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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在1986年到来了。
是什么让吴海岗如此激动？原来，1985年，为赈济非洲饥民，当时如日中天的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尔·里奇联合40多位欧美一线歌星，组织了一场大型公益演唱会，并共同演唱了一曲温暖人心的《We Are The World》。“这场演唱会引起空前轰动，当时全世界所有具备转播条件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都转播了这场演唱会，甚至包括苏联。”乐评人金兆钧说，“杰克逊他们原来的计划是募集300万美元，最后一共募到了3700万美元，全部捐给了非洲。”
受《We Are The World》的启发，那年年底，台湾音乐人张艾嘉也组织了一场公益演唱会，推出了由罗大佑创作、60名港台歌星共同演唱的《明天会更好》——张丹丽带回来的就是这场音乐会的原声磁带。“我们那时候常开玩笑——是两个姓张的女人改变了中国流行音乐史，”吴海岗说，“我和张丹丽一合计，我们也可以写一首这种宏大主题的歌曲呀！他们搞40人、60人同唱一首歌，我们就搞个100人的！”
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直属于文化部艺术局，当时的社长孟希非、编辑部主任丁颖，都是文艺界敏锐而开明的人物，吴海岗的想法很快获得了他们的首肯。不过在最初的计划里，“中录”只是想把100名流行歌手请来，唱一首“大歌”，录一盒畅销磁带——是一张报纸的出现，陡然为这件事赋予了一层新的、更深的意义。
“记得是那年春节之后，我无意中读到《参考消息》上的一条新闻，说1986年是联合国的‘国际和平年’。”吴海岗说，“我猛然意识到，这两件事可以联系起来。就像《We Are The World》为非洲赈灾一样，我们可以把这首歌作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礼物！”
刚巧，吴海岗一位战友的父亲是时任对外友协会长的章文晋。面对吴海岗冒昧的登门拜访，章文晋给了年轻人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他告诉吴海岗，中国已经成立了国际和平年活动组委会，他本人就是副主任委员之一，组委会正在策划一系列相关的献礼活动，“‘百名歌手献礼国际和平年’的创意非常好，完全可以纳入进去。”
流行乐与“和平年”的结合，其实并非一种偶然，“与严肃音乐相比，通俗音乐最善于表达群众的强烈愿望，”词作家付林认为，“它最能够表现时代的尖锐主题，包括政治性的题材。”
问题是，这样一首同时拥有“国际和平年”宏大主题和“百名歌手”庞大规模的歌曲，哪个作曲家能够驾驭？“中录”曾经考虑过谷建芬、施光南这样的大家，最终又被一一否决，“大家还是想要一个更有时代感，更能代表年轻人思想的人来作曲。”吴海岗说。
23岁的郭峰就在此时进入了吴海岗的视野。彼时的他还是个刚从四川来到北京的青涩小伙，之前和吴海岗有过几次合作，郭峰的才气和良好的古典音乐功底给吴海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郭峰回忆说，当时他手里正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走向明天》，“原本是写给韦唯的。我拿给吴海岗看，他觉得很好，但是不够‘大’。”
由于两人相似的古典音乐背景，吴海岗和郭峰很快就确定了创作的大方向——以《走向明天》为基础，写一首三个乐章组成的“声乐套曲”。用郭峰的话说，“我们是用流行音乐的外壳加古典音乐的形式，打一个‘擦边球’。”
郭峰虽然年轻，毕竟还有些作曲的经验，和他相比，吴海岗选择的词作者更令“中录”的领导和同事们大跌眼镜——陈哲，一个家境清贫的普通工人，准确地说，是刚刚从首钢离职的“前工人”。
“从一开始，我就认定这首歌只有陈哲能写——他对社会的洞察力，他作品中的哲理性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吴海岗已经记不得是何时听说了陈哲，只记得自己当时近乎冒险的偏执——他甚至连陈哲本人还没见过。
怀着这样的执著，吴海岗亲自登门“搬请”陈哲，生性很“闷”的陈哲却让急脾气的吴海岗也没了脾气，“我跟他谈了一下午加一晚上，他还是那句话——‘考虑考虑’。最后我撂了句‘狠话’——这可能是你一辈子仅有一次的机会，看你愿不愿意抓住了！”
“我明白吴海岗的意思，他想找一个代言人，表达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社会感和立场感，一种与意识形态无关的、人文的、博爱的、温馨的情愫。”陈哲这样解释自己当年犹豫的原因，“我对自己有信心，但能不能与其他人的思想统一？我不太自信。”
经过一夜的思考，第二天一早，陈哲还是拨通了吴海岗的电话，“思路我有了，你来吧。”很快，在吴海岗、尉迟焕辉、吴璐琪等几位“中录”老编辑的策划下，“创作组”正式成立。陈哲、郭峰和另一位词作者小林一起搬进了“中录”在工体北侧华夏宾馆租下的房间，开始“闭门造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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