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故居全程讲解词

2016-04-19  mrb8
各位朋友:
  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少奇同志故里参观!
  刘少奇故里位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是全国首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首批“4A”级旅游景区。这里地处“长沙──张家界”自然风光之旅,“长沙──花明楼──韶山”名人故里游这两条黄金旅游线的中枢联结点,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伟人故里“金三角”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湖南省最重要的革命纪念地和旅游观光区之一。刘少奇故里占地面积近800亩,包括刘少奇同志故居、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刘少奇铜像广场、刘少奇文物馆、花明楼、修养亭、万德鼎、刘少奇坐过的飞机等景点。
  大家抬头看到的是“刘少奇故里”牌楼,是1998年少奇同志诞辰百周年之际投资建成的。门楼高12.4米,宽15米,呈山墙暴露式,颇具江南古建筑风格。“刘少奇故里”五个苍劲大字则由全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先生题写。下面我们顺着这百级台阶去瞻仰刘少奇同志铜像。
  刘少奇同志铜像是1988年少奇同志诞辰90周年时落成的,由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同志亲自揭幕。当时的铜像广场只是一个占地面积不足1000平方米的砂石坪。在少奇同志百周年诞辰之际,经中办[1998]1号文件批准,并下拔专项经费400万元,用于铜像广场扩建。现在整个广场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米(包括踏步)。现在我们沿着这百级花岗石台阶,拾级而上,两边山头青松傲立、杂树生花,石级中央一条苍翠的匍地龙笔直前伸,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就踏上了铜像广场。广场视野开阔,四周山头连绵起伏,幽远深遂。广场正前方,整齐的小松柏簇拥着一个庄严肃穆的平台,平台中央,少奇同志铜像威严地矗立着。铜像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捐建,著名雕塑大师刘开渠和他的高徒程允贤精心制作。铜像加底座共高7.1米 (像高3.0米,座高4.1米),这个数字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七一”是党的生日,少奇同志一生致力于党的建设,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是我们党的卓越领导人。第二,少奇同志享年71岁。铜像座西北朝东南,面部神情似微笑,似沉思,满怀沧桑地遥望远方;拿着烟头的手自然摆放;飘逸的风衣将衬托得更加伟岸。再现了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少奇同志风尘仆仆、日理万机的光辉形象,使人油然而生一种敬意和亲切感。
  顺着刘少奇铜像后的游路往下约80米,在青松翠柏、古树鲜花的拥抱中,一座建筑群若隐若现,这就是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这里离故居200多米,地势平缓,环境幽美。
  纪念馆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一座完整、系统地展示和介绍刘少奇生平业绩的传记性专馆。开馆于1988年11月24日,建筑面积3200多平方米,其主体是自由分散型园林式建筑,这种风格与炭子冲的田园风光相映成趣,美丽自然。正门上悬挂着“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匾额,是由邓小平同志1987年亲笔题写的。馆外广场东侧的怀念亭由长沙市总工会捐建,“怀念亭”三个大字由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曾任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是少奇同志的老部下,又是一位著名诗人、书法家)。纪念馆内有一个小巧别致的怀念亭,是湖南省总工会为纪念少奇同志对工运工作的杰出贡献捐建的。“怀念亭”三个大字由少奇同志的亲密战友、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同志亲笔题写。怀念亭四侧均有名家题撰的对联。纪念馆旁边还有一座古朴典雅的刘少奇文物馆,内设三个展厅,分别为刘少奇中南海故居—福禄居复原陈列和与少奇同志生平业绩有关的其它专题陈列。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在内容上打破了原来一贯以生平为序的陈列模式,采用专题与生平相结合的方法,大手笔反映生平事迹,以专题体现少奇同志在缔造新中国、发展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思想和主要贡献。在陈列形式方面一改过去那种手段落后、单调呆板、死气沉沉的局面,把现代科技手段引进陈列当中,如三维空间营造、多光源处理、光导纤维图表、电脑触摸屏、电视录相、景观复原等,使陈列的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陈列还荣获了“99年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整个纪念馆共有八个展厅,按少奇同志生平分为四个专题进行陈列,陈列面积1000多平方米,展线长240米,共有文物展品800余件。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序厅部分。序厅正面浮雕为 “少奇同志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两侧的浮雕分别为中华儿女在革命战争年代不屈不挠的斗争和在和平时期建设美好家园的场景。两侧的造型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形状和中国共产党党旗形状。整个序厅的寓意为:少奇同志的一生始终和人民群众在一起,他所建立的不朽功勋与共和国同在。
  纪念馆的第一部分是“为了缔造一个新中国”。少奇同志是新中国的伟大缔造者之一,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在常人难以想象的条件下,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无论在多么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中,他总能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非凡的才能,独立地把握方向,打开局面。
  1898年11月24日,少奇同志诞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少奇同志的父亲刘寿生是个忠厚老实且有一定文化教养的农民,母亲鲁氏是位精明能干的家庭主妇,少奇同志从小就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父亲刘寿生思想开明,送少奇同志念了七年私塾。1913年,少奇同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宁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玉潭学校(照),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也接触了许多进步思想。少奇同志字绍选,学名刘渭璜,是他的启蒙老师朱赞庭先生根据“姜太公钓璜于渭水,巧遇文王”的典故而取的,接受新的进步思想以后,他觉得这个名字太消极了,于是把它改成了保卫的“卫”,炎黄子孙的“黄”,以表达自己保卫炎黄子孙,振兴中华民族的决心和抱负。
当时的中国外遭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封建主义统治,国家贫弱不堪,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随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爱国运动的爆发,更加激起了少奇同志的报国之志,他先后到长沙、河北保定育德中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等地求学,寻求革命真理,一步一步踏上了革命征途。
  1921年春,少奇同志苏俄留学。同年夏天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东方大学学习革命八个月,是少奇同志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学得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就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在他亲笔填写的《团员调查表》中,他写下了决心从事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的远大志向以及对现代社会的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社会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个时代的人,应该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这年冬天,少奇同志首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由一个普通的农民的儿子转变成新民主主义者,最后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少奇同志是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中国工人阶级独立走上革命舞台不久,他奔走于安源、广州、上海、武汉等地,领导工人运动,对我国工运工作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国内革命的需要,1922年夏,少奇同志从莫斯科回国。同年 9月11日,他受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委派到达安源,参与领导安源路矿工人运动。这个时期,全国的工人运动正处于一种萌芽状态,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来领导,相继暴发的工人斗争都在敌人的武力镇压下失败了。少奇同志到达安源后,与李立三等人经过周密的准备,于9月14日领导一万三千多工人举行了震惊全国的安源大罢工。由于少奇同志的等人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工人群众的坚强团结,这次罢工取得了全面胜利,而且前后五天未伤一人,未败一事,是我国工人运动史上的辉煌壮举,开辟了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新局面。
  为了巩固和发展罢工的胜利果实,在少奇同志的领导下,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开办了工人夜校、工人消费合作社和中共历史上第一所党校,安源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表)党员人数由1922年2月的6人发展到1925年8月的250人,约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1/3,所以安源当时有“小莫斯科”之称,是我党早期革命的摇篮。
  安源工人运动硕果累累,为全国工运工作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少奇同志凭着其卓越的领导才华脱颖而出,在1925年5月于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随后,他又先后参与并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省港工人大罢工以及武汉工人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他总结了几年来的工人运动斗争经验,有实践上升到理论,编写了我国最早的工运理论小册子《工会代表会》、《工会组织法》、《工会经济问题》及时指导了全国工人运动的正确发展。1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照),少奇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这与他为我国早期工人运动做出的杰出贡献是分不开的。
  十年内战期间,少奇同志辗转于上海、天津、北平、沈阳等地,在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中,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是我党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1929年春东北地区革命处于十分困难时期,4月,中央特派员谢觉哉在巡视东北后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满州党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6月,中央派少奇出任中共第五届满州省委书记,领导整个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在极其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中,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敌当时形式,明确提出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以防御为主,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既反对投降主义,又坚决抵制“左”倾盲动主义,成功地处理了黄、赤色工会关系。少奇同志本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领导了奉天纱厂工人大罢工,中东路失业工人复工斗争等运动,迅速推动了整个东北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
  长征前夕,少奇同志由福建省委书记调任红八军团党中央代表,1934年10月17日,刘少奇同志从江西兴国出发,开始长征。长征途中他先后担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党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等职。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的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决反对王明的左倾错误思想。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成立了以少奇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少奇同志重返白区来到天津。当时的北方局由于多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左”倾路线几乎原封不动地在这里保留,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乃至全国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少奇同志到达天津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白区职工运动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了白区职工运动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在少奇同志正确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发动各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他还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联合宋哲元、阎锡山等华北实力派人物转变态度,积极抗日,同时使我们党在华北的工作逐渐合法化,公开化,发展壮大了党的队伍。平津、华中及华南各级党组织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少奇同志在北方局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1936年8月5日,中共书记处写给河北省委及北方局的指示信中(复制件)指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胡服是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用得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化名。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少奇同志在白区的工作,认为他是:“我党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的代表”。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少奇同志高瞻远瞩,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领导开创和发展了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军迅速向北平、天津和整个华北全线进攻。同年8月,少奇同志重新组建中共北方局,担负起领导华北抗战的重任。
  少奇同志坚决贯彻特殊形式下的方针政策,指出:“华北今后抗战的主要形式将是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主张积极发展抗日群众运动,建立抗日民众团体和武装组织,使华北和山东敌后根据地最先在全国建立起来,敌后抗战出现了崭新的气象,走出了持久抗战的第一步,共产党成为华北敌后最大的政党。
  徐州和武汉失守以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1938年9月11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照)确定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同时撤销王明为书记的长江局,成立由少奇同志任书记的中原局。发展华中的重任又落在了少奇同志的肩上。
  1939年1月,他率中原局机关来到河南竹沟(照),并以此作为中原局驻地,立即部署发展抗日武装和建立根据地,他多次致电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等,要求“确立我党在中原长期抗战中的巩固地位与基础”。1939年底至1940年初,少奇同志率领中原局到达安徽定远县,并在此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确定了创建和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步骤。
  为打开中原局面,少奇同志决定首先解决苏北问题,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使八路军和新四军连成一片。为集中力量发展苏北,避免两面作战,少奇同志确定华中地区的基本方针是“向东发展,向西防御”。1940年3月至10月,少奇同志领导指挥了周家岗战役、半塔保卫战、郭村战役及黄桥战役。(图)在敌寇汉奸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中,这四大战役的胜利意味着华中工作已取得决定性的进展,不但打开了苏皖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局面,同时也统一了华中地区党政军领导机构。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照)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根据“敌强我弱”的局势,少奇同志果断地提出了“政治上反击,军事上暂缓进攻”的处置事变的方针建议,被党中央和毛泽东采纳。同时,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这是毛泽东签发的任命书(版)。少奇同志临危受命担任新四军政委,整编后的新四军成立七个师,在新的军部领导下又重振军威,不断发展壮大。
  1941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少奇同志担任华中局书记。1939年至1941年,三年华中敌后抗战取得了辉煌战果,至1941年底,抗日武装发展到15万人枪,敌后根据地25万平方里,根据地人口1500万。
  少奇同志领导华北、华中敌后抗战功勋卓著,正如陈毅同志在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讲的:“他始终灵活地估计形势,而且估计的都是正确的,能够把整个历史行程的转折点抓住。我想这完全是一种革命领导的艺术,也是马列主义实际运用最精彩的一页,应该成为抗战史上以及我党历史上最精彩的一页。”
  在1943年的延安干部会议上,少奇同志作了《六年敌后工作经验的报告》,并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从此进入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并成为这一核心的重要成员和毛泽东最主要的助手之一。①
  解放战争时期,少奇同志先后主持制定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和全国土地改革的工作方针,为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夺取抗战果实,玩弄FAN革命两手,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此期间,由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
  代理主席期间,少奇同志对全国抗战形势深入分析之后指出:东北是我国的战略要地,它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一旦建成巩固的解放区,使华北和东北连成一片,将使中国共产党在未来的斗争中处于极有利的战略地位。1945年9月,少奇同志起草了中央指示电,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复制件),为实施这一方针,少奇同志决定成立东北局,并从各解放区调遣部队十一万多人,干部两万多人进入东北。年底,他三次致电东北局负责人,阐明中央关于东北作战“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决策。事实证明,少奇同志的方针、决策加速了三大战役的全面铺开,为取得全国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会议,会上成立了以少奇同志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抗战。
  1947年5月,少奇同志率中央工委机关来到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即将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为了联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7月至9月,少奇同志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主持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实行。这是我党第一部完备的土地法大纲。大纲的颁布,彻底废除了过去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使共产党赢得了北方农民内心最大的支持。当时国民党靠抓壮丁来维持兵源,而共产党却是“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叫儿保家乡。”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积极参军参战,有力地支持了全国解放战争。这是三大战役解放区人民踊跃支前情况统计表。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驱车前往北平。25日,少奇同志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在北京西苑机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照)。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征程。
  下面,请参观第二部分“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少奇同志殚精竭虑,献出了他的全部心血与精力。他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结合于中国的实际,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为国民经济的调整、恢复和发展,为开创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建国前后,少奇同志提出了关于新中国建设方针的设想。他主张在一定时期内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加强国营经济,鼓励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大力组织以农村供销合作社为重要形式的合作经济,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发展国民经济,成了党和国家的首要问题。1948年,少奇同志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和12月的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能过早地采取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 
  1949年4月,少奇同志受中央委托来天津指导城市工作。刚解放的天津经济非常萧条,在经济中占比例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和小工商业者,2/3闭门以待,致使工商业瘫痪,工人生活无着落。少奇同志多次细致调查研究,主动邀请资本家座谈,大力宣传党的“公私兼营,劳资两利”的政策,鼓励资本家多办厂,办好厂。并指出:“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少奇同志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资本家渐渐打消了顾虑,纷纷开工,工商业情况大有好转。
  1949年6月,少奇同志针对我国还处在“资本主义成分与社会主义成分都有”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状态,主张多种所有制并存,鼓励多种经济成分都得到发展。他撰写了《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一书,提出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的五种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
  1950年5、6月间,少奇同志在《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提出了首先发展农业、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再大力发展轻工业,并使农业机械化。为了加强对农村情况的了解,少奇同志专门约请了一批农民朋友作他的通讯员,欢迎他们经常来信反映农村的情况,这是他给家乡农民的书信手稿。(复制件)
  怎样引导农民自觉自愿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少奇同志主张不能用行政命令,必须找到一种能为广大农民乐意接受的形式,即合作社经济。为此,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来研究合作社经济,这是他阅读过的列宁、斯大林等关于合作社方面的著作及其他关于合作社问题的重要论著。在他的倡导下,1950年成立了中华合作社联合总社,以后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任务由武装斗争转移到国家建设上来,少奇同志十分重视经济建设、人才培养。  1950年10月,他主持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为新中国的建设培育了大量的管理人才。同时也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1956年前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少奇同志针对这一客观现实,把经济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主张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起来了,然而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中共面临的主要问题。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少奇同志先后约请机械部、电力部、煤炭部等3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进行座谈,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为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作好了充分的准备。1956年9月,中共八大如期召开,少奇同志在会上代表全党阐述了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即要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取得了重要成果。
  1958年,我党由于急于求成建设社会主义,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一时。
  1959年11月1日,少奇同志带上一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一些资料前往海南岛。少奇同志在海南岛一边养病一边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召开了9次学习讨论会。。他还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眉批中指出:政治挂帅,不能不讲经济价值。
  尽管庐山会议后不断号召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跃进高潮,可到1960年下半年,“大跃进”再也难以为继了。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照)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至此,少奇同志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着手主持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照)。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讨论和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少奇同志在会上严厉批评了“大跃进”弄虚作假的做法,并在发言中强调: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
为贯彻调整方针,真实地了解农村经济情况,少奇同志于1961年4月1日回到家乡湖南,进行了为期44天的蹲点调查。少奇同志调查的第一站是宁乡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照)。63岁高龄的国家主席就住在生产队养猪场的饲料房里。在这里他看到所谓的“万头猪场”养猪不过几头,拨开山头风干的人粪便,见到的尽是菜渣和草根,他深深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5月3日,少奇同志回到了阔别近四十年的家乡花明楼炭子冲。白天,他走村串户,深入到田头、村舍、农场。晚上,他邀来社员、干部、儿时的伙伴在旧居的横堂屋里促膝谈心。国家主席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他指出:这样的公共食堂没有优越性,要解散,并支持社员分户饲养牲猪的主张。离开湖南后,少奇同志又深入到大、小兴安岭、大庆油田和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视察,鼓励工人、牧民努力生产。
  通过1961年的实地调查,少奇同志对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有了深刻的了解,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果断地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一是成绩缺点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二是困难原因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代表中央主动承担了责任。会后,着手主持经济调整工作,使我国的经济沿着正确方向较快地恢复和发展起来。1964年底至1965年初,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宣布国民经济调整取得重大成果。
  从50年代未到60年代中期,少奇同志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推行合同工制,试办托拉斯和实行农业、工业生产责任制等许多具有远见卓识,并且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改革的决策和主张。同时,他十分重视发挥科技、国防战线等为生产建设服务的作用。
  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来进行建设。”(文摘)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虽基本完成,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少奇同志带着这些问题到全国各地视察工作,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1957年2月下旬至4月中旬他在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视察后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在湖南视察时,他提出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实行合同工制,打破平均主义。
  早在1958年,少奇同志针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围绕经济建设来办教育的问题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大胆设想,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1963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少奇同志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调整的同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为改革工业管理体制,他倡导试办托拉斯。1960年,他就提出:“组织托拉斯,实行多种经营,也是生产关系的改革。”他还主张组织专业公司,减少行政干预。自1963年我国创办了第一个托拉斯企业--中国烟草公司后,至1964年底,中央试办了十二家,地方试办了十一家托拉斯企业,他们在改善经营管理、合理组织生产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效果。虽然这项工作在“文革”期间被迫中断,但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却在更高层次,更大规模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少奇同志博大精深的经济思想历经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为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我们参观第三部分“为了建设一个好的党”。少奇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对党的建设和党建理论作出了特殊的、卓越的贡献。为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为巩固和发展党的队伍,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赢得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崇敬、信赖和爱戴。
  少奇同志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理论运用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践,形成自己的独具特色的党建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中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重要论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和《论党》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宝库中不朽的篇章。
  1991年3月11日,江总书记来我馆参观时,郑重题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确,多少年来,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共产党员的修养理论又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创立起来的呢。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全国各地的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涌向延安,并且纷纷要求参加共产党。这一方面壮大了党的力量,但同时也使革命队伍的成分和思想意识复杂起来,因此,如何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修养,成为中共面临的迫切问题。少奇同志切中时弊,1939年7月,先后到延安蓝家坪(照)马列学院和中共中央党校(照)两次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在学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要求印成小册子,发到每个人手中。毛泽东同志审阅全文后,赞扬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并要求尽快发表。该文最早连载发表在延安《解放》杂志第81-84期上。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最系统的阐述共产党员各方面修养重要性的一部著作,少奇同志在文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不能够把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从1939至今的数十年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以各种文本发行数千万册,仅从全国解放到1981年底,就出版发行了2089万册,成为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必读的人生教科书。美国记者斯诺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共产党的圣经”1997年,江总书记在中纪委第八次会议上讲到党员和干部的修养问题,再次提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见,这部论著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少奇同志还非常注重党员在政治和思想素质方面的训练。1941年,他在苏北阜宁汪朱集主持创办了中共华中局党校,并亲任校长,给学员们上课,给他们讲马列理论,讲党的基本知识,讲工作方法。1941年7月2日至3日,少奇同志在此作了《论党内斗争》(的重要讲演。他在总结党内历次斗争经验教训的同时,着重阐述了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倡导在党内进行正确的思想斗争,后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亲自写了按语“(演讲)理论又实践地解决了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
  1942年,少奇同志回延安途中,受中央委派去山东分局调处党政军之间的矛盾,通过少奇同志数月耐心细致的工作,山东分局党政军之间的争论和分歧得到了妥善解决,从而打开了山东工作的新局面。
  1942年底,少奇同志回到延安,参与领导整风运动。这是少奇同志撰写作大量对党的建设有着重大意义的文章。在《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同志思想体系”这两个概念。他指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1945年5月14日至15日,少奇同志在中共七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科学的概括和论述,代表全党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少奇同志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准确而科学的定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第一次写进了党章,成为中共七大最重要的历史性成就和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1980年在少奇同志的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曾高度评价:“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和其他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教育了全党的广大党员,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少奇同志适时地提出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而斗争的任务,告诫全党要健全党内生活,端正党的作风,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出现的新问题,少奇同志强调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对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条件。1950年9月10日,在马列学院第二、三班学员开学典礼上作了《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的报告,号召全体党员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理论水平。
  为整顿和健全党的组织,1951年3月至4月,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向会议作报告(照),他要求对党的组织普遍开展整顿,对所有党员进行一次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他根据党内实际情况,提出了新时期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各种措施(复制件),号召为更高的共产党员条件而斗争。会议制定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作为整党工作方针下发全党,由此,为期三年,有步骤、有计划的新中国第一次整党运动正式开始。
  1951年5月,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他在《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复制件)的报告中,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教育自己和全国人民。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把党的建设单独列为专题,着重论述了民主集中制和党政、党群的关系,再次强调加强执政党建设,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才能巩固党的地位,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体党员都必须自觉地严格遵守。”少奇同志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这是1964年9月30日少奇同志写给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信,(复制件)信中主要谈到各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问题,此信后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建国后,少奇同志几乎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农村、工厂、部队、学校视察,而且每次外出时,他都要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做到“出差四不准”:不迎送、不请客吃饭搞铺张浪费、不收别人的礼物、参观时不搞前呼后拥的陪同。这是1958年7月少奇同志乘普客硬座列车去济南视察途中与同车厢旅客谈笑风生的情景②。同时,少奇同志经常教育家人要严格要求自己,1980年少奇同志平反后,王光美及其子女遵照少奇同志的遗愿将其所得的稿费全部作为党费上交给中共中央组织部,这是党费的部分收据(复制件)。
  少奇同志对党建理论的巨大贡献,邓小平同志在少奇同志的追悼大会上曾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为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为捍卫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为巩固和发展党的队伍,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为确立党内生活的基本准则,为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付出了毕生的精力”。
朋友们,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四部分“共和国主席的风采”。
  新中国成立后,少奇同志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他身居高位,但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他是一位崇高伟大的巨人,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凡人。他是中国各族人民爱戴的领袖,也是世界人民尊敬的朋友。
  1954年9月,少奇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这是我国第一部属于人民自己的宪法。会上,少奇同志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少奇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八大以后,在党内形成了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为成员的领导核心。
  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少奇同志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照)。消息一传开,举国上下为之欢庆(照)。这是他担任国家主席时用过的印章(复制件),这是他以国家主席名义给铁道部长滕代远的任命书(复制件)。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少奇同志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1965年7月,前国民党代理总统李宗仁及夫人郭德洁从海外归来,受到少奇同志、董必武、邓小平的亲切会见。这充分显示了新中国的强大感召力。
  少奇同志曾经说过,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需要和平,都需要增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和友好往来。建国初期,为了增进中外合作,发展国际友谊,少奇同志进行了大胆的外交实践。他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身份频繁地接见了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朋友,对增进国际友谊作出了巨大贡献。1966年8月5日,他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率领的友好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建国前后,少奇同志曾六次出访苏联,学习、交流建国经验。1963年4月至5月,在严峻的国际局势下,少奇同志应邀对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进行国事访问(照),在我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这是少奇同志的出访示意图(图)。同年9月,他出访朝鲜,受到金日成主席的热情接待(照)。1966年3月至4月间,他又应邀访问了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出访(照)。少奇同志的外交实践活动,为维护祖国的独立与主权,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少奇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身居高位,却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1959年9月在全国群英劳模会上,少奇同志亲切接见北京掏粪工人时传祥(照),并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分工的不同,但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少奇同志一直非常重视实际调查,与人民保持着鱼水联系,经常与农民朋友们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他身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但任何时候都把自己看作是人民中的一分子,与身边的群众畅所欲言,与青年朋友促膝谈心。
  建国以后,少奇同志在中央继续分管青年工作,被广大青年赞誉为最可信赖的良师和益友。这组照片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少奇同志与文化艺术界人士的深厚感情。这是1964年1月他与中央音乐学院的学员们在一起交谈(照)。这是1961年5月,少奇同志同中国京剧院《杨门女将》剧组的演员畅谈的情形(照), 这是1956年2月,少奇同志向新疆舞蹈家举杯敬酒(照)。1960年元旦,在北京高校的联欢晚会上,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及时地按下快门,留下了这一美好的瞬间。、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少奇同志和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了兄弟般的深厚友谊,他们在工作中竭诚合作,生活中同甘共苦,这种战友情谊鼓舞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这是1965年7月少奇同志和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休息的情形(照)。少奇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是同乡,又是战友,韶山冲和炭子冲相隔才30公里,有诗曰:“韶山冲连炭子冲,风雨潇湘起二龙”。这是少奇同志访苏归来,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的情景。1961年4月,少奇同志回乡调查时还携夫人王光美专程参观了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并提议将“毛泽东同志故居”的匾额改为“毛泽东同志旧居”。
  同时,少奇同志还十分注重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交往,这本珍贵的《宋庆龄文集》(原件),是1966年11月出版的,当时少奇同志正遭受错误的批判,但宋庆龄依然对少奇同志非常信任和尊重,冒着风险把这本书送给了他。
  少奇同志少小离家,南征北战,但他始终没有忘记生他养他的家乡故土,没有忘记家乡的父老乡亲。这是他送给家乡农民朋友成敬常的字典,少奇同志鼓励他好好学习,为家乡经济建设多作贡献。 
  少奇同志是一位建功立业的伟人,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凡人,同样有着普通人的骨肉亲情。
1961年回乡调查时他抽空去花明楼柘木冲看望了同胞姐姐刘绍德,这是礼品清单:“大米五斤,糖果二斤……”当时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间,少奇同志对自己,对亲人都是非常严格的。
  1948年秋,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在西柏坡结成了终生伴侣,他们相濡以沫,相伴相随20个年头,为党的事业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这是他们不同时期在西柏坡、苏联黑海、成都、镜泊湖瀑布前的留影。少奇同志一家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事业,1960年8月,好不容易全家团聚,照了这张全家福(照):儿子 刘允斌、刘允若、刘丁、刘源,女儿刘爱琴、刘涛、刘平、刘婷、刘潇。少奇同志对事业的严格要求,对子女的良好教育,给子女们以深远的影响。儿女们也没有辜负父母和人民的期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
  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抱着沉痛的心情,来参观最后的尾声部分“与大海同在”。
  十年“文革”,使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更是首当其冲,遭受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铸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1966年8月,少奇同志被迫停止工作,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位骤然降至第八位。这是少奇同志最后一次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照)。随着运动的疯狂发展,他的所谓“罪名”又接二连三地被升格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紧接着,在党的极不正常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被错误地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四人帮一伙还选择在少奇同志七十寿辰那天,将他永远开除出党。
  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少奇同志被秘密押往河南开封原国民党一个银行的地下金库(北土街十号)囚禁。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27天,于1969年11月12日清晨6时45分含冤逝世,享年71岁(照)。当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鲜花,更没有党旗。14日凌晨,专案组为掩盖自己的罪行,把少奇同志的遗体当作“烈性传染病人”在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在冒称他儿子刘源填写的火葬申请单上,“死者职业”一栏中填写的竟然是“无业”。泱泱大国七亿人民的主席,为党和人民奋斗了一辈子,最后竟换来“无业”二字!
  但是,少奇同志即使是处在最危难的时刻,始终都是相信人民群众的。他和夫人王光美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文革”期间,尽管全国上下充斥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但仍有人挺身而出,为真理与正义而呼喊。辽宁女干部张志新在狱中为少奇同志写下了《不能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强加罪名》一文。这是长春干部史云峰在“文革”期间,为少奇同志鸣不平冒着危险在街头张贴的传单。这里是少奇同志的一张标准像,文革期间,花明楼炭子冲的炊事员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这张画像。
  真理不可欺,民心不可辱。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1980年5月17日,少奇同志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照)。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少奇同志光辉而伟大的一生,并恢复了他生前的名誉。
  少奇同志曾经说过:“将来,我死了以后,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遵照他的遗愿,1980年5月19日,在山东青岛少奇同志生前视察过的102号驱逐舰上,亲人们将他的骨灰撒向大海。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在真理得以证实后,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缅怀一代伟人,1998年少奇同志百年诞辰之际,10多万人冒雨在他的家乡花明楼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刘少奇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建立了卓著的功勋,他的名字永垂史册。”
  好了,刘少奇纪念馆的参观就到这里,从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往前走约200米,我们来到刘少奇同志故居参观。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栋坐东朝西、土木结构的普通四合院始建于1871年,它门临绿水,背靠青山,占地面积1300多平方米。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这栋普通的农舍也和少奇同志一起经历了非凡而坎坷的岁月,可它依然基本保持着130多年前的原始风貌,这便给我们留下一个令人思索意味深长的谜。随着参观的深入我们将会找到它的谜底。
  请大家抬头看,槽门上的门匾“刘少奇同志故居”是1982年冬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走进院子,正堂屋门楣上方还有一块“刘少奇同志旧居”的门匾,这块门匾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它是1959年故居第一次对外开放时悬挂在槽门上的。没想到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在一片喧嚣中开始了,人民的主席刘少奇受到了无情的打击,他的故居很快被封闭。这块门匾也被红卫兵取了下来,堆放在公社的杂物堆里准备烧掉。花明楼公社的炊事员对少奇同志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偷偷地把这块门匾从杂物中拣了出来,思寻着怎样将它保护好,炊事员灵机一动,把它翻过来作为切菜的案板使用。就这样,这块门匾经过五任炊事员的巧妙保护终于得以保存下来。1980年2月,少奇同志平反以后,故居重新对外开放,家乡的乡亲们又欢天喜地将这块门匾悬挂在故居的门楣上。
这座四合院里曾住着两户人家。当年少奇同志的祖父分家的时候,以堂屋正中为界,左右各一半,南边分给了少奇同志的父亲刘寿生,北边分给了少奇同志的伯父刘丙林,正堂屋两家共用。因少奇同志的伯父不善持家,家境逐渐衰落,在1930年将属于他的那一半房子卖给了一个姓夏的人家。少奇同志家中共有房屋21间半,其中瓦房16间半,茅房5间。大家看到的正堂屋里的摆设颇具旧时江南特色,镜柜里的这本黄历是1987年故居维修时从门楣上发现的。按照旧时江南农村习俗,建房时在门楣上放上当年的黄历,一来记载时间,二来表示吉利。正是从这本黄历上,我们知道了这房屋建造的确切时间是清同治十年,即公元1871年。堂屋的正中供着一个神龛,内置列宗列祖的神牌和各种神佛的神位。当时农村都有节日盛典烧香敬神的习俗,少奇同志的父母都是勤劳俭朴的农民,也不例外地常常在神龛前默默祈祷,祈求人寿年丰、全家安康。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是1961年刘少奇同志回乡调查时和夫人王光美同志在旧居门前的合影。
  大家往右走,便来到了少奇同志的二哥刘云庭的卧室。少奇同志共有兄妹6人,3个哥哥,两个姐姐,少奇同志最小。二哥刘云庭曾参加过湖南新军,担任过班长、排长、连副等职,见多识广、思想进步。给青少年时代的少奇同志以极大的思想启蒙。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家人得知少奇同志在长沙带头“闹事”,参与学潮,便制造了一场包办婚姻把少奇同志骗入了洞房,想以此捆住少奇同志。少奇同志极力反对,决定抗婚远征,二哥见他志向远大,便暗中资助他远走高飞。从此,少奇同志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1949年二哥去世后,少奇同志亲撰挽词:“你是我幼年时期学习和活动的第一个帮助者。”这是1938年刘云庭送少奇同志的长子刘允斌(左一)以及他自己的儿子刘允明(右一)去延安锻炼时与少奇同志和少奇同志的长女刘爱琴(右二)的合影。
  接下来我们参观的是少奇同志的卧室,他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961年回乡调查时,他坚决拒绝了省委和县委为他安排的条件较好的招待所,就在这间房子里住了六天六晚。他说:“我是回乡搞农村调查的,住在招待所的高楼大厦里与人民群众疏远了,住在自己家里,乡亲们来去自由,挺好。”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陈旧的书桌,这盏古朴的煤油灯就是当年刘主席在家办公的全部用品。他心系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在这里思考着使中国发生重大转机的国家大事。
  少奇同志的父母都是勤劳致富的典型,他从小就在父亲的带领下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精耕细作的家具,收成好时可以节余些粮食用来酿酒。自给自足之余,还可卖一些给邻里乡亲。这间房子就是当年用来储酒卖酒的。
  靠南角的这间房子是少奇同志的大哥刘墨钦的卧室。刘墨钦忠厚老实,是父亲去世后家庭的主要支撑者。
  接下来我们便来到了少奇同志父母的卧室。画像上这位慈祥的老人就是少奇同志的母亲鲁氏。她是一位善良贤慧、精明能干的家庭主妇。少奇同志的父亲刘寿生于1910年即46岁时去世后,母亲鲁氏便承担起抚养6个子女的重担。少奇同志非常尊敬他的母亲。作为一位致力于救世济民的革命家,他很难尽到为人之子的孝道。  1925年,少奇同志回长沙时,曾把母亲接去治病,并替她补做了60大寿,还专门请人为母亲画了这张像。从此,这张画像陪伴着少奇同志南征北战,度完了他整个非凡的人生。少奇同志的母亲于1931年病逝,终年66岁,当时他正在白色恐怖上海的宠罩的从事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少奇同志的父亲刘寿生是位忠厚、能干、很善于持家理财的农民,他非常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
  这间横堂屋便是农家的客厅,与天井相连,故显得特别明亮。1961年少奇同志轻车简从来湖南作调查,希望家乡的人民能对他说几句真话。所以他主动把当地的泥脚杆子请到自己家里来。大家看到的这组照片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国家主席和家乡的乡亲们在这里座谈、聊天、拉家常。邻里的父老,儿时的伙伴,几十年没见过面的亲戚都来到这里。就在这质朴的桌凳上,领袖与群众的距离消失了,心与心没有了隔膜,有苦不能说的乡亲们终于痛快淋漓地说出了各自的心里话,真实的情况终于冲破浮夸风的迷障显露在主席的眼前。座谈会上少奇同志取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躬,诚恳地说:“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了,现在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感到对不起大家,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在基层干部座谈会上,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不然,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在这里,他深深地了解到当时农村生活极端困难的原因,正如乡亲们所说的那样“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这里,他作出了顶住“五风”,解散食堂这一重大决策。也就在这里,少奇同志办理了一桩私事:他回乡时,当时政府就修缮故居和创办纪念馆的事向他请示,他坚决予以拒绝。同时他看到因为公共食堂拆掉了一些民房,好几户村民无屋可住,他把这些村民召集在一起,说要把房子分给他们住,村民们摇头摆手不敢接受。少奇同志恳切地说:“拜托大家,帮我‘守屋’好不好?”少奇同志诚心诚意,村民实在无法推辞,于是六户村民先后住进了少奇同志的旧居。这就是为什么旧居在文化大革命中居然也能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的原因。
与横堂屋相连的是少奇同志的三哥刘作衡的卧室。刘作衡写算俱全,曾做过湖南省政府的参议员。
  这一间是吃饭屋,旧时农村因受“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家里来了客人,妇女和小孩只能到厨房吃饭。  1961年回乡时,少奇同志和夫人王光美以及工作人员都是在这里就餐,他曾对王光美同志说:“你了不起哟,以前我家来了客人,母亲和小孩子都只能在厨房里吃饭呢,现在是妇女半边天了……”
  这间十分宽敞亮亮的房子是碓屋,这是贮存粮食的板仓,这里有舂米的推子、碓子,还有风车。这是个斛桶,是一种量具,一斛30斤。青少年时期的少奇同志非常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他用这个斛桶量米给邻居时,总是堆得高高的,遇到贫困的邻居来买米时,他还偷偷把钱埋在米里边,乡亲们都说这九伢子心肠太好了(少奇同志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九)。1961年,王光美随少奇同志回乡时,曾饶有兴趣地在斛桶旁留下了这张照片。这间僻静的小屋是少奇同志的书房。窗外是一个鸟语花香的小庭院,少年时代的少奇同志常在这读书学习,由于他酷爱读书,博闻强记,当地一博学之士誉之为“小书柜”,因此少奇同志就有了“刘九书柜”这个雅号。1917年,少奇同志考入了湖南陆军讲武堂,决心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寒暑假都在这里学习,在窗外的院子里练棒习武。
  书房的两边是杂屋。刘家田土不少,农具十分齐备,称得上是一个古香古色的农具展览馆了。那边是猪栏,等会大家在门口还可以看到牛栏。对于自给自足的农民来说,“养牛犁田,养猪过年”,猪肥牛壮的日子算是过得顺畅了。
  好,迂回曲折地转了一圈后,我们又和碓屋隔井相望了。这中间隔着的是个小天井,小天井是用来采光和排水的。
  少奇同志家里人口多,厨房也就很宽敞,锅灶俱全,这边还有一间专门放腌菜的杂屋。旧时没有冰箱,旺季的蔬菜经过盐浸处理就能保质到淡季时食用,而现在腌菜已成为特殊的风味小吃了。隔壁还有个小小的烤火屋。冬天里一家人围炉而坐,很暖和的。这个叫梭筒钩,别的地方见不到的稀罕物,它利用杠杆原理,下端可以挂水壶,饭锅等,根据火力的大小还可以上下调整。江总书记参观故居时曾亲自试了试,还称赞它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呢。大家也不妨试一试哟。大家往上看,梭筒钩上方横着一竹竿,农家通常用它悬挂鱼肉、猪肉,下面的烟一薰,鱼肉、猪肉黄灿灿、香喷喷的。这边有茶罐、酒罐。刘家人很好客,一壶米酒、一杯好茶,把客人招待得舒畅畅的。现在我们宁乡的农家仍保存这个习俗。这里还有一个草鞋马,茶余饭后,可以围坐火炉边编草鞋,江南的农家,一物一时都是不能荒废的。少奇同志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勤劳、俭朴而又较为殷实的普通农家里。
  是的,平凡里孕育着伟大。小小炭子冲,曾紧紧连接着中国的命运。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前坪,1991年江总书记在参观完故居后感叹道:“革命前辈真伟大呀!”这一声感叹也许正是我们各位此时此刻的心里话。刘少奇,一位普通农民的儿子,就是从这样一个小小山冲里出发,踏过泥泞的乡间小路,投入到滚滚的革命洪流中,成为世人景仰的一代伟人。日本中国现代史寻根访问团的友人也曾感叹道:“花明楼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可不到的地方。” 
  走出故居,与故居一山之隔的仙基岭、白鹤岭下,还有一座占地面积200多亩的主题文化公园——花明园。花明园是一座以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战略思想为指针,以营造和表现刘少奇同志成长的历史人文环境为主题的公园。它集思想教育、旅游观光于一体,设计新颖、陈列精致、品位高雅、颇具江南园林风味。园区占地面积200多亩,主要包括“花明楼”、“修养亭”、“万德鼎”、“一叶湖”、“九龙柱”、“刘少奇坐过的飞机”等景点。该园于2003年11月24日少奇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建成开放。现已83岁高龄的少奇同志夫人王光美第六次回到花明楼,参加了开园仪式。1998年11月,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就这里举行大型文艺演出,当时有十万多名群众冒雨观看了整个演出。
  各位观众朋友,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花明园”三个大字,由中华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周慧王君亲笔题写。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空旷之地,经过开发建设成了眼前这个漂亮的花园。
  下面请大家跟随我一起沿着碎石小路,深入这由各色鲜花和名贵树木交相辉映的园子。大家看不远处这座气势恢宏、古朴典雅的高楼便是花明楼。据大清同治《宁乡县志》记载:昔有齐公,择此筑楼,课其二子攻读其中,闻楼上书声琅琅,楼下柳暗花明。遂将其取名为“花明楼”。“花明楼”由此而得名,沿袭至今。“花明楼”这个不凡的命名,蕴含着唐代王维、李商隐“柳暗百花明,春深五凤城”、“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的灵思。寄托了宋代陆游“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遐想。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当时的“花明楼”已不复存在,仅存遗址。为弥补这一遗憾,1998年少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馆投资500多万元修建了这座高33.2米,建筑面积2030平方米的“花明楼”。并在它的周围大面积种植这些杨梅、紫薇、红桎木、桂花、茶花,主要用意是要还原它历史上山花烂漫、柳暗花明的面貌。听完花明楼这有趣的由来,我们不知不觉中便来到她的腹地——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占地面积10000多平方米,主要景观有万德鼎、九龙柱、一叶湖。大家看,雄踞在广场中央的便是万德鼎,它由16块方形麻石组成,鼎高3.98米,长3.28米,宽2.58米。鼎重18.98吨,这个数字寓意少奇同志1898年诞生。鼎四面正中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书写的不同风格的“德”字。鼎身采用阳刻的工艺手法,临摹历代名家书写的9996个不同风格的“德”字。石鼎看起来匠心独具、沉稳大气,集中凸现了德文化的深厚内涵,是整个园区的点睛之笔。中共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梅克保精心撰写了《万德鼎铭》。各位游客,欣赏完了万德鼎,大家是否还注意到了广场周围有九根4米高的龙柱,用花岗岩石雕刻而成,每根柱子上都有一条栩栩如生的盘龙。它们面朝万德鼎,向心而抱,象征着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同时还喻意着 “九九归一”(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旁边数百盆姹紫嫣红的盆景,将广场点缀得生气勃勃。
身边这个精巧别致的人工湖,占地面积6000多平方米。它还有一个颇有韵味的名字 --“一叶湖”,得名于清代郑板桥 “一枝一叶总关情” 的诗句(郑板桥赠给一位巡抚的《风竹图》上题写:“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以此体现少奇同志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高尚品格。湖名由湖南省书法家协会秘书长陈羲明题写。石拱桥、假山、凉亭点缀其中,湖面水波荡漾,鱼儿嬉戏其中,湖边翠柳轻扬、碧桃吐艳,一派生意盎然景象。湖旁配以小石为凳,绿草为桌,是休闲、小憩的好地方! 
  请大家顺着我的手指看,从广场至花明楼磴道两旁,还有十座重3吨,长1.5米,宽1.2米,高2.2米的小石鼎,鼎身则以1959年宁乡出土的国宝级文物“人面纹鼎”为模型。现在我们沿着蹬道拾级而上,去领略花明楼的独特魅力。首先大家不妨看看楼前这山花烂漫、杜鹃映日、丹桂飘香的美景,它生动地再现了历史上花明楼“百花争艳、鸟语花香”的景观。书法界泰斗、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先生亲笔题写了 “花明楼”匾额。关于这块匾额由来还有段佳话,当时赵老已住进北京医院疗养,但当他听说花明楼终于有了楼,是一件喜事,便不顾病痛,欣然在病塌上疾书了“花明楼”这三个遒劲的大字,这是赵老为我们留下的一份难能可贵的墨宝。
踏完这66级台阶,现在我们步入花明楼大门,迎面而来的这幅“山重水复,柳暗花明”门联是由全国著名书法家周慧王君书写,看起来飘逸俊秀,同时它融情于景、妙趣天成,为本楼增色不少。
这楼共五层,楼内陈列以湖湘文化为主线,融宁乡自然地理、青铜文化、人文景观于一体。通过“梅、兰、竹、菊、荷”五种构图装饰背景,勾勒出一幅美丽动人的田园风光画,向大家展示宁乡风光秀丽、物华天宝的自然环境和人杰地灵的文化氛围。
  现在大家看到正对面挂着的这幅文章、书法相得益彰的《花明楼记》,是由国家一级作家、长沙市人民政府市长谭仲池所作,由国家一级书法师田英章书写,它给本楼添增了一份厚重的文化底蕴,宁乡县还将此文与《万德鼎铭》一起作为中小学德育教材,广为传诵。此外这层还陈列有旧宁乡十景:大沩凌云、汤泉沸玉、玉潭环秀、香山钟韵、飞凤朝阳、石柱书声、天马翔空、狮顾岚光、楼台晓色、灵峰夜月的景观介绍。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勾勒出了一个风光秀丽,极具诗情画意的宁乡。旧十景中最具特色的是大沩凌云、汤泉沸玉,现在还是我县有名的景点。两景得名颇有意思,大沩凌云:因山高林密,海拔800多米,为宁乡众山之首,终日云气蒸腾,气势磅薄,故有“大沩凌云”之誉。山中一千多年历史的密印寺与杭州的灵隐寺齐名,享誉日本和东南亚,是佛教南宗沩仰宗的发祥地。沩山茶叶是湖南名茶,以前还是皇室供品。至于汤泉沸玉是因为地下泉水蒸腾,热气冲霄如同石灰洒过,故名灰汤。灰汤温泉是我国三大高温温泉之一,水温常年在89~92度之间,是著名的疗养胜地,其水对皮肤病有显著疗效。
  参观完第一层后,大家随我一起来欣赏第二层。这层陈列的是宁乡出土的青铜器。宁乡是“南中国青铜器之乡”,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工艺之美至今还是考古界一个迷。闻名遐迩的四羊方尊、人面纹鼎、象纹大铜铙等国宝级文物都是从这里出土的。这里是宁乡青铜器出土分布图(版面),其中出土文物以黄材、老粮仓两镇居多。大厅正中摆放着的这件国宝级文物四羊方尊(盛酒器具,仿制品),造型奇特,栩栩如生。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国历史》第一册的封面彩图,就是1938年出土于宁乡月山铺耳仑山的四羊方尊。尊高58.3厘米,重34.5公斤,铸造过程比较复杂,首先将有羊头的尊壁分四块熔铸,成形后第二次熔铸镶合才得以制成。摆放在这里的这套叫乳丁纹钟。按音频不同、从大至小依次排列,组合演奏,称为编钟,分别敲击每个钟可以发出不同频率的乐音,几个钟组合还可演奏古代各种名曲。大家不妨轻轻敲打一下,切身感受这上古音乐的悠扬久远,雄浑开阔。
  王之涣有句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诗,不知大家记不记得。下面让我们向更高层攀登。第三、四层是湖湘文化名人展。湖南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从楚汉的屈原、贾谊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这些活跃于湖南的文学和理学巨子,深深地播下了湖湘文化丰富的种子,孕育着一代又一代三湘人杰的诞生。第三层展出的湖湘文化名人代表是屈原、贾谊、蒋琬、周敦颐、易祓、朱熹、王夫之。第四层则陈列了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六位名人展。“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就是这些闪耀着灿烂光芒的湖湘巨子开创了文人治国、治军、救国、救民的崭新篇章。
  下面请大家和我一起登上楼的顶层,体会一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受。楼的正中立着青年刘少奇半身汉白玉雕像,墙上挂着刘少奇在玉潭小学读书时所作的诗:“小树两边栽,浓荫绿上阶。他年成大树,必成栋梁材。” 纵观历史长河,宁乡人才辈出,群星璨灿。一方热土育一方人,厚重的历史文化、人文底蕴,对刘少奇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从小就胸怀大志,奋发图强,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巨人。现在我们凭栏远眺,眼前青山连绵起伏,绿野池塘、村庄农舍,江南田园风光尽收眼底。楼正对面有两座连绵的大山——双狮岭。这不,远望这山,还确实像两只狮子蹲伏在那里嬉戏。同时站在这里环视整个馆区,则馆区美景一览无余。楼的东侧是安湖塘,青少年时代的少奇同志经常和伙伴们在这里游泳。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仔细看看,安湖塘一端连着一座方向相反的弧形山——常山,极似一幅“山水太极图”,为少奇故里增添了几分神韵!
领略了花明楼的古朴与厚重文化后,让我们来感受一下现代文明气息。走完磴道,穿过文化广场,越过一叶湖,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刘少奇同志坐过的飞机”(伊尔18型飞机,编号240)。伊尔18型飞机是前苏联1955年开始设计的涡轮螺旋浆中程客机,机身长36.9米,翼展37.4米,自重32吨,是我国1959年购买的第一批(共5架)伊尔18型飞机中仅存的一架。伊尔18-240专机保存较为完整,机内的座椅和休息舱内的军用床是飞机上的原物。
  伊尔18-240飞机作为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专机,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等领导人都曾乘坐过。它曾伴随少奇同志参加过许多外事活动,在巩固和发展中外友好关系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63年 4月12日至5月16日,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促成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四国,该专机曾随同出访。中苏论战前夕,由于我国与苏联的关系日趋紧张,为征求友党的意见,我国曾邀请朝鲜、越南等国领导人来华商议,1963年5月28日,刘少奇曾专程陪同朝鲜领袖金日成乘坐该机从北京去武汉会见毛泽东。
  该专机经当年驾驭过的机长和机械师确认,是刘少奇乘坐过的飞机无疑,是目前湖南省最大的一件可移动文物,因而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2002年12月,国家文物局下达了文物博函[2002]1160号批复,拟征集刘少奇乘坐过的飞机,并核定该征集项目预算经费为140万元。经调查了解,该机退役后,曾作为航拍飞机使用,1990年报废,1995年运回四川,放在彭州市彭州公园。该机经过千里跋涉,2003年9月2日顺利落户花明楼。停机坪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呈“9”字形状。
  看完飞机后,请大家随我沿着阶梯拾级而上,我们又可以看到一座与花明楼遥相呼应、别具特色的仿古建筑群,它名为修养亭,由主亭和前后两个院落及小型集会广场组成。修养亭主要是为纪念少奇同志的光辉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而修建的。“修养亭”匾额由著名书法家李铎题写,旁边配有“德才配天地,修养冠古今”的楹联。踏入亭中,大家眼前这尊少奇同志雕塑,则生动再现了他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演时的情景。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我国最早、最系统阐述共产党员个人修养的专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亭内设计以石刻的形式,雕刻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大纲,我国三代领导人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评价及历代名家论修养的书法作品。同时墙壁上还展出了当代名家的书画作品,给整个亭子涂抹了一层亮色。修养亭内院采取松、竹、梅这“岁寒三友”的园林布局,喻意历经磨难而不屈服的高风亮节和崇高品德,并与亭外的苍松翠竹相呼应,让我们追忆少奇同志高尚风格的同时,感受人生。
从花明园走出,我们今天在刘少奇故里的参观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来自: mrb8 > 《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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