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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马关之耻 1895年1月7日，朝鲜国王李熙率领世子、文武百官参拜汉城宗庙，宣布了“洪范十四条”。其中第一条庄严宣告“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独立自主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千年之久的宗藩关系就此结束。 1895年新年一过，清廷的败局已经注定，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全部闭上了嘴。无奈之下的清政府只有想办法屈膝求和。 其实从1894年10月开始，清廷便不断通过欧美列强斡旋向日本求和。掌握朝廷大权的主和派人物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打算使战争继续下去。平壤战役和大东沟海战相继失败后，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早已被她罢黜的恭亲王奕（言斤）主持总理衙门。10月初，原来就主张对外国屈服的恭亲王亲自出面请求英、美、俄、德、法共同调停清日战争。由于美、德、俄三国各有各的打算，加上日本的强力拒绝，英国于10月6日提出的调停建议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1894年11月初，日军侵入辽东，将战火烧入中国国土。清廷十分恐慌其“龙兴之地”遭到兵燹之灾，再次请求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由于急于求和，李鸿章在恭亲王的同意下派遣了一个德国人，即担任天津税务司的德璀琳作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试探议和的条件。德璀琳到了日本后，日本人以其并非中国大员拒绝和他谈判，同时要求清政府派出真正“具有正式资格的全权委员”。 其实此时日本也可以说是骑虎难下。虽然战场上连战连捷，但毕竟国力有限。1894年日本的军费开支已经达到国家支出总额的69.31%，1895年的军事开支也达到了国家预算的65.32%。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进一步加重了日本普通百姓的负担。自1894年底以来，日本不少地方都爆发了农民暴动，社会动荡不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亦很重视西方国家的态度，明确反对军部大本营直捣北京的“直隶平原作战计划”，原因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旅顺失守之后，慈禧太后害怕日军进犯京津，求和的欲望更加强烈。老太太不顾光绪皇帝的反对，于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当时日本正在猛攻威海卫，军事上的胜利导致日本气焰极为嚣张，觉得使清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机会还未到来，因此借口这两个人官太小，在广岛将此二人羞辱一番之后驱逐回国。同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于1895年2月2日通过清廷代表团中的伍廷芳向清政府提出，和谈可以，只有恭亲王和李鸿章才有资格充当全权代表。1895年2月17日，就在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的当天，日本又通过美国人向清政府提出，必须以割地、赔款为“议和”之必要条件，否则无需派代表前往日本。 之前三次求和，其中两次派使被拒，导致清政府惊恐万分，慈禧老太实在是坐不住了。得知日本的要求后，慈禧立刻电召李鸿章速速入京，准备任命他为全权代表赴日议和。之前，李鸿章和丁汝昌一样背着一身的处分。2月13日，朝廷下旨撤销对李鸿章的一切处罚，官复原职，并希望李鸿章能看在时局危恶和朝廷久恩的份上，以社稷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前往日本和谈。 早已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清楚，在接到慈禧宣召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注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知道自己想要拒绝承担此项和谈的使命绝无可能，——恭亲王作为皇族绝对是不可能去丢这人的。 李鸿章当然明白议和这样的大事当然是慈禧说了算，入京以后径直先去找慈禧。慈禧太后虽然昏庸却并不傻，这可不是出风头的时候，她以自己肝气发作导致臂疼、腹泻为借口拒接接见李鸿章及群臣。这还不止，老太太还故意扔出来一句话，“一切遵上旨可也”。这下子将来所有的耻辱和骂名都归傀儡小光绪了，跟她无关。 慈禧太后称病不出，光绪皇帝只好硬着头皮接见了李鸿章。1895年2月22日，紫禁城乾清宫的气氛比办丧事还肃穆。光绪皇帝黯然而坐，面无表情。左边跪着一群军机大臣，右边跪着李鸿章。李鸿章肯定要有光绪的承诺才敢去。有人提出效仿早年俄国皇帝迁都、最后打败拿破仑的做法，当即遭到激烈反对，被斥责为放弃国家宗庙社稷的逃跑主义。 最终只剩下割让领土一案。李鸿章坚持不可割地，若议割地立即归国。李鸿章提出：“割地之事，不敢承担，假如赔款，户部恐无此银。”之前连买炮弹都不想给钱的户部尚书翁同龢立即插嘴：“只要不割地，即使多赔点钱，也能凑出来。”靠！当初买舰、配速射炮、买炮弹的时候怎么就没钱呢？花五千块就能堵住的安全漏洞，非要等死人了被罚款50万？郁闷无比的李鸿章立即反将一军，请求管钱的翁同龢老先生一起去日本议和，现场办公。吓得翁同龢面如土色，双手摆的跟黄飞鸿的无影脚一样，当即表示不懂外交，绝对不能“以生手办重事”。 其后李鸿章又拜会各国公使，乞求干涉，均无结果。李鸿章见割地已成定局，便于3月2日就割地一事上奏皇帝，非要从光绪帝口中得到明确的割地授权不可。光绪帝无奈，只好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酌情以商让土地之权”。 李鸿章出发前向朝廷提议，为减轻和回避战败国在媾和中的不利地位，防止日本漫天要价，清国需要联合美、英、法、德、俄、意等列强干涉和谈，对日本施加压力。此举虽然系引狼入室之举，但面对清国当前的最大利益，已经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良策。 1895年3月13日，大清国钦差头等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时年73岁高龄的李鸿章以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率100多名随从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礼裕”号从天津大沽港出发，悲壮出航东瀛。 3月19日，经过五昼夜海上奔波的李鸿章一行到达马关，下榻引接寺。会谈的地点选在了“春帆楼”，这是马关最有名的一家日本料理旅馆，以烹调河豚名闻天下。不过看名字咋看咋像韦小宝他妈上班那地儿。 3月20日，宾主双方进行了第一次会见。中方是全权大臣李鸿章，还有李鸿章的养子（也是侄子）参议官李经方，日方参加谈判的是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双方都是明争暗斗多年的老熟人了。握手寒暄互致亲切问候之后，李鸿章即席发表重要讲话。长篇大论的文言文十分拗口，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 第一，诚挚恭贺日本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 第二，日本的成功将对中国今后的改革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榜样作用。 第三，咱们都是黄种人，东亚兄弟，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西洋鬼子。  从1895年3月21日到24日双方进行了前三轮谈判。当时北洋水师虽全军覆没，但辽东战场激战正酣。日本在谈判前的3月16日成立了所谓“征清大都督府”，以陆军参谋总长小松彰仁亲王为大都督，准备进驻旅顺指挥“直隶平原作战”，直捣北京。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占领天津、大沽、山海关三地为“地质”，驻军军费由大清支付。在24日的第三轮会谈中，李鸿章向日方索要具体议和条款，伊藤只是说下星期给你。就在头一天，也就是3月23日，日本舰队已经占领了澎湖列岛。日本军事上威胁、外交上讹诈的火候可谓把握得炉火纯青。 3月24日第三轮谈判结束，李鸿章乘轿子返回住地引接寺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日本老百姓听说大清国的风云人物李鸿章来了，纷纷前来围观。突然从人群中窜出一条大汉，直奔轿前，掏出手枪照着李鸿章的左脸就是一枪。中枪后满脸是血的李鸿章还算冷静，在日本警察的协助下急急回到驻地才昏厥在地。
凶手是日本无业“爱国”愤青小山丰太郎。小山认为，李鸿章来此势必影响日本全部占领中国的宏伟计划，就对李鸿章下了毒手。其实之前小山早就想去天津刺杀李鸿章，由于船票太贵买不起才作罢。最后小山被判处无期徒刑，到监狱里喝了整整12年的黄面汤，一直到1907年才被假释出来。 节骨眼上出了这样的事，的确让日本十分难堪。伊藤博文闻讯后勃然大怒，声称宁愿自己挨枪也不要加害李鸿章，——那不是李老头，那是摇钱树呀。意外事件的发生使日本的谈判优势骤然锐减。日本现在最害怕的就是万一李鸿章借机一拍屁股走了，那怎么办？ 别说伊藤博文，连一介武夫陆军大臣山县有朋也拍着桌子大骂：“该匪罔顾国家大计！”明治天皇也被惊动，亲自派出御医给李鸿章看病，皇后也亲手制作绷带给李鸿章裹伤。陆奥宗光立即把广岛大本营的陆军军医总监石黑忠惪和佐藤进两人火速送到马关，石黑和佐藤二人以其精湛的医术取得了李鸿章的信任。李鸿章回国后甚至还特意奏请清廷，赏赐石黑和佐藤勋章。 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欧美各大国纷纷出面谴责日本，同情中国，积极表示不能坐视不管。俄国表现尤其突出，上窜下蹦，比自己亲爹被打了还伤心、还气愤。迫于压力，日本主动承诺双方休战。3月30日，双方休战条约签订。听到停战的消息后，满脸缠满绷带的李鸿章仅露在外的那一只眼中也显现出一丝欣慰的神情，——老李也真是不容易呀！   李鸿章下榻的地方叫引接寺，距离春帆楼只有300米，是一座修建于1560年的古刹。为了防止再出现类似的事情，日本专门沿着左边的山腰修了一条只供李鸿章行走的小路。据说现在这条路已经变成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柏油路，一面是山体和春帆楼的水泥围墙，另一面是悬崖边的水泥栏杆。山路边竖着这条路的路牌，白底蓝字写着：“李鸿章道”。我没有去过日本，今后也不会去，不知道是否真有这条小道。
刺杀风波平息后，日方代表继续以胜利者的姿态进行“军事威胁，外交讹诈”。日本人可谓用心良苦，连大清谈判代表的座位都被安排成面朝大海，为的是能让李鸿章等人随时能看到窗外日本舰船那黑洞洞的炮口。在1895年4月1日举行的第四轮谈判中，日方终于抛出了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主要包括：朝鲜独立，赔偿白银三万万两，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开放北京、沙市、重庆、苏州、杭州、湘潭和梧州七处通商口岸等。早在马关谈判之前，日本国内就开始出现大量谣言，宣称大清国准备赔偿日本白银5到7亿两，另外还准备了2000万两准备抚恤战死日军将士的家属。这些满天飞的谣言使得西洋各国的驻日使节也一头雾水。英国驻日公使在给外交大臣金伯利伯爵的报告中称，中国将向日本支付不少于5亿美元（折6亿多两）的赔款。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也认为，日本将向中国索赔20亿法郎（折银5亿两）。这些说法也并非毫无出处，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就致电外相陆奥宗光，建议索赔1亿英镑（折银6亿两）。这些人比起大藏大臣也就是财政部长的松方正义差距可就大了，松方提出的要求竟然是赔款10亿两，真是黑到他姥姥家了。 所有的人用孙涛的话来说就是“很狂躁呀”，唯有首相伊藤博文静如冰封。伊藤清楚，世界上并不只有大清和日本两个国家，如果下手太黑的话，欧美列强肯定会出面干预。伊藤也知道大清的支付能力，如果逼得太狠了，可能导致清廷危机甚至发生国内暴动。挤牛奶把奶牛挤死了奶也没喝上，那才叫不划算。经过周密的计算，伊藤提出的赔款数额是3亿两，底限2亿两。这才是索赔3亿两的来历。 李鸿章对日本的狮子大张嘴极为震惊。他一面奏报朝廷，一面采取拖延战术对除“确认朝鲜独立”以外的条款进行逐条驳斥。之后在日本的要求下，清廷改命李经方为全权大臣，随李鸿章一起议约。伊藤博文在4月8日约见李经方，警告他一旦谈判破裂，“北京之安危亦有不忍言者”，逼迫大清尽快接受日方条件。 4月9日，中方将条约修正案交予日方，修改内容主要是将赔款减为1亿两和缩小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4月10日举行的第五轮谈判中，伊藤博文提出日方最后修正案，其中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适当收缩，赔款减为2亿两，通商口岸减为4处。这是日本根据西方国家的态度做出的让步。 个人认为，在十九世纪末的远东地区，俄国的维特、大清的李鸿章、日本的伊藤博文是三大杰出的政治家。对于2亿两的赔款数额，李鸿章当然不会立即答应。我们来欣赏一下伊藤和李鸿章对话的部分片段： 鸿章：“又要割地，又要赔款，连打带罚，太黑了。” 伊藤：“这不是对等的谈判，是你打败了，实在没办法。” 鸿章：“就像养孩子，又要让他长，又不喂奶，不死才怪呢。” 伊藤：“中国又不是小孩子。” 鸿章：“请给予赔款数额一定的减免。” 伊藤：“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鸿章：“太多了，负担不起。” 伊藤：“中国地大物博，财源甚广，这点钱根本不算啥。” 鸿章：“那请你去中国当首相吧？” 伊藤：“你快跟你们皇上说说，我很愿意去。” 鸿章：“……” 伊藤：“一个月后交割台湾岛。” 鸿章：“台湾不急，已经是你们的口中之物。” 伊藤：“还没吃下去，已经饿的受不了啦（尚未下咽，饥甚）。” 我终于明白了。半个世纪后在新加坡，山下奉文面对英国司令帕西瓦尔中将关于投降问题的解释时，说出的那句“你只能说yes or no”原来就是跟伊藤大爷学的。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在《马关条约》签订15年后，1909年10月26日，伊藤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此乃后话。 前面已经说过，大清的密电已经被日本破译。此间李鸿章给国内发回大量电文，报告会谈进展情况，国内也会给予批示，这些往来的电报均被日方截获破译。期间慈禧太后曾给李鸿章密电这样的屁话：“辽东和台湾只能给一个。实在不行了才能两个都给他。”伊藤由此完全掌握了清政府的底限，肯定拒绝作出让步。 伊藤非常清楚拖延谈判时间对日本十分不利，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清廷则一直对日本提出的要求束手无策。几番折冲后看见事情已无回旋余地，朝廷于4月14日电谕李鸿章，大意是：再争取争取，不行就算了吧。 4月15日，中日双方举行最后一轮也就是第六轮谈判。会谈从14：30一直持续到19:30。其间李鸿章苦苦哀求，最初要求从赔款20000万两中削减5000万两，看不行再要求减少2000万两，到了最后甚至向伊藤哀求能不能稍微减一点当做老哥回家的盘缠，说实话李鸿章也真是尽力了，但他的要求无一例外遭伊藤断然拒绝。 小时候学历史，对四个词（话）印象深刻。如果形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那一般就用“蓄谋已久”。如果是敌方提出的什么方案和计划，那就用“臭名昭著”。如果形容对方的凶残和作恶多端，那就是“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现在我们就要用上第四个，那就是一般近代中国对外签订的合约，都会加上一个形容词“丧权辱国”。 1895年4月17日上午10：00，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马关春帆楼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称《下关条约》）。签完合同的李鸿章心力交瘁。后来他曾经回忆说：“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  数年前，我工作了20年之久的一家企业因为经营困难将被一家央企兼并。我的一位师长兼挚友参加了双方重组谈判的全过程。后来在一次酒后，他凄婉地告诉我：“我终于理解了李鸿章。”那之后不久，我告别父母妻小，扛起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外出打工的征程。 跑题了，书归正传。《马关条约》主约共13款，另约3款，2800多字。我就是全打出来，估计大家也不想看。都是丢人的事，我打着也来气。说实在话我自己都没认真看。还是说说主要内容吧： 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赔偿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等。 那边李鸿章还在回家的路上，这边伊藤博文4月18日就在春帆楼举行了大型答谢宴会，热烈庆贺《下关条约》的签署。伊藤博文在演说中志得意满地说：“今天我们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下关条约》。在诸多外国势力的关注下，我陆海军仰赖天皇陛下的威严，取得了古今未曾有过的殊荣。它在世界上壮大了日本的名誉和国威，此乃国家之喜、民众之幸，请诸君永远记住今日在下关诞生的历史荣誉。” 以战争的方式赚取外汇，这让紧追西方大国的日本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从此被视为民族英雄。后来，在春帆楼之前的空地上塑起了这两人的青铜雕像，表情坚毅，目光如炬，仿佛在为天皇和日本开拓着万里波涛。 《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国内，举国公愤。全国18个督抚中10个反对签约，朝霞林院侍读奎华等155人也联名上书反对朝廷签约。此时恰好北京正在进行会试，各省举人群聚京城。文人打仗不行，道理很懂，大家立即推举康有为上万言书，提出“迁都练兵”三策。倡议迁都洛阳再战小日本，这就是史称的“公车上书”。前线的宋庆、李秉衡等将领也纷纷上书要求拒约再战。在局势已经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傀儡光绪皇帝于5月2日批准了和约，并于11日下《罪己诏》。 1895年5月8日，中日两国在芝罘也就是今天的烟台交换两国皇帝的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早在开战之前的1894年6月，就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上书李鸿章，指出仅仅器物上的改变不足以战胜西洋，必须改革制度。1895年2月，在广州爆发了一场武装暴动，史称“广州起义”。起义的组织团体叫“兴中会”。他们已经看清了大清王朝的腐败没落和不可救药，准备以武力来推翻满清，建立共和政体。他们的“带头大哥”就是那个上书李鸿章的年轻人，姓孙名文字逸仙，他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孙中山。
1895年6月2日，大清全权代表李经方与刚刚晋升为大将的台湾总督，也就是在大东沟海战中那个死里逃生的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在停泊于基隆外海面的“千代田”号巡洋舰上完成了台湾交接手续。之后桦山资纪率领日本近卫师团等陆军30000多人直扑基隆。从这一天起，日本的太阳旗在这座被葡萄牙人称为“福摩萨”（美丽之岛）的宝岛上飘扬了半个世纪之久。台湾军民与日军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殊死斗争，是为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又称“乙未战争”。战争一直持续到1895年10月。 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第一次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战争的胜利让日本国内一片亢奋。各政党以“举国一致”的名义煽动和支持军国主义，表现自己的存在价值。知识界高唱“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义战”，连国民都沉醉于对朝鲜和中国民族成了优越者和胜利者的欢喜和夸耀之中。战争的胜利还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  相对而言，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朝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自此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我们来看看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获得的净收益。随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使得中国拿出3000万两赎回辽东半岛。这样，日本一共勒索了中国23000万两白银（折算35000万日元）。当时日本政府年度财政收入才8000万日元，之前“亿”这个词对于日本来说仅仅只有字面上的含义。无怪乎外相陆奥宗光激动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35000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顿觉无比的富裕。”  实际上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的所得远远不止此数。后来日本在库平银上大做文章，“库平实足”一项多得1325万两。日方还要求中国在伦敦银行用英镑支付，“镑亏”一项日本又多得1494万两。清廷还需要每年向日本支付在威海的“驻军费”白银50万两，三年总计150万两。日本掠夺的舰船、武器、物资、金银货币等最少8000万两，合计34000万两，折合48000日元，等于日本六年的财政收入。以此为契机，日本顺利过渡到金本位制。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正处于高速上升期的国家忽然凭空得到了六年的财政收入那意味着什么。正因为此，在春帆楼前竖起了一块石碑，上边写道：“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
1896年，日本很快就实施了第二轮的扩军计划。陆军由7个师团增加到13个师团，常备军由5万人增加到15万人，战时兵力由20万人增加到60万人。海军更是有大幅度的增长。可以说，没有中国赔偿之银，日本根本不可能在十年之后打败沙俄。 仅仅十六年之后，大清亡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人发起的甲午战争，提前为一个没落的东方王朝敲响了丧钟。 十年后，他还要再次为另外一个没落王朝掘下坟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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