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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是我国政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2013年3月14日，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和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表明了新一届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改革方向与目标。此后，国家迅速果决地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仅2015年，国务院发布简政放权的文件就达55个，国务院常务会议超过三分之一的主要议题涉及简政放权，全面清理了453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取消了6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改革红利已逐渐显现。 本轮行政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对政府的改革魄力与治理能力、各级行政人员的思想认识与工作作风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要将简政放权由宏伟蓝图变成实际行动，必须要加强“放权”、“管权”双轮驱动，防止陷入“简政变减责、放权变放责”的认识误区，清晰界定“有为”与“无为”的范围与相互关系，对权力的下放、使用、监管进行科学规划，从而使改革向更全面、深入的方向推进。 政府应深入理解“有为”与“无为”的内涵。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无为”的含义不是“不为”，不是消极，而是不妄为，不乱为，在遵循科学规律治理国家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让政府、社会、市场各归各位，各司其职，实现整个治理系统有序运转，形成治理机构“垂拱而治”，“无为而无不为”的治理局面。 需要明确的是，行政机构既不可不作为，也不可“事必躬亲”。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法制不完善导致了许多领域缺乏管理的标准和依据，于是行政审批作为法律替代物在各领域广泛适用，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社会利益、阶层的分化需要强化审批才能控制局面，于是审批范围越来越广、种类越来越多。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传统的“全能政府”已无法适应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因此，在市场、社会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需要缩回“有形手”，加快构建开放、包容的行政权力结构，实现权力行使的专业化和高效运行。 正确处理“有为”与“无为”的关系。政府职能发挥的第一步在于划定权力界限，明确哪些领域应当有为，哪些发展阶段应当有为。以在中国经济发展三大模式之一——温州模式为例，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阶段，政府为市场主体营造了相对宽松、自由的市场环境，以“无为”的管理方式促进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对管理模式、技术水平、员工素质等提出了更高要求，温州模式中民营企业规模小，品牌竞争力薄弱，市场秩序缺乏规范性，政府管理职能发挥不足问题逐渐暴露，限制了温州的发展。在这一阶段，温州市政府及时转变职能，有效发挥服务、规划、引导、筑巢、搭台作用，着力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有高新技术含量的新品牌、新产品，实现了“温州模式”的创新和延续。 可见，“无为”即减少干预、放活主体，形成社会经济的多元治理与有效治理，“有为”则是适度发挥政府职能，充分调动市场力量、激发社会创造潜能，关键在于如何划分“有为”与“无为”的范围，掌握“有为”与“无为”的分寸。 简政不代表懒政，放权不代表放手。简政放权不仅是权力的下放、外放，也需要改善宏观管理流程，加快体制机制创新，从培育市场主体、优化社会管理、促进文化繁荣、改善民生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统筹、规划。所以说，简政不是“减政”，更不能因此滋生“懒政”。懒政怠政，玩忽职守，失职渎职都是对简政放权含义的扭曲。简政的目的在于将公职人员从复杂、繁琐、低效的工作中解脱出来，降低行政成本，从而有精力以长远的眼光，抓住发展中的急事、要事、大事，进行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战略层面规划布局。 同样，放权也不能“一放了之”， 我国的行政体系经常出现“一放就乱”现象，一旦上级下放权力，下级就会产生许多以权谋私的行政乱作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上级的监管不到位，惩罚不及时、不彻底。因此，下放的权力如何监督，如何保证行政手续简化、取消后依然能达到政策效果，是改革中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简政更应勤政，放权更应管权。在推进简政放权的过程中，需要避免“权力精简、下放得越多越好”的认识误区。放权的效果需要管权来保障，否则容易使简政放权流于形式，甚至适得其反。例如，2015年8月，公安部在其官方微博上公布了18类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其本意是明确责任主体，节约行政成本与社会成本，但其中存在的问题是，公安机关公示拒绝开具的证明，公众还是要到其他相关责任单位开具，甚至找不到明确的责任单位开具证明，那么证明泛滥、主体责任不清、部门推诿扯皮的痼疾就依然存在，公众仍会为此浪费时间和精力。 因此，掌握着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需要确保权力既能“放得下”，也能“管得好”，要在权力监管上投入更多精力，一方面要保证权力下放到下级行政机关后依然能够有效运行，另一方面，要保证行政程序简化后，行政管理体系依然具有完整性，避免出现权力的“真空地带”。 勤政应科学理政，管权应治理无为。调查显示，63.6%公务员认为自己的工作量大，在《职业压力排行榜》中“公务员”更是高居榜首。且不论其调查结果是否科学精确，但就现状来看，基层公务员不可谓不勤政。虽然如此，工作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失调，行政效率低下问题却始终未得到有效解决，正是由于缺乏科学的管理方法、技术。当前，互联网已成为政府治理的新工具，为深化政府治理创新，需要探索“互联网 政务”模式，实现部门之间信息互联共享，简化办事程序，追求高效行政。 同时，提高行政效率，必须坚决整治行政中的“不作为”现象。“不作为”是出于一种求稳心态，害怕会为尝试创新担负责任，为严格执法付出代价，长此以往，组织将承受运转失灵的风险，其危害不亚于贪污腐败。因此，“管权”不仅要治贪，也应治平、治庸，建立完善、严格的考核机制，淘汰碌碌无为、墨守成规者，杜绝“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保持政府的创新活力与能力。 “简政放权”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精神与政治思想，也要形成切实可行的操作体系。“简政放权”也不仅仅是简化行政手续、下放行政权力，更要树立正确的行政观念，形成以创新、精简、高效、服务为特征的行政文化，在准确把握“简政放权”深刻内涵的基础上，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市场活水为动力，持续增加新供给，扩大有效需求，完成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重大改革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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