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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前，我第一次听浙大管院邢以群教授回应“理论无用”的质疑，获益匪浅。他指出，不是理论没有用，而是理论没有用好。关键点有两个，一是除了理论，还要有方法，只有通过具体的方法措施，理论才能真正应用于实践，二是所有理论都有前提条件，唯有条件具备，匹配得当，理论才能发挥作用。 几日前，吴波教授也谈及这样的问题，并以“锻炼就会减肥吗”为比喻，生动活泼。他在阐述从理论到实践的作用机制上别具特色，基本上把因果关系模型中可能的影响因素都列出来，包括自变量的阈值、作为情境的调节变量，作为个体的调节变量，以及中介变量、控制变量等等，非常之全面。 这些分析对于我们认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颇有助益，不过，我有一些担心：这些都是从理论端出发，是对理论的辩护，若隐若现地透露出了作为专家的某种“骄傲”：理论是对的、好的，如果有问题，也是理论应用上的问题。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如此自信？接下来我会从另外两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或有不同的感受。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做是一个沟通问题，研究者与实践者的沟通问题。虽然同样关注的是企业和企业管理，但却有多个方面的明显差异，而这些差异却可能带来沟通的困难： 差异之一：关注问题不同。研究者最关注What和Why，多是事后的解释，而实践者关注的是How，面向现在，创造未来； 差异之二：方法论不同。研究者的思维方法是分析、分解和抽象，而实践者的思维是综合、平衡与具体化； 差异之三：目标追求不同。研究者寻求构建理论，越好的研究文献越重视理论贡献（而非实践启示），但实践者面对具体问题，最想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启发、思路与方案； 差异之四：评价机制不同。研究者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员，遵从的是学术评价机制，相互间展开激烈的学术竞争，研究设计日趋复杂、语言专业精微（晦涩难懂），尤重研究过程与方法的规范性，然而这些要素对于实践者毫无意义，他们看重的是结果。 这些差别可看作是实践与研究分工的结果。回想一百年前，很多管理理论的提出者同时也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如泰勒、法约尔、巴纳德，今天却很少这样的“跨界者”，无论是从企业界到商学院，还是从商学院到企业界。从理论上说，分工会促进专业化，获得更多的知识，适度的差异有利于形成互补效应，即一方的存在都会提升另一方的价值。譬如，我们对原理知识（Know Why）的掌握越多，设计解决方案（Know How）时会更有针对性，掌握分析的技巧，化大为小时，更有利于把握问题的关键。然而，如果差异过大，却会导致很难沟通、很少沟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协同互补效应难以发挥。遗憾地是，这种情形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越来越严重。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商学院/管理学院受到一些力量的推动，比如1959年福特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资助的两份针对商学院的研究报告，走向了以科学/学术研究优先的发展道路。这样做的好处是，大幅提升了商学院/管理学院的合法性、权威性（至少在表面上），让它看起来更像一门“科学”，不利之处是与企业界的差异越来越大，渐行渐远，变成了两个相互隔膜、偶有交集的圈子。在一场场的学术交流中，有多少企业家、经理会参与其中？国内如此，国外恐也如此。学术界发表的文章基本上只有学术界的人在看，自我繁殖。凡看重实践、离实践比较近的学者多数会在学术界处于“边缘”地位，主动或被动地。德鲁克就是最大的典型，彼得斯、科林斯也是如此，明茨伯格与主流学界也不睦，屡屡以“挑战者”形象出现。国内我们也能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进一步地，如果从企业界的角度来看待学术研究成果的话，得到的结论恐怕会更苛刻一些。让我用一个简单的二维矩阵对管理研究得到的成果做一个区分。维度之一是可得性，是指企业界人士能够接触并能轻易理解的程度，与发表期刊的普及性、写作语言是否通俗易懂有关，维度之二是潜在的实践价值，是指它对于实践的指导价值，直接的和间接的。2×2的结果就是得到了四类知识：既不可得又无用处；虽有价值，但难以直接获取和理解；容易接触和理解，但没有明显用处；容易接触和理解，同时价值明显。 四类之中，最后一类是最受欢迎的。这就是为何德鲁克那么受尊重，《哈佛商业评论》比SMJ、AMJ、AMR、ASQ在实践者中更有影响力的原因。 规范研究的学术类成果主要体现在前两类，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对普通人来说阅读理解比较困难，至于水平，一般人们会通过发表期刊的等级评判，级别越低越可能属于第一类知识，级别越高越有可能属于第二类知识。但如很多人指出的，也不尽然如此。最近读过2016年发表在SMJ的一篇文章。它考察了国家之间的敌意对联盟关系的影响，主要结论是国家间敌意越大，联盟越不可能发生。试问：这样的结论与常识有何区别？即使是高水平的研究，除了概念抽象、难懂之外，也常常面临着问题界定太小（对学术来说是好事，对于实践来说是坏事）、因素层次低、结论相互抵触等问题，降低其对实践的指导价值。 我们还要清楚一点，对于经理人来说，他们在评估理论的价值时，有其他学习的途径可选，有其他类型的知识作为比较标杆，比如从自身经验中学习（经验学习，从经验到经验法则到指导实践）、从他人经验中获得的知识（观察学习，从经验到启示到指导实践）。因为有情感以及实践绩效的加持，这些方式相较理论更具优势。除非明显地超越其经验范畴，否则理论的价值很难得到承认。 实践需求与理论研究的时间差，也降低了学术界的影响力。当实践者面临现实的困境时，它所能够从理论界获得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理论界还在忙于研究上一波的问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就是“互联网 ”，企业界热闹非凡，论点迭出，但国内管理学术界却几乎是失声的，反倒是财经媒体出身、善于思考的人（如吴晓波等）发出了更大的声音。 最后，对于最高管理层的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多属于终极性质：经营企业的意义何在？最终目的是什么？企业家与企业的关系？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企业应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等等，这些问题在管理理论研究中很难回答，因为它们很难用规范的方法去研究，或者给予了过于简单的假定（“利润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自然无法回答这些本质上属于价值观和哲学层面的问题。于是，中国的企业家转向了佛学、国学、宗教和历史，转向了极地探险、与其他企业家深度对话（“私董会”），试图以这些方式来“悟”得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开始后一些德高望重的理论大家对商学院的学术研究及MBA教育提出了批评，比如斯坦福大学的杰佛里·普费弗和同事写了“商学院的末日：看得见的成功不多”（The End ofBusiness Schools? Less Success Than Meets the Eye）、伦敦商学院的苏曼特拉·戈沙尔（Sumantra Ghoshal）2005年写的“坏的管理理论正在毁坏好的管理”（Bad Management Theories AreDestroying Good Management）、亨利·明茨伯格的著作《管理者而非MBA》（Managers NotMBAs）、领导力研究权威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和同事合作撰写了《商学院是如何迷失方向的》（How Business Schools Lost Their Way）。单看标题就已非常惊悚，一些判断也极为尖锐，比如普费弗写道：“很少有证据表明，商学院的学术研究对管理实践产生了影响。” 我相信，也正如那些批评者所相信的，理论研究是有价值的——他们自己也做了很多理论研究，但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有价值，更不是只有一种途径来获得。关注实践，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同时又要超脱实践，充分发挥理论研究的系统、深入的优势，实现深度、高度与远见的突破，会更有利于这门学问、这个学科的发展。
评：管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的进步、企业的发展，都需要管理理论。2015华为轮值主席郭平写道：我们不但要有理想，还要有理论，理想能拉远我们的眼光，理论能垫高我们的双脚。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即社会，具有典型的自我演进性。所以，农业社会不同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不同于工业社会。如果我们的逻辑基础还是工业时代的基本模式，例如规模经济，我们怎么能够做出好的理论？怎么有效涵盖新时代的管理诉求？ 但是，如果让理论家去做实践家的事情，这又是明显的强人所难；正如同实践家干不了理论家的工作一样。所以，与自然科学不同，管理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的距离更大，难以依靠一方的努力来熨平二者的差距。所以，与其互相指责、漠视，不如互相合作。这就需要现有的理论与实践互动机制的变革。 德鲁克说，实践家需要为理论家提供问题，而理论家则需要为实践家提供原则。在这里，原则不是对策。例如韦尔奇成为通用电气CEO之后，曾经拜访德鲁克，问，该如何管理通用电气这么一家多元化的大企业？德鲁克就说了一句话：如果现在你没有这些业务，你还有继续做这些业务吗？据此，韦尔奇就提出了著名的“数一数二”战略。其实德鲁克讲的原则很简单，管理是未来导向。而韦尔奇能够据此衍生出“数一数二”战略。这说明，要想成为好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不能仅仅奉行简单拿来主义，而是要创造性的升华。【小溟】 本文作者浙江工商大学教师程兆谦。解读管理大师的思想，触摸管理实践的脉搏，熨平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转载请注明引用，标明原文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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