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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雪萍 我的老家是典型的土家村寨，我们都管它叫“老屋场”。 老屋场由田、蔡、谭三姓组成。谭家和蔡家的男主人都是田家的女婿，分开过以后，蔡家坎上建成了新房子，谭家在坎下建了房子，三家人互相帮衬着过日子。 三家人房子之间的空地上种了很多的果树，其中有三棵直径近一米的柿子树。 每到秋天，柿子树树干周围都会裹上一大摞稻草，稻草是父辈们驾着楼梯摞起来的。而稻草中总会有我们收藏的柿子。要知道，没有成熟的柿子藏在稻草中，过几天就发黄，成熟了，吃在嘴里也就没有了涩味。有大人们放在里面的柿子，也有我们藏在里面的柿子。想吃就去稻草中拿，吃完了，不忘记又往稻草里面放几个。这样的柿子总会到三棵树都掉光了叶子才会结束。 叶子光了的时候，也到了冬天。转眼到了腊月。 腊月的柿子树就成了我们的天堂，也成了三家大人们一年劳动以后的休闲场所。我父亲是他们那一辈中最年长的，因此，他总会在这样的闲月里领着蔡、谭两家的几个表叔一起在山上砍一根海碗粗的大杉木，横搁在两棵大柿子树之间，然后砍竹子，割葛藤，缠稻草，把编成的两个竹子圈套在杉木上，圈上用竹子、葛藤、稻草编成的粗绳做秋千吊绳，秋千坐人的地方绑上用两根粗木棍做成的坐垫，这样一个很结实的秋千就成了。 每当大人们在做秋千的时候，旁边总会围上一圈儿人，嘻嘻哈哈，指指点点：姑姑们、表姑姑们，还有我们这一辈的五个表兄弟姐妹们这时候也都聚拢来了。有时候，连最忙碌的奶奶，姑奶奶也会笑眯眯地在旁边凑热闹。 秋千做成了，第一个荡秋千的肯定是最调皮的几个小叔叔之一，田、蔡、谭三家的老幺都是十一二岁的男孩子，也是三家最为头疼的人，都很淘气。三个老幺的关系也好得穿一条裤子。上山掏鸟，下河抓鱼，逃学摘别人家的水果都有他们仨儿的影子。可是，在我们这一辈中，他们三人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且不说他们爬树，抓鸟，钓鱼，潜水的一身本领，光是藏在我小叔床下的那一箱小人书就让我们眼馋不已。 那时候，能偷偷地溜进小叔屋里，偷看小人书是最为惊险的事了。不过，偶尔也有正大光明拿书看的时候。那就是他们做坏事被我们发现了，要封我们口的时候，我们几个小不点的地位就会突然提高，本着互惠互利，双赢发财的目的，开口借几本小人书还是很有可能的。可是我小叔通常都很吝啬，再大的错误封口费，也只能抵上一本小人书。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总会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几个小不点放风的放风，借书的借书，正大光明地爬到他的床下，推出木箱，把没有看过的小人书带出去轮着看，看完了又原路还回去。也因此从小我就读过什么《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大闹天宫》。现在想想，古人诚不欺我“书非借不能读也”。 而我们这一辈中，女孩最多，我是最大的。两个弟弟通常都只是我们几个女孩的跟班儿。我的岁数是个位数，正是无法无天的年纪。但是，却是没有资格第一个上秋千的。再说大人们总是一再强调：这么高，这么远的秋千，女孩子家不能玩儿。而我们总会把大人们的话当作耳旁风，等大人们都走了以后，偷偷地玩一把。 不过，快乐总是和风险同在。 有一次，我们几个小不点在玩秋千的时候，用力过猛，把谭家只有六岁的小妹妹从秋千上给摔下来了，她疼得哇哇大哭，我们吓坏了。但是我们一致通过要隐瞒这事，千万不能让大人们知道，否则今后在秋千边站一站的资格都可能被剥夺啊。于是我们用“你再哭，就不带你玩儿了”的要挟，硬是把她制住了。 转眼就到了除夕，我们土家族总会比着看谁家团年饭早，谁家的团年饭早，谁家一年的农活就最早，谁家的收成就最好。家家都想争第一。 我母亲也特别在意这个“第一”，把年肉和其他的各种菜摆上了桌子，父亲燃放鞭炮，给过世的祖宗们烧了纸钱，祭了饭菜以后，我们几个小不点就呼啦啦地围坐在桌子边团早年了。因为人多（曾祖父，爷爷奶奶，三个姑姑，两个叔叔）八仙桌旁边紧挨着一张小方桌，大人们坐大桌子那边，小孩子坐小桌子这边。一般吃完年饭以后，天都还没有大亮。 吃完饭，老老少少就聚在火坑边聊家常等着天亮，我们的心里像长满草一样，盼着天亮了，好去荡秋千。 一年最轻松惬意的日子就这样快速地溜走了，秋千到了正月十五以后，就会被我父亲挥刀砍断，烧掉，说“不能耽误事儿”。而我们也因为上学的上学而淡忘了秋千和秋千上的故事。 作者简介：田雪萍，女，宣恩县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宣恩县民族实验中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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