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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社会，对皇帝提意见有专用的术语，叫“谏”（音jiàn读“见”）；对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的皇帝，则有“从谏如流”这一成语加以褒美。但是，皇帝毕竟是皇帝，高高在上久了，不可避免地会“独裁化”。以“从谏如流”闻名的唐太宗李世民，与犯颜直谏的魏征之间，事实上也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  唐太宗与魏征 纳谏前后不一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是一位杰出明君，他开创了中国封建史上的“贞观盛世”，史称盛唐时期。其所以如此，原因很多，能兼听纳谏可谓原因之一。不过，唐太宗的纳谏是前后不一的。前期，唐太宗希望大臣们“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而且说到做到。当大臣们奏事时，太宗和颜静听，鼓励大臣们大胆提出铮谏之言。同宰相们商讨国家大事时，还允许谏官旁听，并对直言铮谏者予以奖励。在唐太宗认真求谏的鼓励下，贞观一朝，君臣的确曾一度形成了一种直言进谏、纳谏之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在点兵年龄问题上采纳了重臣封德彝之谏，将年龄由21岁改为18岁，下了几次诏敕。魏征则坚持认为不可，压发诏敕，唐太宗因此事盛怒，召见魏征，指责魏征固执。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可是自陛下即位以来，才短短几个月，已经有几次失信于民了，怎能使民相信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魏征一席忠言，觉得有理，反而高兴地说：“过去我总以为你固执，不悉政事，今天听了你分析国家大事，甚为中肯。如果号令不信，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呢？看来是我错了。”于是，点兵仍依原制，年龄仍限制在年满21岁的壮丁中。魏征也因为敢于直谏得到唐太宗奖赏。贞观元年（公元626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反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意思是说，同样是搞“建设”，人们对大禹治水没有意见，对秦始皇修宫殿却怨恨得要起来造反，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治水是为了人们的利益，修建宫殿是为了个人享受。他还说，自己原打算建造一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鉴于秦始皇的教训，决定不修了。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似乎把他说的话忘了，下诏修复隋朝的洛阳宫殿，“以备巡幸”。这时，一个名叫张玄素的谏臣站了出来，成功地劝阻了李世民此举。但时隔不到一年，李世民还是大兴土木，修复了他要用来“巡幸”的宫殿，而且造得比前朝豪华得多。耐人寻味的是，在此期间，又有一个名叫戴胄的臣子来提意见，李世民一边赐之以官爵，以示褒奖，一边仍在继续修宫殿。修好之后，李世民又将这耗费大量物力人力的奢侈建筑给拆了。由此可见，李世民所谓的“从谏如流”，极有可能是为了做表面文章，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明君的形象。 魏征之谏都是没有利害关系的 在这样一位皇帝面前，以进谏而闻名的魏征又当如何视之？史载，李世民称魏征进谏涉及的事情，多达两百多件，而且这些意见还都很合他的心意。而实际上，魏征之谏都是没有利害关系的，他绝不会在敏感而凶险的事情上和李世民对着干，也绝不会卷入可能真正激怒这位皇帝的事情中。比如，魏征最为著名的谏言《十渐不克终疏》，虽然看似对李世民提出了颇为严厉的批评，如“顷年以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顷年以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实际上，这些谏言早就是其他谏官，包括魏征本人，说得都已经乏味了的“套话”。这样的谏言，既能让李世民毫无压力地“纳谏”，又能塑造自己忠直谏臣的形象，同时用明贬实褒的手法美化了李世民—如此难听的谏言李世民都听了，他是一个多么圣明的君主啊。再如《隋唐嘉话》所记载的玩鸟一事，也被当做魏征敢进谏、李世民“怕”他的典型故事广为流传。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鹞，把鹞玩得正高兴的时候，魏征来奏国事，太宗慌忙把鹞藏于怀中，魏征奏事不停，鹞竟被捂死怀中。再如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欲到南山巡幸游玩，一切准备就绪，结果未去。魏征问道：“陛下为何不去了？”太宗笑着回答说：“害怕爱卿责怪我，所以不去了。”这种皇帝怕大臣的事，史属罕见。这些故事的真伪尚且不论，单单思量一下，用进谏的方式让皇帝的爱鸟死去，这算是什么谏？魏征敢犯颜直谏不假，但那得看对谁。玄武门之变以前，魏征在谁的手下干活？李建成（注：李世民的哥哥，时为皇太子，玄武门之变中被李世民所杀）。李建成失败以后，魏征是以俘虏的身份被李世民召见的，当时李世民就问魏征，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你为什么要出主意害我？魏征的回答是，皇太子若听了我的话，必无今日之祸。意思是说，如果李建成当初听了我的话，你李世民早完蛋了。这句话反映出一个事实，那就是李建成他不那么听魏征的话。魏征在李建成手下时，不是不想提意见，而是李建成不接受，于是，他不敢再继续提下去了。再提下去，惹恼了李建成，搞不好会遭杀身之祸。魏征自己也曾说过：“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意思是说，你李世民让我说话，我才敢说，如果你李世民不让我说话，我岂敢几次冒犯？这句话说到底，是在夸奖李世民心胸宽阔，善于纳谏。作为一个“老江湖”，魏征把李世民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李世民要塑造自己明君的形象，就需要几个看起来很不听话的谏臣，制造一些听起来很令人反感、实则无压力的谏言。魏征正好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谏臣的结局 对李世民而言，当局势安稳、国富民安，不需再刻意塑造明君形象时，他对谏臣的态度就有所改变了。这时，魏征背着李世民，将自己曾经进谏过的言辞都写下来，拿给记录李世民日常言行的史官褚遂良看。史官褚遂良并非是一个小人物，他所负责的记录工作，事关后世对皇帝的评价。按照此前的传统，皇帝是不能过问的。魏征此举，不过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万一哪天被李世民杀了，还能留给后世一个好名声。只是，那样的话，李世民的名声就给毁了。因此，得知此事后，李世民很不高兴。据《旧唐书》载，魏征曾要求李世民让其当良臣，不要当忠臣。李世民问他，“忠、良有什么区别吗？”魏征答：“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可见，魏征所谓的忠臣，乃是像比干那样进谏而被皇帝所杀者（注：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忠心耿耿反被纣王残杀）。言下之意，是在告诉李世民：你可不能像昏君一样杀了进谏的臣子，那样只能让臣子博得忠臣的美名，而让自己背负恶名；反之，做出纳谏的样子，则能让臣子、皇帝都受益，岂不美哉？在李世民不需要塑造从谏如流的明君形象后，这样的观点很容易引起他的反感。而对魏征来说，遇到敏感而棘手的问题，需要真知灼见的时候，他也会千方百计地避开。比如，当太子李承乾之师一事，魏征就想装病赖掉，因为他早就意识到这是个危险差事。虽然最终还是没完全赖掉，但魏征还是争取到了抱病履行职责的旨意，也就是形式上按照李世民的本意当太子的名誉老师。皇帝、太子的那些事情，岂是臣子敢随便参与的？魏征确实精明，在他死后不久，太子果然作乱，被李世民平定。太子的党羽都被灭杀。魏征也受牵连，李世民怀疑其“集党”，甚至推倒了他为魏征亲自撰写碑文的墓碑。我们在谈到唐太宗和颜纳谏创贞观盛世的历史时，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什么民主。谏可纳，也可以不纳，纳不纳谏，其实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说到底，它是一场权力的游戏而已。 附录唐太宗40岁后开始怠政 唐太宗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实为一代明君。从策动其父晋阳起兵反隋，到贞观前期的20年间（即20岁到39岁）这段时间是唐太宗的光辉年代。但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王朝统治地位的稳固，封建专制“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制度和奢侈的帝王生活，以及大臣们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使唐太宗往骄奢的方向变化。唐太宗在贞观后期纳谏精神减退，听不进反面意见，盲目自信膨胀起来。不听大臣劝阻，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对高丽用兵，胜小失大。“游猎太频”，大臣纷纷谏阻，太宗反唇相讥，说什么“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疏，朕游猎仅在后宛，不烦百姓，有何不可！”太宗不惜国库，于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营造大明宫，意欲给太上皇李渊玩乐居住，但第二年李渊还没住进去就一命呜呼了。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又在洛阳建飞山宫，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建玉华宫，并说要“务令节约”，结果仍是“费资巨以亿计”。贞观后期，太宗“轻用人力”，“东征高丽，西讨龟兹”，不吸取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征高丽损失惨重的教训，又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再次发兵征高丽，并下诏大造海船。多地民众因不堪造船之苦起来造反，有些州弄得民“卖田宅、鬻子女而不能供”的悲惨境地。太宗曾嘲笑秦皇汉武相信方士长寿之术，但他自己仍然没有摆脱方士的长寿邪说，食方士金石之药。最终因食了这个异国骗子的“延年之药”，使疾病急剧恶化。于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七月身亡。 来源：新周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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