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吹尽红棉，风骚何处梅江冷。将舟失楫，欲呵无壁，萧萧鸿迥。驾鹤归来，还应怕见，芸芸人境。叹九州横肆、斯文兴废，扶日事、凭谁证。 回首万峰烟暝，但疏星、乍惊还醒。良方莫诩，当时热血、尽成新病。且把芙蓉，天涯望断，野蒿初劲。要寒涛怒起，铁弓迸雪，认鱼龙影。
——调寄《水龙吟》
此予避居南粤以来，闲诵《人境庐诗草》，嗟其志之可哀，叹其时之不遇，百年沧桑，都来心底，情非得已，遂发而为词。
数十年来，论文学史者，一及黄公度(遵宪)，但推崇其“我手写我口”，进而誉为 “诗界维新”、“诗界革命之先声”云云，此种推许，虽未为无见，然其人内心之委曲反因此而日渐湮没，殆不过后人所拟构，非实相也。所谓“我手写我口”一语，出于《杂感》，不过公度二十一岁所作，大抵少年意气，登东山即小天下，尚不知世事之难卜；及后阅历渐深，心情亦渐变，观其诗作，自晚近龚定庵（自珍）、黄仲则（景仁）、吴梅村（伟业）诸家而上，出入于苏、白、韩、杜之间，迄于六朝汉魏乐府及古歌辞，实欲融新旧古今于一家，而晚年所作七律，使事用典，几无一字无来历，兴寄遥深，不减老杜。盖公度于戊戌变后，遁居梅江之畔，朝思暮省，于维新革命种种事为或亦潜生疑虑。后四年（即光绪二十八年），致书梁任公（启超），尚有意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别倡“杂歌谣”体，以写时事；然同年与丘菽园（炜 ）书，却于别创诗界之举，倍感苍茫，“吾老且病，无能为役矣”。又三年，与弟牖达(遵概)书，更云：“生平怀抱，一事无成，惟古近体诗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已无可望矣”。
自我手写我口，至取径诸体，以汉魏为上，终致颓然而叹，公度一生求诗之经历与李空同(梦阳)实颇为相近，及晚岁犹念念不忘“杂歌谣”体，与空同酷嗜挂枝儿，亦复相似；无他，礼失而求诸野，其精神皆贯注于国风与雅颂之间，遂生无数希冀、奋发、虚幻与怅恨。如此而言，自公度辈言之，近代文学及其精神之变迁，仍有种种可惊可诧、可叹可惋，隐于缴绕复杂之历史事相背后，非侈言“维新”、“革命”者所能知；而有明中叶以来文学之发展，种种可伤可痛、可哀可悯，亦非所谓“近世精神”可一言以蔽之。
少时读书，也尝为各家文学史与文选所拘，于公度，但知其《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于有明以来之文，惟知诵袁中郎(宏道)之 《满井游记》、归震川(有光)之《项脊轩志》、张陶庵(岱)之《西湖梦寻》、沈三白(复)之《浮生六记》等等，但赏其行文则清丽可喜、抒情复沁人心脾而已。自负笈北上以来，眼界始开。以小说而言，不徒《三国》、《水浒》，早期版本实胜于明末清初诸本，即熊大木诸书，虽复粗陋，也时见其元气淋漓，非后世同类小说可比；以传奇而论，早期如《伍伦》、《双忠》、《宝剑》诸作，虽为后世斥为思想陈腐、音律不谐、结构支蔓，似不足道，实亦雾里看花而已，于其精神皆未能相应；诗文一道，也渐味高季迪(启)、李空同、康对山(海)及后来陈卧子(子龙)诸人之境界，远非袁中郎(宏道)辈所能企及，此亦袁氏自知者也，观小修《李温陵传》一文可知。无他，但以性命之道味之，高下不难立判。昔人有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所谓明不如元、元不如宋、宋不如唐，更无论汉魏、先秦，其所着意者岂但文学而已哉，殆不过性命之道，无从寄托，遂不得不援古以讽今耳。
康海在赏鉴元人剧作时，对个中曲意似乎别有会心：“意虽假借而词靡隐逊，盖咸有所依焉。予读之每终篇，或潸然涕焉。”(《题紫阁山人子美游春传奇》)而今，灯前展卷，由公度之诗，复思空同、对山，进则子美、退之，古今同慨。噫，今夕何夕，此何人哉？不明诗词，何以治曲，不明经史，何以治文。然则历史是如此复杂，一代精神之复炽与隳沉，都不过天地间个体性命之浮沉，其间可歌可泣、可悲可壮者，实非笔墨可以形容。所谓曲者乐之支也，予也痴愚，竟欲假此以描摩古士大夫一段精神，是耶？非耶？诚能得古人之心乎？予不知也。昔唐荆川(顺之)、李中麓(开先)诸子，以为文不必作，诗不必写，实性命之道，非文字可托，亦不欲徒托之于文字矣。然漫漫人生，情何以堪。荆川枯坐悟道，最终奋起，不顾天下非议，应嵩党之聘，出山领兵，功未成而身先死；中麓则不过寄身世俗，自矜才情，效白乐天(居易)之习，所谓处世之道，不太过，不太偏，吾执乎中。二者均难免后人之讥，然宁效荆川，不欲为中麓，后者殆不过“乡愿”而已矣。子曰，乡愿，德之贼也。惟当今之世，漫眼浮尘，恐得如中麓者亦不能，又剌剌不休者，何耶？复缀一辞，云：
流云隔断凤凰吟，瑶阁空余七宝琴。
滟滟晴波逐梦远，重重芳树坐春深。
文章自写灯前雨，烟月难凭海底针。
千古风流俱往矣，与谁同泣复同寻？
丙戌夏初风雨大作复庵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