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考古工作者對湖北省荊門市的郭店一號楚墓進行發掘，在該墓槨室頭箱出土八百餘枚竹簡，其内容主要爲儒道兩家典籍。該墓缺乏可供斷代的確切紀年資料，發掘報告根據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徵，認爲此墓“具有戰國中期偏晚的特點，其下葬年代當在公元前4世紀中期至3世紀初”，“墓主人當屬有田祿之士，亦即上士”。1998年5月，包括全部有字竹簡圖版、釋文與注釋的《郭店楚墓竹簡》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整理者“依據竹簡形制、抄手的書體、和簡文文意”對這批竹簡“進行了分篇、繫聯”，並擬加篇題，共分十八篇，即：《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緇衣》、《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聞之》、《尊德義》、《性自命出》、《六德》、《語叢》一—四。 由於郭店楚簡是用戰國時代楚國文字書寫的諸子類文獻，所以其公佈給相關學科帶來了巨大影響，主要涉及古文字、古文獻和思想史等三個方面，所以我在本文標題中使用“古典學”一詞以統攝之，下文則仍分別敍述。需要説明的是，本文屬於通論性質，只略舉其大者而言，並不足以全面反映郭店楚簡對中國古典學研究產生的諸多具體而微的影響，敬請讀者諒之。
在郭店楚簡所具備的諸多重大學術價值中，其對古文字學的影響，最爲顯著易見。這些文獻保存完整、字迹清晰，其中《老子》、《緇衣》、《五行》可與傳世本或馬王堆帛書本對讀，其他篇章也有不少文句可與傳世文獻中的相關部分對照，爲考釋六國古文特別是楚文字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條件，一些過去長期爭論不休的楚文字釋讀由此終得定讞。曾憲通利用郭店楚簡提供的古文字新知，對1940年代發現的楚帛書文字考釋中若干疑莫能定的問題重加檢討，就是這方面一個很好的例子。又如1950年代發現的鄂君啓節中有一從“羽”從“能”之字，經郭店簡本與傳世典籍、漢代帛書對勘，始知當讀爲“一”，以致於陳偉稱“這是通過與已知文獻對讀以解決問題的最好實例”。不僅如此，李學勤還敏銳地指出，郭店楚簡文字中“又蘊含着許多商周以來傳襲的寫法，爲解讀更早的文字充當了鑰匙”。趙平安系統總結了利用郭店楚簡考釋商周古文字的成果，指出：
趙平安的上述分析兼具總結性與前瞻性，可視爲近年來古文字學界在方法論上一個里程碑式的宣言。而這種方法的運用與實踐，便是以郭店楚簡的公佈作爲契機和開始的。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裘錫圭就多次著文以大量例證指出，考古發現的文字資料在校讀古籍、闡明文義、研究古籍成書年代、認識古書形成過程等諸多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郭店楚簡的發現在上述幾個方面無疑具有同樣的重要意義。其中最爲轟動與最具價值的是《老子》甲乙丙三篇的發現，儘管學界對郭店《老子》與今本《老子》之間的關係還有種種不同看法，但它們畢竟爲研究今本《老子》的成書時代問題提供了難得的證據。而衆多儒家佚籍的發現，其影響雖不如簡本《老子》那樣聳人視聽，但其文獻學的意義却也不可低估。正如李學勤敏銳指出的，它們“在傳統經學的若干問題上，給了我們新的綫索和啓發”。例如，《六德》中以《詩》、《書》、《禮》、《樂》、《易》、《春秋》並稱，其次序與《莊子·天運》所稱的“六經”完全一致，簡文雖未提到“六經”一詞，仍可證戰國中期儒家已有類似説法。《成之聞之》引用《大禹》“余才宅天心”一句，其中的《大禹》即佚《書》《大禹謨》，簡文所引不見於今傳本《大禹謨》，説明今本確實有問題。簡本《緇衣》見於《禮記》，郭店簡其他各篇也有不少語句與《禮記》若干篇章有關，可印證《禮記》相關篇章成書之年代。李文對上述例證的闡明雖只點到爲止，但已可見郭店儒家簡文獻學意義之一斑，極富意味。再以《緇衣》爲例，與今本相比，簡本不僅章句順序大異，而且文句也多有不同，從中可見先秦《緇衣》文本的原始面貌，並糾正今本的若干錯誤，爲認識古書在流傳過程中發生的各種變化提供了一個具體實例。又如對《論語·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的理解，從古至今異説紛紜，而郭店簡《尊德義》中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導也，而不可強也”之句，可爲闡明上引《論語》的文義提供參照。
人們不會忘記，上世紀七十年代出土的馬王堆帛書帶給中國思想史學界的興奮與震動。郭店楚簡的出土，在二十多年後產生了同樣的效果。與此前發現的戰國時代楚地出土文字資料不同的是，郭店楚簡的内容爲儒道兩家典籍，所以，參與研究的學者除了大量古文字學家之外，更有一大批中國思想史的研究者。他們在關注郭店楚簡思想史内涵及意義的同時，也不同程度地對郭店楚簡的文本復原做出了貢獻，此處僅就前者略爲敍述。首先，在道家方面，學者依據郭店《老子》與今本的某些不同之處，對其所呈現的與傳本《老子》思想內涵的歧異之處進行了較爲廣泛的探討。對於《太一生水》，儘管學者對此篇的分章及其與簡本《老子》的關係還存在不同看法，但從文本本身出發對其思想内涵的討論仍然可以豐富我們對道家思想的認識。其次，對於儒家而言，學者根據墓葬年代普遍認爲郭店儒家典籍應該是孔子、孟子之間的“七十子”及其弟子的著作。李學勤說：
李學勤還指出，郭店儒家典籍中的《緇衣》、《五行》、《魯穆公問子思》三篇“是《子思子》，即孔子之孫孔伋一系的作品”。從各方面的證據來看，說這三篇與子思有關應該是穩妥可靠的。至於其他各篇的作者，由於缺乏可靠證據，恐怕一時還難以論定。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們對早期儒學傳流脈絡的研究，但從其内容出發，足以使我們看到儒學在“七十子”時代發展的多元。其中，《唐虞之道》對禪讓的推崇、《性自命出》對“心”“性”“情”關係的系統表述、《成之聞之》《尊德義》對儒家政治思想的論說、《六德》對儒家倫理思想的闡釋，都大大豐富和加深了我們對先秦儒家思想的理解與認識。當然，僅僅孤立地對郭店儒家典籍的各篇作内容概要式的分析還是不夠的。在對各篇内容的準確和透徹理解之後，還應將它們放到先秦儒學史的整體脈絡中去，盡量客觀地顯示其各自的價值與意義。正如池田知久在談到利用出土資料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時所說：
以上我粗略地敍述了郭店楚簡對古文字、古文獻和思想史等三個方面研究的影響，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可以截然分開。事實上，它們之間往往是互爲條件互爲憑藉的。特別是思想史的研究，它必須以古文字、古文獻作爲基礎，一個古文字的釋讀很可能導致文本思想内容的重大改變，一條古文獻證據的判斷也很可能影響到對文本之間相互關係的重新認識。然而，現狀却如李零所說：
如果思想史的研究不是建立在堅實的文獻基礎之上，那麽，所謂“史料困境的突破”與“儒家系譜的重建”又如何可能？所謂“改寫思想史”又如何可信？
（作者單位：福建工程學院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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