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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过去了，乐坛及唱片界日新月异，几乎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卡拉扬的反思，时间已经足够多。这些年里，我们一直都在享用着卡拉扬留给我们的财富，我们继续不曾间断地听他的录音，以他的诠释为准绳来进行唱片版本的比较。卡拉扬的音乐理念经受了岁月的检验，在于许许多多经典曲目的演奏上，我们可以说某一部作品他不比某人更好，却很难启齿说他不如某人。卡拉扬是严谨的，霸道的，“平庸"一词几乎与他绝缘，他最大限度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威与心力，从未亵渎和滥用它们。在对待艺术的态度上，他没有墨守陈规，也拒绝了自我的膨胀，在音乐和上帝面前，他既敬畏如奴仆，也凛然似尘世的君王。
卡拉扬从来就不是一种风格，这是他的伟大动人之处。他青年时端庄优雅，有最高贵的艺术家气质。壮年时踌躇满志，锋芒毕现。晚年卡拉扬心灵的自得与感官的放纵达到惊人的一致，他追求精致与考究，奢华的行止却表现出无欲可求的意义。“众神的黄昏”来得有些提前，但是他满足了，他如愿了。他在最后的录音中流露出追索、安详、宽容和自慰，唯独没有忧愁和留恋，他一定相信，他是最后的胜利者。 但是我们对卡拉扬的评价确实太不公正了。几乎所有的人用卡拉扬的贝多芬来做启蒙的入门，然后他们说富特文格勒、克纳佩尔茨布什、瓦尔特、伯姆、克伦佩勒甚至赛尔、旺德的都比卡拉扬好，好在哪里？因为他们比卡拉扬有格局，有个性，与众不同且容易亲近，是音乐的本来质地。他们恰恰忘了，如果没有卡拉扬的版本做为标准，特别是唱片录音的标准，一切版本的比较又从何谈起呢?毫无疑问，我们对卡拉扬的评价过多地受到他音乐之外因素的影响，彼时的商业化确实不是个好东西，所以他的细致便成了苛刻与伪饰，他的对录音色彩的追求被看成是舍本逐末式的感官唯美享乐，甚至他对女性演奏家不拘一格的录用，也被攻击为老年的跋扈与异常。柏林爱乐的乐师们最先背叛了他，因为他们突然发现，对于如日中天的他们来说，民主与自由比艺术本身更重要得多。与其说他们厌倦了“卡拉扬之声”，不如说他们在深感高处不胜寒的同时，已经失去了征服下一个巅峰的勇气。
不论是听现场还是听唱片，我们都无可奈何地将目光转向了过去。维也纳爱乐和柏林爱乐在阿巴多和拉特尔时代几乎众所公认越来越平淡无奇，他们的“民主”管理手段首先使乐团逐渐失去严苛的标准和赖以成名的特殊音响，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它们也许在确立另一种新的标准，但那里可以看到太多别人的影子，特别是制成录音产品之后，不可听又不耐听。当然，卡拉扬从未指挥过的作品除外。 然而回顾我们所能听到的唱片，卡拉扬却鲜有失败之作。如果说他第四次录的《B小调弥撒》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可以选择第一个或第三个。当你不喜欢他的带数码味的贝多芬时，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版本总能让你挑出一套值得珍藏，比如1970年代的那套我至今认为可以作为该曲目的“官方定本”至于理查·施特劳斯的《唐·吉诃德》和威尔第的《阿伊达》，或者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的交响曲，不论是哪一次录音，都有全部收下的必要，声音的密度和戏剧的张力一向是卡拉扬的擅长。 在他引以为傲的德奥作品之外，尤其不能忽略他的柏辽兹《幻想交响曲》、李斯特的交响诗、格里格的《皮尔·金特组曲》、西贝柳斯的交响曲和管弦乐、柴科夫斯基交响曲、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的《舍赫拉查达》、穆索尔斯基的《展览会上的图画》和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及《C大调交响曲》等。 在多数作品中，卡拉扬表现出的个性和特质都十足鲜明，更何况这种个性特质值得繁复咀嚼与回味。比如我听了很多《罗马之松》和《罗马之泉》的著名版本，但卡拉扬仍能带来意外的兴奋。他的绵密紧凑，他的不同寻常的色彩变化包括清澈逼真的录音效果，又岂是穆蒂、马泽尔们所能比。即使是奥乃格和普罗科菲耶夫的交响曲，他一旦出手，立刻便占据统治性地位。 卡拉扬没有温情吗?有谁能将马勒第五交响曲的“小柔板”奏得那样令人肝肠寸断，回肠百结？卡拉扬亦不乏轻盈与诙谐，罗西尼的序曲集不仅充满了趣味，还有恶作剧般的哄笑和爽朗。一首老肖的第十使人相信他就是那满心忧患和焦虑的善良之人的知己。瓦格纳的联篇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录音，勋伯格、贝尔格和威伯恩的乐队作品，没有人会奏出理性的深度还能流畅如歌。 海顿的《创世记》(1960年代版)是不可能再现的奇迹，他最后时刻录制的布鲁克纳第七同样可做为该作品的绝唱版本，之前的第八交响曲更是结构精当，叙述流畅沉稳。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和海顿的《巴黎交响曲》无疑是现代乐队编制版的最高典范，即使亨德尔的大协奏曲和维瓦尔第的《四季》亦有别人所难以表达的严谨和自信。
听过一大堆莫扎特的《C小调弥撒》和威尔第的《安魂弥撒》以后，卡拉扬的新录音居然会使我流下眼泪。他坚韧的意志暗藏着深深的倦意，对人类苦难的哀怜被巧妙地织入向上帝虔诚敬畏的诉说当中，他完全摒弃了个人，那庄严的表情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圣徒。卡拉扬在骨子里生长着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精神，但他却对斯拉夫和犹太的历史和命运理解得既深刻又准确。他的德沃夏克、门德尔松和马勒是不朽的，甚至他的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一、五交响曲都是该曲目的最佳版本。洪佩尔丁克的《汉赛尔与格蕾泰尔》和德彪西拉威尔展示了卡拉扬另一面的天才，奥芬巴赫和德里布的舞剧音乐在他的棒下也平添许多聆赏的价值。 卡拉扬是为这个时代而生的。他不排斥任何崭新而先进的东西，他充分利用了科学技术所能提供的一切可能性来为他的艺术服务。他的贵族气质只在音乐中显露，他的有分寸的傲慢恰恰是为权贵商贾预备的。在这复制和数字的时代，他不仅没有落伍，反倒利用技术手段追求完美到了不合时宜的地步，但是他成功了，靠着别人所无法具备的能力和魅力，他成了20世纪乐坛最后的胜利者。 卡拉扬并没有恶魔的心灵，相反他很善良，很善解人意。他不屈从时尚，但却尊重听众的欣赏趣味，他并未将大腕演奏家和歌唱家奉若神明，反而对奖掖新人不遗余力，他同样没有种族主义意识，所以黑人歌唱家巴特尔不仅可以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亨德里克斯和诺曼还可以唱莫扎特的弥撒和瓦格纳的歌剧。他没有伯恩斯坦那样广泛的兴趣，也不如后者随和可亲，他身负重托，日理万机。他从不作曲，只以诠释先贤的作品为乐事。他也常常暴露出他刚愎和自负的一面，但那与克伦佩勒和比彻姆的又绝然不同。 其实后来人们攻击卡拉扬的很多东西在他的演出和录音中根本就听不出来。我们在许多方面都讲究求同存异，唯独对卡拉扬的音乐，偏偏迷信日本唱片艺术榜单的极端与偏颇，非要找出他的非主流因素。于是在一些曲目上，他便不如巴比罗利、肯佩、博尔特、瓦尔特、赛尔、约胡姆、富特文格勒、克路易坦、伯姆甚至切利比达克受资深爱乐者的青睐。卡拉扬实在给予我们太多，多得可以让我们忘恩负义却又不知道大言不惭、无知无畏。想想卡爷去世已近三十年，我们在他生前身后都做了什么?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听他的唱片（当然有些人早已声明拒绝他的所有录音），却仍不知餍足地对他逝者言多不敬。对卡拉扬的批评我已见得太多，真不知该怎样才能赎回这种属于我们的罪过。我的这篇小文起稿于卡拉扬去世十年之际，或许未必令人信服，但我却力求说出实话，在我，是知恩图报，尽了一点心意，毕竟我始终保持着对卡拉扬的热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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