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南浔张静江故居

     湖州南浔张静江故居

    张静江故居在南浔东大街中段。张静江与张石铭是堂兄弟。张颂贤去世后，分家析产，张静江父亲张宝善分得东栅老宅，张石铭与母亲分得南栅房屋，两座古宅相隔2公里。东大街道路狭窄，我们只得把汽车停在宝善街路口，步行进去参观。东大街上有两座古桥，一座叫“通济桥”，一座叫“洪济桥”都属湖州市重点保护
文物。可见当年东大街的繁华程度。

张静江故居坐北朝南，临街而立，一道高高的围墙显示出深宅大院的气势。石库门上方横有一块方条石，上刻“张静江故居”五字。门旁镶嵌一块“湖州市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

走进大门，里面是一个小院，院后面是一座大堂，六扇落地长格门，堂上高悬晚清状元、东阁大学士张謇题写的“尊德堂”匾额。堂上四根上柱挂有两付楹联，中柱是两代帝师翁同龢题写的楹联“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前柱是民国政府主席谭延闿题写的楹联“懿文硕学为百氏之宗；立德践行当四科之首”。堂上挂一轴天竹寿石图，两边是中山先生给张静江先生题写的联
语：“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盛赞主人的豪侠之情。

走出“尊德堂”，隔一个小院便是一幢重檐二层楼，楼下三间布置有“张静江生平事迹陈列室”。正中塑有一尊张静江先生坐像，只见他瘦弱的身材，穿一挂长衫，戴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面容有些憔悴。身后是一幅西湖景色的背景图，上面
是中山先生题写的一块横匾“丹心侠骨”。足见中山先生对张静江的依重程度。

陈列室见展出大量反映张静江生平事迹的照片、图片和文字资料。内容分为：故乡情结；毁家纾难；扶持盟弟；经济救国；客死他乡五个部分。

张静江生于1877年，因算命先生说他命中犯火，于是给他起名增澄（谱名），字静江。长大之后，读到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诗句，便又字“人杰”。1887年冬天，镇上失火，少年张静江跟随大人奋勇灭火，为了救一被大火困在阁楼上的少女，他钻进火海抱起少女纵身跳下，摔成腿部骨折，留下伤残。在他18岁那年，一次骑马下来时，突然发现右腿隐然作痛，经多方求治，被诊断为骨痛病，属不治之症，遂终身为跛。为此，父亲张善宝于替他捐了10万两银子，得了个江苏后补候道官衔。同年底又为他操办了婚事，与苏州道员姚炳然的女儿姚蕙结婚。1902年，张静江以江苏后补道员的头衔，跟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任驻法使馆商务随员。到了巴黎，张静江考察市场后发现，中国货在欧洲很受欢迎。便与父亲商量投资30万元在巴黎创办“中国通运公司”经营国货，获利丰厚。第二年又在伦敦和纽约开设了两家分公司，生意也很兴旺。1906年3月4日，张静江从巴黎乘轮船回上海，在船上巧遇孙中山先生。他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志向非常钦佩。并主动表示，以后革命需要经费时以“ABCDE”五个字母为代号，A表示1万法郎，B表示2万法郎……，向他发电报，他一定会如数汇出。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一方面以《民报》为喉舌，展开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宪派的激烈论战。另一方面，积极筹备武装起义，而发动武装起义需要大量的资金购买枪支弹药。孙中山四处筹款无着，一筹莫展之时，突然想起了在法国轮船上邂逅的张静江。便向他发了一个C字的电报，不到20天，一张3万法郎的汇票便送到东京同盟会总部。接着便是一连串的武装起义：1907年5月22日潮州黄冈起义；6月2日，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1日防城起义；9月9日廉州起义：9月12日钦州起义。由于这些起义准备仓促，缺乏群众基础，先后被清政府扼杀了。但孙中山丝毫没有气馁，决心在云南与广西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于是以A和E字母致电张静江，1万法郎如期汇到，那5万法郎却耽搁了些时日。原因是巴黎通运公司帐上的钱不够了，得把伦敦和纽约分公司的钱汇到巴黎后才凑够5万法郎。事后，孙中山让胡汉民代笔致函张静江表示谢意，并将捐款所用各项开支列出报告单。张静江收信后当即回信说：“……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孙中山读罢张静江复信，深为感慨地说：“人杰确为革命奇人。也可称革命圣人矣！”1907年4月23日，张静江申请加入了同盟会。

1909年8月14日，上海租界当局查封了《民吁日报》，创办人于右任被租界当局拘捕。为营救于右任，张静江四处走，并写信给吴稚晖：“稚晖先生鉴：民吁于君右任触忌被诬逮，函商笃生设法援救，请转交为祷。此上大安。弟人杰拜。”经各方协调，终于使于右任获释。出狱后的于右任还想创办一份《民立报》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张静江实在是无力再支持了，但并没有回绝，而是动员夫人
姚蕙拿出私房钱支持办报，孙中山知道后更是赞叹不已。

1910年，5月，孙中山接受广州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决定把工作重心放到华东和两湖（湖南、湖北）地区。6月17日，张静江受孙中山之命，从巴黎回到上
海，与他的湖州同乡陈其美一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1911年1月30日，湖北的蒋耀武等人在武昌成立文学社，仅半年时间，新军会员就达两千多人。孙武等人还组织了共进会。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协商成立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及武昌起义计划。10月9日晚上8时，武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辛亥革命终于爆发。

1911年11月下旬，两湖、两广，福建、江西等十五个宣布独立省份的代表聚集上海，讨论选举国民革命领袖。与孙中山意见不合的章太炎说：“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意在排斥孙中山。而张静江的心目中非孙中山莫属，急电催中山先生回沪。12月25日孙中山到达上海，在26日召开的同盟会高级干部会议上，在总统制和内阁制的选择上又发生了分歧。宋教仁力主责任内阁制而孙中山则主张总统制。会上争论异常激烈。最后孙中山斩钉截铁地说：“内阁制绝非此非常时代所合宜的制度。”此话一出，会场鸦雀无，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为打破僵局，张静江立场鲜明地说：“我赞同孙先生的意见！”接着陈其美表态支持，黄
兴、胡汉民、汪精卫等也先后表态赞同。接着12月29日在南京召开的十七省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会后，孙中山约张静江谈话，请他出任财政总长。张静江却说：“总统的厚爱，令在下十分感动。但在下无意为官。”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十分困难，张静江却又一次挺身而出，约请南浔同乡褚民谊以商人身份捐款10万元。南京政府向日本借款30万元，日方要求国内有实力的人担保。张静江又与上海巨商朱葆三等一道，为南京政府这笔借款担保。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1914年6月22日，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预备会议，一致选举孙中山为总理。不久，张静江接到孙中山的电报邀请他出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他清楚，这时是孙中山革命生涯最困难的时期，面对中山先生的邀请，只得违背自己“只出力，不为官”的一贯主张，复电东京，答应出任财政部长。

陈列室中着重展示了张静江与蒋介石三十多年的交往。1913年10月29日，蒋介石由张静江介绍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5月18日，沪军都督陈其美遇刺身亡。陈的亲友因顾忌袁世凯的势力，没敢前去认领遗体，而蒋介石却在事发不久赶到法租界萨坡赛路，将陈其美的尸体运回自己寓所隆重人殓，并撰写了祭文悼念。这件事给张静江触动很大，觉得蒋介石是条汉子，是值得交往的同志。1916年9月由张静江提议，与蒋介石、许崇智（时任国民军军务部长）三人义结金兰。对于张静江的提携，蒋介石心存感激。他在1921年致张静江的信中写道：“关于弟以后之处世行事，请兄随时指教，以冀有成。……（戴）季陶为我益友，而公则为我良师也。”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全国的唾骂声中去世。但之后的民国政府仍在北洋军阀手中。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行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自此形成了以段棋瑞为首的北京政府及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军政府对峙的局面。在军政府大元帅就职典礼上，孙中山特请张静江代表国会授印。张静江手捧大元帅印端坐台中。孙中山步履庄重地走上台来，面对张静江三鞠躬。礼毕，张静江将帅印交到孙中山手上。

1918年1月31日，北京政府下令向西南各护法省作战，南北战端再开。打仗需要钱，张静江联络江浙财团虞洽卿，开办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当蒋介石跟着张静江筹建证交所时，孙中山由广州发来一电，要蒋介石“速赴粤，以军事计”。蒋介石一时拿不定主意，张静江说：“介弟擅长军事，蒙总理如此器重，决无不赴
命之理。”蒋介石赴广州后，“上海证交所”于1919年底开业，张静江任监事。张静江还另开了一家“恒泰交易所”，由其侄张秉三及陈其美侄子陈果夫为经纪人，恒泰交易所发起人股共35股，每股1000元。张静江5股，加上其兄及侄共13股，戴季陶2股，陈果夫1股，蒋介石4股。因蒋无现金，4000元股金由张静江代付。交易所于1920年2月4日开帐，年底获利325000元，后又有4万股股票由每股30元涨至120元，获利360万元。张静江将自己的股份收益按每月1—2万划拨广州军政府，而
蒋介石股份的收入则划到蒋的名下。

1922年4月，陈炯明拥兵自重占据惠州，蒋介石向孙中山建议发兵讨伐，孙中山考虑多种因素没有接受蒋的建议。蒋一怒之下离职回到上海。6月18日，蒋介石在宁波接到孙中山“事紧急、盼速来”的急电，又获悉陈炯明叛变及“总理所幸无恙”的消息，当即赶往上海与张静江辞别，并将家属孩子托付张静江照料。蒋介石到粤后，被授予海上作战指挥全权，孙中山说他“日侍予侧”，受到极大信任。之后，受孙中山委托带队赴苏联考察。不久，还委托蒋介石筹备黄浦军校。军校筹备工作正进行时，蒋介石又突然提出辞呈，返回奉化老家。张静江知道后让戴季陶把蒋叫来，蒋介石陈述辞职原因是孙中山拟以“程潜任校长，蒋介石副之”。对此安排张静江也感不妥。一边劝蒋介石速返广州向总理认错；一边说：“我必须立即面见总理，陈述意见，为介石力争校长之职！”经过张静江与孙中山推心置腹的交
谈。5月3白，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

1923年10月，北伐形势出现大的转机。冯玉祥邀请孙中山赴北京商谈统一建国大业。孙中山到京后，因过度劳累，加之段祺瑞政府的出尔反尔导致中山先生常常动怒，引起肝病爆发，住进了医院。张静江得知消息，不顾自己腿疾发作，立即赴京看望，一直陪伴在中山先生病榻边，并作为见证人在总理遗嘱上签字。在南京修
建中山陵时，丧事筹备委员会决定，墓室的第二道门楣上“孙中山先生之墓”七个篆字，祭堂门外三个拱门上刻的“民族”、“民生”、“民权”六个篆字，均由张
静江书写。陈立夫在追忆张静江时说：“静江先生乃国父挚友，其意气之豪，魄力之大，时贤罕有其匹，故国父曾以‘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一联书赠。”

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党高层围绕权力展开角逐。11月23日，张继、林森、居正、叶楚伧等12人（远不足法定人数）在北京西山举行“一届四中全会”，会议发表了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宣言，攻击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并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会后，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内部分裂公开化。12月11日，在汪精卫主持下，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届四中全会”。张静江在会上痛斥西山会议派的非法分裂活动。1926年元旦，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实行之”的议案。1月6日，蒋介石代表军事委员会向大会作军事报告，分析形势，鼓舞人心，赢得了全场的赞誉。张静江以古往今来成就大事者的事例，告戒蒋介石要尽量团结西山会议派。于是，蒋介石以黄埔军校代表名义对“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提出修改建议，令会议作出从宽处分西山会议派的修正案，与会代表觉得蒋介石宽容大度又不失原则，很有领袖气度。会上蒋介石以98.4%的得票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由蒋介石主持。经张静江提议，任命蒋介石为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张静江则被选为国民党中常委主席。然而不到两个月，张静江就提出了辞呈，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常委主席。在国民党“一大”时，连代表资格都没有的蒋介石，短短一年零三个月，就一跃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国民党领袖人物，这不能不说是盟兄张静江的精心策划和鼎力相助之结果。

北伐军攻克长沙后，蒋介石到湖南前线指挥作战。为使蒋介石全身心投入前线军务，张静江又愉快接受了代理国民党中央主席一职，坐镇后方。同时利用他的私
人关系，积极筹措北伐经费。台湾“国史馆”馆长黄季陆在张静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指出：“静老于民国十五年北伐之际，以主席地位，主持中国国民党党务，对帝国主义侵略、军阀压迫……毅然担起兴灭继绝的重贵大任，不唯为国民党保留元气，并且更维系了中国国民党光荣革命传统精神于不坠。”

张静江在担任国民党代理主席期间，在蒋介石推行的“清党”运动中，出谋划策，充当幕僚军师。陈立夫回忆说：“静江先生最先反共，北伐期间，代理中常委主席，使后方巩固，军事进展无后顾之忧，厥功至伟。鲍罗廷视静江先生为最大敌人，故产生唆使共党张贴标语以打倒之，及奠都南京，静江先生即力主反共清党。”

1928年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北伐，5月3日北伐部队进入济南时，日军无
理挑衅，冲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将南京政府新任驻山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17人杀害。张静江在报纸上看到“济南惨案”的报道，顿时怒发冲冠，挥笔写下“毋忘奇耻”四个大字。当听到吴稚晖说蒋总司令有令：“政府和军队都不
得惹怒日本人。”则更加气愤，立即拉上吴稚晖、谭延闽（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去找蒋介石评理。5月8日抵达山东兖州，见到蒋介石，责问为何不反击？蒋介石沉默了一会说：“二兄，你支持我统一中国吧？”张说：“支持。”“那就好！”蒋介石接着用强硬的口气说：“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我希望二兄从大局着眼，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事业，我不希望再听到那些为民请愿之类的高调！”张静江碰了一鼻子灰返回南京。后来，李宗仁回忆这段经过时说道：“有一天，张静江请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李济深、李宗仁等人去其寓所聊天，张说：蒋介石未曾和宋美龄结婚时，张与蒋谈话，蒋莫不静心倾听，今则态度完全两样了，动不动就向他大发脾气。张静江感到很痛心，因张与蒋的历史关系非同一般，没有张的提携，蒋能否有后来的显赫地位，是要打问号的。蒋介石在给张的信中，一再说过张是他的恩师，这就难怪张静江因蒋介石忘恩负义而牢骚满腹了。”

后来，张静江就任“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主管全国的经济建设。当
时，蒋介石把财力集中在内战上，只给张静江10万元建设基金，3万元行政经费。但张静江以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长远目光还是抓了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除首都（南京）电厂和戚墅堰电厂外，还相继改造和新建了安庆电厂、贵阳电厂、武汉电厂、湘西电厂、南郑电厂及天水电厂等。据原建设委员会官员朱沛莲1971年撰文回忆：“……仅以无锡、武进地区为例，除供给灯电外，还供给电力，以便稻作灌溉之用。无锡之洛社、藕塘桥间供电负荷较轻，正好将余电供应灌溉，实为两便。故收费较廉，用户也很划算，比用柴油机打水便宜太多了。所以电力灌溉，年有扩充，因此可说四十年前，无锡、武进地区农村都已经电气化了，这是值得骄傲的！”

张静江除了重视电气电力外，还抓了无线电事业的发展。他认为，无线电有如人的大脑神经网络，切不可依赖外国发展，否则，就极易为外国所控制。当年7月，无线电管理处成立，张静江提出了‘三自’方针，即人才自训、机器自制、资金自给。当然，也要向先进国家学习管理经验。到1929年8月，全国通无线电的地方，已达33处。东起青岛、上海，北至哈尔滨、沈阳、张家口、绥远一线，西至成都，南至广州、昆明，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重要城市。经费来源，几乎全靠张静江以个人信誉向私人企业借贷。

张静江还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当得知蒋介石想挪用“庚子赔款”修中山陵，以此抬他高个人威望时，便气愤地说：“修建中山陵，总需资金1000万元。我决不反对厚葬先生，但如此巨大的资金，必须取之有道。《庚款借用办法原案》是孙先生定的，必须用作国民教育之用。”为了防止庚款被挪用，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张静江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提出了《维持〈庚款借用办法原案〉案》，以法定形式约束之，由此使蒋介石心生怨恨。

在建委任职期间，张静江还组织开发了储煤量丰富的淮南煤矿。1930年4月开始采矿，日产煤就达二百吨。这一消息刺激了江浙地区的财阀，主动提出参股。但是，在淮南煤矿投产时，却爆发了中原大战，吓得部分投资者要求退股。张静江召集股东开诚布公地介绍淮南煤矿的发展前景，使投资者信心大增。不久，一批大型设备运抵矿区，还铺设了几条供电线路。到年底，日产煤达到两千多吨。为了加快淮南煤的外运，张静江又成立江南铁路公司，计划建筑一条以运煤为主的淮南铁路，首次筹资200万元。1931年芜湖、宣城、南京段铁路开工，1936年竣工。淮南铁路的建成，接通了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使中原地区的铁路连成一片。在建筑淮南铁路、江南铁路、杭江铁路时，他所聘用的工程技术人员全部是中国人，并且不借一分钱外债。他还想方设法降低工程费用，使淮南、江南、杭江三条铁路的造价每公里仅为3万元左右，创造了中国铁路建筑史上的神话。铁道专家周贤颂在1950年撰文回忆说：“假如说张先生是新中国交通事业的领导者，毋宁说他是中国新铁路之父。假如没有张先生，抗战时的中国便没有江南、淮南、浙赣、京赣、湘黔、湘桂各铁路。”陈立夫曾说：“静江先生对于国父遗教，乃最能信守力行。当建设委员会成立时，静江先生亲订建设原则，完全依照建国方略择要实施，远见卓识，非一般人所能了解。”

张静江在国家建设上的成就及蓬勃发展的势头，某种意义上已损害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将建委掌握的部分实权分离出来成立经委。对此，张静江心中很不愉快。会后张静并说，我还有个浙江省政府主
席的名头，还是回到浙江去把家乡建设好吧！

张静江回到浙江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办“西湖博览会”。以他特有的经济眼光，不用财政出钱，而是通过经济手段操作筹集了博览会资金。一是设计高额奖金向社会发行彩票，集资300万元。二是在沿西湖各游览景点，由营造厂投标承建大批简便小木屋，每间造价7元，博览会结束后，木料仍归营造厂拆去。这些小木屋由博览会出租开设临时商店，为期四个月，每间租金100元。三是门票收人，以
及车辆、游艇牌照等收入，故经费自给有余。为了展示中华工商业的繁荣，张静江还在全国各地广泛征集名特产品。在皖、鄂、沪、浙等省市设立75个西博会筹委会分会；在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及越南的南圻、印尼的万隆等地设立西博会出口委员会。西博会不仅有商品展示，还办了“卫生馆”、“教育馆”、“文化馆”和“革命纪念馆”等社会事业专馆。甚至还设立“禁烟陈列室”。张静江认为烟毒一日不除，非但工商业难以发展，中华民族图强亦是空话。1929年6月6日，西湖博会正式开幕，盛况空前。浙江大学教授刘太白为教育馆撰写了一副对联。“定建设的规模，要仗先知，做建设的工作，要仗后知，以先知觉后知，便非发展大中小学不可；办教育的经费，没有来路，受教育的人才，没有出路，从来路到出路，都得振兴农工商才兴。”

然而，正当张静江为着自己的梦想殚精竭虑、全力奋斗之时，却因在筑路、“二五减租”等问题上同蒋介石产生分歧，最终导致张静江辞去浙江省政府主席。蒋介石的意图是要从军事需要出发，来规划公路铁路建设，首先考虑浙赣边境及浙东、浙南地区，以供江西“剿共”之用。而张静江考虑的却是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大计。在对待农业和农民问题上两人也有分歧。戴季陶、陈果夫针对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鼓吹中国应大力推广“合作运动”及“二五减租”，并要求在浙江首先推行。张静江为自筹建设经费，正在浙江省实行田赋附加特捐政策，“二五减租”与之有明显的冲突。张静江认为，推行“二五减租”易挑起佃农与业主抗租撤佃等纠纷，影响田赋征收和土地价值，关系到省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决定浙江暂缓执行。是年冬，嘉兴发生农民哄抢中国银行事件，浙江省党部的《民国日报》发表评论，认为这次事件是省政府不执行“二五减租”造成的，并将矛头直指张静江。张静江一怒之下，将《民国日报》总编胡健中扣押。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借此向中央告状。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气得将桌子一拍：“党也管不了他，他占山为王了嘛！”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戴季陶和陈果夫策划，张静江在会上遭到了贬斥，他的中央执行委员资格被取消，仅保留了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因“二五减租”问题，省党部同省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由于张静江在党内遭贬，《民国日报》再次刊登论著，坚决反对取消“二五减租”。张静江见报后勃然大怒：“我现在还是省政府主席，反对取消‘二五减租，就是反对省政府！”命令公安局再次将胡健中抓起来，并勒令《民国日报》即日起停刊。正当张静江顶着巨大压力，坚决抵制“二五减租”时，他又因朱家骅的问题得罪了戴季陶，再一次惹怒蒋介石。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立即发出“呈中央弹劾浙江省政府书”。严厉指斥浙江省政府“目无中央，独断专行，胡作非为。”并严令立即将胡健中送交南京处理。张静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先将胡押送南京。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三人来到杭州，见了张静江后，直言奉告道：“蒋主席很生气，他希望你主动辞去省主席的职务，专事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张静江闻言后恼羞成怒，气愤地说：“我偏不辞职！他狠得下心，叫他免我的职好了！”戴季陶等好言相劝。最后张静江说，“免得诸位再为难了，我到河南去见蒋主席！”1930年10月，中原大战已近尾声，蒋介石已胜券在握。张静江到了河南，蒋介石本不愿见他，被陈立夫劝说后，勉强同意见一面。一见面，张静江却说：“好哇，你的架子真不小呀！我从前去见总理，也没有这么难！”蒋介石听到此话，忽地站了起来，勃然大怒道：“我看你在浙江是要独立了！等我把阎、冯打下去，再来打你！”说完，一个转身，疾步而去。张静江朝着蒋介石的背影说：“打阎、冯打了七个月，打我要不了七分钟！”回到杭州的第二天，张静江就把省府秘书长刘石心召来，吩咐道：“给南京发电，我请求辞职。”

无职无权的张静江回到杭州，心中一时很难平静。一天，吃饭时他听到广播上海“一·二八”事变的消息，突然呆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当听到日军已侵占到闸北，悲愤地将筷子重重地拍在桌子上说：“我今生今世，不再食肉！”以此来表达自己反对日本侵略的决心。自此他便吃斋茹素，直到逝世。

1938年8月，国民政府准备迁都重庆，张静江一家和他的侄子张叔驯夫妇由香港搭乘轮船经日内瓦、巴黎寓居美国纽约。在美期间张静江每天除收听华语广播
外，还诵经念佛。有时也会与张叔驯讨论时局，或者由夫人朱逸民推着轮椅到公园散散心。1948年，蒋介石在南京举行宣誓仪式就职总统。许是记起了张静江一生中对他的帮助，特以总统身份，聘任早已不问政事，病居纽约的张静江为“总统府咨政”。当聘任状辗转送到张静江手中时，张静江淡淡一笑：“介石倒还是想着我啊！”1950年9月4日，张静江因心力衰竭在纽约病故，享年74岁，骨灰安葬在纽约郊外一座环境幽静的公墓里。张静江逝世后的第十四天，台湾“国民政府”宣布了对他的褒扬令。同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亲书“痛失导师”挽
词。是时，在台的国民党元老及党政军要人于右任、陈诚、王宠惠、张群、吴铁城、朱家骅等同往灵堂祭悼。蒋介石臂戴黑纱，亲自主祭。此后，在张静江诞辰八
十周年、九十周年和一百周年时分别举行了纪念活动。

陈立夫在追忆张静江先生时写道：“余生而有幸，得亲见我国现代史上三大伟人。……其三日张静江先生，彼既以其富裕之家资，协助国父革命；复以其豪迈之气魄，协助蒋公主持全国建设委员会，以有限之经费，为国家建造若干铁路，开发若干矿产，成立若干电厂及无线电台，并规划导淮灌溉等大规模工程，为实现国父实业计划开其端，其时政府苟能宽筹经费，听其发展雄才，则国家早巳由农业进入工业化了。”

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主席也曾经这样评介过张静江先生：“张静江帮助蒋介石搞‘清党’，但他有经济眼光，经济头脑活络！”