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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古城陈宝箴世家
旅游景区能够吸引游客一是靠宜人的环境；二是靠历史文化。凤凰人深蕴此道，他们在古城景区联票推出古城博物馆、熊希龄故居、沈从文故居、杨家祠堂、南华山、崇德堂、万寿宫等人文景点，增加了古城旅游的历史文化深度。我对祠堂、庙宇并无兴趣，只游览了三处人文古迹，对凤凰古城的历史增加了一些了解。
进入古城景区不久，便看到一处青砖黛瓦的老房子，湘桂风格的八字墙门，墙上挂着两块方木板，一块板上刻的是“凤凰古城风景名胜区古城博物馆”；另一
块板上刻的是“中国凤凰，古城博物馆陈宝箴世家”。旁边墙上镶着一块黑色花岗岩隽刻的石碑。走近细看，题头是“华彩世家，纪念陈宝箴先生、陈三立先生、陈衡恪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祖孙三代贤明政绩和文化成就。”碑文落款是“后学凤凰黄永玉敬撰并书丹”。黄永玉，凤凰人，当代大师级书画家，其撰文
纪念的对象决非等闲之辈！
匆匆读过纪念碑文，方知陈宝箴是清末湖南巡抚，之前担任过辰沅永靖道二品道台，其衙署就设在凤凰城内。虽然他在凤凰的任期仅一年零四个月，却“为凤凰人民做了许多根本性的好事，疏通巨石磊磊河水急湍的沱江，还节衣缩食凑出私俸完成这个工程，自泸溪北通沅水，舟楫辐辏城下，兵民大欢﹙引自郭嵩焘撰李太夫人墓志铭﹚；清除横行乡里多年，勾结官府欺压百姓，关系复杂作恶多端的欧阳家族恶势力；鼓励凤凰人民栽种蕃薯，以补口粮之不足。栽种竹子、茶籽、桐油籽树，促进小生产的发展，至今凤凰人民还蒙受恩泽；执行了协调苗汉关系的开明民族政策，令各民族在一定时期内得以和睦相处。”读着黄永玉撰写的词句，心中不由得生出钦佩之情：确是为民办事的好官，值得后代纪念！
走进博物馆大门，里面是个折角形大院，院内建有不少飞檐翘角的古建筑。院内游客很多，熙熙攘攘，可见这个“华彩世家”在湘西确有很大的影响力。走进一
座门头挂着“名登天阕”匾的大房子，室内挂着古城博物馆创办人雷雨田先生的介绍，雷雨田，凤凰人，书画家。改革开放以后，凤凰旅游逐渐兴起。博物馆原址是一幢百年老屋，占地386平方米，建筑面积838平方米。老屋距原清代凤凰厅道台衙署仅20米，有暗道与衙署相通。老屋因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雷雨田购得此屋，经过修缮，创办古城博物馆和雷雨田艺术馆，并将部分老屋辟为“陈宝箴世家”纪念馆。
陈氏家族源远流长，人才辈出，被称为“中国的文化贵族”。纪念馆按陈氏三代人用过的堂号、书斋名作为人物介绍的脉络线索。依着这个线索参观，首先看到一块“凤竹堂”的匾。有介绍说，“凤竹堂”是陈宝箴的堂号，这个堂号与陈氏家族的历史渊源有关。最近阅读岳南先生编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文中写到：陈氏家族自唐代发达，至宋代达到鼎盛，合门3000余人。据研究者考证，截至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陈氏一门科举及第在朝为官者竞达到430人之众，仅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陈氏一门有403人应举，得中并在朝廷逐步升迁担任要职者有18人，另有29人担任各地的刺史、司马、参军、县令等职。至宋仁宗嘉祐年间的半个多世纪，陈氏权倾朝野，声名远播，为少有的名门望族。为抑制陈氏日渐庞大的家族势力，嘉祐七年（1062年），在大臣文彦博、包拯、范师道等出谋划策下，宋仁宗以教化四方百姓的名义诏令陈氏拆解为291个小庄迁往全国各地，其中以江西、湖南为多。陈宝箴祖上一支先是迁往福建宁化，继而流徙广东潮州，后又回迁福建上杭。清乾隆年间，又迁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市﹚竹塅村，置屋购地，兴学耕读(被称为义宁陈氏）。当陈氏家族在义宁再一次繁衍壮大时，大清帝国正逐
渐走向衰落。据《义宁志》记载：咸丰元年（1851年，正是金田起义爆发的那年）秋，陈宝箴恩科乡试中举，拣选知县。咸丰六年进京参加会试，不第留京，结交四方俊杰，见识大增。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陈宝箴南归省母，拜访驻兵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得到曾的赏识。光绪元年（1875年），陈宝箴受命署理湖南辰沅永靖兵备道。因治理凤凰政绩卓越，陈宝箴先后升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等职，光绪二十一年八月，诏受湖南巡抚，一跃而为封疆大吏。
纪念馆中挂的另一块匾是“右铭居”。右铭是陈宝箴字。黄永玉先生在《华彩世家》碑文中是这样叙述陈宝箴治湘新政的：擢升巡抚，多年理想抱负有了实践
机会，逐步进行湖南维新变法活动，成为全国十八行省的革新先驱。当年湖南旱灾赤地千里，朝廷深以为忧，催促陈宝箴迅速赴任，无须入京觐见。抵任后即开展艰辛的救灾工作，解救了湖南全省的危困。开辟启导新思想的《湘学报》；开办时务学堂，聘任凤凰县人熊希龄为提调﹙校长﹚，梁启超、李维格为总教习，培养出无数精英才干，蔡谔、章士钊、杨树达诸人即为第一班学生；创办内河小火轮通航，力争粤汉铁路折而入湘为事实；开设电报局，支持私人创办实业；健全湖南邮政，开明湖南教育，设算学、物理、化学、外语、商务诸学科；倡议成立“南学会”，醒导民权立议会，促使地方自治是湖南新政命脉的苗头所在；网络人才，庶几把全国思想才干杰出人物都成为湖南新政的栋梁，如邹代均、朱昌琳、朱鄂生、唐才常、欧阳中鹄、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等，湖南的革命运动在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推动下正热火朝天之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戊戌六君子”遇害，二十二日陈氏父子接到谕旨，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庇护奸党，暗通消息，均着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纪念馆中另一块匾是“散原居”。陈宝箴育二子，长子三立，次子三畏。陈三立，字散原，光绪八年（1882年）乡试中举，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及第，
先后出任京师吏部行走、主事，后辞官跟随父亲左右以助其力，社会精英、儒林名流与之交游频繁。吴宗慈编著的《陈三立略传》载，“一时贤哲如朱昌琳、黄遵宪、张祖同、杨锐、刘光第辈，或试之以事，或荐之于朝；又延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等儒林名宿，创立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之属，风气所激励，有志意者，莫不慨慷奋发，迭起相应和。于是湖南士习为之丕变，当时谈新政者，辄以湘为首倡，治称天下最。凡此为政求贤，皆先生所赞勷而罗致之者也。”清末，陈三立在学界、政界声名鹊起，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合称“清末四公子”。陈三立一生最大的成就是诗词，是“同光诗派”领袖人物，被称为“中国近
代诗坛泰斗”。陈三立著有《散原精舍诗集》数千首。“陈宝箴世家”纪念馆中挂有一张照片，是陈三立的孙女陈小从82岁时将抄录的《右铭公遗训》和一首七律送给雷雨田馆长时的合影。《右铭公遗训》是“成德起自困穷，败身多因得志”，
与古训“富由勤俭败由奢”同义。那首七律是自称北宋诗人黄庭坚后裔的诗僧“八指头陀”写的《寄题陈伯严吏部散原精舍诗集》：
吾家诗祖仰涪翁，独辟西江百代宗。
更有西头陈吏部，又添波浪化鱼龙。
黄庭坚与陈氏同籍，也是江西修水人，是江西诗派创始人。涪翁，黄庭坚晚年的号。陈吏部，指陈三立，诗僧以陈三立比黄庭坚，赞扬陈三立诗作可与其“诗祖”黄庭坚媲美。
纪念馆中挂有一张徐悲鸿为陈三立画的素描像。有介绍说，当年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第一任国民政府总理熊希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画家徐悲鸿等都
是陈三立家中常客。
纪念馆中还挂有一张陈三立长子陈衡恪留学日本时的照片。陈衡恪，字师曾，民国初期著名画家。当年齐白石初到北京，得到陈衡恪的热心帮助，是他带着齐白
石的作品到日本参加展览，使得齐白石的画一炮走红，国内外争相收藏。不过陈衡恪生命短促，48岁就离开了人世，中国画坛一颗新星过早地殒落了﹙见2013年5月19日游记：湘潭市齐白石故居﹚。
纪念馆中挂着一块“同照阁”的匾，同照阁是陈三立次子陈隆恪的书斋名。陈隆恪早年与大哥衡恪、三弟寅恪一道留学日本。1936年辞职在家研读诗文，并得到
父亲陈三立诗词真传，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经济学家，出版有《同照阁诗抄》专集。陈隆恪之女陈小从是一位女书法字，是鼎力支持“陈宝箴世家”纪念馆的热心人。纪念馆内陈列的几件衣物、被褥都是陈小从女士捐赠的，并附有她书面说明。她对“狼皮椅褥”是这样介绍的：此物系右铭公任职湖南抚台时，当时官方所置办用物之一。按清朝官场规矩，凡新任官员上任，都有一番包括家具、帘帐等物供新官使用，如果该官离任，则所供之物归他私人所有。本来这些皮靠垫存放在南京散原精舍老家中，后来又随祖父带到庐山，每到冬天都会拿出来使
用。2005年春，陈小从女士亲书“宁静致远”、“百年岁月痕”条幅赠给“陈宝箴世家”纪念馆。
纪念馆中另一块匾是“寒柳堂”，那是陈三立三子陈寅恪的堂号。有介绍说，陈寅恪是我国史学大师、教育家，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天智聪颖，学识渊博，曾五次留学国外，通晓8国语言，14种文字，精通中国、印度、西洋三大文化体系，与
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被牛津大学聘为“英国皇家研究院院士”。1948年，蒋介石曾派飞机接他去台湾，被他拒绝。清华师生称他为“教授的教授”、“盖世奇才”。清华、北大的许多老教授如季羡林、蒋天枢等都是他的学生。陈寅恪的史学敬业精神极强，尽管他学富五车，过目不忘，但每课必精心准备，务求有新意。岳南先生编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的封面上印有跋语：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美国维琴尼亚州立大学汪祖荣教授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讲话”中说到：在开幕式中，刘大年先生曾述及陈寅恪先生的历史地位，陈先生的历史地位确实是不可动摇的，他将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占有极主要的地位，……多人称陈先生为教授，为一爱国主义者等等，在我心目中，他是一通儒，通儒有别于专家学者。今日环顾中外，专家学者比比皆是，而通儒绝鲜。他也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这包涵他所具有的人文品质与人文素养，他在人文学中已达通儒的境界，而其人品，尤表现出高贵的书生风骨，令人有“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感慨。陈寅恪50岁时患眼疾，在成都被庸医所误，曾赴英美就医，未见大效。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州岭南大学就教20年，在“文革”中受冲击，1969年去世，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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