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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帖】邓散木临《秦公簋》 ■薛元明

 d大羊 2016-04-14



邓散木临《秦公簋》


薛元明


  邓散木是现当代首屈一指的篆书大家,他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类似邓氏这样同时代的一批人,可以看成是晚清民国的余波。在篆隶书复兴大潮下,邓散木创作与时代潮流极为合拍,篆书和篆刻成就尤其突出。窃以为,以功夫与天然的标准来衡量,其篆刻有功夫而天然稍欠,篆书则功夫与天然皆备,尤其到了晚年,将各家冶为一炉,驾轻就熟,随心所欲。

  邓散木除了勤奋和天资外,可谓生正逢时,他受益于几位名师的指点,对大量新出土的资料可以不拘一格,广收博取。邓散木将这些有利因素发挥到极致,个人书印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民国时期的书家,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独特性,一方面承继了旧的传统,另一方面,因为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趋势,将各自行业的特点带到书印创作中,比如医生和木匠等,作品因此有了特定的职业化特点,风格变得更加多元有趣。虽然也存在鬻艺行为,但明显不同于当下的功利化色彩,书印本体仍然处于核心地位。

  从邓散木留存于世的大量临作与其创作相对照中,可以梳理出其个人风格变化的大致脉络。

  《秦公簋》为秦景公时器。铭文记载了秦之建国史,已持续了十二代,秦景公继承了祖先功德,抚育万民,兼有文臣和武士,可以永保四方。古往今来,这类祭祀文体,结构大致相似。青铜器上的文字,多半是刻制,或在模上,或在器身,然《秦公簋》的文字则是方块印模法——即先制好字模,然后印到范上,最后浇铸,与后世的活字印刷极为相似。青铜器的此种制作方法,仅见此例。

  簋盖(图1)有铭文54字,器身(图2)铭文51字,共105字。诸侯彝器取代王室彝器的地位,说明了周王室日渐衰落。此簋文字整齐划一,类似玉箸篆,线质优美洒脱,微曲中求劲健,体式整饬严谨,实为《石鼓文》的滥觞。1923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北京见到此簋,撰写了题跋,《秦公簋》渐为学术界所关注。跋语中有云:“德公迁雍以后,雍西去陈仓不远,则与《石鼓》文字体势相同。”


  邓散木所临《秦公簋》有二:一是单独的器身(图3),未有时间款;一是器盖、器身同临(图4),时间在“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邓散木41岁,个人风格基本成熟,其中的长款引人注目。旧时书家印人常在款字中说明见解心得,可以作为“入帖”的见证。如果人与帖是分离的,临帖很容易变成“抄帖”。款字说明此簋结体变化接近《石鼓》之趣,而在当中,确实是以《石鼓》笔法来写,也有萧退庵的一些影响,笔法妖娆秀美,字形中多有一二笔画做到“紧其密,扩其疏”,强化疏密对比,个人心性自然流露。图4中,笔画较细,与原器铭文风格更加接近,全篇一气呵成,名为临,实为创,临创不分,亦古亦我,有古有我,非常熟练,款中有“挥汗背临一通”,可为佐证。其中一句乃为度世金针:“雪堂老人谓《秦公敦》上承古文,下启小篆,所谓大篆之孙,小篆祖,可谓推崇备至。”一语中的,将《秦公簋》过渡期特点描述得非常清楚。

  这两件临作风格仿佛,推测时间相距不远,笔画粗细稍有差别,多施圆笔,局部笔画有些紧结,营造出一定的疏密对比,说明当时的审美理念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又有细微调整,可谓“一时有一时之态”。同样一件作品,在不同时段、不同环境下,应该有不同的理解和发挥。很多人临帖,针对同一种碑帖,临十遍二十遍,都是一样的状态,甚至只用同一支笔、同一种纸,不主动去尝试不同的感觉,不主动去探索不同工具的变化,往往容易程式化。临摹的过程,就是通过范本来比照和检验自身的变化,将不同的体验了然于胸,这些细节经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荟萃于胸,加以提炼,便可以逐步确立个人风格语言。

图3 邓散木临作


  邓散木篆书在风格统一的大前提下,有多种变化,这是成为代表人物必须要有的过硬素养。说白了,书家要有一定的应变能力。每一件经典代表作都要有一定的创造性,若以一件作品为“单元”的话,整体上要统一,如果陈陈相因,自我复制,必然缺少艺术魅力。当然,整体上求变的发展脉络要很清晰,但凡书法大家,书法风格一定要有明显的分期,不断调整,走向完善。如果故步自封,最终的结果就是“固化”。书家印人必须要有一种开放的态度和心胸,不为个人的见识所囿,不断积累,加以创造。但是,最难的就是突破自己。知道突破是一回事,能够真正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知易行难,只有做到知行合一,才能一步步走向成功。

图4 邓散木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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