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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在演义小说中被塑造成一位宅心仁厚，爱民如子的重情重义之人，在罗贯中手中那支生花妙笔下，义薄云天的刘皇叔即便身处险境，也不忍心抛下追随自己的百姓而独自逃命，他不顾被曹军追歼的危险“携民渡江”，因而为自己赢得了无数美誉与点赞，同时也为自己竖起了一面让世人高山仰止且毋庸置疑的道德大旗。 刘备携民渡江的故事堪称经典，实乃《三国演义》中最让人感动的章节之一。彼时尚未成气候的他颠沛流离，只为找到一方栖身之所。 刘备辗转南下来到荆州依附刘表，之后他一直率部暂居于荆州所属的樊城、新野一带。好景不长，不久曹操率军大举南犯击刘表，很快便迫近荆州。魏军大兵压境，荆州岌岌可危，彼时刘表已死，刘表之子刘琮早已唬得六神无主，后在别人的劝诱下举城投降。刘备且战且走，荆州樊城以及新野的百姓感其仁义，纷纷拖家带口自愿追随他逃往襄阳避祸。来自北方的曹军以骑兵为主，自然行动迅捷，刘备带着妇孺百姓、坛坛罐罐撤退，行动自然缓慢，左右劝其放弃百姓自顾南逃，刘备不忍抛下百姓，他毅然决定冒死保护众人渡过长江，然后带他们安全撤到襄阳。 刘备对荆州百姓不离不弃，率兵掩护众人缓缓前行，很快就被曹军的先头部队在当阳长坂坡一带追上了。曹军轻骑鼓噪呐喊着掩杀过来，刘备的部下舍命搏杀，损失惨重，见情况危急，刘备指挥大家拼死突围，好不容易杀开条血路冲了出去，假若迟缓些，定会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刘皇叔胸藏大爱，其仁义善良感天动地，同时，他的义举也感动了后世无数史家，一时间他拥趸无数，并被世人捧上了道德神坛，后终成一代明君。然而，刘备的所作所为还是给后人留下许多疑问。按正常思维，身逢乱世，军队才是安身立命之本，特别是对于刘备这样拥兵自重的小军阀来说，军队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既然军队对于他来说如此重要，可他为何甘愿冒着被曹军骑兵追歼的危险，还硬要拖拖拉拉带着荆州百姓慢吞吞的进行这场输多赢少的苦难行军呢？ 任何一个稍具长远眼光的政治家都会知道民心归属的重要性，民众乃决定战争输赢的根本要素，没有民众的支持，若想赢得战争基本是无望的。因此，争取民心，保护百姓是任何一个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都无法回避的铁律。但彼时的刘备只不过是个自身难保的小军阀，连块可以喘息的根据地都没有，依靠枪杆子吃饭的人最先想到的肯定是保存自己的实力，而爱护百姓、保护百姓、不顾自身安危而携民渡江之举和他的军阀身份有些不搭。即便他有心爱民护民，在兵凶战危、自身难保之际他也无力做到啊。 以刘备的身份而论，面对欲置他于死地的曹操，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保住自己的本钱，保住了手中的这支武装力量，他就是叱咤风云、令人敬仰的刘皇叔，假如失去了这一切，他就啥也不是，只能再次混迹于织席贩履、宰牛屠狗的贩夫走卒队伍里了此一生。因此，面对汹汹来犯的曹军，刘备的第一要务就是保住并壮大手中这支可以依赖的武装力量，面对咄咄逼人的曹操，他绝不会为了保护荆州百姓而赌上自己全部身家性命的。 那么，刘备携民渡江的故事靠谱吗？《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及于当阳之长阪。从军事的角度看，刘备假如真的掩护荆州民众渡过长江，他就应该分兵设防，虚实相间，渐次抵抗，更不应恋战，而是打了就撤，最大限度迟滞曹军追兵，以掩护主力与民众顺利渡江。而且，单从爱护民众的角度看，让民众先行渡江或藏匿于山野草泽之中，军队殿后阻击曹军才是正道，而军民混杂在一起无序南逃则是犯了用兵之大忌，久历行伍的刘备是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的。然而，从史料记载露出的蛛丝马迹看刘备的军队是与难民混在一起夺路南逃的。那么，刘备真的是个军事盲吗？抑或是另有玄机？ 那么，生性仁厚的刘皇叔真的是宁愿拼却性命、拼光老本也要携民渡江吗？ 历史文献在叙述这段惊心动魄的逃亡故事时，均未提到刘备是如何精心布置层层设防以保证民众安全撤退的问题，而是用大段文字提及曹军是如何风驰电掣般的急追，而刘备的部队是如何魂飞魄丧般狼狈逃跑的叙述。 而刘备的队伍里确实混杂了相当数量的荆州难民 ，这些老幼妇孺无疑拖累了南逃大军的行军速度。那么，彼时自顾不暇的刘备真的是善良仁慈且爱民如子的超凡之辈吗？ 历史文献对这个问题似乎做出了回答。《三国志》记载，曹军大举袭来之际，刘备的亲随左右曾经极力劝他舍弃掉不能作战的人，大军轻装以最快的速度向南遁逃。刘备是这样回答的：“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刘备的意思是，自古成大事者必以人为本，而这人指的就是荆州民众，如今百姓们信任我、投奔我，我怎么忍心抛下他们而自顾逃命去呢？此话似乎还有另一番深意，即刘备自认为平生胸藏大志，而欲成就大事就必须依靠百姓的支持，一到关键时刻就抛弃他们无异于自毁长城。 有人认为，刘备率部“携民渡江”，本意并非提携的“携”，而是挟持的“挟”，有裹挟民众一起撤退之意在内。或许刘备的内心并无孟子所倡民本主义之精髓，他口口声声所谓的携民渡江，不过是挟持民众与他一同赴难，一可为质，二可为他日东山再起提供物质基础与有生力量。 或许会有人认为刘备强行胁迫樊城、新野之民随大军一起渡江是为了躲避曹军的屠戮洗劫，那么，之后发生的一系列类似事件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历史文献记载了诸葛亮一出祁山后发生的一件容易被史家忽略的故事，这事虽是诸葛亮所为，但也可以看出其传承与因果关系。刘备建立蜀汉后病殁，诸葛亮一出祁山之时，原属曹魏的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降归蜀，后来因诸葛亮出现战略失误，马谡失了街亭，蜀军只得回撤西川，大军拔营西撤时，诸葛亮将陇南三郡之民一千多户数千人丁一并强行迁往西蜀之地——汉中。史料是这样叙述此事的“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 如此看来，诸葛亮强迁陇南三郡之民入汉中与刘备挟持荆州之民奔襄阳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为了掠夺人口或挟民自重，完全谈不上为了保护百姓免遭敌军荼毒，从军阀的本性上来讲，毫无例外是到不了这一思想认知高度的。 关于军阀掠夺人口的问题，史料记载不绝如缕，比如研究三国的权威信史《三国志》就屡屡提及，不论是曹操还是孙权都不止一次的干过掳掠人口的勾当，犹显刘备的所作所为绝非孤例，而是彼时常态。 不论刘备也好，还是曹操、孙权也罢，其本质并无太大区别，都是想通过绵延不断的战事来攻城略地，最大限度地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与人口，从而支撑起更大规模的战争。假如一时控制不了更大的疆域，那么就将那里的人口作为战利品掠夺、裹挟回来，为自己的野心以及停不下来的战争机器提供源源不断的恒久动力。 以此类推，刘备携民渡江的背后更有精心的考量与算计，既无关正义，更与仁慈不挨边。曹操南征荆州之时，或许刘备早已断定樊城与新野守不住了，于是他派人四处宣传曹军无恶不作且灭绝人性，极力妖魔化曹军的凶残，如此不遗余力的宣传之举果然奏效。耳闻曹军如此凶暴嗜血，新野等地的民众内心极度恐惧，刘备乘热打铁，他乘势用半强迫的手段裹挟民众随大军一起南撤。同时，为了阻断民众故土难离的情绪，彻底断了他们重回樊城、新野的念头，他命兵士一把火将新野烧成焦土，以强逼民众铁心紧跟自己一条道走到黑。 此时的刘备，虽然羽翼未丰，手下暂时也没有卧龙、凤雏这等奇人倾力辅佐，但此君天生枭雄的禀赋与本性已经隐隐流露。 喜怒不形于色、心思缜密的刘备算计的很精道，他深知携民渡江的必要性与形式上的正义性，而且此举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一石两鸟的奇效。一方面可以利用手中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储备自己保证持续战争的能力，另一方面，挟民南渡还增加了和东吴孙权讨价还价的资本与筹码。因为，长江以南就是东吴属地——荆州。果然，刘备携民渡江之后，随他一起南渡的新野、樊城难民成了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们成了东吴君臣不得不面对的烫手山芋，难民问题弄不好就会影响到东吴社会的长治久安，孙权等再三思量，反复权衡，这才答应将荆州借给刘备，以便收容这些无家可归的新、樊难民。 历代的治史者，特别是演义小说家罗贯中，一贯奉刘备为汉室正溯，他们认为刘备根正苗红，乃汉室的唯一合法继承者与当仁不让的旷代明君。他们为了麻痹公众，极力鼓吹舍我其谁、永远正确的明君政治，于是把刘备“挟”民渡江的肮脏伎俩吹嘘成“携”民渡江的惊天壮举，一时间蒙骗了后世无数单纯、善良、轻信的天涯过客。 中华历史悠长诡谲，伪饰虚浮，一旦浸淫其中，大多有“一篇读罢头飞雪”之感。鲁迅曾评价刘备、诸葛亮道：“刘备之长厚而似伪，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在目光如炬的鲁迅眼里，刘备与诸葛亮这二位男神，一位仁慈宽厚但近乎伪善，一位智略过人但近乎妖孽，都有夸大溢美之嫌。鲁迅对国人的骨子里的愚昧与麻木深恶痛绝，对数千年冷酷无情的中国社会看得清楚且鞭辟入里，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而且敢于以笔做刀将这种丑恶与虚伪揭示出来，因此他之于中国的意义与作用无人可以取代。鲁迅已经逝去86年，但他对中国社会的沿革变迁与丑陋人性的判断与剖析无人能及，一部绵延数千年、洋洋洒洒的大历史在他的眼里竟然形同“秽史” ，多少英雄豪杰的光辉事迹在他眼中不过是“吃人” ，无人能辨驳他，因为他把中国社会的演变以及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劣根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 从刘备“携”民渡江到“挟”民渡江，虽只不过一字之差，但其背后的历史真相与意义却已经差之千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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