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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昌硕篆刻艺术思想初探

 聽雨軒sjh 2016-04-18


吴昌硕篆刻艺术思想初探

叶一苇

吴昌硕是近代书、画、篆刻艺术大师。他的篆刻艺术成就,影响中外,论者很多。但对他的篆刻艺术思想研究却甚少,未免“小学而大遗”。本文试从他的诗、文、印款的吉光片羽,结合篆刻的创作,综合成几个题目作一个初步的探索。

一、关于篆刻艺术特点的深刻认识

任何一门艺术,都各有它不同于艺术的本身特点的,只有准确地把握这门艺术的特点,才是在创作上取得成就的前提,认识得越深刻,它的成就就越高。那么,吴昌硕是怎样来认识篆刻艺术特点的呢?他说:“余嗜印学,垂五十年,此中三味,审之独详。书画之暇,间作《缶庐印存》,一生所作,仅存百余方。匠心构思,累黍万顷。千载下之人,而欲孕育手裁上之意味,时流露于疗寸铁中,则虽三五文字,宛然若断碑坠简,陈列几席,古趣盎如,不亦难乎?”(《耦花庵印存序》)

“累黍万顷”就是他所概括的篆刻艺术特点。(累黍:古时用黍百粒相累,取其长度以为一尺的标准。这里是指面积的小。顷:田百亩为一顷。这里指容量的大。)过去的篆刻家也曾归纳过篆刻艺术的特点,是“方寸之间,气象万千”,允称的论。我们比较推敲一下,“累黍”和“方寸”都说篆刻本身面积的小,这是容易认识的。但“万顷”与“气象万千”的不同,一般人就不注意。“气象万千仅说出了篆刻艺术所表现的气势、气韵变化的多样性,着重于形式的表现。“万顷”是指它容量的大,除了广袤的空间之外,还包含了漫长的时间,“千载以上”与“千载以下”,这就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包罗宇宙,不特指形式表现的多样,而且是内涵蕴藏的丰富。可见吴昌硕所认识的篆刻艺术特点就比一般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他说“此中三昧,审之独详”,并不是一种自矜,而是他对印学研究“垂五十年”的经验总结。他把握了这样一个特点进行篆刻创作,所以他的篆刻在艺术内涵上是极其丰富的,他能通过多样意蕴。在这方面,他的造诣之深,可以说是古人未有,后来的人也没有超过他。

二、关于继承、借鉴、创造的辨证观点

继承、借鉴、创造这些问题是至今争论不休,而仍处理不好的。吴昌硕虽然没有写过这方面的长篇大论,但在一些片言只语中,言简意赅地闪耀着辨证的思想光辉。例如学习汉印,他说:“汉印之最精者神隽味永,浑穆之趣有不可思议者,非功力深邃,未易摹拟也”。(“吴俊之印”边款)这是他五十三岁时说的话。他在题《吴让之印存跋》又提到:“秦汉铸凿,浑穆渊雅之不易得”,这是他八十四岁一生最后论印的话,足见他一生对汉印“浑穆之趣”的追求至老不倦,且感到不满足。他的继承汉印是归结到“浑穆”二字,取其“神隽”“味永”,不是摹其形。他对当时印坛提出了批评:“天下几入学秦汉,但索形似成疲癃”。《刻印》诗)又说:“我性疏阔类野鹤,不受束缚雕镌中”(同上),强调的是“个性”,不受“形”的束缚, 形是由自己变化的。他在《刻印》诗中还提出:“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同样批评了对形的“摹”与“宗”,再三地强调创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在三十七岁刻了一方印,文日:“爱己之钩”。后来四十六岁时,他在《缶庐印存自序》里写到:“《淮南子》日:‘不爱江汉之珠,而爱己之钩’。高诱注日:‘江汉虽有美珠,不为已有,故不爱;钩可以得鱼,敖爱之’。”我们在读吴昌硕的印谱,就看到他在这时的篆刻起了一个很大变化。他已用自己的“钩”去钓篆刻的“鱼”了。他的继承不限于汉印,而且更推到“于载以上”,在神驰千古之后,卓然“自我作古空群雄”。(同上)他常常告人说:“小技拾人者则易,创造者则难。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拾者至多半年可得皮毛也”。(齐白石《自潮》诗附注)这是对怎样借鉴别人的最诚恳的话。继承与创造,借鉴与创造,一是古与今的关系处理,一是自己与别人关系的处理,都是辨证的。

吴昌硕的话是他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否定自我然后得到的经验之谈,他在四十六岁时说:“余少好篆刻,师心自用,都不中程度。近十数年来,于家退楼老人许,见所藏秦汉印,浑古朴茂,心窃仪之。每奏一刀,若与神会,自谓进于道矣。然从赠人,或不免訾议,则艺之不易工也如此”。(《缶庐印存自序》)有否定自我,才能不断前进。由于责己严,所以他批评也很直率,他说:信手提刀,鲁鱼亥豕,散见零星,辄谓缪篆,为斯若可,无庸研究。而陋塞之士,遂据以为根底,则此贻祸于印学者实非浅鲜!”(《耦花庵印存序》)这些话对当今印坛还是很有教益的。

      三、关于创作方法论的创见

篆刻的创作方法,一般人往往单纯地理解为技法,这是很片面的。所谓“得心应手”,这“手”是技法,它却来之于“心”,心是艺术思想,是处在指导地位的。所以方法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思想的问题。

 

(1)难与易

 

吴昌硕说:“夫刻印本不难,而难于字体之纯一,配置之疏密,朱白之分布,方圆之互异。”(《耦花庵印存序》)这里指出了“字体”、“配置”、“朱白”、“方圆”四个方面,包含了篆法、章法与刀法,它们是一个整体。乍看起来似乎泛泛之谈,要深刻而全面地理解它运用它,却是难事。一般常见的现象是取其一而弃其三。在难度上也是不平均的。“字体的纯一”较难,“方圆之互异”最难。甚至于篆刻大师齐白石在这个问题也输吴昌硕一着。齐白石的印在前面三个问题都解决得很好,惟有对“方圆之互异”却失一着了,只有“方”,缺少“圆”,陷于单一;而吴昌硕由于做到“方圆之互异”,刚柔得到相济,变化就多。当今印坛上许多青年学篆刻,不知难易,以为随意刻画,当作“难”能,有些人还把这捧为“古朴”;而把老一辈长期辛苦的创造,视为过时,看成“易举”。表面上看起来篆刻创作热热闹闹,而实际上艺术质量在下降。这就是对吴昌硕所说的“难”写“不难”在思想上认识不足。我们再联系上文提到的吴昌硕说的“拾人者则易,创造者则难”,虚心去体会,就会感到它是可贵的箴言。

 

(2)正与变

 

吴昌硕说:“摹拟汉印者,宜先从平实一路入手,庶无流弊矣。”(“俊卿之印”边款)又说:“平实一路,最易板滞。于板滞中求神意浑厚,予三十年前力尚能逮也,不意老朽作此,迥非平昔面目,其苟子所谓‘美不老’耶?(“当湖葛楹书征”印款,这时他七十一岁)又说:“余癖斯者亦已有年,不究派别,不计工拙,略知其趣,稍穷其变。”(《吴让之印存跋》)他又在《西冷印社记》中说:“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稍知其源流正变。”话虽不多,我们可以从他的印谱中看到这种正变的轨迹。这种先平实入手,扎下基础,然后追求浑厚变化,是符合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的。

 

(3)富于想象

 

篆刻是文字在方寸石上表现的艺术,其刀笔赋形之趣是供人欣赏的。在欣赏的时候,要给人以想象的余地,所谓“耐人寻味”。要使欣赏者有想象,首先作者要有想象,在“匠心构思”的时候,就要展开“累黍万顷”的遐想,把文字的结构线条,通过一些艺术手法,结合个人的情趣,创造“意象”表现出意境。吴昌硕在这方面是有丰富的经验的。他在刻即》诗中有多处的描述,如:“时作大篆寄遐想”,“辄假寸铁驱蛟龙”,“山骨凿开浑纯窍,有如雷斧挥丰隆”。因为他在篆刻艺术上所追求的是“干载以上之意味”,要使“三五文字,宛然若断碑坠简”“古趣盎如”,不通过想象是难以创造意境的。所以他总是每当“兴来湖海不可遏”的创作冲动时,就展开“冥搜万象游洪漾”的想象。他还介绍了自己的经验体会,在创作欲冲动之后,要“捐除喜怒去芥蒂”,使心情平静进入思索,才能“逸气勃勃生襟胸”。所以,杨岘说:“昌硕制印亦古拙,亦奇肆。其奇肆正其古拙之至也。方其睨印踌躇时,凡古来巨细金石之有文字者,仿佛到眼,然后奏刀,砉然神味,直接秦汉印玺,而又似镜鉴、瓴瓿焉,宜独树一帜矣。”(题《缶庐印存》)

 

以上三点篆刻创作方法论,有普遍的意义。下面再谈一点他特殊的创作方法。

 

(4)美与丑

 

在篆刻创作上,由于个人的审美情趣不同,作品所表现的特色就不同。刻得好,都各有千秋,不强求一律。吴昌硕是追求“干载以上”的浑穆,所以在作品上常常运用“残破”的手法来造成意境。“残破”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属于“丑”的,但在艺术的特殊情况下,它是一种美,如“断碑坠简”就是如此。吴昌硕酷爱“缶”,以“缶”来名“庐”,后来索性把“缶庐”作为别号,他说“虽不求美亦不丑”(《缶庐诗》)他五十三岁时在“破荷”一印的边款上刻着:“亭破在阜,荷破在手。不破之丑,焉亭之有?千秋万年,破荷不朽。”这个铭言,道出了他的艺术审美观,他自称为“破荷亭长”,他爱画破荷,而把这种“破”看成为“千秋万年”,“不朽”之美,开辟了篆刻艺术的境界。但吴昌硕的篆刻,很多是不残破的,有它艺术要求的需要。

 

(5)利与钝

 

由于吴昌硕在篆刻艺术上追求浑穆,左刀法上表现出“钝”,因此使人有一种“钝刀硬入”的感觉。他确实有时也使用钝刀,如“吴俊卿信印日利长寿”印款中说:“鄣吴村掘地得此石,老缶钝刀刻之”,在“我爱宁静”的印款上刻着“老缶用钝刀作此”,但为数寥寥。可见他是偶然用钝刀,否则不是偶然何必说明呢?再看他的大量边款,笔锋精细,也不是钝刀所能刻出的。在“聋缶”一印的边款上他介绍刻封泥的经验说:“刀拙而锋锐,貌古而神虚,学封泥者宜守此。”这里不是说明“锋锐”吗?可见他的用刀是灵活运用的。我以为“钝”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刻刀锋刃的利钝;二是指刀刻的艺术效果钝,很近于“拙”。吴昌硕的刀法大多数是属于后者。

 

(6)既琢既雕

 

由于人们的审美情趣不同,创作方法也各异,有的主张“一任自然,不事雕饰”;有的“追求自然”既琢既雕。篆刻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对于艺术的效果是一种自觉的“追求”。有人说:“吴昌硕的篆刻,故作残破,刻好后还要把印石放在皮革上磨擦,这是‘做’出来的。”言外之意是篆刻只能一刻即就,不能过多地修饰。吴昌硕在《刻印》诗中也有过自白:“雄浑秀整羞弥缝”,“弥”是弥合,“缝”是缝缀,是一种最后协调全局的工作,这是必要的。刻印,从广义上说就是“做”,有韵人不是索性在边款上写明“某某制”吗?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来是方法问题,实质上是艺术思想问题。因为“做”是靠艺术思想指导的,吴昌硕的既琢既雕,返归于朴,正是他的一种创造。

 

四、关于艺术修养的启迪

 

吴昌硕在《刻印》诗中说:“刻画金石岂小道,谁得鄙薄嗤雕虫?”这是从长期创作实践中得出的深刻体会。不是“小道”表现在哪里呢?他指出的要求是“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要把诗、文、书、画的“真意”进行“深造”,融今贯通,通云于印,谈何容易?而他却在这方面做到了登堂入室,我们试举他的几个篆刻作品作为印证:

 

(1)“无须老人”一印,以文字线条的飘动,(这是他印谱中所见到的特殊篆法)表现须的美,却反衬了“无须”的心情。这不是文章中所用的“反衬”的手法吗?

 

(2)“湖州安吉县,门与白云齐”一唐周朴诗云:“湖州安吉县,门与白云齐。禹力不到处,河声流向西吴昌硕激赏这首诗,认为最后两句的精譬在于谓着墨在无字处。”他为什么不刻后面两个警句,而偏刻起句呢?这是经过苦心孤诣构思的,因为诗的特点在含蓄,即无字处,所以刻这印只刻前两句,而把深意寄于“无字处”,在边款上加以说明。这不“印中有诗”吗?

 

(3)“缶庐”一印,以运用大量的残破手法来表现“干载以上”的意味;而“心月同光”一印相反地用光洁完整来表现“其中无渣滓可知”,这都是诗文中常用的衬托手法。

 

(4)“明月前身”一印,文字线条的娟秀清朗,配以边款造像,互为辉映,这不是“印中有画”吗?

 

(5)“园菜果瓜助米粮”一印,以拙朴的风格,来反映农村艰苦的生活情景,表现出篆刻艺术与诗文同样可以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

 

(6)至于以书法之道用之于印,在他的篆刻中是更多了,恕不赘举。

 

    把诗、文、书、画与印熔为一炉,直到今天也只有吴昌硕一人而已。吴昌硕在《西泠印社记》中说:“进德修业,不仅以印人终”,他又常把篆刻称为“小道”、“小技”,在这种辨证的思维中,表现了他对学问向着博大宏深的方向去追求,对人品修养向着崇高的标准去锻炼,对艺术向着最高的境界去探索。篆刻艺术,如果与其他文学艺术.或者科学发明来比较的话,确实是“小道”,是“小技”,所以,纵有很高的成就,也不能沾沾自喜,妄自尊大。这又是他教人戒骄戒躁

的深意。

 

由于吴昌硕有这样全面的修养,所以他的篆刻不仅艺术内涵丰富,而且风格也多样,例如“松石园洒扫男丁”,同样文字内容刻了六方,每方风格各异,有雄浑,右圆浑,有飘逸,有洗炼,有豪放,有含蓄。其他的印也如此,变化无穷。

 

五、关于篆刻艺术独立的觉醒

 

篆刻称为艺术,本来就有它自己独立的性质,区别于其它艺术的。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往往掩盖了它的独立性。明、清以来,篆刻用于书画,用于收藏鉴赏的图书,就成为书画的附庸;但另一方面,印谱的日益发行,篆刻仍作为一个独立体加以欣赏,又发展它的独立性。一直到了西泠印社的成立,吴昌硕在《西泠印社记》中响亮地提出:“书画既有社,印社之设又曷可少哉”的宣言,这应该可以说是篆刻艺术独立的觉醒,在篆刻史上有特殊的意义。由于印社高举篆刻是一门独立艺术的旗帜,所以印社的章程上就明确地以“研究印学,保存金石”为宗旨,保证了篆刻艺术向前发展。吴昌硕在诗、书、画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而在印社的宗旨上却不牵及,使印社保持了专一的职能,这是他高明之处。现在反把印社的宗旨加上“兼及书画”,表面好像是“丰富了内容”,印脱离不了书画,实质上是改变了印社的性质,阻碍了篆刻艺术独立的发展,因为“研究印学”当然包含了书画。是从印学的角度来运用书画之理为篆刻服务。分散了宗旨,就削弱了机制的职能,是违背吴昌硕的苦心创业的,这是值得重新研究的问题。

 

 以上粗略地叙述了吴昌硕篆刻艺术的思想,由于我所见的材料有限,思想水平不高,错误和不足之处一定很多,渴求贤者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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