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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媒体不断刊出新闻，并且一次次刷新纪录，某处长家里抄出上亿现金，某村官一下子贪了几个亿，还有某大学招生办主任的赃款有好几千万。于是人们感叹“小官巨贪”，“清水衙门不清”，或者觉得不可思议，更有人据此得出结论“蚊子、苍蝇比老虎更厉害”，“高校成了腐败重灾区”。 其实贪污之能否得逞，赃款之多少，与职务之高低、官阶之大小、衙门之是否清水，并无直接关系，更不成比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真正起作用的无非是权、钱两项——实际权力有多大，实际能支配的钱是多少。只要存在着不受监督的权力，又有不受审计的财源，就存在着贪污的可能，而贪污额的大小正是与这样的权力和财源成正比的。 在特殊条件下，实际掌握权力的大小并不与职务、职权、级别一致。中国历史上一度操控国柄的是名义上的奴才太监，而理论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却成了毫无实权的傀儡。现在有些处长、局长、董事长、部长的权实际掌握在妻子、情妇、秘书或者某一下属或后台手中，那些人名义上不是官，更不是大官，却是真正的权力所在。 同样，同一职务、级别的官在不同部门、不同阶段或不同制度下，能够掌握、动用的财源也可以有悬殊之别。有的部级领导一年能支配的钱不过数十百万，但什么级别也没有的村长掌握的土地收入就上亿甚至几十亿。 1996年我当了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行政级别属正处，学校拨给本所归我支配的经费是每年8000元，到了实施“211计划”，我管的经费超过100万。2007年起我当了图书馆馆长，行政级别还是正处，但管的经费有2000多万，最多的一年超过5000万。 但在财务制度严密、审计手续严格的条件下，即使行政主管批了经费，财务也可以拒绝付款；即使钱已经花了，审计人员也会提出追究。而在支付手续规范的条件下，超过一定数量就不能用现金支付，整个流转过程都有案可据，有账可查。 前些年一度盛行“发红包”，参加一次研讨会、论证会、评审会、发布会、座谈会，或连名称也没有的什么会，无论是参加者、发表意见者、宣读论文者、主持会议者，还是记者、摄影者，或莫名其妙进入会场者，都能拿到一个数目不等的、密封或敞开的信封，一般其中都有若干张百元大钞，称之为论证费、咨询费、讲课费、稿费、交通费、辛苦费或什么费，既不需要签名，一般也不会有人当场打开清点。 有一次我与本校某教授参加同一会议，到家后接到他的电话，问我刚才会上收的信封里有多少钱。我还来不及打开，立即数清后告诉他，他说他的信封中缺了一百元。以后遇见他时想起此事，问他有何结果，他说经查询，主办方已补给他。由此我想到这可是个大漏洞，如果经办人每人都少放一二张，而有的单位会议频繁，每次发放数额颇大，积少成多，不当官的人也能贪污一大笔。但这个漏洞并不难补，现在发钱都得登记身份证，通过银行转账，要贪污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衙门是否属清水，首先要看有多少水，其次得看水是否清。以前人们心目中的清水衙门，大多是指那些无钱无势的部门，并且又是正人君子、书呆子集中的地方，如某些不经管钱财、不负责审批或处理的政府部门，礼仪性的、安置性的办事机构，学校、学术团体等。但今非昔比，有的单位的水量已不小，如大学的预算都已上亿，甚至几十上百亿；如招生部门表面无“水”，却能以权换“水”，水源充沛；有的社团办了三产，进出的钱远远超过正常经费。 至于是否清，并非决定于这些单位的大多数人，而是具体管“水”的人。由于这些单位长期无“水”缺“水”，往往不引人注目，无人监督。而且在这些单位，管“水”并非主业，多数人不懂或不重视如何管“水”，反让贪污分子有机可乘。像大学中的基建、采购等部门或人员，长期处于边缘，领导和师生对他们的业务大多并不了解，也缺乏监督的意向和能力，一旦“水”多了就容易出事。 另一类清水衙门不清只是假象，如政协领导或委员涉贪涉腐的报道时有所闻，连全国政协也有两位副主席、多位委员被查，有人就认为政协也不是清水衙门。其实到目前为止，这些人被查处的原因都产生在调入政协之前，与政协无关。正是调入政协取消了他们的权力、断了他们的财源，才扫清了查处他们的障碍。 所以“小官巨贪”、“清水衙门不清”虽往往出乎善良人的意料，却不能因此而得出小官皆贪、小官更贪、蚊子比老虎更厉害或清水衙门都不清的结论。是否属“重灾区”是比较而言的，要作数量和比例的分析，不能凭印象和个案。归根到底，权力不论大小，都应该关进笼子；钱财无论多少，都必须在阳光下流动。 （本文原标题：《释“小官巨贪”“清水衙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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