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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对历史状况不满意者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历史。他们认为历史应该这样，而不应该是那样——我们在史书中见到的样子。因此他们对历史不满，骂了这个骂那个，说这个坏，说那个糟，恨多爱也多。而当别人说出历史真相的时候，就很不高兴了，就有许多的指责。也就是说，指责古人，也指责今人，总之别人都不行。以文天祥为例，如果文天祥如愿以偿，抗元大功告成，会是个什么样子。他把南宋的皇帝抢回来，把蒙古人赶回到草原去，他成了一个再造南宋者。然后南宋的国祚万万年，一直到二十一世纪，是不是这样就很好啊？那么就把这近千年想象出来，让大家开开眼界，可是他们也没有写出来。他们还可以说说当时的国家关系应该是什么样？改朝换代应该是什么样？  文天祥非死不可 在南宋将亡之际，文天祥做好了殉国的准备，也就是说他准备死了。所以发出了最后的哀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看起来照汗青是光荣的，但是不照汗青的死一样也有光荣的。而且没有光荣的死，就不可取吗？就低人一等吗？就如蝼蚁一般吗？人生来是平等的，死去也是平等的，上帝一定会公平地对待，而不是光荣者享受特别的待遇。不过在人类的社会，光荣者的待遇还是不一样的。文天祥就是这不一样待遇的追求者。 文天祥被俘以后，在押送途中，敌人对他还是很有恭敬的，“供张甚盛”，好吃好喝地招待他。而老文则是赋诗不已，一篇接一篇，并且都保存下来，流传至今了。这样也就充实了“照汗青工程”。老文写了一句“弹指柯山局已终”，等于是告诉人家，这场戏是演完了，而他的戏还没有完，他准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时候他的武器就是赋诗了，一首接一首，并且也都能流传下来。看起来元朝廷很大度，没有对他搞毁禁政策。在这一点上，老文是应该感谢蒙古人的。 一些人还不太了解文天祥的心态，以为他是知其难而为之，保持了从容就义之风度。其实他能不失节义，维护大节，展示他的风骨甚高，这里面的原因文天祥自己是不好说出来的。可以说，他是被人给逼死的，他即便想活都难了。据说在老文被俘经过江西庐陵的时候，有个叫王幼孙的老朋友去驿站看望他，为老文而祭，期以必死。该祭文词气慷慨，使得旁边的人闻之呜咽，莫能仰视。这个王幼孙为什么这样，南宋的谢太后和小皇帝都可以不死，都可以受到礼遇，文天祥又不是厓山海战的组织者，对元朝来说也不是罪大恶极，怎么就必死呢？这个老王，是为了让老文表现一番本朝的风骨和气节吗？或者说是别有用心，想害了老文？既然都生祭了，世人都皆知了，老文不死就很没面子了。 还有一个人曰鼎翁，曾与老文同游山水，及老文被执，他也为老文生祭，其文一千五百言。古人的文言文，四六句文章，这字数就不算少了。后来有人说了：志士仁人之心，有时尚难令人必信，文天祥的地位很高了，已经成了南宋忠臣的代表，老文若是不死，大家是不是很没面子？在厓山不是元军的对手，在气节上不能让北人小看了对手，所以就必须有一个站出来的人。生祭文天祥，就是恐其心不坚，这样就打造出了一个“人间极品”。老文若是不死，遗臭万年是不会的，遗笑万年倒有可能。有了这样的效果，宋遗民就可以说了：“呜呼丞相，可以死矣”。而其事载在史册，三尺童子亦能言之。老文还能有什么遗憾的吗？ 在南宋，还有一个江西人叫谢叠山，名枋得，号叠山。与文天祥是同科进士，比文天祥大十岁，比他晚死六年。他的名气也很不小，在中国历史上，和民族英雄文天祥并誉为爱国主义的“二山”（老文自号文山）。他一生志节耿耿，贫贱不移，坚贞不屈。南宋末年，不惜倾家荡产，聚集民间义军抗击外侮。南宋灭亡后，他守怀抱节，严辞拒绝元朝高官厚禄利诱。公元1289年4月，谢叠山在被关押的元朝大都悯忠寺绝食殉国。他比老文突出的是，此人有自杀的勇气，而老文没有。不过老谢死时有六十三岁了，恐怕身体很弱，自杀容易成功。而老文才四十七岁，年富力强的，他在监狱中好好地活了三年，如果忽必烈不杀文天祥，而是继续囚禁下去，他一定也不会搞绝食的。 老谢和老文一样，也是在元兵南下时率兵勤王，准备抗拒到底。元军至上饶，逮住了老谢的母亲，让他把儿子交出来。其母曰：老妇今日该死，不该教儿子读书，识得三纲五常，至有今日。若不读书，不知礼仪，不识三纲五常，哪里会有这么多的闲事。她话里的讽刺意味，谁还听不出来。逮他的元军拿她没有办法，只好释放。看来元军也不是那么坏。老谢没有老文这样的“照汗青工程”，故没有那么多的豪言壮语，不过他有一句名言：“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此言对后世影响很深，常被人们所引用。其中的意思是，利害不重要，是非重要；成败不重要，顺逆重要；一生不重要，万世重要。他告诉人们，为了重要的内容，可以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如果不能玉石俱焚，那么就来他个“宁为玉碎”。南宋之所以有些人不愿意与金议和，就是强调了以上的重要方面，什么成败、利害就不顾了。而老谢的万世观，也与“照汗青”有相同之处。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就发生了许多毁家抒难者，从容就义者，妇女多守节不辱者。所以有人说了，南宋之亡，不论在朝在野，不论为男为女，为三纲五常献身的，固不止文天祥也。有了这样的气节，才导致了元朝国祚不足百年。 但是也有人说了，在南宋亡时，上不见一扶危定倾之力者，下不见一可将可相之才者。只是用空言当汗马，以玉玺投海，以少帝与元矣。这些空言能补时艰吗？文天祥不过是绮绫丛中之人，而非道学君子。南宋之亡，其实就是国家的气数已尽，别说一个文天祥，就是有十个也是没有用的。如果老天爷偏向了他，让他的理想成功，再造一个腐朽没落的南宋，那可是老天不长眼了。老天已经安排南宋及时行乐了，安排他们“熏风吹得游人醉”了，让他们“只把杭州做汴州”了，不是也有几天的好日子过吗？南宋的问题是不想让别人活，于是也有别人不想让他活了，难道这不公平吗？老天也满足了文天祥，让他的“照汗青工程”得以成功，所以我们才看到了今天的文天祥。  文天祥很难死吗 从古至今，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打起仗来，成千上万地死人。为什么文天祥的死就轰轰烈烈，就可以照汗青，别人就不行，他的命跟人家的有区别吗？如果说没有区别，他为什么高坐云端，而别人就趴在地上？真正打仗，那是死易活难，那么文天祥的死算什么呢？许多人没有想过，为什么老文的死与众不同，其实就在于他会“表露心迹”，让人家知道他是有正气的，他是照汗青的，宣传单不断地往外撒，所以人人都知道有个文天祥了。 在蒙古灭金之际，有个金国副统军王檝守卫怀来。鏖战三日，兵败被俘。在将戮时，神色不变。蒙古主问之：汝竟敢抗我师，独不惧死乎？王檝曰：吾以布衣蒙恩，誓捐躯报国，今既败军，得死为倖！蒙古主义而释之，授都统。这个王檝，是陕西汉人。 嘉定十四年，金军取蕲州，知州李诚之家人皆赴水死。李诚之然后自杀。宁宗诏皆褒赠之，立庙蕲州。这些人死的倒是很痛快。 南宋黄州被围，知州何大节取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天傍晚，兵士忽奔告曰：城陷矣！拥之登车，才出门，而金兵已大至，大节自沉于江。 元军石天应擒获金骁将张铁枪，木华黎责其不降。铁枪厉声答曰：我受国家厚恩二十余年，今有死而已。木华黎义之，欲解其缚。诸将怒其不屈，遂杀之。 金国翰林学士完颜伯嘉尝言：生为男子，当益国泽民，其他不可学也。他这个观点，就与文天祥不同。他不学什么，当然不是死抗到底。确实，如果国家没有了，泽民倒是可以的吧。 蒙古都元帅石天应言：吾年垂六十，老耄将至，一旦卧病床第，闻后生辈立功名，死不瞑目矣。男儿要当死战阵以报国耳。他的这个认识好。“男儿要当死战阵以报国”，文天祥是男儿吗？你挺戈向敌，能不死吗？既使被俘，骂贼而死也是不难的吧。这两样老文皆不做，他对敌人不做过激的事情，所以他能活下来。 蒙古木华黎渡河攻同州，金节度使李复亨，同知节度使完颜额尔克并自尽。看看人家不是也很利索吗？金国曾经一次为十三位死节者立褒忠庙。这是为什么啊，而宣传文天祥的死节又是为什么啊，说来这都是属于封建社会的“烈女节夫”观。一些人是很愿意全盘接受下来的。等于告诉人们，生命不算什么，国家是可以殉葬的。最好的选择是，国家没了，个人也别活了，不死是可耻的。国家可以用生命来保卫，但是当你保卫不了时，生命还是保留下来好。在某种情况下，生命是高于一切的。 一些人是为真理而奋斗，而献身，所以才说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为什么不说“只要照汗青”，人生自古谁无死，却不是为了汗青死。为国捐躯的人是太多了，唯独文天祥把照汗青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大丈夫马革裹尸，可不是大丈夫要照汗青。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人对于封建礼教津津乐道，全盘接受，用一个爱国论掩盖了“烈女节夫”观。更重要的是，在言及文天祥的时候，把元朝摆在了错误的位子上，让人们忘记了元朝在中国的地位。至今许多人仇恨元朝和蒙古人，与文天祥有着巨大的关系。在没有讲清楚的情况下去说文天祥，是有害而无益的。  冯道远胜文天祥 知道文天祥的可谓千千万万，知道冯道的可谓三三两两。但是说起来冯道对中国的贡献比文天祥大，冯道为人民做的好事毕文天祥多。所以才说冯道远胜文天祥。 冯道早于文天祥三百五十多年出生。河北泊头市交河镇人，汉族。他在五代时期长大，历仕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四朝十君，拜相二十余年，人称官场“不倒翁”。好学能文，主持校定了《九经》文字，雕版印书，世称“五代蓝本”，为我国官府正式刻印书籍之始。所以他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 冯道[1出生在“为农为儒，不恒其业”的家庭。年轻时品行纯厚，不耻清贫，事亲孝而为，颇有古风和胆量识见。冯道为人刻苦俭约。在晋梁交战前线，他在军中只搭一茅屋，不设床席，睡觉仅用一捆牧草。还将送他在战争中掠得的美女，安置于别室，等找到她的亲人后再送回去。他因父丧丁忧期间，遇到饥荒，就尽能力救济乡里。有荒废田地和没有能力耕种的人家，他不声不响在夜里帮助耕种，事后人家前来道谢，他认为这是应该做的。守孝期满，后唐朝廷命他为翰林学士。 李嗣源即帝位后任命冯道为宰相。冯道引荐任用了不少有才识的孤寒士子，而对那些品行浮躁的衣冠子弟都加以抑制。尽管遭受一些人的讽刺打击，但一直得到李嗣源的信任。李嗣源死后，他在闵帝李从厚时仍任宰相。当李从厚出奔卫州（今河南汲县）时，他又率百官迎接末帝李从珂入主朝廷，仍然被任命为宰相。后晋灭后唐时，他又投靠新朝，石敬瑭任他为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鲁国公。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其荣宠程度更胜前朝。石重贵时，他仍为宰相，且加太尉，封燕国公。 契丹灭晋，冯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师。德光问曰：何以来朝？对曰：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德光诮之曰：尔是何等老子？对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这种自甘贬辱的态度使耶律德光感到高兴，将他任为太傅。耶律德光曾问他：天下百姓，如何可救？他说：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有人说这种谄媚的谀词讨得了耶律德光的喜欢，因而没有夷灭中原人民。耶律德光北撤时，他一直随从到了常山。刘知远建汉称帝后，他以太师奉朝请。后周灭后汉之后，冯道又被后周任命为太师兼中书令为首相。 冯道曾写过一首诗曰：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有人说这是他洁身自好又打算委曲求全的人生哲学。但是也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说的是多么好啊，这比一死了事的文天祥的境界高了许多。人来到这个世界是没有选择的，社会的变化不是自己能决定的，自己能够决定的是心中无诸恶。他认为道德始终是存在的，哪条道路也能通向光明。所以只要不去助纣为虐，残害人民，环境的变化是不能改变自己的。他对朝代的更替，政权的丧亡，君主的进退，不以为意。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看透历史发展的人。 冯道生存于北部中国，朝代变来变去，身不由己，如果用文天祥的爱国观来面对改朝换代，他有八条命也不够死的。如果文天祥与冯道处在同一时代，在五十多年里，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朝如传舍，君如弈棋”，你老文能为哪个皇帝尽忠，能为哪个朝代守节？恐怕二三十岁就得死掉，老文就是白活一场了。所以老文与其比较起来显得十分虚伪，他那大喊大叫我要“照汗青”了，我有正气啊！是不是显得很荒唐可笑啊。好在老文身在国祚一个半世纪的南宋，否则他真的死不起。 在中国，冯道注定是一个会有很大争议的传奇人物，他有三不欺：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还坚持：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 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不改变自己的本质和信仰，绝不做坏人。他以减轻百姓的灾难为价值标准。可是有人却说他“何得为忠乎！”，说他不智，不知命。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说《长乐老自序》令人呕吐；说他：冯道这个人，是不能随便效法的。现在只是就学理上，作客观的研究而已。唐末五代时，中国乱了八十多年当中，这个当皇帝、那个当皇帝，换来换去，非常的乱。而且都是边疆民族。我们现在所称的边疆民族，在古代都称为胡人。当时，是由外国人来统治中国。这时有一个人名叫冯道，在五代那样乱的时候，每一个朝代变动，都要请他去辅政，他成了不倒翁。后来到了宋朝，欧阳修写历史骂他，说中国读书人的气节都被他丧尽了。他曾事四姓、相六帝，所谓有奶便是娘，没有气节！可以说冯道是读书人中非常混蛋的。 以上的观点才是非常的荒诞，边疆民族怎么了，胡人怎么了，他们不是中国人吗？而我们谁敢说，自己的身体内与胡人没有血统关系吗？其实汉人，就是个多民族混合体。当时的外国与现代的外国，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自然也不可同等看待。赞赏冯道的人说他与孔子同寿，此道之望重一世也。五代之乱，民命倒悬，冯道独能以救时拯物为念。他对一个皇帝说：年年丰收，要居安思危，广泽于民；他对另一个皇帝说：对于老百姓，佛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所以认为：冯道之为人，能以救济为心，公正处事，非貌为忠厚者可比。在百姓的生死存亡之际，他以过人的智慧，一语解危。所以把他与孔子相提并论，文天祥做不到吧。 有人说：我读了历史以后，觉得这个人太奇怪。如果说太平时代，这个人能够在政治风浪中屹立不摇，倒还不足为奇。但是，在那么一个大变乱的八十余年中，他能始终不倒，这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可以想见此人，至少做到不贪污，使人家无法攻击他。而且其他的品格行为方面，也一定是炉火纯青，以致无懈可击。文天祥为什么不能仿效他呢？因为老文一心要打造自己，感觉“照汗青”的价值大，何况有些人已经当面生祭他了，老文不死也不行啊。 冯道写过一篇《长乐老自叙》的文章，历述自己在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及契丹入主时期所获官爵荣宠，真是官越做越大，爵越封越高，上耀祖宗，下荫子弟。也预见到后人会对他“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冯道终年73 岁。谥文懿，追封瀛王。其墓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捻掌镇。据说冯道辞逝后，天下“无贤愚，皆仰道伟元老，而喜为之称誉。” 为什么当时没有一个人攻击老冯，因为他对于民族的融合有着非同一般的认识，他眼里的政权和自己的人生哲学，是为人民做事。骨头软怎么了，人家老冯不害人就是最好的骨头。在世界上，软的动物和植物有的是，软体动物就不活吗？爬藤植物就不活吗？在当时，类似冯道的人还有张全义，郑韬。尤其是郑韬，历事十一个皇帝，也是无官谤，无私过，无论贤愚，都称赞颂扬。那些不知名的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只不过一生普普通通罢了。既然老百姓可以活，冯道凭什么不可以。人生就一世，活出质量来也很不容易。 我们看看冯道的诗作，真的是很不错的： 《天道》：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北使还京作》：去年今日奉皇华，只为朝廷不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门前双节国人嗟。龙荒冬往时时雪，兔苑春归处处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几人身死掩风沙。 有学者说他清廉、严肃、淳厚，度量当然也很宽宏，能够包涵仇人，能够感化了仇人。人有许多隐情，盖棺不能论定。他能包容敌人、感化敌人，几乎没有发过脾气，能够在大风大浪中站得住。他政治上的态度，作人的态度，并不算坏。冯道实在是值得研究的，可是别忘记了，研究冯道，也要研究文天祥，在古人那里，好好比较一下，既然都是中国人，心中有人民好，还是有“汗青”好。冯道才是真正“照汗青”的人。  文天祥爱的什么国 大家知道，文天祥所爱的表面看是中国，其实不过是南宋，而南宋不过是一个割据王朝而已。他爱的王朝不能代表中国，南宋只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代表中国方面，金国是更有资格的，在汉文化的传承方面，南宋的资格才更多一些。中国主要还是体现在地理概念上，谁有中原，谁才具有代表性。而拥有中原的就是金国了。西夏、蒙古、大理、吐蕃等等，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南宋仅为其中之一了。 爱一个国家不算什么，中国从来不缺爱国者，爱一个国家而死，是了不起的，如果这个死能够换取巨大的名声，还是会有人趋之若鹜的。如果不能换取名声而死，估计老文就不情愿了。他若是个普通老百姓，死去如蝼蚁一般，他死之何益？不过是增加土地的肥料，或者成为人家的口中食物。不要以为爱国的方式就是死这一种，为人民而生是最好的爱国了。 有的死可以唤醒民众，但是如果生也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方式就应该好过前者了。老文应该预见到，任何朝代都是有寿命的，元朝也不例外。他可以做的是，把中华文化很好地传承下去，把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一些，然后期待元朝慢慢地走上辽国和金国的道路，直至他们的归宿。但是老文觉得死的意义更大，他才愿意一死了之。 国亡，其实就是朝亡，国还是存在的，今天破了，明天可以补上。任何一朝有如人生，也都有自己的生老病死，是不会有万万年的。如果文天祥保住了南宋，南宋有个千年国祚，他维护的是什么呢？难道就是：“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沉醉。”吗？难道是取娼妓淫戏殆无昼夜吗？难道是“茶坊酒肆，按管调弦，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吗？所以有人说了南宋的状况，当以统治阶级之腐朽，但知剥削取乐，不知捍卫国家。照这样的情况看，即便南宋能够苟延残喘，即便能够再维持个三年五年或者十年八年，如此的病入膏肓，亡国是早晚的事情。爱一个人，他该死的时候还是要死的，爱一个国，也应该是这样的思维。因为国家已经不爱人民，那么这个国家就等于患了绝症。患了绝症的国家，不亡还期待什么呢？ 文天祥是南宋的大臣，他当然知道国家是怎么患上绝症的，而这个绝症有没有办法治？如果没有办法，治之何益？文天祥也可以看看他的战友都是些什么人，看看他们有几分徒劳，几分可笑。在现代国家的意识面前，抵抗外族入侵是神圣的使命。而对于国内的战争，前者的理念就不适用了。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不设防的城市，也有不设防的国家。竖白旗归顺投降，是统治者的选择，根本不应该与民族的耻辱划等号。如果划等号了，我们现在就会仍然咬牙切齿，仍然耿耿于怀，仍然把民族的团结弃在一边。这样显然弊大于利。 契丹的铁骑、女真的铁骑、蒙古的铁骑、满清的铁骑，一波一波杀向中原，让人感情上不能接受，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却没有人去想过，这就是民族融合，就是历史的发展，就我我们民族的特色。在我们的身体之内，未必没有铁骑背上之人的血统。一般除了那些南方的少数民族之外，基本上每个人都难以排除在外。早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其实那些把铁骑汉子恨之入骨的人，不过是不了解先祖的融合而已，更不了解融合的程度。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疯子，是精神病。其实，对他们可以看作是极端的偏执和不愿意承认的表现罢了。 就说满清的铁骑，早在他们之前数百年的生熟女真之时，就有大批的汉人被掳掠到了那个地方，也有迁徙去的。过了若干年后，他们的血统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不是谁都能看出来的。文天祥阻挡的是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也包括了民族的融合。好在他没有成功，如果成功了，不是中国的幸事。为了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不提文天祥也罢，但是得知道他是个很注意自己名声的人，不惜拿命来换。  爱国的方式 爱国的方式有多种多样，谁敢说在家种地的不是爱国，谁敢说敌人来了没有殉国的不是爱国。他不为虎作伥就行了。不一定非要上战场才是爱国吧。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他们也是爱国的。而文天祥的爱国是什么，是宣传型的爱国，所以受到特别的推崇和再宣传。同样的东西，你吆喝了与不吆喝就是不一样，因为前者可以发动和教育民众，文天祥就起到了这个作用。文天祥比别人走红，就因为他是属于这个型的，而一般人都不这么去想。所以老文就站在制高点上了，他的聪明就在这里。 历朝历代，为国捐躯的人很多，都做不到老文这个份上，他具备了许多别人不可能具备的条件。1、官职宰相；2、状元文采；3、经历王朝的最后时刻；4、亡朝后地位最高的人；5、积累了万人瞩目的资本；6、元大都的南宋之星；7、受到最高规格的囚禁；8、特别能写，能作宣传；9、能与元朝的最高层接触；10、最高规格的死法。这里有很大的造势成分。许多人都不怕死，翻开历史书，太多的不怕死了，为什么文天祥就突出了，他本来可以不突出的。骂贼而死的人很多，他却不骂；自刎、自缢、跳井、投火？这些死亡率很高的方式他不会用，这样也太少分量了，不具观赏性，故不采用。老文的大脑比别人活络，别人太实在了，悬梁一下子就完事了，要说有观赏的，恐怕就是墙角的耗子了。 在绍兴元年，关陕之失，士大夫守节死义者甚众。陇州既失，知州事刘化源不肯降，敌使人守之，不得死，遂带入河北，贩卖蔬果，隐民间者十年，终不屈辱。原州通判米璞，亦杜门谢病，卒不受辱。其二人世家耀州（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西人皆敬之。金人入凤翔，知扶风县康杰不受招降，曰：吾当死于阵，不能死于敌。遂战死。知县李伸，为金人所困，城既破，伸曰：岂使敌杀我！遂自杀。知寨郑涓，为金人所攻，袒臂而战，及城破，自刺不死。金人高其节，亦不害也。这些只是沧海一粟而已。后来的张世杰、陆文夫不也是很悲壮吗？但是他们都没有文天祥的效果好。 在中国历史上，改换门庭不等于就是卖国，杨家将本不死宋朝人，他们为宋朝而死，也是爱国者啊。辛弃疾严格地说，也不是宋朝人，而是叛国者。他与南宋一致的不过是汉儿而已。在金国汉儿也是金国人，一样和南宋没有关系。 文天祥既然已经万人瞩目了，在元大都住了很久，就连北方人也渐渐熟悉他了。文天祥在狱中写作大量诗词，也足以“一一垂丹青”了。若不是元朝廷给了他这么好的条件，他再有才华也是空的。如果像于谦那样入狱五天就被杀掉，老文也没有如此大的成果。他的这个幸运别人也是没有的。辛弃疾和陆游等爱国者都没有老文这样的条件，所以他们还是差了一些。也就是说，文天祥这样的宣传型，具备了所有的条件，所以他才能是最顶尖的。 我们现在所缺的是，忘记了张弘范也是爱国的，他用的是行动，他结束了中国最后一个割据王朝，他是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老张能为中国做出这样的贡献，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文天祥的贡献 伟大的人物必有伟大的贡献，文天祥是伟大的人物吗？他想成为伟大的人物，又有哪些伟大的贡献呢？他这个人，有三大失败：一、谈判不成；二、抗元不成；三、自杀不成。干脆说吧，他在为国家的贡献方面一事无成。但也不能说他是个废物，他还有三大成功：一、作品传世；二、二子六女传世；三、当官成功。如果不是元朝成全了他，让他在乱世中平步青云，他这个宰相是不可能当上的。别人纷纷逃离了朝廷，他却不逃，于是太皇太后矬子里拔将军，就让这个既未建功又未立业的人爬上了高位，他应该感谢元朝才对。 在南宋的末期，自杀的人很多，鲜有几个不成功的。江淮招讨使汪立信闻贾似道师溃，守臣望风降遁。他叹曰：吾今日犹得死于宋土也！这样在晚上，他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抚案，扼吭而卒。就这样的自杀了。这个技术不知是否高难，偏偏文天祥不会了；元军攻无锡县，知县出战，一军皆没，知县赴水死，文天祥也不会。 在许多人的眼里，文天祥真正有价值的就是他的作品了，表达了他的爱国精神。不过在当时来说，这个精神他还没有发挥到了极致。那些杀死亲人，然后自杀的才是本事。而文天祥一个不杀，态度不够坚决。这样说来，文天祥对南宋的贡献就等于是零了。秦桧不怎么样，他把议和搞成了；把三大将的兵权削掉了；把南宋巩固了；把兵变避免了。秦桧身后是一个半世纪的南宋，而文天祥的身后是几年、几月的南宋呢？文天祥声伎满前，秦桧总没有这个吧；秦桧三十多岁已经在抗金了，文天祥四十多岁还游手好闲；秦桧是最听高宗皇帝的话，而文天祥是皇帝和太皇太后的话一概不听。秦桧不比文天祥的是他不会唱高调，这个文天祥拿手。 看看人家元朝的平章军国事史天泽，在真定病重时曰：臣死不足惜，但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再不说别的。宗泽临终不也是留下“过河、过河”的遗言吗？人家史天泽心里想的可是统一大业，是老百姓，且还是南宋的老百姓，这是什么境界啊。古人对他的评价是：平常未曾自显其能。及临大事，依然以天下为己任。拜相之后，门庭悄然。说：爵禄刑赏，天子之柄，吾何以权为？出将入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不怨，人比以郭子仪、曹彬。文天祥和史天泽比较起来，不是霄壤之别吗？ 文天祥在元朝这里，可以鞍前马后为皇室家族服务吧，不应该对他们置之不理。南宋有个降臣叫张晏然，他上书元主说：宋之权臣，不践旧约，拘留使者，实非宋主之罪。敢仰祈圣慈，只罪擅命之臣，不令赵氏乏祀。元主召他去大都，谕之曰：卿言良是，卿既不忘旧主，必能辅助我家。看看人家还不忘旧主呢，而文天祥忘了没有，这是谁都清楚的吧。国土已经没有了，旧主还在啊，可是文天祥还有自己的“金身工程”，忙于打造，什么旧主不旧主的，一边玩去。 文天祥不懂一个古往今来的道理，也是中国的一个名言：吃面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也就是北边的人要做南边人的皇帝，是不是这个道理，自己琢磨去好了。在中国，小小皇帝还是有吃米的，而大大皇帝往往是吃面的。我们知道，“三国演义”的结局，就是归了吃面的人。也就是说，中国的改朝换代，往往在北边进行，南边多是看客和接受既成事实者。 文天祥懂点历史的话，就应该明白，帝王的理想是永延帝祚，但是有哪个王朝不是打天下以后再失天下的。打天下江山就是自家的，失天下就是人家的。改朝换代是有周期的，只要有家天下，就有改朝换代。如果天下是人民的，那么只有政府可以变，天下仍然是人民的。文天祥想要违背这个辩证法和规律，也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只有小丑才这样干。在清朝就有著名的辫子军，如果老文活在清朝，他一定会搞复辟，会成立辫子军的。有人说了，任何人、任何群体，都不要和辩证法较劲，都应该乖乖做辩证法的顺民。否则，辩证法就会修理你，治你没商量。难怪清朝的遗老遗少这么顽固，感情是有文天祥为榜样啊。 文天祥死了，有人看见他是爱国主义的好典型，有人看见他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再想想在清末是不是有许多人跟文天祥相似？想想自己要是活在那个时代该怎么做吧。自己可以喜欢他，却也不能反对人家不喜欢他。如果非要喜欢一个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的人，你这个喜欢还有价值吗？  照汗青的目的 “留取丹心照汗青”是文天祥提出来的，照汗青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在历史的竹简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当然是要名垂千古，万古长青，永垂不朽，流芳百世。一般人都是先做出来了，才流芳百世，而文天祥则是为了流芳百世而做出来。就说他抗元的那一段，人人都在做，人人做的也不比他差，而文天祥要超出众人，就必须有出众的表现。他有个好条件是，身为宰相的身份，有个能写东西的笔杆子，以这样的条件来照汗青，就会与众不同了。 有谁见过哪个爱国者很早的时候就叨叨了：我要万古长青，我要永垂不朽，我要光照万世，我要成为万世楷模。但是文天祥就公开表达出来了。他告诉人们，我就要照汗青！这里他强调的是个人，别人怎么样，他是不理睬的，陆秀夫和张世杰在他的眼前那样的慷慨激昂，英勇悲壮，那样的惊天地泣鬼神，文天祥赞美过他们吗？同情过那些千千万万的抗元战士吗？就别说死在海里的小皇帝了。还有不幸成为敌方战利品的皇帝和皇太后，也都没有进入过文天祥的视野，他看见的就是他自己了。 人言“国破山河在”，文天祥是可以爱山河的，是可以爱南宋遗民的，是可以爱仍然健在的皇族们，也可以爱他的家庭成员。但是爱了这个，“照汗青工程”就得打折扣了，就好比万年基业掺杂使假了。那么多的眼睛都盯着他，破绽是不能有的。老文临行的时候搞不清楚方向了，就问老百姓哪边是南方，于是他朝南拜，然后从容就死。而对于处在不幸中的“宋主”，他却不屑一顾，显然忘记了他们。 文天祥这一死，就等于抛弃了旧山河，抛弃了南宋的人民和南宋的皇帝，什么都抛弃了，在身后留下的就是那“汗青”了。老文是有文化的人，一个国家的兴亡是“汗青”的一部分，当初北宋灭他先祖的国家南唐之时，对皇帝李煜可不是很友好的。这是一笔旧账了，难道不该算吗？一个国家的兴盛，就必须开疆扩土，而与此同时，就有一些国家面临倒霉的命运。与宋王朝有关的辽、金、西夏、大理等等，都走进了历史的另一扇门中，而老文是拒绝走进去的。 当初金灭北宋，金太宗将北宋二帝废为庶人，掳至上京，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迁之韩州，给田十五顷，以农耕自食，俸禄不给。这就是典型的劳动改造了。到海陵王篡位时，又杀赵氏子男一百三十余口，确实太残忍了。但是元朝灭宋之后，元大臣入皇宫宣诏，免系牵羊之礼；宋主至上京，授开府仪同三司、大司徒，封瀛国公。等瀛国公长大了，还为他选配了公主；另外对南宋降王的资产亦不没收，听其勇为世业；对南宋之宗室亲族也待以优礼，多加存恤。这就是宽待亡国之君了。老文肯定是知道元朝这些政策的，他表示过谢意吗？他想的是与这个王朝对抗到底，否则，自己不就成了吕文焕等降元大臣了吗？文天祥是不是想过投降，这是他的内心世界，别人是不知道的，而从他狱中的文字看，他是很坚定的。看起来文天祥是没有想过降元的。 有人说：文天祥不擅长什么？政治谋略，科学技术，经济建设，军事战术等等全都没有。如果他在和平时期，也会是个平庸的宰相。文天祥擅长什么？写道德文章和沽名钓誉，这可是说到点子上了。文天祥这样的人一多起来，在这个社会占据主导，必定会导致道德代替一切，而压制法治、民主、科学、政治、谋略、军事战术、战略。我们中国民族像宋代这样再次积弱指日可待，被列强欺凌的日子将再次出现。当然了，文天祥们又可以表演宁死不屈了。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人不认可，但是不排除其可能性。而现实是，他这个一事无成的人，只有这件“照汗青工程”获得了成功。 宣扬文天祥的爱国，其明显的副作用就是将多民族联合体——元朝，看成了一个外族国家，不在中华民族的范围之内。在他们这里，有一个个的汉奸、卖国贼存在，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先祖，看成是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这个副作用的危害性是很大的。如果南宋永世存在下去，我们的中国就惨不忍睹了，我们中华民族就分裂了。文天祥的精神是自私的，利己的，是口号式的，仿佛是在高喊着：大家注意了，我要永垂不朽了！你们不要忘记我啊。而忽略了那些千千万万为国捐躯的人，不会喊口号的人。还有那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自己贡献的人。其中吕文焕是，张弘范是，还有南宋的那些赵氏宗族们。  文天祥比较元好问 文天祥是高尚的人吗，爱国的人能不高尚吗？我看未必。文天祥的人生目标就是为塑造自己而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照汗青”而运作。这是一个大工程，他知道“人生自古谁无死”，死的普普通通、默默无闻有意思吗？所以能把“照汗青”这个工程完成了，他也就可以死得瞑目了。所以他屡次自杀，却杀而不死，他屡次逃跑，却逃而不跑不掉——总是被抓回来。他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于是其工程也就有了完成的条件。文天祥刻意要死得轰轰烈烈，要死得不同凡响、山摇地动，要死在公开场合，要死得让人颇有触动。谁敢说这不是个精心的策划，我大山就拿小人之心度他一回君子之腹怎么了，因为爱国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爱，就等于说其他人都不爱国，都是投降的人。虽然爱国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但是老文其刻意的成分是比较充分和露骨的。 一个敌国的政权不可接受主要在于他伤害本国的人民，并且也胁迫你去为虎作伥，元朝的政权有这样的事情吗？爱国就是一切以人民的利益出发，如果元朝不能这样，就要反对他。如果元朝政权不让文天祥去为人民做事，而让他失去尊严，成为一条走狗，让他去伤害别人，让他去为敌国歌功颂德，让他去同流合污，老文是可以拒绝的。但是元朝做得并不比南宋政权差，如果在这个政权做官，可以监督他们不要去伤害老百姓，难道这样不好吗？ 如果你看到老百姓在受苦受难，你心疼的话，最好还是活下来帮帮他们才好，要知道元朝廷对文天祥还是给予礼遇的，但是如果老文若都接受了，他的伟大工程就不可能完成了，他就成了一个由宋入元的一般人物，“汗青计划”岂不泡汤？其实他本来是知道的，如果他的先祖也像他一样为南唐殉葬，绝不肯与大宋同在一片蓝天之下，那么还有他文天祥吗？文天祥开创了一个为国家，其实就是为一个王朝殉葬的先例。在他以后的朝代里，是越来越多，甚至在腐朽的满清消亡之际，也有许多的大辫子小辫子们慷慨献身的。就成了一种最好的、最有价值的爱国方式。同时也模糊了元朝就是中国的这个概念，其副作用不小。 比较起来，处在金末元初时期的元好问，就没有这样的“汗青计划”，但是他仍然可以为已经不存在的国家做事，他的这种爱国才最有价值。人民也不会忘记他，而且要纪念他的。元好问是山西忻州人，活了六十七岁。据说其祖是拓跋氏，但在金国他就是汉人了。老元的名气是在金亡之后达到了极盛，有古人说，金国百年以来，得文脉之主盟者，后期则元好问一人而已。自金国灭亡，文气奄奄几绝，能够起衰救坏者，就指望元好问了。他虽无官职，亦知肩头的担子不轻，故全力以拯救文脉为己任，周游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几三十年，其迹亦多，其文益富，其声名益大。明朝人说他：无一念一时而不在于文，故能出入于汉、魏、晋、唐之间，偃然以其文雄一国。看看人家老元在干什么，人家是想活，是想为已亡的国家做事。文天祥想的是死，想的是自己如何的“照汗青”，并且还不忘说明，我这是正气，你们那些不死的人是邪气，好让人们牢牢地记住他。 应该说文天祥是知道元好问的，老元故去的时候，文天祥已经有二十一岁了，他应该知道这二十多年间，老元做了什么，为国家和社会贡献了什么。人家不去喊那些冠冕堂皇的口号，心里想的就是传承中国的文化，就是做别人都做不了的事情。这是什么境界，是老文远远望尘莫及的。 在金国灭亡之后，元好问的碑志文创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他当时想的是“国亡史作”，要反映金亡前的这一段史事。他在为众多战乱中谢世的亲朋古旧撰写的碑文中，明显加入了反映时代风云的材料。对当时朝廷内部官吏的倾轧以及他们对边患的麻木，表达了深深的痛恨。同时也加入了对末世民风的愤慨，这样就承载了更多的历史内涵。有学者说，元好问的贡献之一就是，为我们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气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元好问虽然不是元朝的官员，却能够上书元朝廷保护文士，他会去见忽必烈，请他倡导儒学。而文天祥想的却是自己怎样出名，怎么死得让人刮目相看，在汗青上留下一笔自己的生平事迹。所以他决不会像爱国的屈原大夫那样，默默无闻地投江而死，他一定得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否则就不是打造这个工程了。 元好问为了收集朝野旧闻，以存史为己任，于是他将碑志文创作作为自己晚期的重要事业之一。另外他也对金国中期以后的文教状况进行了总结，对朝政的盛况进行了描绘，这样不仅保存了金代的历史，也为消亡的祖国献上了诚挚的热爱。有人说，在他的碑志文中，逐渐体现出对百年金朝的追忆、反思和悼恨之痛。使得他的碑志，不仅仅只具有史料的价值。还有：对儒林文士流落散亡的感叹；对良吏保民的礼赞；对金末文武分野、奸臣误国的愤恨。在二十多年间，老元做了多少为国为民的事啊。文天祥比元好问少活了正好二十年，他少做了多少事啊。人家老元忙得不亦乐乎，而老文长眠地下，逃避开了，无比的清闲了。他满足于计划的实现，一点也不感到后悔，结果他成功了，落了个好名声。但是论价值，他还是比不过元好问的，所以中国就有了个成语：徒有虚名。  文天祥可以投降 谁都知道，文天祥是不可以降元朝的。他一降的话，美名就没有了，正气就没有了，汗青还是可以照的，不过就在汗青中的“贰臣传”里了。这不是老文所需要的，他追求的是宁死不降，于是他就有气节了。而那些降了的人，就没有气节了，就是汉奸了，就是卖国贼了。看看老文的不降是多么的重要，看来他还是走对了路子。但是根据现代的各民族平等的观点看，他是可以降的，如果投降了，是不应该有骂名的。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们可以告诉文天祥，你降了也没有什么，虽然不那么突出了，但是照汗青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你还可以多活几年。如果七十岁寿终正寝，再活二十多年该多好啊。可惜他自觉地寻了一条死路去走，别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为什么说文天祥可以降，是因为既然北汉的杨业可以降，凭什么文天祥不可以。问题是杨业降的是大宋，大宋是汉人皇帝，而辽国是契丹皇帝，所以就降不得了。都说蒙元王朝有民族歧视，在汉人这里同样也有，大家都是半斤八两，五十步别去笑百步。 在五代十国时期，北汉的皇帝刘崇是开国皇帝刘知远的弟弟，他投靠契丹攻打后周。北汉武将杨业对北汉向契丹纳贡称臣多有不满，但是作为臣下，却也无可奈何。后来到刘钧统治北汉的时候，同契丹的关系开始恶化，杨业在对契丹的作战中屡立战功，是北汉的大功臣。但是在抗宋的作战中，也打了一些胜仗，成为宋军的劲敌。 刘钧死后，接班的是北汉皇帝刘继元，他继续与宋太祖赵匡胤对抗。赵匡胤死后，接班的是宋太祖赵匡义。北汉一直打到只剩下十来个州，三万五千户居民，再打下去就是鸡蛋黄碰石头了。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杨业从皇帝与百姓的利益考虑，劝刘继元投降大宋。开始刘继元不愿意降，但是他的属下则纷纷投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派人奉表投降。这样北汉也就被宋朝给灭掉了。所以说北宋灭国众多，甚至还想灭掉辽国，可是等到金国来灭他的时候，就有人想不通了，就认为不可以了。这是什么逻辑，不就是看人家是少数民族吗？看人家不够正宗吗？这就是典型的民族不平等了。 宋太宗很赏识杨业，不仅是他能打仗，是个所向克捷的好手，还因为劝降了北汉主。这叫“定策乞降”，为宋朝立了大功。后来就有人说他不仅骁勇善战，而且还是个很有见识的将领。好啊，如果杨业降的不是汉族政权会怎么样？那杨业可就惨了，骂他个祖祖辈辈算是轻的。文天祥就赶上了对方的身份不祥，所以他不死不行，这跟杨业是无法比的。 杨业虽然换了主人，但是在史籍中他从来没有出现在《贰臣传》里，就连清朝的乾隆皇帝编的《贰臣传》，也不见他的名字。他沾的是汉王朝的光，汉王朝是正统啊。为什么不说文天祥是弃暗投明，皆因对象不同。如果吴三桂、洪承畴投降的也是汉王朝，他们肯定不会背骂名了，道理就这么简单。著名的魏征降来降去最后才归了唐朝，他的名声一点不受损失啊，就是因为唐朝是正统的汉王朝了。 在杨家将里，有个戏曲是《四郎探母》，他投降的是契丹王朝，这样问题就严重了，成了一部公认的汉奸戏。现在看来，这就是典型的民族融合。可惜秦桧既没有娶女真的女人，也没有劝高宗降金，更没有为金国效力，却成了地地道道的大汉奸，这能讲得通吗？对他是公平的吗？说白了就是封建儒家卫道士在起作用。 还有一个必须注意到的是，刘继元降宋以后，杨业是追随了自己的主人，没有背叛他，这显然是忠君的行为了。如果主人、皇帝没有降，而杨业降了，或者杀了主人，尽管降的是汉王朝，但背主之名也是很够呛的。现在好了，他没有背弃主人，就更不能说是贰臣了。宋太宗对刘继元也是很有礼遇的，封他为特进、检校太师、右卫上将军、彭城郡公。赐给京师甲第一区，每年都优加赏赐。于是，刘继元乐不思蜀，悠游岁月，于淳化二年（991年）寿终正寝。 刘继元这个皇帝很不好做，契丹和北宋他都要对付，那么一个小国家，是很不容易的。可是后人却说他在位十一年，对内信用奸小，排斥贤能，政事混乱；对外投靠契丹，做无耻的儿皇帝，妄图借重契丹的军事力量，抗拒宋军的进攻，以求苟延残喘，维持小朝廷的昏暗统治。照这里的意思是，老刘是谁都不能靠了，老老实实被北宋灭掉就对了。苟延残喘也是一种生存的策略，否则小命就没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应该说是明智之举了。 文天祥的问题就在这里。他的皇帝、主人宋恭帝是降元的，那么你就应该忠君才是，但是老文不学杨业，他没有跟着投降，而是坚持“君降臣不降”。其实就是个歪理，你叛了皇帝就等于是叛国了。文天祥兵败被囚时，元朝让宋恭帝去劝他投降，他还是不从。据说在他看来，宋恭帝是君主，不幸而失去国家，值得同情。但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他决不能以忠君的行动去改变他忠于国家的信念。那么就要问了，此时此刻，国由什么来体现，是土地山川吗？都还是原封不动；是皇帝皇族吗？他们就站在文天祥的面前；是南宋的名号吗？这个是在心里的东西，是永远去不掉的，所以要说文天祥叛国也是说得过去的。 与宋太宗对待刘继元一样，宋恭帝被俘以后，被元朝封为瀛国公。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忽必烈赏给十九岁的宋恭帝许多钱财，叫他去西藏当僧人。于是当年的小皇帝成了高僧，为佛教界做出了许多贡献，翻译了不少佛教经文。宋恭帝长大以后对西藏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八岁那年，在忽必烈的支持下赴西藏萨迦寺出家，法号和尊，学会了藏文后，翻译《百法明门论》、《因明入正理论》这两部汉传佛教著作为藏文。看看宋恭帝做了什么，看看文天祥做了什么。白吃白喝几年后，一死得了个好名声。 老文与杨业不同的还有，在国家的最后关头，杨业看到无法抵抗了，不能白白地牺牲老百姓的生命，他想到了这个方面。而文天祥是不去考虑的。他要蛮干一场，死人不算什么，为了正气，为了名节，是需要鲜血来染红自己的。更可笑的是，在押送文天祥去元大都途中，庐陵人王炎午张贴了数十张《生祭文丞相文》，敦促文天祥舍身取义。文天祥一路上服毒，绝食，不知是真是假的折腾了一番，自谓“惟可死，不可生”。他在一种求死不得、欲逃又不能的状态下，抵达元大都燕京。其实还是对自己下不去手。否则八个文天祥也没命了。 人说杨业一家都是民族英雄，好啊，如果文天祥学了他又怎么能不是呢？可是老文有自己的选择，他也不学杨老头，看看人家都“生祭”他了，都到处都张贴了，不死行吗？不知道老文在夜里咒骂这些混蛋没有？这不是催人去死吗？什么玩意啊。老文不能不要面子，他想通了，死就死了吧，于是就满足了大家，舍生取义了。他们看见，他果然如愿以偿照了汗青。  文天祥为什么特别顽固 在南宋灭亡之后，出现了著名的“宋末三杰”，他们分别是：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 老陆为汉族，楚州盐城长建里（今江苏省建湖县建阳镇）人。也就是南宋著名抗金大将赵立英勇牺牲的地方。他曾为南宋左丞相，是抗元名臣，是著名民族英雄；张世杰为涿州范阳（辽朝时期属于南京道管辖，金朝时期属于中都路管辖，今属河北）人。金朝灭亡后为元朝将领张柔的部下，戍守河南杞县，后因犯罪逃奔南宋，为著名抗元大将；而文天祥就不用说了，他号文山，吉州庐陵(今吉安县)人，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宝佑四年进士第一。这几个人共同抗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在这三个人里，两个是南方人，一个是北方人。当时南方人不接受北方民族的统治是可以理解的，而北方人张世杰为什么也要抗拒到底呢？这个道理很简单，他是在元朝因为犯罪逃往南宋的，如果落到元朝人的手中，活下来的可能性很小，他当然不抱生的希望了。其实他的先祖先为辽朝人，后为金国人，与南宋为敌对关系。要说有什么很深的感情，似讲不通。何况他还是元朝的武将，说白了就是个叛臣。也就是说，他的里里外外本来是与南宋不沾边的，突然他要为南宋尽忠了，不是很可疑吗？ 张世杰既为北方人，见过几条大江大河？对于水战当然是门外汉了。可是他偏偏要领导南宋的水军，而且还要在大海上进行大规模的海战，不是当儿戏吗？而陆秀夫竟然也认可了，说好听点是忠于南宋，说不好听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害了国家和人民。说他们是罪人也不为过。 当元军进逼厓山之时，有幕僚对张世杰说：“北兵以舟师堵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不如先行占据！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张世杰道：“频年航海，何时能已？今须与决胜负。”于是尽焚行朝草市，将千艘大船，用铁索穿连，一字排开，碇列海中，四周建起楼栅，如城堞一般，供宋朝的小皇帝及朝廷官员居住。厓山的君臣将士都已抱定必死的决心。张世杰这么搞，与曹操在赤壁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只要遇上火攻，一定完蛋。都说南宋人有文化，怎么就没有人想起“火烧赤壁”的典故呢？ 元军的大将张弘范本来与张世杰是老乡，同为金国人，还是军中战友。对于这个叛将他还是愿意给其生路的，但是在给生路之前，必须将他们逼上死路才能做到。这样张弘范的水军进逼厓山，与张世杰的军队相遇。张弘范毫不犹豫地以奇兵切断宋军供给线，点燃载满茅茨，涂满膏脂的小船，乘风冲向宋军。张世杰已有准备，战船都涂满灰泥，绑着水桶，火势虽旺，却无法烧及船身，张弘范即派部将韩某，也是张世杰的外甥，三次劝降，晓以祸福。张世杰不从，道：“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也！”他在给张弘范的回信中历数古代忠臣，做为答复。不知道张弘范的心里是不是暗笑：亏你还知道有忠臣，却忘记了吃谁的粮食长大的。你爹你娘是谁的人？他们都不会认你是忠臣，且要骂你不孝。 张弘范又让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道：“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张弘范也够老实的，写一封冒名信应该是不难的。而文天祥心肠也够硬，他就等着老张、老陆去死了。其实此时文天祥是不想死的，否则他满可以假意答应张弘范，只要到了船上，跳海殉国不是脑袋一栽的事情吗？甚至可以与陆秀夫他们共同抗击元军，然后玉石俱焚，但文天祥觉得自己殉国还不到时机，跟他们几个一起死，不值得，自己的表演还没有做足。， 接下来张弘范将宋军困在银州湖。宋军被迫吃干粮，饮海水。海水又咸又苦，宋军喝过导致上吐下泻，困顿不堪。张世杰为了突围（不是抱了必死决心吗），率领苏刘义、方兴等昼夜大战，僵持不下。几天后，元将李恒由广州率兵在厓山北与张弘范会合，决定正面对宋军发动总攻。此时张世杰派人来接小皇帝，陆秀夫则怕被人出卖被俘受辱，就是不肯登船。眼见元军四出，杀声贯耳，烈焰熊熊。陆秀夫走投无路，明知是张世杰把他们带入了绝境，也无可奈何，只好将妻儿推入大海，然后对小皇帝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佑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说罢背着小皇帝跳入滚滚波涛，赵昺时年九岁。后宫诸臣，见皇帝跳海，个个心如乱麻，万念俱灭，其中一部分人也跟着跳入海中。这里陆秀夫说的什么话，不知道是谁编出来的，当时两个人都死了，到处一片混乱，还能有人记下来吗？最可恨的是，陆秀夫有什么权力剥夺小皇帝的性命呢？“陛下当为国死”，老陆竟然给皇帝下“圣旨”了，无疑他这是弑君之罪啊。这样的人竟然成了南宋的忠臣，天理何在！其实元朝对投降的南宋皇帝及皇太后还是很有礼遇的，并未使他们受辱，包括文天祥在内，也做到了仁至义尽。 在另一只船上的张世杰见大势已去，率领余部，狼狈溃败而去。宋军残部随张世杰顺海南下，在南恩之海陵山，遭遇飓风，将士劝张世杰登岸，张世杰道：“无以为也。”他登上柁楼，焚香祷告：“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言罢，风涛越来越大，张世杰堕水溺死。宋遂亡。如果不是遇到飓风，不知道张世杰会有什么计划，说他是溺死倒也可信，但是不是被人推入海里，还是一不留神失足，就不好说了。 有人说南宋覆没，输得悲壮，有节烈之气，勇士们面对外族入侵和压迫，拼死抵抗，为争取民族生存、自尊、自卫而英勇献身，义无反顾。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厓山精神”，即中华民族精神，是非常鼓舞后人的。但是元朝以其排山倒海、气势如虹、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之势，一举扫平南宋割据小朝廷，顺便将其他如吐蕃、大理、西夏、西辽、金国等等割据政权并入中华民族之版图，不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吗？南宋之亡，与晋灭蜀、灭吴，在性质上并无二致。元朝结束了五代十国之后的又一次分裂局面，奠定了大中华的版图，元朝的功绩是无比辉煌、光照千秋的。 “三忠”的精神可以铭记，千古流芳。但是张弘范的精神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是元朝名将，是灭宋功臣，是中国大一统的杰出贡献者，他还是地道的河北人。在网上有这样一则消息：张弘范是我国宋末元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爱国将领，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铮铮风骨、凛然气节和英雄壮举，都让他成为一代英杰。央视将投资数千万元巨资，拍摄40集电视连续剧《民族英雄张弘范》。将这位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搬上屏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部爱国主义电视剧可以教育广大人民坚定祖国统一，民族融合的信念，以及培养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哈哈，如果南宋“三忠”看到这样的报道，不知有何感想，估计他们很想不通，很郁闷，很愁苦，还很愤怒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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