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从事中医临床工作4O多个春秋，受我父亲蒲辅周的影响，对中医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虽然个人在中医临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得到同道的认可，也曾给一些省、部级领导治过病，尤其是2000年在西参加李老（德生）的抢救工作，受到过军委卫生部领导的嘉奖。但目前的中医面临的问题却是使我忧心忡忡，后继乏人乏术的形势实在不容乐观。
我的家乡梓潼县，号称中医之乡，但是在县以下，现在几乎找不到纯操中医业务的了，治病多用西药，兼用一点中药，这些人对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都不甚了了。在县级中医院，其能以中医理论指导临床者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是开个中药方又另开一个西药方。比如对一个感冒发烧病人，中药方开个麻杏石甘汤或银翘散加减之类；另外开个青霉素或其它抗生素类药或注射或输液。为什么这么作？一是为了保险，对中医学术不自信，运用中医手段治病没有把握；二是为了增加收入。中药处方最多不过几十元钱，难以维持生计。
1984年春，我和我县人民医院的院长参加了绵阳市卫生改革先代会。这位院长说：“我们西医比你们中医强，我们不要什么政策扶持，而你们中医要靠中医政策来扶持。”的确，中医政策是给中医巨大的关怀，但中医为什么仍每况愈下？这里面有多种因素。
九十年代，2000年以来我多次赴京，与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青年中医有些接触。这些青年都是非常热爱中医事业，但是都感到搞中医前途渺茫，似乎看不到什么希望，还有的打算改行挣了钱，有了经济基础再来学习中医、发展中医。
我于2001年退休，这些年仍从事中医临床工作，近几年来接触北京的青年中医看到基层的中医状况感到中医的路越走越窄，中医力量在萎缩，真正技术过硬能挑重担的中医越来越少。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经过几千年检验、为中华民族繁衍壮大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学科，不能就这样萎缩下去。因此有义务在此为中医大声疾呼。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这些年来，中央为振兴中医也作了个少工作，可是为什么会如此结果呢7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导致中医队伍离心、萎缩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一个简单的答案——一搞中医挣不到钱。
现阶段是市场经济社会，没有钱什么事情都办不成，这是简单明白的问题。我记得2003年《健康报》曾有一篇名为“土鸡蛋为什么卖不上好价钱？”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广大中医人员的强烈共鸣，抓住了要害。可是，后面就没有下文了。目前的情况是药贵、医贱，西医倒还好些，主要靠设备、靠新技术和药品的不断更新，虽然医疗收费偏低，但化验费、检查费和西药的价格高，可以堤内损失堤外补。中医则不一样，中医一直定位于简便验廉，很多流传下来的成药疗效可靠，配方固定，且价格多常年稳定。而一个好中医并不需要很多额外的检查，主要依靠望、闻、问、切来诊断。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能大量为科室为医院创造效益，造成中医科室的萎缩。从事传统中医的人员收入远低于同等水平西医，也远低于中西医结合者。开中药处方是既费力又不讨好，很多人转头搞中西医结合甚至改行为西医，多开些成药检查以提高收入。以北京针灸收费为例，多年来一直是四元钱，按照这样的收费连一个医生的基本的人力成本都难以收回，更不能为科室医院创造效益。造成北京地区综合医院针灸科全面萎缩以至于撤消。针灸目前的状态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中医的缩影。有报道解放初中医有五十万人，而今只有三十多万人，而西医却比解放初增长了二十多倍。
有些正直的老中医把中医今天的困难局面归结为中医教育的失败，个人认为中医教育的问题相当严重，但根本的原因却不在教育。由于教育是为社会需求服务，用一句市场经济的规律就是“以销定产”，而不是“以产定销”，经济是基础，在现行的国家政策下，中医不能创造很多的经济效益，在这里经济杠杆就起到无形的调节作用，由于市场——医院对中医人才的需求己经转向更多的需求中西医结合——实质上是西医为主，因此决定了教育的方向转为以西医为主。对于现代人，中医理论难以理解，学习中医需要比学习西医付出更多的精力，而且学成后难以见到经济效益、同时由于关系到毕业分配，造成学习中医的学生转而重视学习西医，从而变成一个开中药的西医。造成中医从业人员素质的下降以至于流失。
中医的发展必须贵技术、重临床，按照中医自身的规律来发展
医疗技术卖不上价，医疗价值与价格的严重背离。这样的政策严重影响了临床中医的积极性，并且危及到中医的生存，短期内似乎看不出什么危害，似乎还可以缓解医患双方的矛盾，但长期下去对整个中医学科的发展是毁灭性的。在收费中体现临床医生的劳动价值，对西医很重要，对中医显得更为重要。以前流行这样一句话：“不知道是草，用得好是宝。”没有了好的中医，再好的中药也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发展中药产业而不注重真正的中医的培养，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废医存药，久而久之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中医的经验最后体现就是一张中药处方，理、法，都集中在一张处方上面。一张行之有效的处方推广开来，其价值是无法用多少钱去衡量的。一个医生也许要用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毕生的精力才能真正研究出疗效较好的处方，用于临床收到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可是个人得到的，却微乎其微，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严重失调，极大的挫伤了真正潜心研究中医者的积极性，造成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东西反而大行其道。这种情况太多、太常见。与西医不同的是，中医理论相对模糊，歧义较多，很多的时候似乎是都有各自的道理，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的任何理论必须在临床实践中检验，有一些理论即使讲的是玄之又玄、貌似有理、披着科学的外衣，但在临床中不能真正的解决实践问题，这也是糟粕。有些虽然一时难以理解，然而却有卓效的理论方药，不妨加以肯定，留到以后去慢慢研究。因此，国家在这方面应当想办法调整政策，如何认定有真才实学的医生、给予相应的社会承认、及适当的经济上的鼓励，这样才能有助于中医人才的培养以及学术进步，而那种人才唯学历论、科研论，忽视中医临床能力的评价，为了科研而科研，只能鼓励多培养出一些纸上谈兵的赵括而已，这种导向无疑对中医队伍的损害是巨大的。中医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地摸索，临床医生的经验是非常宝贵的，把临床医生的点滴经验集中起来，在有条件的院校加以整理、提高、升华，再用于指导实践，这样就能做到事半功倍。
这些年来，为了促进中医事业的发展，国家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投入与产出是不相应的，这与某种程度上违背中医发展规律有很大的关系，中医不同于其他现代科学，很难用已有的发展其他学科的方法来发展中医。有人形容现在的一些用西医的规矩来管理中医，就像让神甫来管和尚一样。中医来源于民间，与小生产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相适应，与西医的协同作战不同的是，其特点为个体诊疗，应当鼓励在具备执业资格的情况下用纯中医的方法个体开业，这样一方面避免全部中医进入医院导致西化，保留了中医的火种，一方面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有利于在实践中发展中医。还有可以降低医疗成本，有利于减少国家在医疗方面的负担，增加中医就业。在教育方面，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与中医师徒传承制相结合，培养中医的人才。在确信其中不含西药及违禁药品、临床安全有效的基础上，允许中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制药，而不是简单地按照GMP来一刀切。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有效，一切有利于中医保持其临床疗效的行为均应得到鼓励。
如何发展中医理论
中医己经存在了几千年了，由原来的只有简单的经验，发展到完整的理论体系。从仅有《内经》、《伤寒》、《金匮》发展到后来的《千金》、《外台》到张、刘、朱、李及明清的温病学派，可谓灿然大备，为中华民放繁衍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使到了民国时期用废止旧医法案，都没能消灭中医。1955年扑灭乙脑、2003年治疗非典显示了中医的科学性。治疗肿瘤，妇、儿科疾病都有着不同凡响的疗效，这些例子俯拾皆是，无庸一一列举。实践证明中医是科学的。然而发展十分缓慢，相比之下西医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一日千里。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要被淘汰。症结在那里呢？我个人认为，中医侧重于个人的经验积累，理论比较宏观，学派之间交流不够，是一种小生产的形式。西医利用物理、化学等一切现代科学来武装、充实自己，因此能够迅猛发展。中医要发展应当借鉴这种方法，打破学派间的门户之见，加强交流。需要依赖与现代科学的结合。辩证论治，是中医最根本又最直接的认证方法，但是在临床中遇到无证可辨时，适当参考现代医学的检验数据可以帮助认病，提高疗效。如果还是一味强调纯、传统，再在故纸堆里找老祖宗的支言片语，将会被大大地甩在后面。不是说不遵经，相反要重视经典。应当以学习经典的原则精神为主，更好地与临床实践结合，而不只是寻章摘句、搞一些文字游戏。即一切的理论学习、发展必须以能够为临床服务、提高临床疗效为唯一的目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创新而创新，避免中医理论与临床疗效脱节、丧失理论的指导意义。
这些年来，笔者以中医的辨证思维作骨架，参考现代医学的生理、病理、药理分析疾病，在临床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比如：治疗结核病，用西药抗痨药疗效很直接，但很伤正气，病人使用后副作用也很大。用中药扶正，支持抗痨药，疗效优于单用中药和单用西药，而且疗效稳定而持久，不易反复。或者有人说，你这不是放弃了中医的传统？我认为完全不是，你冷静地看看，《内经》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医经典，是因为吸收了当时的哲学、天文、地理、历法、物候……各个学科最先进的理论，从而奠定了中医理论基础，从《内经》、《伤寒》到民国，中医的理论都在不断地充实、发展。有些人如医家叶天士、吴鞠通不是曾经也被指责背离了《内经》、《伤寒》，而今的结论如何？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医也应当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发展。
蒲志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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