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界限意识：理性批判的经验界限
与语言批判的语言界限康德以“批判哲学”广为人知，对于“批判”一词，康德在其著作中有这样的经典表述：“我所理解的批判，并不是对某些书或者某些体系的批判，而是就它独立于一切经验能够追求的一切知识而言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的裁决，对它的起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但这一切都是出自原则。”③通过这段表述，我们可以明确：康德哲学的“批判”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谓出于经验论者与唯理论者的观点争斗，而是针对人类的“一般理性能力”或“理性的耻辱”而言的。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先验感性论部分通过对时空作为先天感性纯直观的演绎，基本解决了“数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先验分析论部分，通过范畴的先验演绎和形而上学演绎，基本解决了“物理学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先验辩证论部分，康德哲学的主题才得以突出，即“形而上学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又可以分解为两个更具体的问题：以往的一切形而上学何以不可能？未来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批判哲学的认识论原则有过经典的表述：“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④他认为，就认识的能动性而言，认识需要“概念”、“范畴”的综合统一作用来建立起对表象的联结和把握，认识绝不像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经验的简单反映和投射。
但另一方面，康德同样承认了认识必将受制于经验之维，经验的限度就是认识的限度，这可以看做是对经验论之合理性的吸收。对于认识而言，经验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为认识提供感性杂多材料并被先天直观纯形式整理成经验表象，而知性范畴才能在此基础上得以把握并做出先天综合判断。这就是“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知识何以可能”的基本原理。康德认为，数学和物理学之所以能走上科学的康庄大道，就在于它们遵循了这种认识原理。但是，理性批判更重要的结论在于，一旦知性力图超越“经验”范围，将范畴运用到“超验”领域，便必然产生幻相。对于形而上学领域而言，以往一切形而上学争论的根源皆在于对概念、范畴做出了“超验”的使用，这是理性的僭越，即理性超出了自己合法使用的范围。在“先验辩证论”中，康德通过分析“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表明：在一系列最重要的形而上学争论上，人们都无法得出唯一的结论，许多尽管相互对立的结论却都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例如，世界是永恒存在的还是有始有终的？是单一的还是可分的？是自由的还是被决定的？是他因的还是自因的？对于这些问题，康德证明，每一种回答都可以根据自身的普遍原则被证明是正确的。于是，在这类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判断上，矛盾律失去了效用，理性自身陷入了不知所措的荒谬境地。至此，康德通过理性批判得出一个结论，凡是经验或可能经验界限之内的皆是理性可以认识的，凡经验界限之外的皆是理性无力认识的———这正是以往一切形而上学大厦倒塌的根源。另外一个隐含的结论是，人是有限的存在，思想的界限根源于人的有限理性。
1921年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发表，标志着西方哲学进入语言批判的重大转折。《逻辑哲学论》从部头上看远不及《纯粹理性批判》庞大，其写作方式也极为奇特。对于康德来说，他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结论都需要经过细密的论证与阐明，但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思想逻辑将概念层层铺开，简明而清新。对于康德这位启蒙运动的产儿来说，他十分期待自己的哲学能被大众所理解，为了批判哲学的普及，他后来甚至又写了《导论》这样简缩版的批判哲学体系。而对于青年维特根斯坦而言，《逻辑哲学论》更像是其灵魂的独白。《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呕心沥血的思想结晶，而维特根斯坦在写出《逻辑哲学论》之后，自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便投笔从戎了。这一系列尽管外在化但却颇富趣味的对比，让人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复杂性产生了无穷的遐想，如果我们能进而穿越这个思想的迷宫，就可能对西方哲学观的变革获取基于思想史演进的趋势性把握。在《逻辑哲学论》序言中，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哲学工作进行了揭示：“本书想要为思想划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因为要为思想划一个界限，我们就必须能够想到这界限的两边（这样我们就必须能够想那不能想的东西）。因此这界限只能在语言中来划分，而处在界限那一边的东西就纯粹是毫无意义的东西。”⑤这段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之语可以进行更为平实显白的论述：思想或形而上学，首先是“有界限”的，因此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但思想的界限是不可把握的，如果要想把握这个界限，就必须能够把握界限的两侧（就要能够想那不能想的东西，但这是矛盾的），退而求其次，既然思想及其界限的表达只能在语言中来完成，那么我们只需把握好语言的界限。然而，这里更重要且艰难的问题出现了：何以承认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套用康德的话语方式，我们可以追问：这一语言、思想、世界的同构究竟“何以可能”？
我们把维特根斯坦的论证简略重构如下：1.世界是经验事实的集合，事实的逻辑图像就是思想，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2.由经验事实构成的世界与由基本命题和复合命题构成的语言系统，具有逻辑同构性；3.因此，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也就是我思想的界限。在这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十分明确：通过对表达思想的语言进行批判，清除形而上学命题。青年维特根斯坦在这一时期自认为找到了破除传统形而上学幻相的基点，那就是语言。他相信世界是有逻辑的，因为世界“竟然存在”，逻辑的总体是语言的命题（思想），那么语言理所当然就与世界具有同构性。对于个体而言，“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⑥，这一理解事实上深刻地揭示了生活世界与语言及语言主体相合的内在意蕴。在生活中，我们的每一个命题都具有一个潜在的主语“我”，我们所有的命题都具有“我认为”、“我相信”、“我觉得”……这样的句法结构（在康德意义上这表征着先验主体的存在）。这种句法结构说明了命题所描述的事实都是“我”（主体）观察的事实，所有“我”的命题皆是我所特有的世界。当然，在具体表述中我们省去了“我……”这样的句法，这恰恰证明了这时“我”的世界不仅仅是“我的”，而是每个主体都具有的共同世界了。但是，受早期分析哲学家弗雷格、罗素等人的影响，青年维特根斯坦认为表达世界逻辑的语言与日常语言是有所区别的，“人不可能直接从日常语言中懂得语言逻辑”，“语言掩饰着思想”。为此，维特根斯坦深入探究了能够摹写世界、符合逻辑的事实语言，最终他不得不求助于人工语言，因为人工语言所要求的严格性正符合命题逻辑性的要求。维特根斯坦认为，以往哲学家们之所以陷入形而上学的幻相就在于“哲学家们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我们语言的逻辑而产生的”⑦。哲学家们那些无意义的命题来源于他们运用非事实语言来表达知识并自以为具有真理性。通过康德哲学和早期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对比，我们可以进行如下的总结：对于康德而言，以往一切形而上学幻相的产生在于误用了人的理性，批判哲学的目的就在于对“纯粹理性”进行“批判”，防止理性僭越到非经验层面。通过“批判”，康德一方面为自然科学的现实性和普遍性奠定了坚实的先验基础，另一方面为未来新的形而上学开辟了道路。对于青年维特根斯坦，我们可以把他看成是对康德批判哲学精神的更深推进，如果说康德发现了理性的界限，知识只能受制于经验，那么青年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认为，与其说形而上学幻相源于理性的有限性，不如说语言的界限规定了思想的界限。
二、批判旨趣：重建科学的形而上学与形而上学幻相的治疗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康德和维特根斯坦都认为需要对形而上学进行思想划界。康德通过“理性批判”清除了旧形而上学的先验幻相，为理性的正确运用划定界限；青年维特根斯坦通过语言批判为语言的正确运用划定界限，意欲清除形而上学的毒瘤。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可概括为：“全部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判。”⑧然而，如前所述，清除旧形而上学幻相只是康德理性批判的目的之一，其更重要的目标在于为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奠定基础。这一目标提示我们，对于康德而言，形而上学首先是“必要的”，其次是“可能的”。《纯粹理性批判》本身不过是为了探求“科学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条件和原则的“先验知识”体系，其本身只可称为“先验哲学”，而非“科学形而上学”体系本身。形而上学就其本性而言是超越的，它的对象是“先验理念”，如“灵魂”、“世界”、“上帝”、“自由”等。“先验理念”是人类理性不断向上攀升并企图把握整全的结果，反映了人的形上倾向和终极追求，因为人总是不满足于人的有限性，始终纠结于有限性与无限性、现实性与理想性、暂时性与永恒性之间。但人不是上帝，无法获得对终极价值的绝对性把握。康德看到，尽管人的理性能力是巨大的，但是人类的一般认识能力终究无法逾越经验论原则。理性一方面受制于经验的有限性，同时又妄图把握物自身，在这个张力中，哲学问题就产生了。既然形而上学的对象是非经验的“物自身”，那么新哲学的规划就必将取决于对物自身的重新规定，“康德的科学形而上学的真正基础……是对自在之物的一个合理规定，借助于这个规定，可以赋予哲学理解以一种真正合理的理性形式”⑨。尽管“先验理念造成了一种纯然的、但却不可抗拒的幻相”，但是康德却看到，如果能合理地使用这些“先验理念”，我们就能避免“先验幻相”，这就是康德在“先验辩证论的附录”中所揭示的“纯粹理性各理念的范导性应用”⑩。
纯粹理念的范导性应用原理如下：纯粹理性的理念不能够被看成是涉及经验范围之外的对象，而只是理性自身的整全性要求。但“这种整全性仅只是原则的整全性，不是对象的完整性，尽管在为了把这种原则的完整性确定地表达出来时，理性将其设想成对一个客体的认识，但这个客体只是一个理念”瑏瑡。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先验理念的整全性当成对象性并据此来下判断，一旦这样做时，就造成了对理性的滥用，因为“理性从它们出发的假设性应用真正说来不是建构性的……相反，它只是范导性的，以便尽可能地由此将统一性引入特殊的知识，由此使规则接近普遍性”瑏瑢。通过规定先验理念的范导性应用，康德实质上就规定了科学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基础，通过这个新的本体论根基，康德一方面否定了教条主义对理念的滥用，另一方面又反对了以休谟为代表的怀疑论者对形而上学的攻击。这就是说，科学的形而上学只能以先验理念的范导性应用为基础。但是，这种解答终究是个悲剧性的结论，它告诉我们关于形而上学的先天综合判断终究是不可能的，哲学只能要求比过去具有一种更加合理的理性形式罢了。我们再回到维特根斯坦哲学观。如前所述，青年维特根斯坦在写作《逻辑哲学论》之后，曾一度认为所有哲学的根本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这种解决就是对语言的清理与重建工作。但是，《哲学研究》的发表则标志着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的另一种态度的诞生，学界也以此为标志界划后期维特根斯坦，以区别于《逻辑哲学论》时期的早期维特根斯坦。早期维特根斯坦极力反对日常语言在哲学上的错误运用，并力图用一种人工语言（事实语言）来表达哲学。然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则一反早期通过人工语言解决哲学问题的思路，将其思考转向对人类的日常语言（自然语言）意义的关切，放弃了以逻辑规则为意义标准的思想。这种对语言的重新关注和理解，标志着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态度的改变。
三、结论：从哲学思辨走向生活世界的哲学观变革逻辑
康德的时代是启蒙精神蓬勃发展的时代，对理性的坚信和发扬促使康德始终将科学的形而上学形态作为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经过康德的理性批判，经验地基于其上获取的知识可以保证可靠而普遍的信念，但理性批判的结果恰恰成了理性的限度，作为人类理性整全性要求的形而上理念终究是隐而不显的。正因此，对于终极的价值信念只能信仰却无法认知，道德的本质只是一种义务。青年维特根斯坦则看到了比“理性批判”本身更为基础性的工作———“语言批判”，早期维特根斯坦仍受罗素、弗雷格等早期分析哲学家的影响，企图建立一种人工语言的联结来达到思想与世界的逻辑同构性。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几乎以近于几何学的严格性定义引入基本概念，但其结果并不成功，《逻辑哲学论》在某些概念的使用上并不能实现完全的逻辑自洽。
毕竟，哲学概念不是几何概念，概念的内在力量并不是靠严格定义来获得的。当然，《逻辑哲学论》的探索是开创性的，从康德时代传统哲学对于理性自明性的诉求到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澄清，哲学更深刻地展现了人类思想的限度和深度。基于对《逻辑哲学论》内在困境的认识，通过写作《哲学研究》，后期维特根斯坦展开了对《逻辑哲学论》的反叛，坚决捍卫常识：妄图在哲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划出一条界线是不可能的，关于独立的哲学语言不可能获得一致同意的答案，哲学的表述也不可能逃离日常语言的牢笼。对于语言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认为并不能脱离语言的自然理解，也不存在抽象的分析，我们的语言没有一种唯一的充分解析的形式，因此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哲学不为任何问题提供终极答案，更不可能重新构造一种完善的理想语言。哲学只是对思想的治疗，以矫正语言的误用对理智的蛊惑。哲学应该“要看不要想”，要看清楚所有的生活形式，而当看清楚了一切之后，哲学问题就终止了。
这种观点也许比《逻辑哲学论》时期的维特根斯坦更悲观，但给我们带来了更重要的启示：哲学本就是起源于对生活的惊奇，也应当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对康德哲学观与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的比较考察，我们发现：康德批判哲学进行理性批判，本意在于划定知识的经验界限，试图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奠基，但理性批判的结果恰恰成了理性的限度，作为人类理性整全性要求的形而上理念无处存身，导致终极的价值信念只能信仰而无法认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最初目的在于澄清思想的语言界限，对思想的形而上学幻相进行治疗，但到后来却坚决捍卫常识，重新认识到在哲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难以划出一条界线，哲学需要回归日常语言的生活世界。总体上看，从康德的理性批判哲学到维特根斯坦语言批判哲学，其中隐含着近现代西方哲学观演进的历史逻辑：从思辨的观念世界走向日常的生活世界，成为现代哲学观变革的根本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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