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里的大学问（下）

麻将的理性思考

麻将虽好，也不可贪多。麻将，在大多数眼里几乎就是“赌博”的代名词。但是要正确认识一事物，就必须用一分二辩证的方法去看待它。

《辞海》解释麻将为“博戏”。它最早叫“六博”，是古代以投掷骰引导进程，靠碰运气的一种游戏。经岁月的磨洗淘汰，“博”早已湮没于，被人遗忘。竞技体育，竞争的是技。麻将却是三分牌技，七分运气。”《汉书》中称“夫悬于投，不专在行。优者有不遇，劣者侥幸。”就是说“博戏” 进行的结果，并不是专门凭技术，优秀者往往不能得手，而低劣者则常侥幸取胜。博戏带赌，就成了赌博。麻将一旦染上了“赌”字，沾上了 “钱”字，就成为某些人用以赌博的工具。

其实，不可否认的是，麻将与掷骰子等博戏相比，总还有“三分牌技” 的趣味，因而麻将的品味便有不同。它可以做为人们尤其是老人休闲的一种娱乐。据一位90岁的老同志说，他每天打4圈麻将，籍以活动手指和脑子。可见麻将确有其一定价值，不可抬高，也不可否定。大概这也就是其登上体育殿堂的原因之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宇宙是浩瀚的，生命是短暂的，知识是无穷的，我们要学习，学习，再学习。窃以为，有益体力和智力发展而多姿多彩的文化体育世界十分广阔，余暇弥珍，我们大可不必痴情留连于方城之戏上。

麻将在中国

麻将运动不仅具有独特的游戏特点，而且具有集益智性、趣味性、博弈性于一体的运动，魅力及内涵丰富、底蕴悠长的东方文化特征，因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麻将运动在我国广大的城乡十分普及，流行范围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已经进入到千家万户，成为我国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智力体育活动。麻将运动的客观存在是当今中国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

麻将作为一种休闲活动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文化现象，麻将运动确有其表现形式上的多元性。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麻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价值堪称国之瑰宝；也有人深恶痛绝，认为麻将是赌博之首，其罪恶程度几与吸毒无异。 麻将与赌博并没有必然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赌博消失了，麻将却在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中健康地存在了许多年。今天，当有人用麻将作赌具的时候，其罪责，当不在麻将。桔生于淮南谓之桔，植于淮北谓之积。事在人为。

对于具有广泛的群众参与的麻将运动，既不能采取简单肯定的方法，不加筛选和比较，全盘接纳；也不能采取断然否定的方法，无视现实，不加分析地一律加以排斥。将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充分地看到麻将运动本身所具有的积极的社会意义和其本身滋生的弊端，采取扬弃的方法对其进行积极的疏导和改造，弃恶扬善，除旧布新，才是使这项传统的智力运动走上健康、文明的发展之路的当然之举。

纵观人类的体育发展史，任何一种体育项目，都要经过玩耍(PLAY)----游戏(GAME)----竞技(SPORT)这样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这正是体育项目从无序到有序，从混乱到正规的由之路，也是体育项目发展的自我保护机制。麻将运动发展到今天，已经规律性地走到了即将产生质变的阶段。如果忽视了这一点，袖手旁观，任其恣意演变，以至全面沦落为赌博工具，滑入罪恶的泥潭，才是真正的悲剧。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我国麻将运动的客观现实，确已到了必须正面引导的状况。多年来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军队、地方的老干部中组织的此起彼伏的竞技麻将比赛，在麻将向健康化、竞技化方面所进行的积极有益的探索，无疑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对麻将运动正确发展方向的有益尝试，也使我们看到，开展健康的、积极的、规范的麻将竞赛，不仅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是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根本目标相辅成的。

正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国家体育总局授权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组织专人，历时两年多，对麻将运动的现状、历史、文化含量、理论范畴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其间，不仅多次主持召开了由社会学、体育学、体育运动管理学等多学科专家参加的麻将理论专题研讨会，试办了不同规模的麻将竞技比赛，而且还对社会不同阶层，进行了大量摸底抽样调查，从而摸索出一套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的切实可行的麻将运动竞赛规律。大量的事实证明：麻将运动可以以健康、文明的体育竞赛的形式存在和发展。

麻将文化飘洋过海

麻将只有一百余张，打起来却丰富多彩，既斗智又斗勇。前人对参加打麻将的牌手曾有要求：“入局斗牌，必先炼品，品宜镇静，不宜躁率，得勿骄，失勿吝，顺时勿喜，逆时勿愁，不形于色，不动乎声，浑涵宽大，品格为贵，尔雅温文，斯为上乘。”这正体现了麻将娱乐本身的旨意和精神。

正因为麻将牌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娱乐性和益智性，因而很受人们的喜爱，流行很快，影响很大。20年代初期，麻将牌不仅在亚洲盛行，而且还流行欧美。当时出口的麻将牌，牌面上往往还有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国外有许多详细叙述麻将打法的书籍和研究麻将打法的杂志。日本等一些国家还有专门研究麻将牌的团体以及定期举办全国性的麻将大赛。在欧美，把麻将视为体现东方情趣的古董，装进雕刻精致的盒子珍藏起来也不乏其人。

故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不少旅居中国的西方人，入境随俗跟着中国人学打麻将。20年代，一个叫巴布考克(Joseph Park Babcock)的美国商人，开始实现向美国系统介绍中国麻将的计划。他的步骤严密而有序，从麻将牌到麻将规则，乃至麻将的英文音译“Mah-Jongg”都由他带给了美国。他为欧美人写的简单化的麻将教程《麻将规则》被人亲昵的称为“小红书”，几乎称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席卷美国的麻将风潮并不让人觉得奇怪，作家菲茨杰拉德这样诠释着当时的美国：“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放纵和绚丽的时代，这是最值得书写的时代。”在20年代那个爵士年代中，有着异国情调、私密性、战略性和隆重感的中国麻将，也在此时书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

日本的麻将普及，是1924年从报刊上一点一滴的介绍开始的，因此后来在《朝日新闻》的读者提问一栏中，有了“最近小说和报纸上看见的支那的麻将是什么？”的问题。然而此时的麻将游戏仅仅局限在有闲阶级中的上流家族、以及善于接受新事物的男女学生中。麻将以高雅运动的面目出现在咖啡馆和高档餐馆中，在东京神乐坂地区的咖啡馆里，仅一套麻将就使得像广津和郎、佐佐木茂索等名士、画家、官吏们蜂拥而至。到了1925年，《朝日新闻》上连载的菊池宽小说《第二の接吻》上写到4人玩麻将的场景时，麻将已经渗透到许多人的生活中，到了昭和年代更是风靡一时，出现了许多麻将爱好者的团体。

犹太人是麻将大军中最忠实的追随者。二战期间，当故乡乃至全世界对犹太人关上大门时，中国上海这扇门仍对他们开启。来到上海的犹太人，很快接受了中国的麻将游戏，以此作为同族人交流的工具，共同度过流亡中的漫漫长夜。此后无论走到何处，麻将都成为犹太人尤其女人的最佳伴侣，他们对麻将中的中文早已看惯。后来一名南非华人创造出取消东、南、西、北的新式麻将，丝毫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犹太人对中国麻将的喜爱，就这样在一段伤痛与温情交错的底色中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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