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

2016-03-23 炎黄传承火风鼎

　　

　　三星堆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被史学界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他曾经是辉煌一时的文明，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给人带来很大的震撼性。

　　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1980年起发掘。在遗址中发现城址1座，据认为，其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已知东城墙长

　　1100米 ，南墙180米 ，西墙600米 ，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 、灰坑、墓葬、祭祀坑等。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多为地面木构建筑。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 ，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

　　记载古蜀国的史料，以《华阳国志》最为靠谱，他这么说的:“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

　　三星堆文化的时间分为三段。早期是距今4800年的宝墩文化，早期对应的是《华阳国志》记载的蚕丛朝、柏灌朝。蚕丛是一个氏族、一个王朝的名称，并不是个人，因为蚕丛经历了数百年。

　　中期又分为二、三期，第二期距今4000-3600年；第三期距今3600-3200年；二、三期时间和夏朝、商朝相当，对应的是《华阳国志》记载的鱼凫朝。

　　之后还有个金沙遗址，已经是三星堆的四期，第四期距今3200-2800年，略等于中原的西周，金沙邻近的十二桥遗址，对应的是望帝杜宇。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氏草创了古蜀国，而鱼凫则将古蜀文明推向至显赫的巅峰。在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之中，大多数是祭祀用品，他们有一个严密的宗教体系。他们以金杖作为神权（包括王权）的最高象征，金杖和中原的商人、周人以九鼎为最高象征不符合。最高象征的不同，反映出这是两个文明系统。可以这么说，商、周都属于中原的文明体系，而鱼凫的古蜀是另一套文明体系。

　　三星堆不但有青铜器出土，还有大量的海贝，以及一些象牙。这些海贝经过鉴定来自于印度洋，商朝人也是以贝壳为交易货币，二者应该是有共性的，这些海贝既可以做外汇储备，也可以做交易之用。象牙被发掘于祭祀区，说明象牙是被蜀王祭祀用的，象牙是地位很高的祭品。

　　三星堆之谜1：文明起源何方

　　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

　　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四川省文物考古所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三星堆人有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化可能是“杂交文明”。

　　三星堆之谜2：神秘的器具文化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

　　三星堆出土文物

　　三星堆出土文物 [pagebreak]

　　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表明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三星堆文化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认为，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文化曾是世界朝圣中心。

　　在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有人说这些海贝用做交易，是四川最早的外汇

　　三星堆之谜3：文字或图画

　　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世界最早的金杖。其权杖之说早已被学术界认同，但所刻的鱼、箭头等图案却引起了一场风波。

　　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三星堆文化都已具备，只缺文字。学者们对此的争论已有些历史，《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华阳国志》则说蜀人“多斑彩文章”。

　　至于金杖上的图案是图是文，仁智各见。有的已在试图破译，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刻画的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不过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必将极大促进三星堆文化之谜的破解。三星堆在文字方面尚存问号，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pagebreak]

　　三星堆之谜4：消失的古都

　　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1500多年，然后又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历史再一次衔接上时，中间已多了2000多年的神秘空白。关于古蜀国的灭亡，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设上———水患说。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沉积层。

　　战争说。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似乎也应证了这一解释。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

　　迁徙说。这种说法无需太多考证，但它实际上仍没有回答根本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迁徙？

　　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用灾难说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古蜀国消失在历史长河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而有的人则说这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还有60多根象牙则引起了学者们“土著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居然已经有了“海外投资”，不可思议

　　三星堆之谜5：何时能揭密

　　三星堆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是长达70年考古发掘的成果。目前，已发掘出了涉及数十个朝代的碎陶片。

　　三星堆的神秘面纱不会就这么轻易被揭开。余秋雨看过三星堆后说：“伟大的文明就应该有点神秘，中国文化记录过于清晰，幸好有个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不但有东方的、还有西方的，是一个大杂烩，这个源于他是一个开放的文化。虽然三星堆有东方的玉牙璋、玉琮文化、汉服服饰、龙雕塑、饕餮纹，但也有西方的特色，例如青铜神树、怪异的金面具、象征太阳的圆轮形器、大立人像、黄金权杖，在金沙遗址出土了金蛙、裸男跪像，这些都是中原没有出现过的。相对来说，还是西方的元素多一些。也可以这么说，三星堆是带东方色彩的青铜文化。

　　与天沟通是一切原始图腾的主题，中原通天的办法可能是玉璋，体如苗向天申告，清晨总有来自天[而非土地]的甘露。握柄的齿状象征地表界线，持璋人以自身自心为大地，通过玉璋向苍天祈求和申告。这方式更偏象征手法，上边稍接近“实”。但按原理说中土的办法对心的认识更深、应该效果更好，比较直接；靠鸟就多隔了一层。两种方法相遇后有人简单拼接--持玉璋+骑神兽。[经验中无有能驮载人的大鸟]西藏与三星堆文明有悠久交流史，看鸟形人壁画。符号也与升天相关，三星堆文化的物质生活层面只为存活，个人与那小社会的生活意义主要是去天国。若单说太阳崇拜可以自生，但青铜面具的相象将三星堆与西亚给出了明确的关联痕迹。三星堆升天的信仰与佛教后出的西方极乐世界同源。将三星堆文化与老子和关尹的去向联系起来研究；也留意关尹子将道家思想传授给释加牟尼、那之后佛教出现了般若空性思想。[见佛教自己典籍《阿差末菩萨经》。这些是意义极其重大的文化史顶级事件。

　　三星堆带有东西方色彩的元素，那么可推出他必然是古蜀人和西来者结合的产物。先说古蜀人的成分，根据重庆大溪文化得出的Y染色体，得出古巴国的Y染色体是O3、O2，具体为O3a4-M7、O2a-M95。汉中的李家村文化也是O3、O2。大溪文化距今约6000年，李家村距今约7000多年。虽然时间上有差距，但根据分子人类学得出，这条是03北上的路线。又因为巴蜀是邻近的，所以古蜀人的成分也应该和O3、O2有关，O2a为百濮部落,O3为炎黄部落。另外古蜀土著的成分还有老亚洲的D类型，D是以古氐族为代表的群体。

　　因为据说彝族人能解读巴蜀图语，所以特别研究一下彝族。但各地彝族的Y染色体数据差距比较大，分别以R1a、N、D三种类型为主的都有。R1a应该是西来者的基因，R基因常见于印欧语系的主要群体。D前面有介绍，N可能是彝族的原始成分。

　　所以，古蜀人的成分：O3、O2、D、N。

　　西来者的成分呢，青铜器技术是一个线索。最早的青铜器是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马家窑在西北方向，距今5000年。而且，西边新疆来的吐火罗人、月氏就是R1a成分。所以三星堆文化的西方元素，可能是R1a群体传播来的。另外，说明一下Q类型于距今3000年才进入中国，三星堆那时还没他的踪影。

　　那么，三星堆人的成分大致就是：O3、O2、D、N、R1a。

　　三星堆人是古蜀人加上西来者的组合。三星堆文化的主力是二、三期的鱼凫王朝，鱼凫的意思是一种捕鱼的水鸟，这是一个东方色彩的名字，所以鱼凫氏是以古蜀人为主体的，虽然文化上吸收西方的比较多。

　　鱼凫氏的迅速崛起，对中原的商王朝构成了重大威胁。在甲骨卜辞中出现大量‘至蜀’、‘征蜀’、‘伐蜀’的字眼，商王朝开始注意到川西平原的蜀国，并多次发动征讨战争。商王朝的武丁时代攻蜀更盛，有“王供人正蜀”（正通征），“登人征蜀”的记载。商王武丁还曾经“敦缶于蜀”，后又“乎多臣伐缶”——派上大臣去攻打，甚至“丁卯卜，王敦缶于蜀”——商王亲自出征。

　　而川西也曾出土“覃父癸觯”和“牧正父已觯”，觯是商朝特有的盛酒容器，怀疑是古蜀人和商人战争获得的战利品。商王也对蜀人恨之入骨，“示蜀不用”，把古蜀人拿去做祭祀的牺牲品。

　　最终，鱼凫的古蜀国在武力上不是商朝的对手，在商朝削弱下迅速衰落。

　　同样被商朝打击的还有周部落，周文王西伯虽然是商王朝诸侯的一支，但是文王的国力同样发展很快，遭到了商纣王猜忌，纣王囚禁他于羑里。文王死后，他嘱咐儿子武王报仇，于是武王发动反商之战！同为受害者，三星堆的古蜀国派出大队人马去强力支援武王。《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尚书·牧誓》详细记录了周武王邀请的八大部落——“庸、蜀、羌、 髳、微、卢、彭、濮”。可以看出，八大部落都是巴蜀之师，有些小部落都和濮是近亲，所以统称为百濮。此次大规模的反商战役获得了胜利。

　　吐火罗人（R1a）又分出了很多分支，主要以月氏和塞种为主，月氏和塞种本来在河西走廊居住，但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要从西域诸国的恩恩怨怨说起。

　　月氏，又叫月支、《穆天子传》里面叫禺知，月氏就是中国化了的吐火罗人。月氏原本居在敦煌以西的河西走廊，本来对匈奴的战争处于上风，后来被完成突厥化的匈奴王冒顿所败，分为大、小月氏，小月氏和羌族杂居。 失去了根据地的大月氏，向西打败了塞种，占据了塞种的巢穴。但随后又被臣服于匈奴的乌孙（塞种之一）打败，大月氏唯有南下印度了。

　　小月氏继续和青海的羌族杂居，东汉末的史书还记载了他们，《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 湟中月氏胡……又数百户在张掖 。号曰义从胡 。”

　　塞种，西方叫斯基泰，中国古籍里面的“嶲人”、“叟人”怀疑是“塞人”、“塞夷”的短读音，塞种之一乌孙也是居于河西走廊，后来也被匈奴打败。塞种的另一支东迁到宁夏，然后南下蜀滇。

　　这支塞种的文化还影响到了云南的青铜文化。古滇文化课题组这么曰的：“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叟人或塞人已经分布在云南滇西、滇北及滇池区域广大地区，成为云南古代常住民族之一。云南青铜文化的出土文物如动物搏斗纹图像、骑马猎手图像、圆柱形石坠、双旋纹与神兽纹金饰、铜柄铁剑及金剑鞘、牛角酒杯与二人共饮习俗等，反映出斯基泰文化的强烈影响。”

　　三星堆的西方文化可能和塞种或者月氏的一支有关。还原一下：在4000多年前，根据R1a在4000多年前从西北进入中国，推测他们为塞种或者月氏的一支，他们从西北而来，南下到三星堆发展，由于他们经丝绸之路而来，所以带来了西方元素的文化。而古蜀的土著吸收了他们，使三星堆显示出中西合璧的特色。虽然三星堆消失了，但云南还留下了他们的痕迹。而今天的彝族也保留了R1a类型。三星堆文化和南亚是相关的，上古的文化交往比我们想象中要密切得多，四川通往印度那边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三星堆人的海贝，就是和印度人商贸交易所得来的。海贝怎么确定是印度的呢？因为三星堆中发现有一种环纹货贝，上面有齿形的槽，这种海贝是印度洋独有的。而云南大理地区也出现过这种齿贝，说明南丝绸之路是存在的，齿贝的确是南亚过来的，而三星堆人对南亚输出他特有的丝绸，来换取海贝。

　　说到丝绸，蚕丛氏就是最古老的养蚕部落，黄帝的老婆螺祖可能就来自蚕丛氏。西汉扬雄的《蜀王本纪》说过：“蜀之先，名蚕丛，教民蚕桑。”黄帝部落很早就会了养蚕技术，《路史-后纪五》记黄帝“命西陵氏劝蚕稼。”西陵可能就是蚕丛部落的一支后裔。而且，黄帝部落和蜀女世为婚姻，《山海经-海内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娶淖子名阿女,生帝颛顼”,而史记又说昌意娶的是蜀山氏女，所以黄帝父子二人都是娶了蜀女。中原的蚕桑技术，应该就是蜀地传来的。

　　象牙反而未必是印度过来的，而是本土的。四川一带在上古时期曾经是产象的，有山海经为证。

　　《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

　　《山海经-中山经》：“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多夔牛。”

　　除了山海经说的，有国语为互证，《国语-楚语》：“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但是中国象的产量或者不太多，也有向外地需求的可能。当然，今天中国的象是完全灭绝了。

　　三星堆人青铜器的原料：锡和铅，很可能是来自云南的。因为铅这种高放射性的原料，大多出自滇东。云南就在南丝绸之路的通道上。

　　南丝绸之路上有一批矮黑人，按照基因学，矮黑人是D类型人种。《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有小人名曰僬侥之国。”括地志说僬侥身高不到三尺，古三尺约为一米，括地志可能是夸张的说法。但僬侥可能就是矮黑人，今天印度洋的安达曼岛土著、马来土著还有分布。当时缅甸的土著也有相当部分的矮黑人，叫尼格黎多人。缅甸正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他们可能起了一个中转商贸的作用。后来中国西南的少民不断南下，打败了矮黑人，形成今天缅甸的多民族格局，这些民族很多和中国都有渊源，详见“缅甸民族的前世今生”。虽然三星堆和夏朝不是一回事，但三星堆早期的“宝墩文化”和夏朝之前的五帝是相关的，可以称之为先夏时期。从分子人类学来看，基因O3从巴蜀之地北上甘青，然后在陕西一带形成炎黄部落。所以，三星堆的一期文化和先夏是一体的，也就是说，夏蜀是同祖的。

　　从考古上来看，三星堆文化的陶器、玉器，深受二里头夏文化的影响。三星堆的陶器以夹砂与泥质陶为主，二里头也一样，证明了夏文化在三星堆的陶器中占据主导的地位。玉器的话，三星堆璋、戈、琮的形制，也和二里头的一样。夏文化是通过三峡传播到三星堆那里的。

　　从史料上来看，《华阳国志-蜀志》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虽然华阳国志把颛顼误作帝喾，但巴蜀人世代相传自己是人皇后裔，和先夏同源，这个说法应该是有依据的。这个“人皇”应该就是指伏羲，即太昊。

　　大禹的身世也和蜀地有关，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说：“禹兴于西羌”。古羌人和炎黄部落是息息相关的，但范围还比较广。扬雄在《蜀王本纪》进一步说明：“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扬雄认为大禹生于四川汶山，《吴越春秋》也认可西川说。这个说法虽然有争议，先聊备一说。

　　蚕丛王朝是属于先夏部落的，先夏基因是O3。蚕丛下层则是一些氐人，古氐基因是D。在三星堆中期开始盛行鸟图腾，而蚕丛之后是柏灌，柏灌可能是柏鹳的讹音，鹳和鸟有关，它是一种水鸟，形似白鹤，可惜的是柏灌留下的事迹很少。前面探讨过，鸟图腾是百濮部落的主要图腾，百濮基因是O2a。

　　柏灌之后是鱼凫王朝，鱼凫的意思就是一种捕鱼的水鸟，和柏鹳一致。先夏占主导的架构在鱼凫朝发生了变化，鱼凫朝兴起了大规模的祭祀、人殉，还涌现了西方特征的文化。所以鱼凫王朝是由百濮、以及一支西北的外族构成的，这支外族的基因是R1a（或为小月氏、塞种），他们带来了西方的文化。三星堆部落结合的产物是彝族，彝族的基因显示出多样性，各地不一，包括N、O3、少量的R1a。

　　鱼凫王朝由于被商朝打压（见前文），而迁徙到金沙发展，与十二桥的杜宇鼎足争衡，杜宇是云南昭通人，杜宇禅让给鳖灵，鳖灵创立了开明王朝，鳖灵为百越的一支，基因是O1。最后开明灭掉了鱼凫。推断鳖灵为O1，是因为鳖灵的后人在亡国后逃跑至百越的地域。

　　宝鸡的弓鱼国和鱼凫是相关的，弓鱼国君鱼伯用的尖底罐是巴蜀文化色彩的。尖底罐刚好也出现三星堆第三期文化。

　　鱼伯是鱼凫部落的一个旁支，他和周文王交情不错，于是在渭北成立了一个小国，周室承认了他的地位，册封他为非姬姓诸侯国。但到了周穆王时期，就被灭掉了。

　　弓鱼国对应的是百濮O2a才对，文明程度略低于三星堆、华夏。

　　蚕丛、鱼凫、开明代表的是三个不同的部落。柏鹳是蚕丛到鱼凫的过渡，但偏鱼凫一些，杜宇则和开明血缘接近。

　　至于两河流域的渔夫王，距离太远。很难说有什么关联。

　　人类学与考古学已经证明，十五至二十万年前，线粒体夏娃出现在非洲，十万年前，现代智人走出非洲，他们进入中国的通道不可能是阿富汗的瓦罕走廊至喀什，也不能从伊里塞湖畔进入阿克苏。而是沿着温暖的路线从中亚进印度，再至缅甸，然后，沿两条路线进入中国，一条是沿横断山脉的三条主脊进入青藏高原，其中一支染色体突变者留在了羌塘盐地，受严寒压迫，向东迁徙至青海湖东南方向的绕茶卡盐湖的河湟地区，这是比流淌着奶与蜜的巴勒斯坦富饶一百倍的人类伊甸园。这一民族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羌族，此民族最先驯化牦牛和羊，与其它民族交换盐与畜类，进入山西盐池，融汇成汉民族的祖先华夏族；另一条，沿越南沿海进入中国广西，沿海岸线上溯，到达中国东部，形成了百越族。

　　1986年两个祭祀坑出土了1200多件青铜器、玉器等文物，但作为祭祀重要组成部分的祭台却不见踪影。从青龙包方位及地势看，这里最有可能是三星堆古国构筑祭台之处。在三星堆12平方公里的遗址范围内，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大面积平民房屋基址，但三星堆古国宫殿却不知深藏何处。在距今约3700年~4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支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已经存在于成都平原，考古学界将其称为“宝墩文化”。居住在此的宝墩人，便是这里最早的拓荒者。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江章华告诉记者，考古发现，宝墩时期的成都平原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定居村落，其中，较大的村落还修筑了夯筑城墙。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带有夯筑城墙的聚落，使用时间并不很长，都是有规律的周期性废弃。

　　究竟是什么迫使宝墩人不得不作出这样的选择？

　　“在当时，最大的可能还是生存的需要。”江章华分析认为：在大约800年中，宝墩人祖祖辈辈都沿袭了同一种生产方式。“从考古发现的生产工具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生产方式已经足以维持令他们心满意足的幸福生活，自然没有改变的迫切需要。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砍伐森林，从事着简单的农业耕种。然而，一段时间过后，土地也因消耗而变得贫瘠，当无法承载宝墩人的生活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离别故土，另觅一块富饶之地，重建家园。

　　“如果不是特别紧迫与特殊的原因，或许宝墩人将会继续着他们平静的日子。然而，在距今3700年左右，情况发生了变化。考古证实，一股外力冲破了这种沉寂，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了。”

　　距今3200年左右，盛极一时的三星堆文化发生突变，其衰落的原因困扰着考古学界。

　　据江章华介绍，所说的“新的历史时期”，始于约3700年以前。一支新的文化进入成都平原。这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夏文化。成都平原的文化因此发生巨变，形成了三星堆文化。

　　我国考古史上最有影响的一次发现便发生在这里。1986年夏天，震惊世界的两个埋藏坑被发现，出土文物近2000件之多，包括了各种金器、青铜器、玉器、象牙器等。尽管学界对于两个坑的年代与性质尚存争议，然而，文物所折射出来的三星堆高度发达的文明已是不争的事实。

　　可是，距今320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生机盎然的三星堆文化发生突变，繁荣数百载的三星堆都城也一时化为废墟。“考古发现，具有典型的三星堆文化风格的陶器在此时开始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尖底陶器。圜底釜，用龟甲占卜的习俗也是三星堆没有的现象。”江章华说。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三星堆都城为何被废弃？是文化创新，是社会变革，还是政局变化？

　　他告诉记者，尖底杯等曾在商代早、中期大量流行于鄂西地区，是早期巴人所使用的典型陶器，而用龟甲占卜也是巴人的习俗。

　　据他介绍，三星堆文化最强盛时，东达鄂(湖北)西地区，不过中心仍然在成都平原，川东长江沿岸和鄂西地区的势力很弱。此时的鄂西，一支以使用尖底杯和圜底釜为代表的文化发展壮大，他们盛行占卜，这就是早期的巴人。渐渐地，巴人将三星堆的势力挤出了鄂西地区。在三星堆文化末期，不知何故，巴人突然放弃了鄂西这块生长已久的故土，沿长江举族西迁，占据了川东……

　　三星堆后，古蜀国都邑迁往何方？“金沙林遗址”的发现，使得答案浮出水面。

　　三星堆都城废弃后，古蜀国的都邑到底迁至何处？一直以来，考古人员被这一谜团深深困扰着。

　　2001年2月8日，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金沙村下水道的施工现场，玉琮、玉璧、玉璋、玉戈、石人、金箔、青铜器和大量的象牙等文物的发现令考古人员激动不已。

　　“这绝对不是一般性的聚落。从已经出土的大量用于祭祀的礼器分析，只有古蜀的都邑才配得上。”江章华说。他介绍道，考古人员将这一遗址命名为“金沙村遗址”，并对其开展了慎重的调查。历时2年多的艰苦发掘，大量的前所未有的文物、遗迹被揭露出来。

　　遗址的规模更是超出人们的想象，目前能确认的就已超过4平方公里。在这4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不相连属的居住区、墓地以及中心的宗教祭祀活动区。

　　经研究人员推断，商代晚期至西周的古蜀都邑下落终于浮出水面。

　　船棺葬，是战国时期巴人和蜀人特有的葬俗。揭开船棺葬，蜀国王室成员大多夭亡……

　　经历了三星堆、金沙的辉煌，历史进入了七雄争霸的战国时期。大批这一时期的古蜀墓葬被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

　　江章华告诉记者，这一时期，最具有特征的葬具是船棺。所谓船棺，即将整木先锯去约三分之一，然后雕凿成独木舟形，作为葬具，尸体及随葬品均装殓其中。这种船棺一般都是竖穴土坑中单棺或双棺，长度多在5米左右。

　　1954年，这种独特的船棺最早被发现。而后，在四川陆陆续续发现了大量这样的墓葬。这是战国时期巴人和蜀人特有的一种葬俗。

　　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大规模的船棺葬是于2000年7月在四川省委在成都市商业街修建机关食堂时意外发现的。这是战国早期蜀王家族的墓葬，墓坑有30.5米长，20.3米宽，在同一墓坑内放着30多具用楠木做成的棺木。最长的一具有18.8米，大的船棺是用直径达1.5米左右，生长了上千年的楠木制成。

　　据介绍，在商业街船棺墓中，共出土了30余个个体的人骨，据初步鉴定，有男有女。然而，让考古人员深感困惑的是，“墓主人年龄普遍偏小，除了2位女性约35岁，2位男性在30岁左右外，其余大多在15~20岁之间，还有未成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