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拓王右军书》引言

原文地址：《宋拓王右军书》引言作者：竹堂孟会祥

《宋拓王右军书》引言

孟会祥

 

世传王羲之刻帖残本一卷，现藏香港中文大学，因清人缪曰藻题“宋搨王右军书”而得名。

“搨”，即摹搨。分摹写与双钩廓填。又暗室映日勾摹所得，谓之响搨本，也称向搨本。以黄蜡涂纸摹取，称硬黄本。拓，椎拓也，即在金石上椎打拓墨而成。拓本亦称蜕本、脱本。宋元后“搨”、“拓”混用，搨本因别称摹本。今人尚简，《现代汉语词典》以“拓”为正字，不得不从，所以我们称为“宋拓王右军书”，而且，我们看到的毕竟也是椎打拓墨而成的拓本，这并无不妥。

前些天，谷国伟兄嘱我介绍《淳化阁帖》肃府本，我曾提到此帖。陆恭称之为《升元帖》，据学者考证，此帖实为《泉帖》、也就是《淳化阁帖》泉州本的残本。笔者学识浅陋，实在讲不出什么有新意的话。然而国伟兄不弃，又命予作引言，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吧。若论私心，则就所见出版的王羲之法帖而论，我认为此卷最为精彩，即便声名赫赫的《大观帖》也不足比肩，那么，借此机会学习一番，也是可遇不可求的福分。一般书法同道，都懒怠看絮絮叨叨、言不及义的文字，那么，到此为止，就请直接看原帖吧。

 

一、《淳化阁帖》及 “泉州本”

宋淳化三年（992），太宗赵光义出内府所藏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甄选摹勒上石。共10卷，计184版，2287行，名为“法帖”，或称《秘阁法帖》《淳化阁帖》《阁帖》。《宋会要辑稿》云：“淳化四年（993）四月，诏以所购募先贤墨迹为历代帝王名臣法帖十卷，赐近臣。”欧阳修云：“凡有大臣进登二府（中书省、枢密院）者，则赐以一本。”所以外间流传绝少。一般资料认为原版毁于庆历年间（1041—1048）禁中失火，而水赉佑先生《〈淳化阁帖集释〉编纂札记》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夏四月，荣王元俨宫火灾，延燔秘阁，板毁不再赐，从此《阁帖》更罕见，则世尤贵之。”则毁版更在庆历之前。

由此油然想到上海俞丰先生在我微信上的留言：“当年上海博物馆开最善本阁帖入藏研讨会，我彼时恰在馆内任职，全程仔细聆听，分歧是相当大的。安思远本最终定名为‘最善本’，历来善本就是善本，哪有什么‘最善本’之说，这是多么奇怪的名称！就连祖本为刻木还是刻石这个问题，也充满矛盾。帖上明写的是‘上石’，但却有木纹！就是说，如果认定祖本是刻木的，那么就要解释为何有‘刻石’二字；如果祖本是‘刻石’的，那么现存都不是祖本。‘最善本’的说法，就是既不敢肯定，又不愿意否定的模棱两可的说法，这是多么滑稽啊。”

原版如果是枣木，失火焚毁在情理之中，如果是石，恐怕不会焚毁。当然，不论是木是石，反正是不存于世了。而且，世间流传者，好像只有翻刻本，而没有秘阁原本。著名的安思远本，启功先生以为是内府原刻原拓，也未必便得到公认。《淳化阁帖》的翻刻，大概始于庆历年间，历代翻刻，不知凡几，错综复杂，也理不出前后左右的头绪。学问之事，大抵如斯，“兰亭学”回答不了《兰亭序》的真伪有无；帖学回答不了《淳化阁帖》的本来面目。

与《宋拓王右军书》有较密切关系者，为“泉州本”“二王府本”。

王壮弘《帖学举要》云，泉州本，“又名《晋江帖》，俗称《马蹄帖》。原为宋时内府石，帝昺南狩携至泉州，将渡海，埋于地下，后其地为马厩。传云时露光怪，马惊怖，发视之，乃得此帖。石多冰裂纹，乃受马蹄故也，闽人俗称《马蹄帖》”。这里说的“内府石”，莫非说淳化祖刻为刻石乎？但所谓“时露光怪，马惊怖”，显系小说家语，不足取信。由此信口开河之语，不免也要疑及帝昺南狩云云。帝昺，也就是赵昺（1272—1279），南宋第九位皇帝，也是宋朝最后一位皇帝， 1278年4月在冈州（今广东新会）即皇帝位，改元祥兴。 祥兴二年二月初六（1279年3月19日），宋元崖山之战，宋军覆没，左丞相陆秀夫背时年8岁的赵昺投海而死，南宋十万军民蹈海殉国。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华”，此之谓也；所谓“帝昺南狩”，亦此之谓也。此时此地此情此境，携一套刻石埋到泉州，恐怕难以让人置信。或因官刻的《泉帖》因冰裂纹较多，附会出神秘的出身，也未可知。

或谓《泉帖》原刻石多冰裂纹，翻刻者或无纹，或人工仿凿冰裂纹。以此帖的面貌，并无明显冰裂纹，前人又认定它出于北宋拓。那么，《泉帖》祖本究竟有无冰裂？此帖是否翻刻本？说不清。

沈曾植曾疑此帖出于《淳化阁帖》“二王府本”。所谓“二王府本”，指“北宋元祐间二王重刻《淳化阁帖》十卷，前有目录，卷尾无篆书题字”。清末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跋《阁帖》云：“二王者，英宗第二子吴荣王颢也……余尝考宋人于宗王每连行第呼之。《宋史》：‘英宗第二子吴荣王颢，元祐初赐咸宁坊第一区，榜曰亲贤宅。王工飞白，好图书，博求善本。’与黄山谷集云：‘元祐中，亲贤宅从禁中借板摹石本’合。然而二王乃颢无疑。”说此帖出“二王府本”，也不过猜测而已。另外，既然仁宗庆历年间，甚至庆历之前，《淳化阁帖》已经毁版，何以英宗之子还能借版摹石？也说不清。

 

二、“升元帖”的猜测

史载南唐中主李璟有《保大帖》、后主李煜有《升元帖》，均已失传。或谓王著编纂《淳化阁帖》，以《保大帖》《升元帖》为底本，并无实据。此帖曾被指为《升元帖》。

此帖前有两题、后有多跋，照录如次：

 

是册向为缪氏所藏，今归吾友春皋。使转拨灯，笔锋具见，真所谓下真迹一等者，世间希有之宝也。春皋善书精鉴，故其所收皆非易觏之品。辛酉夏日题。榕皋潘奕隽。

 

余从池上书堂假归，留几案半月乃归之。盖所获不少矣。嘉庆六年夏至后七日，榕皋又识。

 

《淳化阁帖》展转翻刻，生意索然。此本专集右军书，精力弥满，虎气腾上，信所谓下真迹一等者，决为宋刻无疑也。绍升偶题。（绍升，即彭绍升）

 

右军草书一册，当是《淳化阁》所摹。豪芒飞动，使转纵横，晋人神韵，赖此以传。《大观》虽工致过之，精气弗及也。后人因王著考订弗详，贬斥太甚，良由未见此种拓本耳。要之宋帖之盛，实《淳化》为之嚆矢，虽吉光片羽，已足珍赏。池上书堂主人多收而善鉴，幸秘惜之。文治。嘉庆元春。（文治，即王文治）

 

此种宋刻宋搨之右军书，真世间希有之宝。已衰之年，频得见之，亦此生厚幸也。嘉庆五年庚申中秋重观又记。（王文治此跋无名款）

 

谨庭姊夫示以宋拓《淳化阁》第六卷，浑厚中仍露锋颖，尚可追寻右军用笔之妙，与前京师所见李春湖前辈所藏者略相似。继又出此本对阅，觉阁本尚有粘滞处及过于肥重处。其第一帖“兼”字且可证阁本之误。凡阁本之不能寻其用笔之先后者，皆得以此类推，洵为法帖中至宝。旁有朱笔细字，盖出于义门先生，已明指其非阁本，而梦楼前辈混而一之，殆未细审耳。谨庭精于鉴古，定其为澄清堂刻。其益于后学非浅。嘉庆廿三年四月九日。顾莼跋。

 

此南唐《升元帖》也。跋者俱目为阁本，不可不辨。法帖之刻，著于宋而权舆于南唐。所谓《升元帖》，一名《澄清堂帖》是已。自《淳化》本兴，而江南李氏之帖遂晦，岂日月既出，爝火无光欤？抑当年纳土之后，遂与钟王墨迹，并付宝仪一炬，不复传流欤？余夙嗜古刻，三十年来，如《淳化秘阁》《太清》《泉》《绛》等帖，俱幸得见善本。尝溯其源流，审其同异。今见此帖，刻法、搨法之精无论已，其波折使转，毫芒毕露，一种古香古色，溢于楮墨，亦妙莫能名，遂定为南唐《升元帖》。盖前所见诸帖中，右军书都不及此也。要之不见《秘阁》《太清》《泉》《绛》等帖，不知《淳化》之尽美，不见《淳化》初本，又岂知《升元》之尽善哉？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后之览是帖者，其审之哉！嘉庆十一年夏四月，吴郡陆恭谨庭书于松下清斋。

 

《晋右将军王逸少帖》一本，旧为兰陵缪氏所藏。忆乾隆五十三四年间，吴秋村携以过我，因出先府君所收《淳化》初搨本相较，余家本觉逊。时蒋君春皋锐于蓄古，以不赀购之。彭居士为跋其后。洎嘉庆元春梦楼先生寓吴，每过池上书堂春皋书斋，必索赏移时，因一再跋之，叹为得未曾有。然两目为《淳化》，是忘南唐《澄清堂帖》寔《淳化》之先河也。余阅《戏鸿》《来禽》重开本，则此帖为江南李氏原拓无疑，且古得古色，溢于纸墨，定为宋未下江南时搨本。恭又记。

 

潘奕隽两题，没有说此帖为何帖，无关宏旨，不论。

彭绍升跋，认为此帖是宋刻《淳化阁帖》，没有涉及版本源流。

王文治前后两跋，认为此帖“是淳化阁所摹”，宋刻宋拓。

帖中顾莼跋在前，其实应在陆恭之后十余年，想是陆恭装池，置前示敬。陆恭两跋，认为此帖为《升元帖》，而其理由，则仅凭感觉它好而古。此帖好而古，我是相信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它就是《升元帖》。遗憾的是，陆恭把《澄清堂帖》与《澄心堂帖》弄混了，南唐《保大帖》《升元帖》，又称《澄心堂帖》。而《澄清堂帖》，实为南宋晚期刻帖。

顾莼跋也没有弄清《澄清堂帖》是怎么回事，而是继续为顾莼寻找证据。其证据有两个：其一，何焯（义门）朱笔细字，“已明指其非阁本”。现在看到的本子，印刷不精，未能全部看清。好像何焯把此帖与“阁本”校戡时，发现有不一样的地方，加以批注。但《淳化阁帖》版本众多，据此也不能认定此即《升元帖》。其二，比较了《淳化阁帖》与此帖的精粗，认为这个好。他拿来比较的《淳化阁帖》第六卷，应当也是善本，因为他说，这个本子与“李春湖前辈所藏者略相似”。李春湖即李宗瀚，他所藏者，即现在的“安思远本”。值得注意的是“其第一帖‘兼’字可证阁本之误”。顾莼也粗疏，所说“兼”字。第一帖里并没有。此帖第一帖为《奉告帖》，第二帖为《鲤鱼帖》，第三帖为《月半帖》，“兼”字在《月半帖》中。不过，通过比较“安思远本”不难看出，《淳化阁帖》的“兼”字，确实刻错了，而此帖刻得对、刻得好！

现在的问题是，陆恭、顾莼没有弄清《澄清堂帖》是南宋刻帖，有学术上的硬伤；说此帖为《升元帖》，又拿不出确凿可信的证据。陆恭说他拿此帖与《泉帖》比较过，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比较的。但，陆、顾的艺术眼光，我是绝对相信的，这不需要理由，就是感觉。

 

三、张伯英的论证

此帖民国间经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后，张伯英考为《泉帖》祖本，应该说已为定论。其《小来禽馆帖跋》云：

《宋拓王右军书》（何焯、彭绍升、王文治、潘奕隽、顾莼、陆恭题跋），此《泉州帖》原本。何校、潘题无关宏旨。二林（注：彭绍升有斋号二林居）云“专集右军”，不知为《泉帖》残余之右军也。陆谨庭曰：“此南唐《升元帖》，一名《澄清堂帖》。”《升元帖》有无其物不可知，南海潘氏所摹有香光题署者伪也。《澄清堂帖》，施子武刻于海陵，为南宋最晚之帖，远在此后。牵混固不始谨庭，于此帖则何殊风马。淳化以前之帖，不应同淳化格式“敬”字避宋讳。《谢生帖》重出，南唐便尔耶？

赵匡胤祖父名“敬”，因此宋人避讳。此帖第二帖《鲤鱼帖》，“敬”字缺末笔，南唐是不会这样做的。“‘敬’字避宋讳”便是此帖不在淳化以前的铁证。《谢生帖》重出，指《淳化阁帖》中，《谢生帖》在卷七、卷八中重复出现了两次，而此帖中，《谢生帖》也前后出现了两次。这应该是此帖出于《淳化阁帖》的证据。因为如果说《升元帖》就有这样的错误，《淳化阁帖》沿袭了《升元帖》的错误，可能性应该是极小的，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苏轼曾说过，他在秘府看到的法帖，大多是硬黄本，也有少量墨迹。则《淳化阁帖》应该是由原迹摹拓上石，而不是根据《升元帖》翻刻。另外，《大观帖》也不是根据《淳化阁帖》翻刻，而仍是根据原迹摹拓上石。由此二端，张伯英否定了此为《升元帖》，而肯定了此为《淳化阁帖》之裔苗。

张伯英又云：

《月半帖》“拜”字左直，淳化原刻刀溢出笔外，痕迹显然，他刻悉截去，惟泉仍之，竟于折处分成两笔。《适欲遣书帖》“邑”字误“疋”，他刻皆不尔。有此两确证，知为《泉帖》无疑。《泉》之初刻，南宋已损，故庄子礼重摹。此册字画明朗，是北宋拓，虽仅存右军书之半，亦成瑰宝，何用高攀南唐乎？明代重刻《泉州帖》，谓之“马蹄真迹”，摹刻无数，袁、潘、顾、肃诸刻未出，全国皆是，流传日久，悉以宋拓目之。曰“二王府”者，潘陋夫也；曰淳化古本者，姚惜抱也；曰枣板者，包慎伯也，实皆明翻《泉帖》，未见有一宋。宋拓惟“庄本”“福清本”是《泉》之子，他皆其曾玄。

张伯英的论断，可谓有理有据，至少目前是推不翻的。那么，此帖就是北宋拓《泉帖》残本。“福清李氏本”“庄夏本”《泉帖》，应为根据《泉帖》重摹的。至于明代翻刻的“马蹄真迹”，那就更曾孙、玄孙了。当然，《泉帖》也是《淳化阁帖》之裔，至于其祖本是“内府石”，还是别的什么，说不清，也就阙疑吧。

那么，《宋拓王右军书》，即宋拓泉州本《淳化阁帖》残本，纸本墨拓，册共68面，所收悉为王羲之帖，帖目俱载《淳化阁帖》卷六、卷七、卷八。其中卷六存24帖，卷七存11帖，卷八存34帖，共69帖。

 

四、余话

撇开版本，潘奕隽、彭绍升，特别是王文治对此帖的激赏，是无可置疑的。只要稍微临习过王羲之帖，肯定会一眼震摄于它的精彩，这实在不需要举例对比。正如顾莼所举的“兼”字，“可证《阁》本之误。凡《阁》本之不能寻其用笔之先后者，皆得以此类推。”

现在，李宗瀚藏本，也就是“司空公本”、“安思远本”，是公认的“真宋本”、“最善本”，然而若与此帖对比，大部分帖显得生硬拘挛，相形见绌。“兼”字在此帖中十分精彩，在“安思远本”中不但生硬，而且“不能寻其用笔之先后”，那么，“安思远本”莫非《泉帖》之后翻本？如果是这样的话，此本为“真宋本”自无可疑，而“最善本”这一封号，恐怕“安思远本”也要让出来了。但是，张伯英所说《适欲遣书帖》，在“安思远本”卷八，一般称《得凉帖》，“邑”字并不误为“疋”，则又说明其不在《泉帖》的体系。个中错综，真难说清。

如果仅以法帖的眼光看，则大可不必考虑法帖源流，特别是对于有一定基础的学书者而言，传世摹本还是最可靠的依据，至于刻帖，则提供了更多的资料而已。从摹本和历代墨迹中，自可窥见山阴笔法，以笔法为前提去学刻帖，便可触类旁通，即便喜欢模模糊糊的刻帖也无所谓，否则，局限于木石之间，终不见挥运之时矣。

2015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