理论和解释框架不但要懂，而且要化为自己实际的思维理路和问题意识，隐藏在具体研究的背后，而不是在前台指手画脚。近代史研究的至高境界似应是：化古而不见古，融西而不见西，鉴今而不言今。 三、结语 治学应该具备整体和贯通的眼光，正确处理材料与历史的关系，是该书所谈论的两个一般性问题。如果要了解较为具体的研究取径与方法，还需去细读该书。比如，书中提到的比较研究，颇值得注意。在作者看来，以事实联系为依据的影响研究乃是比较研究的正统。近代思想和历史，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欲探寻中外互动的复杂过程，须具历史演变和系统异同之眼光，注重彼此联系的具体证据，比较异同，并探寻其产生的原因；进而解释何以在一定时代的一种文化体系内生成的思想、观念或学说，进入另一文化系统时会按一定的方向或形态发生变异；而这样的变异除了引入者的个人性格、观念、态度的差异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反映不同文化系统本身的差别。比较研究不仅要发现异文化间的文化传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异，更重要的是揭示这些变异何以会发生于一定的文化系统之中；同一文化因素在不同文化系统之间传播，所引起的变异往往不同，不同文化系统的哪些差异导致这些变异并决定其样貌。其实，此法也可用于传统和近代关系的研究。近代中国对于传统，既有承续和沿袭，又有转化和变革。此间，所发生的知识、观念和制度转型，传统因素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欲知“古今”，亦须以具体的事实为依据，探寻彼此的联系与异同，并揭示何以有的式微、有的复兴、有的则以新的形式潜伏，各种变化是缘于外部的“刺激”还是本身的活力和固有的发展趋势。 大体而言，该书所推崇的治学的一种基本路径是“先因而后创”，接着做而不是倒着讲、对着干。为此，就要先承接前人已有。前贤论述近代学术思想的著述，既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个人对相关历史的看法。尽可能多角度地了解前贤关于学术发展的渊源脉络的见仁见智，穷尽所用方法之效，然后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所创获；也只有沿着这一学术理路，才能实现学脉的延续与开新。或许正因为如此，作者“执教至今，一直开设近代学术史或学术思想史课程”，提供“大范围的参考书目”，推动学生实现必需的主动转型，通过读书、问学和讨论，逐渐使学生形成自己对于历史和学问的看法。关于此点，作者已组织编辑出版《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和《近代中国学术批评》。初学者不必聆听课程，亦可解决找书难和不会找的问题，并可据此学习揣摩作者指示的治学门径。 作者还明确表示，该书不是“专讲史法”，呈现的是“治学心得”。那么“得”从何处来？如果仅仅阅读该书，显然不能知其所由。要知更为具体的“门径与取法”，还要读作者的专门研究之书，比如《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台湾稻禾出版社1991年版）、《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版）、《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毋庸讳言，作者早年的著述未必都符合该书所显示的门径与取法。但是，治学之初，作者就站在一个不同寻常的高位上，则是毋庸置疑的。结合这些具体而通达的研究，才能理解“治学心得”的路程，才能使对该书所讲方法的理解落到实处。当然，这些书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会看不懂。为此，也可把作者所讲的读书之法运用于读作者之书：先逆流而上，再顺流而下，各种问题大概迎刃而解。有心者，还可更进一步：把作者学术作品中所有引注的文献统统细读，反复琢磨何以从中成文成书，则可自然领会该书所讲的门径与取法，并可感知作者具体和专门研究背后的广大空间。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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