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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嗯，慢慢看文章吧。 文/曾格 特别鸣谢/袁凌女士 记得好多年前，看过一部影片叫《棕兔》（2003），导演是那个忧郁到极致的人——文森特·加洛，对，对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可能更来自那部他执导的《水牛城66》（1998）：
《水牛城66》中的比利（文森特·加洛 饰）是一个典型的边缘人物：替人顶罪坐了五年牢，和父母的关系非常非常疏远，几乎没有朋友，曾经有一个单相思的女友，还被对方在现任男友面前无情地嘲笑。总之一句话，比利没有存在感。 我一直觉得，比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森特·加洛自己，这个带有意大利血统的美国人，从16岁的时候就被他的父亲赶出家门，迷恋过摇滚乐，组过乐队，做过摩托车手，也非常喜欢电影，当然，最让公众所熟知的，还是曾经作为模特出现在Calvin Klein的秀场。 很遗憾，我今天说的主题不是加洛，而是他执导的影片《棕兔》中的电影原声。除了影片中让人触目惊心的口交镜头外，我印象深刻的当算是影片中男主雨中驱车时的背景音乐《Milk and Honey》了：
我按图索骥，搜了一下唱这首歌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叫杰克逊·C·弗兰克（1943-1999），我听音乐或许不多吧，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弗兰克是谁？以下，附上很零星的中文资料介绍：
1999年，左眼已经失明的弗兰克 弗兰克和妻子Elaine Sedgwick（一位当时的时装模特），他们育有一儿一女，但儿子的过早离世，对弗兰克造成了极大的打击 当时听《Milk and Honey》的时候，就觉得嗓音清澈而忧郁，但真没想到弗兰克的一生如此艰辛。不了解他的人，很难将那个唱片封面上清瘦俊朗的年轻人和后来身材肥胖、蓬头垢面的弗兰克联系在一起。他生前从未取得所谓商业上的成功，但弗兰克影响了包括保罗·西蒙、尼克·德雷克（Nick Drake）和桑迪·丹妮（Sandy Denny）在内的一批音乐人。 在利维坦之前《关于囚禁，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点红字直接取阅）一文中，其实也顺带谈到了一位生前默默无闻的音乐家，他的名字叫布鲁诺·斯列斯坦（1932-2010，Bruno S.）。 作为妓女的儿子，布鲁诺自幼就经常被他母亲毒打，以至于三岁的时候耳朵一度被打聋，过了很久才逐渐恢复了听力。可以说，布鲁诺基本是一个自学成才的音乐家，他拉手风琴，弹奏钢琴，除此之外，布鲁诺还对绘画情有独钟。但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他，主要还是因为他主演了两部赫尔佐格的电影：《卡斯帕·豪泽之谜》（1974），《史楚锡流浪记》（1977）。 在《史楚锡流浪记》中，布鲁诺饰演了一位街头流浪艺人，可以说，带有他自身经历很强烈的色彩 和片中的流浪艺人一样，布鲁诺从小就辗转于各种精神病院和感化院之间，缺钱的时候就靠干些叉车的活儿来维持生活。上世纪70年代初，当赫尔佐格见到布鲁诺，就决定启用这个完全没有学过表演的人来参演他的电影，这就是《卡斯帕·豪泽之谜》。在后来的《史楚锡流浪记》中，布鲁诺也是本色出演，并且在影片中说了一段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对话：
事实上，1932年出生的布鲁诺，在纳粹时期被称为“ausschusskinder”，英文garbage children，纳粹当年对这种智障儿童进行有组织的活体医学试验——这是德国历史上非常不光彩的一页，所以战后“ausschusskinder”一词已经不再被使用。在那期间，没有家人去看望过布鲁诺，即便布鲁诺知道谁是他的亲戚，但那些亲戚从来没打算和他相认。也基本是在那个时候，布鲁诺自学了手风琴，试图通过音乐排遣内心的孤独和苦闷。 布鲁诺的歌声沙哑深邃，他说自己是传递（transmits）他的歌，而不是唱（singing）它。虽然赫尔佐格曾经说过，布鲁诺是德国电影界的无名英雄，但在拍摄完上述两部影片之后，赫尔佐格就中断了和布鲁诺的联系，按照布鲁诺的话说就是：对于赫尔佐格，我就是一次性用品。 布鲁诺2008年在柏林Stadtklause的演出，身边是他最爱的各种铃铛 不过，在布鲁诺去世前的2010年，赫尔佐格和他在第六十届柏林电影节期间的一个酒馆里“偶遇”，两人相互拥抱，基本也属于一笑泯恩仇了吧。但这个所谓的偶遇，其实是酒馆的老板有意安排的。 在绘画领域，塞拉菲娜·路易斯（1864-1942）的悲剧色彩似乎也并不亚于上文提到的弗兰克。塞拉菲娜生于法国瓦兹省阿尔西一个普通的牧人家庭，1岁丧母，7岁丧父，之后，她在姐姐家寄宿了几年，便进修道院做了女佣。接着，她来到巴黎北边的桑利斯（Senlis），依旧靠做女佣维生。业余时间，她自学画画，创建了独特的“花叶画”，塞拉菲娜从来不画人物和风景，没有钱买颜料的时候，就自己找各种原材料来配制颜料。
塞拉菲娜·路易斯生前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根本不知道她。直到1912年，德国艺术收藏家威尔罕姆·乌迪到他的邻居家里作客，看见墙上有一幅画，马上被其独特的风格吸引了。乌迪以为是出自哪位著名画家的手笔，一问才知道是塞拉菲娜画的。他大吃一惊，认为这是“历史上最强烈、最奇妙的作品”。
塞拉菲娜的画作 在乌迪的赞助下，1927年塞拉菲娜举办了画展，轰动一时。但三年后，由于法国的经济大萧条，乌迪停止购买塞拉菲娜的画。此时的塞拉菲娜，经常出现幻听，精神也越来越不稳定，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四年以后，威尔罕姆·乌迪宣布塞拉菲娜已经死亡。但实际上，她在精神病院里一直活到了1942年。她去世时，身边没有一个朋友，被孤独地葬在当地的一个公墓里。 她的生前经历，在2008年被拍成了电影《塞拉菲娜》（Séraphine）：
《塞拉菲娜》剧照 如今，她的画作已经被各大艺术博物馆收藏，成为“朴素派”代表画家之一。然而这一切，塞拉菲娜已经无缘得见了。类似这样生前默默无闻的人实在太多。再比如下面这位抽烟的女子，现在还有几个人知道她呢？
她就是被爱因斯坦称为“德国的居里夫人”的莉泽·迈特纳（Lise Meitner，1878-1968）。迈特纳1905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她是史上第二名获得维也纳大学学位的女性。多亏了他开明的父亲，鼓励其雄心壮志，资助她在柏林工作，也是在那里，她遇到了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马克斯·普朗克。
迈特纳和奥托·汉恩在实验室 普朗克因其驱逐女学生而声名狼藉，但这次他勉强地允许迈特纳进入他的课堂。之后，他让迈特纳做化学家奥托·汉恩的研究助手，随后，她与奥托·汉恩取得了几项开创性的发现。汉恩-迈特纳组合堪称20世纪早期原子核物理学家中的列侬-麦卡特尼组合，二人联合发表了几篇关于辐射和俄歇效应（Auger）的文章，但都是由迈特纳个人推理出来的。 在纳粹掌权之后，由于是犹太人，迈特纳被迫逃往荷兰。尽管是由于她的独特见解，才使世人知道核能并非原子聚变，而是她所命名的“裂变”，但她仍被禁止在汉恩的文章中被授予名誉，而汉恩因这一发现于1944年被授予了诺贝尔奖。直到上世纪90年代，诺贝尔委员会才决定公布真相，遗憾的是，迈特纳已于1968年安详辞世。人们为了纪念她，有几个天体以她的名字命名。 这个“无名者”的名单还可以罗列很长很长：查尔斯·德鲁（Charles Drew，德鲁开创了他称之为“血库”的血液存储系统），昆虫和植物学家米里安·罗斯查尔德（Miriam Rothschild），生物化学家多萝西·玛丽·霍奇金（Dorothy Mary Hodgkin），分子生物学家罗莎琳·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诗人埃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开始留意那些所谓“无名的人”，以及那些被这个主流社会视为“失败的人”，在一个相对粗暴的社会评价体系里，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劣币驱逐良币”的非经济学层面——价值不高的东西往往会把价值较高的东西挤出流通领域。 卡尔维诺曾在短篇小说《黑羊》（Black sheep，黑羊在英国古代的传说中是魔鬼的化身，另外黑羊的羊毛也不如白羊羊毛值钱）里讲述了一个寓言故事：在一个人人都是贼的国家里，那个唯一不愿意去偷盗的诚实的人最后家徒四壁，活活被饿死了。因为在白色羊群中出现了一只黑羊，这只黑羊就是另类，一定会被驱逐出去。 话说得有道理，被驱逐出去似乎是肯定的，但，被驱逐到哪里？被驱逐到的那个所在，是否也可能恰恰是一个自洽的所在？ 这个被驱逐出去的黑羊的自洽，初听起来有些像当年的圈地运动，但我的理解不是这样。首先，在那里，“有用”和“无用”不再作为一个必然的硬性区分——查尔斯·德鲁推进了人类血库的建立，但杰克逊·C·弗兰克这样的精神型遗产，该如何评估他的影响？
埃米莉·狄金森（1830-1886） 其次，“有用”在那里的具体表述已经更新：它不再是基于主流价值的判断，而是——“在何种意义上，对谁有用？”埃米莉·狄金森对于物质至上主义者或许完全无用，但一个身居三线城市的苦闷青年可能就会把她视为遥远的精神同类；迈特纳对于非原子物理专业领域的人而言，往往意味着枯燥乏味，但对于她的同行来说，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
第三，那里有你阶段性的同类。对，抑郁症者遇到了多梦者，幻肢者碰到了幻听者，科幻爱好者与程序员面基，顺行性遗忘者和逆行性遗忘者面面相对，性瘾者和性冷淡深度交谈……所以，即便你是搏击聚乐部里面的大奶子鲍勃，也会找到互诉衷肠的对象。
即便你误入了男性乳腺癌互助俱乐部……但这真的重要吗。 所以，做一只黑羊好吗？这真是一个坏问题。 因为，我相信你已经找到了一群黑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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